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比曹操晚生二十七年，比刘备晚生二十一年，却是三人当中唯一一个贯穿了三国历史三个时期的开国领袖。

    他十八岁便继承父兄志业，大半生雄武蹈厉，任才尚计，纵横捭阖，屈身忍辱，终能自擅江表，成就鼎峙局面。晚年称帝后，又宠信奸佞，枉杀忠良，留下了覆国根枝。“生子当如孙仲谋”，哪些“当如”，哪些不“当如”，委实值得百代详审。

    赤壁之战烟消云散五年后，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曹操再一次亲自率军进攻东吴，兵至濡须口（今安徽无为），孙权也亲自率军到交战一线迎战。那一年，曹操58岁，孙权31岁，两位年龄相差27岁的风云人物第一次在战场正面对垒。曹军先出击，作油船夜攻水中沙洲。孙权派水军围攻，俘获曹军3000余人，对方溺水而死者“亦数千人”。于是孙权转为主动的进攻，数次挑战，曹军都“坚守不出”。孙权便亲自乘坐大船来观曹军营寨，曹操令“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孙权临危不乱，“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一场乱箭战，被移花接木，添枝加叶，改造成了诸葛亮“草船借箭”，实际上孙权才有此作为。

    其后，他又亲乘轻便船从濡须口进入曹军水寨，企图引曹军出战。

    曹营将领请战，曹操不许，令严密戒备，弓弩不得妄发。孙权船行五六里，回转船头时还奏响了军乐，公然挑战，气概鹰扬。曹操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情不自禁喟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双方“相拒月余”，孙权写信对曹操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有一纸附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居然对曹操开展心理战。曹操听懂了弦外之音，不愿重蹈赤壁覆辙，对诸将说“孙权不欺孤”，下令撤军而去。这一次较量，凸显出了孙权的后生可畏，曹操当是口服心服。

    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生于汉灵帝光和五年（182），为孙坚次子。在《三国志》里，《吴主传》裴注引《江表传》说，他诞生时就“方颐大口，目有精光”，使孙坚“异之，以为有贵象”。孙坚死后，长兄孙策“起事江东，权常随从”。他“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始有知名，侔于父兄矣”。15岁任阳羡长，既而又“郡察孝廉，州举茂才，行奉义校尉”。时人刘琬称赞他在四兄弟中特别突出，不仅“形貌奇伟，骨体不恒”，而且“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在长兄身边“参同计谋，策甚奇之，自以为不及也”。孙策本“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出自真心地看好这个二弟，请会宾客的时候常对孙权说：“此诸君，汝之将也。”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临终前把张昭等人召到面前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又叫孙权佩上印绶，殷切寄言：“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

    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当天夜里他就死了，时年26岁。而孙权，时年只有18岁，便承担父兄遗业。尔后半个多世纪实践证明，孙策对孙权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孙权也没有辜负乃兄的临终遗命。

    18岁匆促上台，接手统领一个军事割据集团，孙权的驾驭能力面临严竣考验。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人和处于突出位置。

    原先跟过孙坚、孙策的江东英豪，以及北方来的宾旅寄寓之士，多少有些看不起这个毛头小子，因而“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好在“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处于中坚地位的“老人”（资格老，而非一定年纪老）还甘愿保驾护航，维持住了大局稳定。客观上，中原地区的曹操正与袁绍打过官渡之战，还在继续争夺北方一统控制权，不大抽得出手来向江东地区用兵。孙权足下的江东六郡，西北部还隔着刘表统治的荆州，曹操纵然决意用兵，也颇近于劳师袭远。所以孙策刚死时，尽管动过因丧伐吴的念头，却最终采纳了孙策旧部、时任朝中侍御史的张纮“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的意见，反而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这样的天时、地利，也给孙权带来了改善人和态势的难得机遇，让他比较从容地度过难关。孙权抓住了这种机遇，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委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军，很快使“寄寓之士，得用自安”。他又不失时机地“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或经人推荐，或闻讯自来，诸如鲁肃、诸葛瑾等都投到孙权麾下，受到礼用，他网罗的人才比孙策时更多了。

