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中国”并非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的中国。魏、蜀、吴分峙割据，却都把一统天下当作立国目标，因而迥别于古往今来专事分裂的政治实体。三国历史特出的文化价值，不在提供了多少史鉴范本，而在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最终打造成型，阶段性地发挥出了超越秦、汉的催化作用。

    读三国历史，总体性地会遇到两个潜在问题：其一为，孙、刘联合抗曹，假若实现了灭曹目标，相互之间又将如何？其二为，曹操东征乌桓，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孙权多次派兵镇压山越人，都关涉到民族问题，对之又该怎么看？这两个问题，都紧扣着中华民族国家的前世今生，因而还牵出了第三个问题：三国时期所说的“中国”，与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到底存在什么关系？

    第一个问题诚然是假设。实际的历史演变早已彰然揭示，不是魏、蜀、吴，而是司马氏的晋结束三国纷争，实现天下一统。那个一统却相当短暂，就被更加四分五裂的南北朝另行取代，其间并未显示什么“合久必分”。然而曹操、刘备、孙权全都不是星相家或预言家，他们及其继承人在世之日，从来都未料到会是那种走向。

    相反地，如今假设出来的问题，在孙、刘两方的的确确实际存在着。蜀章武三年（223）刘备病逝未久，诸葛亮派遣邓芝“修好于权”，孙权就作过试探：“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邓芝当即开诚布公地答道：“夫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孙权开怀大笑：“君之诚款，乃当尔邪！”这一番外交对答表明，一旦假设变成为现实，联合抗曹的两个战略合作伙伴就不再是合作关系，而是敌对关系，必然将兵戎相见，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同时意味着，孙、刘两方的裂土割据，决非他们分别立国的终极目标，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要一统天下。在这个终极目标上，他们的共同敌人曹魏方面，从来就是十分明确的。因此，曹、刘、孙都不同于袁术、刘表、公孙渊那样的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专事分裂而不思统一。两种“分”，形似同而实迥异，根本区别就在是否依归于“合”。无论古往今来，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说，是否以追求“合”、维护“合”为终极目标，都是鉴别从政者和为政者的政治态度前进还是倒退的一条基准分界线。正因为如此，才不宜简单地着眼于三国分峙之形，认为是对秦、汉统一的悖逆和倒退。

    如何看三国，无疑有多重审视维度，民族问题即为其一。现今由56个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并非从来就有的，而是经由数千年的社会变迁、人口流动和种族混合，逐步演进产生的。作为这个民族大家庭里最大族群的汉族，亦非从来就有的，而是经由从远古到夏、商、周、秦的历次大规模民族冲突、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到西汉时期才杂交形成的。这其间以及尔后长时期内，汉族占据着黄河、长江之间开发程度相对最高的广袤土地，相继建立起了秦、汉那种睥睨天下的中央王朝，在中华文明发展和中国历史进程当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现今中国版图的其他地区，历来还居住着众多的其他民族。那些民族或部族也建立过若干自为地域中心、区域中心的国家形态或准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在相互之间，尤其与中央王朝之间，历来都保持着臣服、依附、冲突甚或敌对的错综复杂关系。魏、蜀、吴三国虽非中央王朝，却都承续着中央王朝衣钵，要面对和处理与各自周边的其他民族，乃至各自境内的少数民族的非恒定关系。无所正视或处理不善，就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国家安全，这就演生出了不少历史故事。

    北方的曹魏国境线最长，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也最复杂。其东的辽河以至黑龙江、鸭绿江流域，居住着乌桓（或作乌丸）、夫馀、挹娄、高句丽等民族和部族，乌桓势力较强，当时与鲜卑同称“东胡”。东汉末年，乌桓分化为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三大部族，辽西乌桓大人（领袖名号）蹋顿“总摄三王部，众皆从其教令”。袁绍与公孙瓒争夺幽州的时候，蹋顿遣使见袁绍要求“和亲”，并派兵“助绍击瓒，破之”。袁绍死后，袁尚、袁熙率残部逃奔三郡乌桓，“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后汉书·乌桓传》）。乌桓势力坐大，对曹操南下以图荆州、江东形成后顾之忧，便采取征服政策，于建安十二年（207）亲自率军东征。大战于柳城（今辽东朝阳），“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继之以强迫迁徙分散政策，将降者“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旅居中国”，以加速其强制同化。还从中抽取骠壮将士补充兵力，“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从此，三郡乌桓兵成为曹魏军中的“天下名骑”。到建安二十三年（218），徙入并州代郡的乌桓人造反，曹操派其四子曹彰率军征讨，“大破之，斩首获生以千数”，“北方悉平”。

