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勇将蜂起，关羽和张飞都以“万人敌”著称，关羽尤其绝伦逸群。但他并没有更多过人之处，算不上卓越的军事家，并且毛病、过错不少，身首异处以后竟与孔子并列，成为文、武两大“圣人”。
考其历史流变，族群、宗教、皇权、帮会四大社会元素使然，此关羽已不是彼关羽，彼关羽虽死此关羽却不会死去。
中国历史上，极为个别的出类拔萃专门人才曾被尊称为“圣”，例如“医圣”张仲景，“棋圣”严子卿，“诗圣”杜甫，“茶圣”陆羽。然而，最高层级的“圣人”是孔子，他作为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创始人，在其身后儒学被尊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大背景下，荣膺“大成至圣先师”的殊荣，至今仍有国际性深远影响。他的再传弟子孟子，则被尊为“亚圣”。与这些文化巨人大不一样，三国时期的蜀汉名将关羽，身后也被尊为“圣人”，并且以其“武圣人”独尊地位，与“文圣人”孔子一般高，足以令人惊叹莫名。
关羽（公元？—219）字云长，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人。年轻时爱管闲事，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拔刀挺身相助。因为杀了本县的县令及其妻弟，出逃到涿郡（今河北涿州市），结识了当地人张飞。适逢同为涿郡人的刘备招兵买马，他便同张飞一起投奔了刘备，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刘备作了平原相，就让他俩当别部司马，分统部曲。《三国志》本传说，刘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演绎为“桃园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而到了稠人广坐场面，他俩又充当卫士角色，“侍立终日”，不讲待遇。开初那些年刘备名微众寡，势单力薄，在徐州被吕布打败而投曹操，他俩都追随左右，“不避艰险”。经过十几年周旋，直到建安四年（199）刘备脱离曹操，跑到徐州打出反曹旗号，关羽才第一次单独守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代理太守职务。
建安五年（200）曹操东征，刘备惨败，丢下了关羽北投袁绍，关羽被曹军俘虏，带回许都。那时候曹操逐鹿中原，广罗人才，看中关羽的勇猛善战，极想把他收到麾下，便破格给了他一个偏将军头衔，礼遇十分优渥。但关羽不为所动，流露出了“无久留之意”，曹尝派张辽前去试探。关羽告诉张辽：“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张辽如实回报曹操，曹操感叹道：“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当年二月，袁绍发兵十万南下与曹操决战，派大将颜良与刘备一起作先锋围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四月，曹操派张辽和关羽作先锋，反击袁军。两军遭遇，关羽望见颜良的麾盖，立即策马当先，“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白马解围之后，曹操即时上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而且重加赏赐。关羽实践了“立效以报曹公”的诺言，“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奔往袁军营中寻找刘备。曹军一些将领要求追杀他，曹操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这一段特殊经历，经过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回浓墨重彩的铺陈渲染，就变成了预约三事、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会古城主臣聚义系列故事，其实好多故事原本是没有的。其中，封汉寿亭侯，也不像后人所想象的那般显赫。按东汉爵位制度，承秦爵二十等封列侯（原称“徹侯”，避汉武帝讳改），“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
（见《后汉书·百官志》）。亭侯是最低等级的侯爵（后诸葛亮为武乡侯，乡侯比亭侯也只高一等）；十里一亭，十亭为乡，亭侯受禄有限。但封为亭侯毕竟也不容易，曹操肯表封关羽亭侯，的确表现爱才心切。而关羽对于一切封赏既不心动，也不带走，一心一意忠于刘备，的确属于古人不可多得的忠义行为，值得后人称美。