    于是进一步分兵遣将，讨伐“不从命”者，庐江太守李术成为第一个讨伐对象。李术本是孙策用的人，孙策一死，他不服孙权，反而声称“有德见归，无德见叛”。孙权大怒，一面上表曹操，历数李术的罪过，请曹操不要救援，一面举兵围攻李术所据守的皖城（今安徽潜山）。一攻破“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颇显曹操似的嗜杀烈风。怀柔与杀伐并举，孙权的雄主风范很快展现出来，领袖地位得以确立。

    孙权占有的江东六郡，指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庐江，在汉末属于扬州刺史部，地域包括今之上海、浙江西北部、江西大部和安徽、江苏的南部，大约为后来吴国领土的四分之一。六郡属县多深山险地，长期都被山越人占据。所谓山越，即秦汉时期说的百越，是已半汉化的少数民族。山越人依循血缘关系群居，拥“宗帅”自立，组成若干“宗部”、“宗伍”，大者数万家，小者数千户，凭山踞险对抗官府，拒绝纳税服役。面对长期积聚起来的民族矛盾，孙权先实行“镇抚”政策，收效不大。建安八年（203）孙权西征黄祖，已围夏口（今湖北武汉），由于丹阳、豫章、庐陵三郡的山越人重新暴动，被迫放弃指日可待的军事胜利，回军镇压。他派征虏中郎将吕范平鄱阳（今江西波阳），荡寇中郎将程普讨乐安（今江西德兴），相继告捷。随即委任建昌都尉太史慈领海昏（今江西永修），别部司马韩当为乐安长，周泰为宜春（今江西庐陵）长，吕蒙为广德（今安徽广德）长，让他们镇抚那些山越人多、难以治理的县。韩当在乐安“山越畏服”，周泰在宜春“食其征赋”，逐步见到成效。又派南部都尉贺齐率军征剿不服镇抚的建安（今福建建瓯）、汉兴（今福建莆城）、南平（今福建南平）等县的山越人，“斩首六千级，名帅尽擒，复立县邑”。建安十年（205），重派贺齐讨平上饶（今属江西）的山越人，并且分置建平县（今属福建）。三年间剿抚并用，暂时削弱了山越人的反抗，孙权既稳定了后方，又扩大了地盘。

    内部人和，后方稳定，地盘扩大后，孙权便积极西进，征讨江夏太守黄祖。其所以选定黄祖作为首攻目标，一是为了报父仇，因为献帝初平三年（192）孙坚“征荆州，击刘表”时，“为祖军士所射杀”。二是黄祖部将甘宁投奔孙权后，建言夺取荆州以“渐规（窥）巴蜀”，而夺取荆州当“先取黄祖”，并且宜于抢在曹操南下前起兵。这个意见与鲁肃不谋而合，孙权从战略发展出发，决计打败黄祖。建安十二年（207）亲自率军“西征黄祖”，因母亲病故，只是“虏其人民而还”。十三年（208）再次亲自率军西征，吕蒙、凌统、董袭等将领锐不可当，攻克江夏（今湖北武汉），“遂屠其城”。黄祖突围而逃，被骑士冯刚“追枭其首”，孙吴军队“虏其男女数万口”。这一次又屠城，与八年前在皖城同出一辙，表明孙权在本性上与曹操一样残忍，把私敌、政敌与无辜民众混在一块，不惜滥施杀戮。但撇开这一劣迹，仅从他的战略眼光、决策能力、军事才干看，的确与刘表儿子有云泥之别。占领江夏后，孙权尚未来得及继续西进，曹操就率军南下夺取荆州，并且窥视江东了，孙权又面临更大的考验。