    长城以北的匈奴民族，先秦时期就是燕、赵等国的强大对手，西汉政权长期交替运用武力征讨和“和亲”安抚两手，与之周旋共存。东汉年间南匈奴内附，徙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即今宁夏、陕北、晋北一带。到东汉末年，并州境内的匈奴人有三万余落，十余万众，趁中原大乱不时进扰河内诸郡，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就是那时候被掳掠去的。初平三年（192），曹操在内黄（今河南内黄县西北）打败了於扶罗单于率领的匈奴人。兴平二年（195）於扶罗死，其弟呼厨泉继任单于，曾出兵帮助袁绍逐鹿中原。一直到建安七年（202），曹操派钟繇率军讨平，呼厨泉单于才归附曹操。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吞灭袁绍的外甥高干，委任梁习作并州刺史，梁习剿抚兼用，加强了对南匈奴的控制。一是“礼召其豪右”，让其在地方政府供职，诱使他们脱离部众。二是强征身强力壮的匈奴人作“义从”、“勇力”，替曹魏出征打仗。三是安置“降附者万计”，“同于编户”，“勤劝农桑”，逐步习惯农耕生活。四是“稍移其家”，先后把上万口匈奴人迁往邺城，既扣作人质，又促其汉化。五是“其不从者，兴兵致讨”，前后“斩首千数”，形成威慑效应。到建安二十一年（216），连呼厨泉单于也在朝见时被扣留在邺城，而让左贤王去卑回去监领其部众。随后又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曹操将南匈奴切割为五部，每部各遴选一名匈奴贵族担任大帅，并派去一名汉人担任司马，实地监督。各部帅的家属统令聚居于晋阳（今属山西），侯王以下的部众一律降为编户齐民（见《晋书·北狄匈奴传》），强使融入汉人生活。到魏末，匈奴人部帅称都尉，连职官称号也改变了原有的符号。其实施结果，极大地淡化了匈奴民族的文化传统，加速了群体汉化的进程。

    鲜卑族也是“东胡”一支，汉末逐渐取代匈奴的地位，成为北方塞外最大一个民族。曹魏政权对这个新兴强大民族，采取了既不同于对乌桓，又不同于对匈奴的两手并用政策，即分化利用和怀柔招抚。其部族大人如步度根、轲比能、素利、弥加、厥机等多有矛盾，互有争斗，但依附曹魏之后，均加封为王，令他们一并接受汉官持节护乌桓校尉节制。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西征关中，河间郡的田银、苏伯趁机造反，时任乌桓校尉阎柔叫轲比能率部参与镇压，轲比能立即率领三千鲜卑骑兵投入战斗，帮助曹魏政权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轲比能启用汉人作为谋主，传习汉字，教作兵器，驾驭部众，使其部族日渐强盛，发展“控弦十余万骑”，于是尾大不掉，时叛时附。曹丕称帝后，任用田豫为乌桓校尉，田豫就扶弱抑强，纵容和支持步度根、素利与轲比能“三部争斗，更相攻击”，以期坐收渔人之利。后来幽州刺史王雄领乌桓校尉，于青龙三年（235）派勇士韩龙刺杀了轲比能，改立其弟统领部族。曹魏政权还注重汉化教育，雁门太守牵招的治下“庠序大兴”，从鲜卑等族中挑选有才识者入太学“还相教授”，收效相当显著。

    西部的氐、羌民族，西汉时期也相当强大。氐人主要居住在武都（郡治在今甘肃徽县）、汧陇（今陕西千阳）一带；羌人主要居住在青海高原，东汉年间一部分内附，大多居住在凉州东部诸郡，史称“东羌”。再向西，在今新疆和帕米尔高原上，还分布着西域诸民族。当年董卓从一介行武升至将军，就凭借“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战功卓著。董卓依靠的西凉军中，也有许多氐、羌人，特别勇猛善战。另外两家西凉大军阀———马腾、马超父子和韩遂，基干将士也多氐、羌人，所以屡次东向争锋，曹操讨平他们颇费了些工夫。建安十九年（214）曹操亲自率军西征，好不容易靠离间分化和武力征伐除掉韩遂、赶走马超后，即“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正始元年（240）齐王曹芳上台后，又命令雍州刺史郭淮，把三千余落氐人强行迁入关中。先武力征服，再强行迁徙，曹魏政权对于较近的羌、氐两族，采取的基本政策与对乌桓人相似，目的也一样。而对于较远的西域诸民族，则维持两汉既定格局，“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年不奉朝贡”。在今新疆和青海北部，乃至更大范围内，仍由西域长史驻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北楼兰遗址）领护西域诸国，并在高昌置戊己校尉屯田驻防。这就意味着，西汉逐步开拓的西北疆界，并没有因为三国分峙而分离出去。