回到刘备身边后，从脱离袁绍，依附刘表，直至赤壁之战的八年期间，关羽都没有见诸史籍的突出事迹。但他的忠义，定然加固了同刘备名为主臣、实如兄弟的特殊关系，即便在刘备请出诸葛亮，自诩如鱼得水后，他在刘备集团稳为二号人物的特殊地位也从来无人可以挑战。借孙、刘联盟之势，刘备成为赤壁之战的最大赢家，占领江南诸郡，封拜元勋，关羽位居第一拜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独自分兵坐镇江北。刘备西取益州，又“拜羽董督荆州事”；所谓“董督”就是统领，主管，诸葛亮实际作他的副手。军师中郎将庞统在蜀身亡，刘备急召军师将军诸葛亮带领张飞、赵云入蜀增援，于是，关羽更是位居方面，独当起了刘备集团一半基业。
位益尊，权益重，留下的人全都必须唯命是从，就使他先前并不十分显露的骄矜自大之气凸显出来，滋长成为骄傲狂妄，目中无人。建安十九年（214）马超向刘备“密书请降”，率军自汉中直抵成都，成都守军惊恐失措，十天后，刘璋便向刘备投降。刘备封马超为平西将军，关羽认为他“旧非故人”，私心不悦，迅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明白关羽骄气凌人，也不好批评，只能进行精神贿赂，回信答称“孟起（马超的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汉初）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的字）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关羽一向以美髯见称，号称“美髯公”，因而诸葛亮以“髯”字代称。关羽览信大喜，硬以为自己真是旷绝古今，独一个的超一流名将，得意忘形到把信拿给宾客传看，以满足虚荣心。究其实，他与张飞难分出高下，曹魏主要谋士之一的郭嘉早对曹操说过：“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
另一谋士刘晔也说过：“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陈寿评价他们，同样相提并论：“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关羽既缺乏自知之明，又为了抬高自己，贬低马超，竟连一同起事的“兄弟”张飞也不惜搭上，实在有悖于义。其后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有此前车之鉴，甚至担心关羽遥闻黄忠同列，“恐必不悦”，刘备只好说“吾当自解之”。可见除了刘备，无人再敢招惹关羽。
关羽从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开始，就“董督”荆州，前后历时八年之久，毛病日益深沉。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地当军事要冲，历来都是四战之地。魏、蜀、吴三方分峙局面渐趋形成，荆州更加成为三方必争的枢纽之地，关羽如何履行“董督”重责，无疑至关重要。按照“隆中对策”以来的既定方针，他理当尽力维护与东吴的睦邻友好，但一直以来，他都缺乏这种必不可少的战略认知，老是配合刘备耍赖，充当黑脸角色。幸亏当时东吴的西线主帅鲁肃坚定维护孙、刘联盟，软、硬两手运用适度，小冲突才没有演变成为大翻脸。即便如此，关羽还是不明智，悍然得罪了孙权。建安二十年（215）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后不久，孙权曾遣使面见关羽，提出让关羽女儿同自己儿子结婚，再搞一次政治联姻。当初刘备都可以上门迎娶孙夫人，这一次，关羽却不识大体，不顾大局，扬言“虎女岂能嫁犬子”，辱骂来聘的使者，拒绝许婚。孙权一壁头碰得鼻青脸肿，怒不可遏，自然加紧了夺取荆州的步伐，待吕蒙取代鲁肃主持军务，就演出了“白衣渡江”那幕活剧。其间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关羽如此得罪盟友，已经给他留下祸根，不仅遭到了丢失荆州、丧失性命的现实报应，而且导致孙、刘联盟一度破裂。
对盟友尚且如此蛮横无理，因小失大，对部属，对位居己下的同一集团中人，势必就更加不可一世，轻慢无度了。其结果，造成了他在集团内部人缘太差，一旦有事便抽底火。关羽攻襄樊，以及败走麦城时，几次要求近在上庸（今湖北竹山县）的刘备义子、副军将军刘封和宜都太守孟达“发兵自助”，刘封、孟达都“不承羽命”。吕蒙、陆逊袭取荆州时，素遭关羽轻侮的刘备妻弟、南郡太守糜芳和将军傅士仁，也相继拱手投降，献出江陵、公安，断了关羽退路。众叛亲离到这种程度，也只能叫做“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民间述闻都说关羽“大意失荆州”，究其实，被吕蒙、陆逊麻痹，把原先留守江陵、公安后方的部队调往襄樊前线，使后防空虚，给了吕蒙“白衣渡江”可乘之机，大意确有一些，却决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骄狂自大，刚愎自用，外失盟友，内失人缘，自己播下了败亡恶果。