    赤壁之战前后的孙权，才26岁，却表现得相当出色。当年五十三岁的曹操气焰正炽，全然没有把子侄辈的孙权放在眼里，以为恐吓一下便会望风归服。他给这个毛头小子写了一封信，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响震失色”，张昭等人多劝“迎之”。独鲁肃不言，待“权起更衣”，“追于宇下”，劝其“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孙权当即表示：“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他接受鲁肃建议，从鄱阳召还周瑜，一起确定了抗击曹操的方略。孙权当众表明了“与老贼势不两立”的态度，并且拔刀砍座前奏案说道：“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有拒有纳的主见，不屈不挠的气概，决战决胜的意志，在三国众多风云人物中，称得上罕有匹敌。适逢时年47岁的刘备，派诸葛亮来洽谈联合抗曹事宜，孙权慨然拍板结成军事联盟。于是派“（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尽管他没有亲临西线战场抗曹，但决策拍板，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如果他像刘琮一样地“束手”迎曹，无论是鲁肃、周瑜，还是刘备、诸葛亮，全都拿他没办法，“鼎足之形成”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孙、刘联军能够在赤壁以弱敌强、以少胜多了，甚至于三国历史也将无从出现了。非唯此也，而且他还“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今均属安徽）”，在东线发动军事策应。五年后曹操与他在濡须口正面对垒，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喟叹，分明已经另眼相看，把他视作了比刘备更强的一个纷争敌手。

    古往今来，任何政治、军事结盟都是暂时从权的谋略选择，不可能牢不可破，存续期间也注定时起波折，乃至发生冲突、破裂。

    孙、刘联盟自不例外，又有联合，又有斗争。赤壁之战后，刘备上表请准孙权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孙权也承认了刘备领荆州牧的地位，并“进妹固好”，双方的联盟进入“蜜月期”。但夺取荆州、“渐规（窥）巴蜀”已是孙吴既定方针，孙权将南郡借给刘备，只是为了构成犄角之势，共同抗御曹操。他曾遣使去试探刘备，提出要共取巴蜀，却被刘备以“宗室被攻，而不能自救，无面目以立于天下”为借口拒绝了，于是明白了文的一手达不到目的。改用武的一手，派兵向西推进，刘备又部署关羽、张飞等率军阻拦，仍然难以企及巴蜀。其后刘备自己“西图璋”，留关羽镇守荆州，孙权气不忿大骂刘备“猾虏乃敢挟诈”。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取代刘璋，占据益州后，他派诸葛瑾出使讨还荆州诸郡，刘备不答应，竟说：“吾方图凉州（今甘肃、宁夏一带，汉末治所在今甘肃清水县北），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对刘备借地不还，充当“老赖”，孙权怒斥为“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拖延时间）”。于是委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意欲强行接管，又被关羽赶了回来。一而再，再而三受骗受辱，孙权不得不兵戎相见，派吕蒙、鲁肃率众分头进军，自驻陆口（今湖北蒲圻）节度诸军，很快攻占了三郡。刘备慌忙从成都引兵东下公安（今属湖北），又令关羽进至益阳（今属湖南），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迫近决战。恰值曹操领兵入汉中，刘备害怕益州有失，违心地遣使求和。孙权也讲究有理、有利、有节，令诸葛瑾回报，双方才“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百代以下平心而论，孙刘相比较，孙权更有战略家气度，更顾联合抗曹大局，而刘备则器宇太狭小，不讲诚信。后来孙、刘联盟一度破裂，终至引发了夷陵之战，主要责任当在刘备和他的拜把兄弟关羽。

    对曹操一方，孙权一直审时度势，实行又抗争、又隐忍的两手策略。继建安十八年（213）濡须口之战以后，十九年（214）他曾两度亲冒矢石，率军北进。第一次亲征皖城，以吕蒙、甘宁为将督众攻城，一举攻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取得小胜。第二次亲征合肥，未能攻下，撤军路上与部将凌统、甘宁反被“魏将张辽所袭”，差点当了俘虏。幸亏凌统、甘宁等“以死捍权”，近侍谷利又紧随马后，著鞭“以助马势”，骏马越过津桥，他才免去厄运。二十一年（216）冬曹操复攻濡须，次年春孙权即派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借以换得喘息机会。

    二十四年（219）十月，还遣使上书曹操，称说天命，劝其称帝，曹操哂之为“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同年十二月袭取荆州，俘获关羽、关平父子，又向曹操献关羽人头，同时进献贡奉。曹操遂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这样卑躬称臣，目的就是进一步换取曹操欢心，以便减少北方压力，让他能够放开手足去“尽取荆州”，并且得到曹操承认。这决不是真心臣服，而是一种能屈能伸的权谋，终于让他在建安八年（203）首次西征黄祖的十六年后，有效地占领了朝思暮想的整个荆州，成倍地扩张了孙策开辟的割据领土。以小屈换大伸，表明在“与天下争衡”方面，他比乃兄更有能耐。