    蜀汉政权割据的益州地盘，统治中心为今之四川盆地，当时已称“天府之国”。盆地的周边却是险峻山地，虽有汉族人，但主要住民却是被称为“蛮夷”的少数民族。东边的巴郡地区，包括今重庆市主城区和四川东北部嘉陵江、渠江流域部分地区，从夏、商、周、秦以来，便世居着濮、賨、苴、奴、夷、獽、蜒七个土著民族，统称“板楯蛮”（或谓只有賨人才称为“板楯蛮”，待考）。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入汉中时，“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护举巴夷、賨民来附”，即叛蜀附魏，曹操曾经象征性地“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护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时在刘备占据益州第二年，算是一次小波折，以后再未发生动荡。再向东南去，在益州与荆州的交接地带，即今渝东南、黔东北、湘西和鄂西地区，自古就是“百蛮”之地，主要是指巴蛮和荆蛮，统称“五溪蛮”；那一地区多属秦之武陵郡，故尔又称“武陵蛮”。章武二年（222）刘备伐吴，曾派马良“招纳五溪蛮夷，蛮夷帅皆受印号”，“咸相率响应”，表明他们已归附蜀汉，愿意为之出兵打仗。但夷陵一战蜀军惨败，包括“五溪蛮”首领沙摩柯等人在内，都充当了殉葬品。在益州以南，即今四川南部、云南北部和贵州西北部广大地区，史称“南中”，杂居着羌、叟、护、僚、濮等少数民族，统称“西南夷”，依附程度就差些了。而在益州以西和以北，今之四川与甘肃、陕西接壤地带，少数民族也为氐、羌，合称“西夷”。早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便主张要“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当政，自然就把“和”、“抚”当成了既定政策，并且身体力行。

    蜀后主建兴元年（223），“南中”夷人豪帅与汉族大姓勾结起来，反对蜀汉，为首的是牂柯郡（今贵州六盘水一带）太守朱褒，越隽郡（今四川西昌）夷王高定，建宁郡（今云南晋宁）大姓雍闿和夷王孟获。诸葛亮经过两年充分准备，于建兴三年（225）亲率大军南征，兵分三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所在战捷。听说孟获威望高，“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他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作战谋划，对孟获七擒七纵，终于使他心服口服，称言“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蜀军会师于滇池，至七月“南中”悉平。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即其渠帅而用之”，实行地方自治，以夷制夷。这样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有利于夷、汉粗安。同时也采取了削弱夷帅、大姓势力的四项措施：一是徙“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充实蜀军的兵力；二是把“羸弱”分给八家大姓作部曲，设置五都尉加以统管；三是选拔其中的人才到蜀汉政权中做官，如夷王孟获后来随军北伐，官至御史中丞；四是派廉正干练的汉族官员承担和、抚重任，如李恢、马忠等人后来都得到了夷人信赖。在此基础上，努力促进“南中”的生产，借以充实军资。实行和、抚的直接效益，在于大略稳定了蜀汉的大后方，有利于投入北伐的运作。三年后（228）诸葛亮首出祁山，挥师北进，旌指陇右，得到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的叛魏响应。其原因之一，就在当地的氐人、羌人听闻“南中”的和、抚事例，对比曹魏的征讨高压，转而倾心蜀汉。

