护国战争爆发时，梁启超的父亲去世，但梁为国事，未回乡丁忧。胡汉民得知此事后，作一联讽刺梁曰：“诸葛亮七擒七纵，梁启超三保三无。”“三保”指梁先后保皇、保袁、保段。“三无”则讥笑梁无君、无师、无父，因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不能成功，所以无君；而梁与老师康有为不和，所以无师；现父死不守制，所以无父。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梁启超赴欧考察。国内盛传梁启超此去，有取代陆徵祥出任特使之意。梁到法国后，在李石曾、汪精卫等人为其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表即席演说，将段祺瑞的假参战“隐晦无余”，而遭非议。梁演讲完毕，一位何姓华人当场质问：“梁先生，民众反对参战，是反对段政府参战，因为百姓早看出段耍的把戏是宣而不战，这将会失信于协约国，原来这都是梁先生教诲啊！”何又说道：“民国二年，国会解散，酿成中日外交纷争与帝制运动，这也是梁先生之力！第二次解散国会，您和汤化龙实行拆台手段。挑起南北人的恶感，蜀湘百姓因此饱受战争苦难，这又都是梁先生入阁掌财政的力量啊！”“今天，梁先生远道来法，骗到徐世昌万元川资，是不是又想推行您以前在美国组织维新会的智谋呢，以此来欺骗我们旅法华侨的血汗钱？扰乱巴黎和会专使的次序呢！我们不是早期的美国华侨，没有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今天和你说，法国是自由的地方，不容保皇余孽在此活动，假如您悍然不理，就别怪我们不留情面了！”何某的一番话语，使梁启超尴尬无比。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中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

    黄侃曾说梁启超学问不精，曾对梁演讲中的错误一一抨击：“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彼云：春秋时，楚都武昌，三国时，吴亦都武昌。又举湖北先贤五人，老、庄、屈子、葛相、道安。夫楚凡四都，未尝居鄂；吴虽中徙，乃今鄂城。老则苦县（苦读“古”，今河南鹿邑东）；庄为蒙人；诸葛，阳都（今山东沂南）；道安，扶柳（今河北冀州）……启超乃南海圣人之高足，此段以国史研究为讲题，昔有仲由率尔致哂；今之鲁连，求之不难，可无戒乎？”

    黄侃在课堂上评价梁启超，认为梁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大，至于文章，只是“新闻笔墨而已”。

    梁启超曾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东南大学有学者批评梁启超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完全背离客观的学者态度”，还批评他“治学感情有余而理智不足，在精神上莫衷一是”。

    一次，黄伯易到语文组办公室抄阅参考资料，听到系主任室几位教授正在议论梁启超：“梁启超写先秦政治思想，日本学者已积累了不少资料，顺手拈来都可成书，倒是小石（胡小石）的《中国文化史》不好编。”“梁启超如果继续写汉、魏政治思想，就会感到江郎才尽了。”“我敢担保凭梁启超这副本领，一辈子拿不出来！”顾寔也楞眉怒目地攻击梁启超：“道德经是道家政治思想的精神，梁启超摸不到边，他讲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

    南京宝华山慧居寺的大莲和尚曾当着黄伯易的面对其业师梁启超作了鞭辟入里的评论：“梁启超治学务博而不求精，泥于学古而忽于今用，服膺师训或改弦更张都不彻底，只依违两可之间，因此进退失据。梁启超单独搞政治总是捭阖不定，而且多疑善变，比乃师康长素真是自郐以下了！”黄伯易将此酷评转告了梁启超，梁未加辩驳，只是说出一句：“不错！我梁启超的特点就是善变。”

    东南大学举行国学研究会，会上，有人将话题转到顾寔的《人生二百年》上。梁启超说：“我梁启超一定要活到78岁！”此话引来了教授们的不同意见。吴梅（瞿安）说：“生死何足道！”王朴安说：“未知生，焉知死？”柳贻谋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陈佩君说：“生死事大，无余涅槃。”教授们的人生观五花八门，但在态度上都反对梁的观点。最后陈斟玄（钟凡）调侃地说：“我们顾先生会算八字，让他给梁先生算算！”梁启超说：“我粱启超生平从不迷信！”顾寔大为震怒：“我不像梁启超，我自己算过，我要活80岁零一早晨，最后一早晨要与死神拼命！”于是，大家扫兴而归。

    梁启超曾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佛，一次，欧阳竟无庄严地对梁启超说：“我绝非轻视你梁启超，而是你的文章对青年传染力强——把佛学导入宗教的鬼神迷信。试想想，我们一代应担负何等罪过？”说到此，欧阳不禁老泪潸然。梁启超听罢埋头无语。

    梁启超晚年开始用白话文写作，终生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在《甲寅》杂志中大骂梁启超用白话作文，献媚后生小子。

    夏曾佑对梁启超的学问并不推崇，他指责梁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错处开卷即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