    不仅对父执辈的曹操如此，而且对同一辈的曹丕，孙权也能忍辱谋国。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次年刘备也称帝，孙权却不肯跟风称帝。相反地，他告诫部属：“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并提出“保己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的问题，要求部属务必以国之“危辱”为大，己之“遗名”为小，切实做到“且深警戒，务崇其大”。身教重于言教，他在以身垂范。所以曹丕一称帝，他就遣使“称藩”，将原先被关羽俘获、后来转到东吴的曹魏宿将于禁一并遣还。曹丕封他为吴王，东吴君臣以为“不应受魏封”，他宽解道：“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尔，复何损邪？”遣使称谢，曹丕又趁机索要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奇珍异物，东吴群臣认为“非礼也，宜勿与”，他也照给不误。他把“彼所求者”比作“瓦石”，把“江表元元”比作“爱子”，问大家“方有事于西北”之际，难道不应该借用“瓦石”，代替人“欲击”之的“爱子之头”吗？看得出，对于大是与小非，大得与小失，孙权把握得相当准确，原则性和灵活性哪一样都不缺少。这样果如所愿，迷惑了曹魏政权，避免了两面受敌，使他得以全力对付蜀汉入侵，为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大获全胜提供了政治保证。

    然而，孙权的卑躬称臣，也有他的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那就是决不能让曹魏政权卡住脖子，弄得全然没有动弹余地。他“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集中表现在“任子”事件上。所谓“任子”，就是人质，让王子作人质。孙权打败刘备后不久，“魏乃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任子”。一旦王太子孙登作了人质，曹魏政权就随时可以拿他性命进行要挟，孙吴从此将无宁日，因而孙权“辞让不受”。曹丕恼羞成怒，遂于魏黄初三年（222）九月三路出兵，直逼洞口（在今安徽和县）、濡须和南郡，孙权赶紧调兵遣将分头抵御。但那时东吴境内“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他又不得不“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其“卑辞”甚至写到，“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今广东、广西一带，治在今广东番禺），以终余年”。曹丕却毫无缓解余地，回书威胁说：

    “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孙）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孙权被逼到死角，只好撕破脸改元黄武，“临江拒守”。

    双方军队水、陆交战，互有胜败，打到十一月仍未决胜负。孙权当机立断，于十二月派遣太中夫郑泉前往永安城，向刘备求和。次年四月刘备死，又“遣立信都尉冯熙聘于蜀，吊备丧”，重新恢复了中断五年的孙、刘联盟。此前一个月，吴将朱桓击败了魏将曹仁，“魏军皆退”。如此反复地斗智斗力，孙权终于由被动转为主动，安然立于不败之地。“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224）乃绝”。陈寿评赞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可以说当之无愧。

    在灵活运用军事、外交手段，逐步开疆拓宇的同时，孙权与曹操相似，相当重视发展生产，以足食强兵。自建安七年、八年（202、203）以降，他便推行屯田制度，设置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系列职官进行管理。东吴屯田也分军屯、民屯两种，屯田兵耕战结合，屯田民专事耕种，免除徭役。屯田区域分布于大江南北，各个屯田基地规模大小不等，例如皖城的屯田兵有数千家，而毗陵（今江苏武进）的屯田民则达数万口。江东田多土少，多用牛耕，耕作技术优于北方。黄武五年（226）陆逊的驻防地域谷少，上表请孙权诏令诸将增广农亩，拓广屯田。孙权答复说：“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父子“亲自受田”耕种，并将驾车的牛改用作耕牛，非唯当世独一份，抑且古今罕见。同时还下令“宽息”，以减轻由于“军兴日久，民离农畔”造成的困难，有利于屯民乐业。类似的减赋、免赋令，黄龙三年（231）、赤乌三年（240）又下达过，的确不是偶一作秀。还注意兴修水利，例如黄龙二年（230）筑东兴堤，遏巢湖水，赤乌十三年（250）开凿堂邑涂塘（今江苏六合互梁堰）。又开凿几条运河，既沟通了内河航运，也方便灌溉。所以在孙权统治期间，东吴境内的农业生产运行比较良好，西对蜀、北对魏大仗小仗时断时续，都能得到比较充足的军粮供应，向东南方向拓展领土也能赖以得到支撑。自嘉禾六年（237）抚越将军诸葛恪平定山越，到赤乌五年（242）将军聂友、校尉陆凯征讨珠崖、儋耳（今海南岛），东吴领土覆盖了当今中国华东、华南地区，总面积约相当于四个当年的江东六郡。