不过，是非功过不能互掩，关羽确实颇能打仗。建安二十四年（219）八月，就任前将军未久，他便抓住刘备占领汉中的有利时机，主动发兵进攻樊城，把曹魏大将曹仁围困在城内。当时曹操刚从汉中败退到长安，听说曹仁危急，立刻派另一大将于禁率领七军驰援。时值大霖雨，连下十几天不断，引起汉水暴涨，决堤泛溢，将不及逃避的七军悉数淹没。于禁带着极少侥幸获生者避到高处，关羽乘大船赶到，迫使于禁俯首投降。曹魏勇将庞德力战不屈，船覆被俘，仍立而不跪，大骂拒降，被关羽杀掉。关羽趁水势，进一步把樊城围困得水泄不通，曹仁及其数千将士几乎成了瓮中之鳖。关羽又派出一支部队，把魏将吕常据守的襄阳包围起来。一时间，关羽的威名响震华夏，曹操治下的梁、郏、陆浑（今河南中西部）等地的郡县长吏相继反水，接受关羽的节制。曹操相当恐慌，拟议从许都迁徙到洛阳。幸得司马懿、蒋济等人献策，认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以派人去向孙权许诺“割江南”作为封地，换取孙权出兵“蹑其后”，达到“樊围自解”，才没有仓皇迁都。
曹魏的离间拉拢，正遇上孙吴方面吕蒙、陆逊已经着手袭取荆州，于是一拍即合，两面夹攻关羽。吕蒙“白衣渡江”，糜芳、傅士仁不战而降，江陵、公安迅速落到孙吴手中，关羽背后已无依托。
正面襄樊战场上，曹魏名将徐晃率领的援军也赶到了，关羽不能克，只好求自保，“引军退还”。这一次北伐大仗，是关羽平生作为主帅，亲自策划、亲自指挥、亲自上阵打的第一次大仗，开局确实所向披靡，将他的威名推到了顶峰。只可惜，顶峰也是命运转捩点，一旦腹背受敌，后退无路，便跌落到谷底。当年十一月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于临沮（今湖北远安北）被俘，与子关平一同被杀。英雄末路，比四百多年前的项羽败走乌江犹自不如，一生的结尾打上了一个悲剧句号。
关羽被俘遇难后，孙权把他的首级送给曹操，曹操下令厚葬。
刘备一听到噩耗，就“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谁也劝阻不住。
张飞自然要从征“伐吴”，“当率军万人，自阆中（今属四川省南充市所辖县级市）会江州（今重庆市中心城区）”。临到发兵前，“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也以悲情结局走完了生命历程。这些情况都说明，关羽之死影响巨大，牵连到了鼎峙纷争的三大集团。最大的影响在于宣告孙、刘联盟破裂，蜀、吴之间爆发了夷陵之战，三国历史进入另外一个格局。刘备战败之后死在永安城，虽然与关羽之死、张飞之死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同年同月同日，但从历史风云变幻看，确可以看作社会意义上的同年同月同日。尽管如此，在刘备生前，并没有给予关羽任何一种超常哀荣。直到后主景耀三年（260）秋九月，即关羽身后41年，才被追谥为壮缪侯。同时受追谥的还有张飞、马超、庞统、黄忠，关羽除了名列第一，没有任何特殊。其后20年，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历史结束，时年48岁的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事，编撰《三国志》，仍然只是将关羽同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并列一传，而没有像对诸葛亮和陆逊那样单独列传。在总评里，还总是把关羽和张飞拉在一起说，既赞扬他俩“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并有国士之风”，又尖锐批评“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样的评语，在《三国志》中，充其量只能算中上档次。
身后开始受钦敬追捧，是在南北朝期间，距关羽之死已过300年。这300年中，取代三国实现一统的西晋王朝非常短暂，公元316年就被东汉以来入居内地的非汉民族推翻，司马氏后人司马睿向南逃跑，在三国时分属蜀、吴两国而版图略小的范围内建立了东晋政权。东晋政权维持到420年，又被刘裕所取代，晋换为宋，是为南朝之始。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个小王朝，由汉族军阀、世族相继主控，所占领土渐次缩小得不及三国东吴，苟延残喘至589年陈被隋灭，遂告终结。而在中原地区和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早在西晋未亡将亡时，氐族人李特已于303年建立成政权，匈奴人刘渊也于304年建立汉政权。从西晋末到刘宋初的130余年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以及汉族不同分支、不同世系的人建立的割据政权多达20余个，其中的前、后二赵，前、后、西三秦，前、后、南、北四燕，前、后、南、北、西五凉以及成、夏政权实体，史称“五胡十六国”。分治纷争到439年，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地区，是为北朝之始。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刘宋军队北伐，初胜终败，从此确立了北强南弱、北盛南衰的基本格局。历经东、西二魏和北齐、北周，延续到581年周禅于隋，北朝方告终结。自秦灭六国，汉代秦兴，形成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垂400多年，像这样的由好几个族群长时期割据分治，交错纷争，非唯前所未有，抑且连400余年后的“五代十国”也不好相提并论。