    当时的降将，后来成为蜀汉镇西大将军而继承北伐事业的姜维，便是西羌支系之一的姜族中的一位人杰，只不过汉化程度较高罢了。

    孙吴政权占据的荆州、扬州、交州之地，涵盖了今之两湖、两广、赣、浙、闽、沪以及淮南、苏南，范围相当广。境内的少数民族，除了荆州西部的“武陵蛮”，主要是先秦“百越”后裔。自秦始皇实现大一统，迁徙中原50万秦民到岭南与越人杂处，汉武帝平越，又在越人聚居区设置郡县以来，“百越”后裔日趋于部分汉化。江淮、浙闽地区的越人分作东越、闽越，统称“山越”，东汉年间已经半汉化。两广地区的越人分作南越、骆越，统称“南越”，汉化程度略次于“山越”，超过“武陵蛮”。其中的“武陵蛮”和“南越”都在边远地区，唯有“山越”在腹心地带，动向如何关系大局。长时期以来，山越人保持着氏族制遗俗，聚宗而居，“白首于林莽”，部伍称为“宗伍”，民众称为“宗民”、“宗部”，豪首称为“宗帅”、“大帅”。平时过着农耕为主的生活，不入平地，不进市邑，不输租税，不服徭役，颇具与世隔绝的色彩。也能用铜、铁制造兵器，加之“俗好武习战”，在汉末战乱中，便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综合诸因素，史称他们为“山越”、“山夷”、“山民”、“山寇”、“山贼”，不一而足。

    孙吴政权“立郡县以镇山越”，自始至终，都实行了高压征服加强制掠夺的政策，比曹魏政权硬的一手更加一以贯之。

    从孙权主政初期开始，基本的策略便是分割、新置若干郡县，委派高级将领去担任郡县守令，先勒兵征讨压平，再驱略山越山民从军或者屯垦。先还试行过“镇抚”结合，收效不大，即改为武力高压，进剿征服为主，镇压住再用强制性手段肆行掠夺。建安年间的所作所为，《生子当如孙仲谋》一章业已大体罗列，毋庸赘述。当时黄盖“凡守九县，所在平定”。贺齐讨平丹杨郡黟、歙两县山越人后，孙权将歙县分为始新、新定、黎阳、休阳、歙五县，加上黟县共六县，新设新都郡，由贺齐任太守，军政一体威临一郡。经孙权、孙亮、孙皓三世沿例分割、新置，原江东六郡变成了十四郡，即丹杨、吴、会稽、吴兴、新都、东阳、临海、建安、豫章、鄱阳、临川、安成、庐陵和庐陵南郡。郡县的增多，有利于切割山越固有结构，更有效地加以控制。举凡压服的地方，都强行解散了山越人原有的氏族性组织，迫使山民下山，强者补兵，弱者补户。凌统看准山越“人多”且“壮悍”，“可以威恩诱”，曾经“得精兵万余人”。黄盖也说过，“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山越人成为东吴军队主要兵力补充源之一。吴军士兵中，山越人占到一半左右，大有利于抗曹御蜀。驱略山越人下山屯田，还给东吴军队增加了军粮供给，或征或抢，无施不可。三国后期诸葛恪驻守丹杨，就对山越人围而不打，“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

    山越人对于孙吴政权如此对待他们，自然是反抗不断，历年暴动波及江东诸郡，多达60余县。这也给孙吴政权造成压力，形成牵制，使其不得不长期两面作战，既要面对曹魏的进攻，又要面对山越的反抗。特别是与刘备集团争夺荆州，孙、刘联盟一度解体时期，这种压力和牵制作用更大。如陈寿评语所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好几年间不得不改抗曹为媚曹，向其称臣纳贡。夷陵之战后，孙、刘重新修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吴使张温对诸葛亮打开窗户说亮话：“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曹）丕”。足见讨平山越，对孙吴政权安定内部，确实处于头等大事的重要地位，这比补充兵员、掠取军粮更加关系命脉。这样的内政需求表明，民族矛盾并非单一的汉族压迫、镇服少数民族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不安内势必难以倾力攘外。

    非唯此也，外部的头号敌人曹魏集团渗透策反，亦构成了不容忽视的颠覆危险。早在建安二年（197）曹操表封孙策讨逆将军、吴侯、领会稽太守，令其渡江北上进攻袁术的同时，就曾表封时任吴郡太守陈瑀为安东将军，令其趁孙策渡江偷袭会稽。当时陈瑀派遣都尉万演等携带官印30余纽，四处游说，挑起了山越豪首如丹杨的祖郎、焦几，乌程的严白虎等聚众造反，颇给孙策制造出一些麻烦。孙权继兄主政后，曹操又给山越豪首如鄱阳的尤突，丹杨的费栈等人送去印绶，继续麻烦不断。内部动荡加外部颠覆两重威胁交相作用，加大了孙吴政权镇压山越人的必要性和剧烈度，因而不宜只归为民族压迫。事实上，直到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以后，山越人方才基本顺服，从而使吴国社会相对稳定，更有实力与曹魏政权对抗。