    广积粮，大拓土，缓称帝，同样建都今之南京的孙权虽未提出这个口号，事实上成了元末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老师。曹丕、刘备相继称帝后，他尽管也可跟风，却“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又欲先卑而后踞之”。黄武二年（223）四月，“群臣劝即尊号”，他仍“不许”。他对群臣袒露心迹说，西有刘备，北有曹丕，过早称帝会促使曹魏“速发”，造成“与西俱至，二处受敌”的局面，希望大家理解他的“低屈之趣”。其后不久刘备就死了，魏黄初七年（226）曹丕也死了，蜀汉的二世皇帝刘禅和曹魏的二世皇帝曹叡不仅年轻得多，而且平庸无能，孙权俨然变成了三国君主“老大”。

    在吴、蜀联盟业已恢复的背景下，诸葛亮在公元228、229年的两年内三次北伐，魏、蜀两国忙于攻守，自顾不暇，东吴解除了“二处受敌”的潜在威胁。至此才水到渠成，孙权于公元229年四月“即皇帝位”，改元黄龙。当年五月，蜀汉派卫尉陈震充当特使，来祝贺孙权“践位”，孙权当即表态，灭魏以后“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属蜀，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并且缔结盟约：“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双方则“各守分土，无相侵犯”。这在我国历史上，当是第一个正式互不侵犯条约，现实意义不容低估。它标志着，魏、蜀、吴三国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敌、我、友相对分明的新阶段，孙权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大局的改变，客观上导致了孙权心理态势、行为方式的改变，“存不忘亡、安必虑危”逐渐成为过去时，“老大”自居、好大喜功逐渐成为现在时，突出反映在两件事情上。其一为，黄龙二年（230），即其称帝第二年，时年四十八岁的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夷洲即今之台湾省，亶洲即今之琉球群岛，“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仙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孙权的主观愿望，显然在于效法秦始皇，兴师动众有所过之。但“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仅）得夷洲数千人还”。这也是歪打正着，在中华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第一次有大陆人到达了台湾岛，并带回了数千当时台湾土著民。其二为，嘉禾元年（232）十月，本属魏的辽东太守公孙渊遣使称臣，并献貂马。孙权大喜过望，旋于次年正月诏封公孙渊为燕王，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三月又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为特命全权代表，“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自丞相顾雍以下，举朝大臣“皆谏”，以为公孙渊称臣之举不可相信，“宠待太厚”了，“权终不听”。果不其然，公孙渊将张弥等人都杀了，“送其首于魏”讨好，随去的兵士、资财全占为己有。孙权闻之大怒道：“朕年六十（虚岁实为五十二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打算亲自乘船渡海征讨公孙渊，幸得尚书仆射薛综等切谏，方才忍气作罢。《吴主传》注者裴松之严厉抨击孙权“愎谏违众”，这件事做得“非唯暗塞，实为无道”，点中了死穴。