新现实矛盾万端，必不可免地会拷问当时人，促使他们作出反应。
南朝的统治阶层是汉族人，他们早就习惯了把其他民族视为夷、蛮、戎、狄的“非我族类”，当时统称作“胡”。历史性地看，并不宜过分责备他们，他们没有学过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民族平等，总是把汉族当成“中国”老大。他们以后的一千多年，汉族人老讲“五胡乱华”，甚至时至当今，一些号称尊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界人和官场中人，口头上会讲反对大汉族主义，骨子里仍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弹着那种老调。所以说，不宜过分责备南朝人。但他们积弱既久，有心驱“虏”，无力回天，便把“恢复中华”的精神诉求寄托于英雄崇拜，从距他们最近的三国历史寻找英雄。这样的精神寄托与正统观念掺合起来，他们由自认南朝政权才是汉族中央政权的正统承续，认定唯有蜀汉政权才是先前的同序正统，因而舍同在江东的东吴周瑜、陆逊于不顾，选中了蜀汉关羽、张飞作为英雄偶像。
那时候，主要着眼点多在“万人敌”，因而常将骁勇善战的关羽、张飞合在一起追捧，也有特别崇拜关羽一人的。据《宋书》、《南史》记载，诸如刘宋时的勇将薛彤、高进之，萧齐时的勇将桓历生、蔡道贵，都被人比作“关张”；而刘宋时的勇将安都单骑突入敌营斩叛将鲁爽，则被人比作关羽斩颜良，陈时名将萧摩诃更以“关羽再世”自我称许和为人称道。与此相映成趣，据《北史》等史籍记载，前秦的勇将王飞、邓羌，北魏的勇将杨大眼、薛延伯等，同样以关羽作比，并不认为“非我族类”。如此奇妙，似不可理解实可理解，就同尔后唐、宋、元、明、清1400余年一样，汉族统治阶层往往越衰弱时越推崇关羽，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却是入主中华后备加讲究推崇关羽，俨然成为一种中国传统特色。统治思想融入了民间，得到广泛的认同，宋、元以降关羽就成了中华多民族所共认的第一名将。
与族群精神寄托催生的英雄崇拜几乎同时，都有民俗化选择的佛、道两大宗教，先后把关羽请进自己的教门供奉，佛教在其间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关羽生前的福祸交集之地荆州江陵一带，神祠尤其昌盛。《宋书·陆法和传》记载，陆法和得到神灵相助，虏获任约，传说将神灵与关羽相连。唐人董侹撰《贞元重建庙记》，不仅认定这件事，而且还说在陈废帝光大年间（567—568），佛教天台宗四祖智凯从天台山来到当阳玉泉山，坐禅于乔木之下，夜梦关羽显灵。传说智凯为弘扬佛法，在玉泉山修建显烈庙安置关羽，从此关羽护佑一方，成为佛寺护法伽蓝，所写的关羽玉泉山显灵即由传说演绎而成。民间还流传另外一个说法，说是佛教禅宗五祖弘忍之徒神秀，因为作偈输给了慧能，便于弘忍圆寂后另立禅宗北派，以与慧能的禅宗南派对立。神秀在当时玉泉山立庙，供关羽为护法伽蓝，声势大振。从此以后，禅宗和天台宗都争奉关羽，南北各地的佛寺宝刹多以关羽为护法神，历朝积代，达到了“中原有地皆修祠，故土无人不荐香”的地步。
道教尊奉关羽虽比佛教晚，但后来居上，层次更高。集中表现于，借用皇权来凸显关羽，把关羽抬到凡人难及的尊崇地位。唐、宋帝王都尊道，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指李耳，即老子）……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见《唐大诏令集》），唐高宗李治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已开追尊非皇室人为王为帝之先河。宋代国势虚弱，先后受北方辽、金侵凌欺辱，政治上、精神上都有借古喻今，宣扬义勇的需要，皇权需求与宗教灵应结合起来，关羽竟成为不二人选。宋哲宗赵煦首封关羽为显灵王，宋徽宗赵佶又先后封关羽为崇宁真君、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神号和王号由兹附于关羽一体。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宋高宗赵构依样画葫芦，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王，宋孝宋赵昚则改封关羽为英济王。蒙古人入主中原，接受汉文化，同样要彰显义勇精神，元文宗图贴睦尔来了一个大凑合，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创下关羽王衔谥号的新高。