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周易·系辞下》（节选）

    2005年12月6日上午，在法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温家宝总理应邀前往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发表了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总理指出：“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变革中发展进步的。中国古代的哲学经典《周易》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延续发展，虽然在近代曾经一度落后，但又能奋起图强，大步前进，这不是偶然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在于它的刚健自强，在于它的独立意志，在于它的开放包容，在于它的维新变革。中华文明正是通过不断变革而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出自《周易·系辞下》。作为儒家经典之首的，最早叫《易》，到《周礼》才出现了“周易”之名。“周”，东汉郑玄《易论》认为是“周普”的意思，也就是无所不备，周而复始。但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又有人认为《周易》的得名与流行于周朝有关；还有人依据《史记》“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记载，认为乃周文王所著，故称为《周易》。“易”的解释也有多种，但通行的就是东汉郑玄的“三义”说。郑玄《易论》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就是说宇宙万物的存在状态主要有三种：一是顺乎自然的，表现出易和简两种性质；二是时时在变易之中的；三是恒常不变的。如此众多的解释，一方面说明《周易》成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这部著作内蕴的丰富性。

    今通行本《周易》和马王堆帛书本均包含和《易传》两部分。是中国古代卜官（或史官）在长期积累的十分丰富的卜筮记录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一部占筮书，约成书于公元前12世纪的殷末周初。《易传》是对于卦画、卦象、卦辞、爻辞的诠释，约成书于春秋到战国中叶，其间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

    篇首节选的文字出自《周易·系辞下》，阐述了的“通变”思想。“通变”思想是《周易》极为重要的思想之一。这一思想是在解释蓍法时提出的。《系辞传》说：“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就是说，爻象的变化，有变有通；爻象的变通显示了所占之事的性质和变化的趋势，能指导人们趋利避害。又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化而裁之”指对卦爻的变化加以裁节，即使阴爻变为阳爻，阳爻变为阴爻，因此，在这里“变”指的是卦画的变易；“通”指爻象的推移，如上下往来，往还于六位之中。《系辞传》又以乾坤两卦的性能解释变和通，它说：“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乾的性能是主开辟，坤的性能主闭阖。阴爻变而为阳爻，阳爻变而为阴爻。这种开合往复的运动就是“变”，这种对立面的来回推移没有穷尽就是“通”。那么，通变有什么必要性呢？对这一问题，《系辞》也作了充分的论述。这一论述就是篇首节选的文字。这段文字中，“穷”，指尽头、终端、完；“通”指通畅。全句翻译过来，就是“神农氏以后，黄帝、尧舜先后继起。他们会通改变前代的器用、制度，使百姓进取不懈；在实践中神奇地变化，使百姓应用适宜。《周易》的道理是穷极就出现变化，变化就能畅通，畅通就可以长久，所以能够像《大有》上九所说的‘从上天降下祐助，吉祥而无所不利。’”（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这里是以蓍法的变通说解释圣人观象制器所取得的效果，进而说明通变的重要意义。在《易》传的作者看来，事物的发展总是先穷而后变，变而后通，通然后能久，这种对通变的重视和肯定，是对阴阳变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通变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哲学、医学、天文、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及其理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思想领域和政治层面上复古与革新的问题，刘勰所论述的文学发展史的“通变”问题，书法领域内“反经合道”（王文治《快雨堂题跋》）问题，都与《周易》中的通变观有着直接的联系。

    温家宝总理引用《周易》中的这句话，再一次对这部古老经典的不朽思想作了形象演绎，也借此说明了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