    魏、蜀、吴三国所施行的民族政策不尽相同，甚至差异明显，但都是从各自的国情实际出发，并且行之有效。相比较而言，蜀汉的和、抚为主比较温和，即时性地稳定大后方效果亦颇可观。不过，对“西南夷”的固有社会组织结构和风俗习惯基本上不触动，从历时性看，却阻滞和延缓了民族融合进程，远不及魏、吴对此促进作用大。这种状态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明、清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才完全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后话可资验证。孙吴的强硬政策当时最为彻底，尽管较之蜀汉，霸权性的压服和掠取过于血腥，却在客观上加快了山越人与汉族人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语言文字方面的沟通、交汇和同化。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能提速升级，不能说与此无关。曹魏的剿、抚两手交相并用，手法最灵活，内容也最丰实，剿和抚各兼有吴与蜀民族政策的长短、得失和功过。其间特别突出的地方，在于持续性地、大批量地强制迁徙北方各族与汉人杂处，既在当时有利于安定魏国边境，增强魏国国力，又长远性地推进了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北方民族，同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原汉族继秦、汉之后进一步融合。可以说，尔后不久出现“五胡十六国”局面，无论从正面看，从负面看，都是由此播种、生根、发芽、开花。

    这其间，决不能回避战争，主要是三国汉族统治者所发动的具有征服性和掠夺性的战争。战争天生具备两面性：一方面，它是恶的极端的形式，在介入的当下时空对于人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果造成破坏和毁灭；另一方面，又是善的潜在的助手，它可以充当文明进步的暴力催生婆，在短时期内做出人们在和平常态下长时期才可能做到或难以做到的若干事情，从而促成历史的演进。在大中华民族家庭和大中华民族国家逐渐生成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一个族群内部，还是若干族群之间，从来就未曾只有和平，没有战争。现今中华民族共认的人文先祖炎帝、黄帝两大部族之间，就曾进行过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先民之间相互攻杀得天昏地黑，血流漂杵。然后炎、黄两族合起来形成华夏民族，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又同共工或者蚩尤为首的“三苗”民族多次血战。尽管都只是神话传说而非信史，但与夏、商、周以降的战争史实相对勘，足以说明民族间的大规模冲突，包括大规模战争，历来就是民族大融合的不可或缺的暴力催生婆。

    由此考察魏、蜀、吴三国那些民族战争，在不掩饰它们的霸权性、征服性和破坏性的前提下，理当毫不迟疑地承认，它们不但满足了当时三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起到了助推大中华民族家庭和大中华民族国家逐渐生成的积极作用。

    《三国志》里反复出现的“中国”，并非大中华民族国家形态的中国。作为一个汉语语词和历史概念，所谓“中国”，蕴藏着多重涵义。《书·召诰》说的“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孔颖达释为“于地势正中”，即方位中央。上古时代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早期国家，以为居天下中央，因而称为中国，以与周边四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相对。《礼·中庸》说的“声名洋溢乎中国”，就是指的中央之国。《汉书·陆贾传》写到，刘氏皇帝“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宣扬汉代的中央之国空前强大。从中传递出一个信息，这样的“中国”不是国号概念，而是地理概念。上自夏、商、周、秦、汉，下至唐、宋、元、明、清，分别有其国号，而又同为中央之国。英语ChINA，就是由“秦”译音而成的，足见欧美人更重国号之国，所以用秦国国号来统称历代中国。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历代的所有那些国号一概只是朝代符号，无论哪朝哪代由哪个民族为主所建立的中央王朝，无不代表中央之国。在这样一个历史大系统里，地理概念的中央之国浑如母体，国号概念的历代之国形同子体，源远流长，历数千年而传承不衰。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方才有了国号概念的现代中国，却丝毫不影响既成的大格局。正是基于这种系统同一性和历史承续性，尽管中央之国的地理认知早已淡化，“中国”仍然是联结和贯通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不可移易的标志性建构。魏、蜀、吴三国都隶属其间，却没有哪一个代表中央之国。

    地理概念的中央之国和国号概念的历代各国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决定了语词“中国”可以有别的涵义。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吴、越、巴、蜀之类四方之国相对，中原地区的诸侯国也称中国。

    《韩非子·孤愤》说的“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便是一个例证。后来又引申开去，以“中国”泛指中原地区；唐人陈子昂诗谓“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近人毛泽东词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都是沿此遣词。《三国志》里反复出现的“中国”，有的指中原地区各大集团（前期包括袁绍、袁术、公孙瓒在内，后特指曹魏），有的则泛指中原地区。按传统称谓，“中原”、“中土”、“中夏”、“诸夏”全都与这种“中国”异词同义，频繁见于三国人口。至于“中国”还个指京城，如《诗·大雅·民劳》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则不在《三国志》用例之列。