明神宗朱翊钧更升了一级，万历十八年（1590）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自兹称“关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从兹称“关圣”。其间不动声色地发生一种微妙变化，就是“忠义”取代了“义勇”。其政治背景在于，当时明王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皇权亟需“伏魔”、“护国”。而在道教体系中，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又称为荡魔真君，与华光大帝、赵公元帅、温琼元帅并称为“护法四元帅”。他既是武神，又是财神，还具备司命禄、佑科举、祛病除灾、驱邪避恶、诛伐逆乱、纠察冥司、庇护商贾招财进宝的法力，因而受到广泛膜拜。
清代满族帝王虽然不信奉道教，但从入关前开始，就从皇权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地认同集忠义节气于一体的关羽。清世祖福临与蒙古族诸汗结为兄弟，就明确地宣示：“亦如关羽之与刘备，服事唯谨也。”因此，顺治元年（1644）便将关羽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他们还认为，满族帝王入主中原多赖关圣帝君的神佑，应与孔子同样尊崇，故以孔子为“文圣”，关羽为“武圣”。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二年西巡途中，特意拜谒关羽祖籍山西解州关帝庙，题赐“义炳乾坤”匾额。雍正四年（1726），清世宗胤祯别出心裁，又追封关羽的远祖、祖父、父亲为公爵。自乾隆以降，历嘉庆、道光两代，关羽的谥封增加到了二十六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关圣大帝，显赫到了登封造极。帝号无以复加了，清文宗奕乃在咸丰五年（1855）追封关羽远祖为光昭王，祖父为裕昌王，父亲为成忠王。清承明制，祭关圣大帝列入国家祭典，连清廷皇宫也供奉着关羽神位。
族群、宗教与皇权三位一体，纠葛互动，深层的文化根基在于儒家思想。孔子宣仁讲义，孟子说得更为明白：“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照孟子所说，儒家思想最高的道德行为准则就是“仁义”，二者既可合言，又各有其涵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或者“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章句上》），就揭示了“仁”主要侧重于规范人的精神诉求，“义”主要侧重于规范人的行为趋向。
孟子还说，“仁之实”突出反映在如何“事亲”，“义之实”突出反映在如何“从兄”（《孟子·离娄章句上》）。自汉代“独尊儒术”，经汉儒改造过的儒术政治、人伦指导思想“三纲五常”，本源都在其间。用以看三国名将，实事求是地就“义”讲“义”，曹魏的张辽、徐晃，蜀汉的赵云、姜维，孙吴的周瑜、陆逊等人，都可以与关羽一较高下强弱；但他们没有“从兄”这一条，再加上魏、吴不算“正统”，所以都沾不上边。张飞虽然有“从兄”这一条，并且同属一个阵营，但没有“身在曹营心在汉”，败走麦城不屈死那样的特殊经历，因而也归于淘汰之列。唯有关羽的毕生行为趋向，可以充当“义”的样板诠释符号，故尔他成了不二人选。与孔子相附，孔子主要是精神师表，诠释了“仁”，理所当然算“文圣人”；而关羽则被捧为行为楷模，诠释了“义”，顺理成章地罩上了“武圣人”光环。正由于这个缘故，千百年以来，特别是明、清以降，统治中国的思想文化核心主题一个是“文圣人”孔子代表的“仁”，一个是“武圣人”关羽代表的“义”，而且“武圣人”关羽及其代表的“义”更广泛、更深远地影响民间。
其所以更广泛、更深远地影响民间，从清代到民国，还不能忽视帮会的介入和作用。清初的不少前明遗民，抱着狭隘而又执著的族群偏见和正统观念，竭尽志力地追求“反清复明”，天地会和白莲教就是其中的两大帮会组织。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说，天地会又称“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亦称汉留，始倡者为郑成功等人”。其起源还有别的几种说法，历来众说纷纭，迄今还不能独取一说。但陶成章说的“凡所谓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非天地会之支派”，其活动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众基础相当深厚，历来既有革命性又有破坏性却是可以相信的。其中的哥老会俗称“袍哥”，发端于四川，流布于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区，踪影遍及全国，颇能代表天地会的会规和习俗。