    从主观上看，孙权的本性原本就是多重组合，只不过称帝以前居安思危，处存虑亡，将刚愎、暴虐、猜疑的恶劣根性时常掩抑着而已。建安九年（204）以“人言卿欲反”的莫须有之罪，杀掉时年29岁，“正色立朝，清议峻厉”的名士沈友，赤壁之战前拒绝接受张昭等人的降曹意见，斫案以示决绝，以及用兵两次“屠城”，都透露出他实有曹操之负面。时移势易，自充“老大”，自然霸气尽显，封建帝王多会有的“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就会任其泛滥无余。他在皇权独尊下实行特务统治，设置校事、察战两职，任用奸佞亲信以监视文武官员。校事吕壹秉“性苛惨，用法深刻”，仗恃孙权的恩眷宠信“渐作威福”，竟至“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使“无罪无辜，横受大刑”，连丞相顾雍都遭无故举罪而软禁起来，江夏太守刁嘉被诬几至受诛。太子孙登屡次进谏，孙权都拒不采纳，“大臣由是莫敢言”。文武官员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上大将军陆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潘濬甚至想假借宴会袭杀吕壹。尽管吕壹终因陷害左将军朱据，恶行败露伏诛，孙权终不肯废除特务职事。处死吕壹后，孙权作出引咎自责的姿态，派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向他们“问时事所当损益”，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功臣宿将都推说“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陆逊、潘濬“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对此，孙权非但不深自反省，反而下诏责备诸臣未能如管仲谏诤齐桓公那样地对他。奸佞受宠，特务横行，造成了忠良缄口，无辜遭罪，以前那种君臣和谐、上下同心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东吴盛极时已寓伏衰亡。

    比特务统治，诬陷忠良更严重的，是皇权独断，株连清洗。封建专制政体从来都靠血缘宗法关系作维系，皇权继承人立嫡以长，就是这条纽带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如果任意违反，难免乱象丛生。孙权222年称王、229年称帝的时候，都遵循皇权礼法，立长子孙登为王太子和皇太子。孙登于赤乌五年（242）早逝，次子孙虑更先之亡故，他便立三子孙和为皇太子，又封四子孙霸为鲁王。

    这样做也维持了长少之序，原本无可厚非，但他偏爱孙霸，竟让鲁王与太子同处一宫，同等待遇，就人为地制造出了宫廷矛盾。一部分大臣认为“礼秩宜异”，他又轻率地诏令二子分宫，各置僚属。孙霸觊觎皇太子位份，私下里拉帮结派，培植死党。循礼还是循私，拥长还是拥少，朝内朝外的文官武将分成了两派。眼看孙霸谋夺太子位的野心越来越昭然，拥长派的时任丞相陆逊、太常顾谭、太子太傅吾粲等多次陈述长少之义，力主礼不可夺。孙权却听信拥少派的全寄、杨竺“譖诉日兴”，将吾粲下狱诛杀，将顾谭流放到僻远的交州（今广东番禺）。

    长少争斗愈演愈烈，使孙权深感“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他就产生了“改嗣之规”。赤乌九年（246），不问是非曲直，先幽闭了太子孙和。拥长派的朱据、屈晃、陈正、陈象等上书“固谏不止”，“权大怒，族株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还派宦官去责备陆逊，致令功勋卓著的陆逊忧愤成疾而死。到赤乌十三年（250），进一步废除太子孙和，群臣由于进谏遭到诛杀或流放的多达数十人，“众咸冤之”。同时又将孙霸赐死，拥少派的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也以“阴共附霸，图危太子”治罪，寄、安、奇尽诛，“流竺尸于江”。然后改立少子孙亮为太子，孙亮当时才十岁，“童孺而无贤辅，其替位不终，必然之势也”。继承人这样换来换去，亲生儿子或废或杀，株连诛、放的大臣好几十个，致令吴国大伤元气，都是孙权仗恃皇权独断专行惹的祸。所以裴松之拿晚年孙权与袁绍、刘表进行比较，抨击他“既以（已）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

    废孙和、杀孙霸、立孙亮两年后，太元二年（252）夏四月，孙权死，时年71岁。死后28年间，吴国经历了孙亮、孙休、孙皓三个后嗣之主，于公元280年被西晋所灭，三国分峙的历史由兹划上了句号。纵观孙权的一生行状，早年、中年不愧为一代雄略之主，韬略和功业仅次于曹操，刘备不能比并；晚年则是一个昏暴帝王，昏过了袁绍，暴过了曹操，刘备没有他这样的毛病。假若曹操晚于他，未必还会兴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南宋词人辛弃疾一再讴歌“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生子当如孙仲谋”，也只是敬佩他“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有感于赵氏小朝廷的无作为而发。撇开“生子”的寄托，只看孙权的一生，判若两人实为一人，岂止是封建帝王才可以引为鉴戒？扯远了，不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