    探讨和梳理“中国”的涵义，对于评价魏、蜀、吴三国分峙的历史价值和作用，具有关键性意义。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请命使吴，游说孙权结盟的时候，就以“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为前提，说出了“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那样的话。“与中国抗衡”，就是“与曹操并争天下”，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一统天下，建立起姓孙或者姓刘的中央之国。黄初元年（220）刘备将伐吴，孙权向曹魏政权卑词称臣，时任侍中刘晔替魏文帝曹丕分析形势说：“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

    建议趁机先吞吴，“吴亡则蜀孤”，进一步再灭蜀。尽管当时曹丕没有采纳刘晔的献策，坐视蜀、吴在夷陵火并，终让三国鼎立成形，但也说明了，曹魏集团从未改变一统天下，建立曹姓中央之国的终级目标。如前文所述，正是在这一个大同上，使魏、蜀、吴与专事分裂割据的袁术、刘表、公孙渊之流区别开来，表现出了致力统一的历史进步意愿。不能因为他们最终都在“分”的状态下结束历史活动，就忽视了“合”的努力作为和努力方向。换言之，他们都是要从小“中国”走向大中国，这种努力作为和努力方向是应当肯定的。

    或许魏、蜀、吴三国当时各自实施那些民族政策，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将会有利于民族大融合，但客观效果毕竟真是那样，这一历史促进作用最值得珍视。其中的孙吴政权之对山越，同化加速提级远胜于秦、汉时期，汉、越人民杂居共处，一起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开发，使其迈入了与中原地区并驾齐驱的良性轨道。尤其在曹魏政权治下，规模大、持续久地内迁周边民族，加上长期战乱中汉族士民也在大量流徙，更在民族冲突的同时，强有力地推进了包括人种因素在内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

    例如匈奴人，不仅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上在这一过程中由既往的游牧过渡到定居农耕或半农半牧，而且在政治文化、精神文化方面也远逾秦、汉时期，朝着汉化的方向演变。其中的屠各（休屠各、休屠）种族首领，甚而自认作两汉皇室之后而改姓刘；於扶罗单于的儿子就叫刘豹，魏末担任了五部帅之一的左部帅，其子刘渊后来在晋惠帝永兴元年（304）自称汉王，还把蜀汉后主刘禅追谥为孝怀皇帝，把汉代三祖（刘邦、刘秀、刘备）五宗（刘恒、刘彻、刘询、刘庄、刘炟）供入宗庙。其他几族人大致相仿佛。匈奴、羯、鲜卑、氐、羌当时合称为“五胡”，加上賨人合称“六夷”。汉化或者半汉化过程由魏延及于西晋，这些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国”视作自己的土地，渐次萌生和迅速强化了“入主中原”意识，在三国结束（280年吴亡）仅23年之后氐人李特就开始建立成政权，揭开了所谓“五胡乱中华”的历史序幕。现在回头看，这不应该称作“乱”，而理当视为相关民族对于“中国”所应有的主权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正是三国民族政策在客观上促成的。

    从大中华民族家庭和大中华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的大视野看，公元3世纪初期至13世纪中期的1000余年，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演进特征极明显。如果说，先前的秦、汉大一统，主要构建了汉族为主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态，那么，从三国鼎立到宋、辽、金、西夏、于阗、大理、吐蕃的多民族政治实体分治并峙，就是在新的民族混合、交流和重组的大格局下，反反复复地合力打造中华族群和中华国家。这其间，三国对于统一的东汉政权无疑构成强力反拨，随后只有西晋的短暂统一，就进入了汉族和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所共构的南北朝分立互动时期，在激烈而复杂的民族冲突中，推进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隋、唐的重新大一统，虽然由汉族地主阶级掌控政权，但杨氏、李氏皇室已掺杂了鲜卑血脉，所谓的“胡人”也能出将入相。中央王朝的周边地区，突厥、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治实体，仍长期处于并存状态。应当毫不犹豫地承认，以三国为突破口和转折点，中华民族大融合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大一统的中华族群和中华国家的最终形成，是在这一个阶段之后，从13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历经元、明、清三个统一的中央王朝，由包括汉、蒙、藏、满等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共同取得的文明成果。因此，三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从“中国”走向中国的大进程中，充当了那样一个突破口和转折点，尽管为之付出的代价的确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