从清初到民末，袍哥组织扎根于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军阀政要、富绅巨贾，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依不同社会身份分别归属仁、义、礼、智、信五大堂口，以开山立堂、歃血盟誓、义结金兰的方式纠结为帮会。各个袍哥堂口共同供奉的主神，就是“武圣人”关羽。袍哥开山堂要烧三把半香，一把香表示效法春秋时期的羊角哀、左伯桃结为生死之交，二把香表示效法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把香表示效法北宋的梁山一百零八将，另外半把香表示对于隋末唐初的瓦岗寨结义英雄单雄信拒不投唐，临刑前只有秦叔宝一人到法场哭祭送别的追怀。开山立堂仪式开始后，正、副龙头大爷要率全堂哥弟望空遥拜，赞《迎圣令》：“恭迎圣驾，銮卫遥临；桃园千古，帝君一人。恭维圣帝，万世人杰；大义参天，于今为烈！”经过一系列仪式之后，各归位次，香长还要传《汉留道令》：“天下袍哥是一家，汉留大义总堪夸；结成异姓同胞日，香堂盛开棠棣花。”十分明显，袍哥崇拜关羽，高举的旗帜正写着“义”字。袍哥的“义”自然包含了忠义、仁义、节义，但精要在于侠义，亦即所谓“江湖义气”。这“江湖义气”，历来远不只是袍哥讲，而是天地会之类的帮会一概都讲。从清初到民末的两百多年间，帮会组织比宗教、皇权更具社会渗透性，因而“江湖义气”也更具民间亲和力，江湖“关圣人”并不完全等同庙堂“关圣人”。
生前“万人敌”的关羽，演变为身后“武圣人”的关羽，脉络大体上理清楚了。显而易见，由族群、宗教、皇权合力打造出来的“武圣人”关羽，尽管闪现着三国历史上的那一个具体的“万人敌”关羽的影子，但二者之间决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原型与再现关系。同样是后来打造，庙堂版的“武圣人”关羽，也与江湖版的“武圣人”关羽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因为帮会对庙堂从来就是有即有离，相同的话语用辞涵义并不完全一致。族群也好，宗教也好，皇权也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那样热衷于打造“武圣人”关羽，把他神圣化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举世无匹的状态，排除其间固有的特殊利益成分，应该说，时至于今乃至于百代以后，诸如精忠报国、取义成仁、勇武刚毅、诚信劲节之类的道德行为激励，仍不失为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在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基准线上，江湖与庙堂都可以保持心气相通。
然而，历代封建统治阶层多曾因袭传沿的那种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灌输臣民的是一套，放纵自身的是另一套的虚伪根性和丑恶作派，又常使“义”字旗号蒙尘或污损。一个殷鉴未远的史例，距今不过百把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避难，途经山西时，晋商“日德昌”商号承担起了全部费用，还送给他们不菲的旅资，事后慈禧赐匾“急公好义”嘉奖。但随之而来，清政府和地方官加重了对晋商的“公义”摊派、侵吞和私相勒索、占取，致使一部分晋商相继倒闭，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营银行“日升昌”商号。恶风流弊，非止一端。江湖版同样带着不少先天缺陷，迄今犹存的哥们义气就与侠肝义胆、见义勇为并不同一，拉帮结伙、恃强凌弱、掌红吃黑、逼良助恶更与帝王将相者流的类似行径出自一辙，充其量小巫见了大巫。对所有负面存在，关羽都不能担负责任，只能由崇拜“武圣人”的人善加鉴别。
有媒体宣称，“武圣人”崇拜传衍到当今，业已波及160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关帝庙业已发展到数以万计。其中档次最高、规模最大者，在关羽的祖籍山西运城解州，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每年九月间都要举办“关公文化节”，按照民间方式举行隆重祭祀。当地还打算，效法山东曲阜给“文圣人”孔子制作标准像，也给“武圣人”关羽制作标准像。我无法核实报道内容是否确切，也无心对于相关举措略陈刍见，我竭诚尊重信仰的自由。但就我所知，如今遍及城乡的关庙香火繁盛，不少人甚至把关羽塑像请进了商厦、酒楼、吧厅和私宅供奉起来，祈祷的主旨却大都是神佑招财进宝、走运升官，而不是什么忠义仁勇。我还从历史事实得出一个印象，即便在把关羽神圣化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大清王朝，“武圣人”也没有满足庙堂和江湖基本的愿望。因而我认为，把关羽请下“圣坛”，让他恢复三国时期那个“万人敌”关羽的真实形象，更有利于今人和后人学他什么，不学他什么。顺便提一句，孔子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