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的权臣之路是两宋间独此一份儿的特殊存在。他的头衔很多，搞倒赵汝愚之后，他官拜保宁军节度使，终于圆了节度梦。之后开府仪同三司，封豫国公、少傅，再进封平原郡王，加少傅，再进太傅、太师。至此，他的爵位已无可再升。

    韩氏一门也达到了五世建节，这在宋史中绝无仅有。

    他的权力超过了蔡京，达到了秦桧的程度。蔡京并不能一手遮天，还有梁师成等人与他分权，内外之间互相依托制约。秦桧总揽天下，连赵构也退避三舍，可论到实质，秦桧是大奸臣，有江北的女真人为其撑腰才能达到这地步。

    韩侂胄纯粹靠自己，没有外援就做到了。几年之间，“宰执以下，升黜在手”“朝士悉赴其门”，第一权臣地位无可动摇。

    可他本身的实际职位却只是……别被上边那堆吓人的头衔震到，那些都是些荣誉，他的实际职务是衔知合门事兼枢密院都承旨。知合门事，我们知道了只是皇家高级服务员；枢密院都承旨，是军方最高机构的办事员，待遇不低，相当于六部的侍郎，可级别仍然没上去，办事员而已。

    这个人就以这样的级别号令天下，导致莫敢不从。

    三百年宋史中就这么一个妙人。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历代史学家大多都是用猜的，估计是他觉得这样比他亲任宰执专断朝政要妥帖些，没人说他外戚专权的闲话。

    日子一天天地过，韩国戚的美好生活一直飘在云端。在工作上，首相大人会把盖上公章的空白文件交给他，随便怎么写、写什么，连复议都不看；在生活上，他在临安城里走来走去，选好地方盖宅子，发现好地段都有人住了，比如望仙桥那片儿……他总不能让太皇太后她们搬出去吧。没办法，只好再找。他继续走，结果发现了一座山，叫骆驼岭。

    就是这儿了。他在这座山岭上开山伐林，建楼造馆，盖起了一座占地庞大精巧绝伦的豪宅，很长一段时间，入夜之后他都会登山入宅，歌舞达旦。

    很美妙是吗？骆驼岭下边是太庙！

    太庙周边隔绝人迹，一草一木都不许碰触，其敏感度高于皇宫，神圣度堪比天地，靖康之难时什么都可以舍弃，唯独太庙里的祖先牌位一定得搬走。

    这可好，韩国戚每天傍晚都在山顶喝酒作乐，居高临下凭栏俯视赵家祖宗，这怎一个嚣张了得？！按说他有十个脑袋也肯定被砍了，全家流放，祸延韩琦，这都在规章制度中。可偏偏啥事也没有。

    赵扩知道这事儿，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喜怒哀乐。

    有些人不禁猜测，赵扩是不是城府深沉，打算把韩国戚养肥了再杀？这个不得而知。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让更多的人眼镜落地。

    那一次赵扩率群臣去慈福宫朝见太皇太后吴氏，礼毕起驾回宫，刚走到大门外，突然有人传报，韩侂胄驾到。就像有谁命令一样，在场的人一下子集体转身，侍从、大臣们立即折回来排成两排，手持朝笏恭敬等候，仿佛来的是天下至尊。

    真正的皇帝被晾在了一边。

    如此威势，当然会映射进平时的日常生活里。韩国戚的生活质量横跨时间长河，迅速进入了蔡京、秦桧等超级权臣的行列。仅取一则小记，以南宋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韩侂胄的生日宴会上的礼金收项为例。那一次，内至宰执、侍从，外至监司、帅守都争送寿礼。为节约篇幅，临安城外的就不赘述了，只说说城内官员们的。

    吏部尚书献上十张红牙果桌，很精致，也很节制，算是自重身份；工部尚书钱象祖是韩国戚的亲信，寿礼唯恐不重，献上的是十副珍珠搭档，光彩夺目，富丽难言，是北宋时一位长公主出嫁时的妆奁故物；知临安府，也就是杭州市长想讨好韩国戚，他的寿礼最出人意料。

    他没备礼单，只捧着一只小木盒——“穷书生没什么好献，有小果聊佐一觞。”他打开了盒子，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里面是由赤粟金铸成的一座葡萄架，上面果实累累，计有上百颗，全都是上好的东珠！

    的确是“小果”啊。

    如此生活，不知人间还有没有更上等的档次。说到享受，他甚至比正版的皇帝还要再舒适些。毕竟他有皇帝的权力，却不必受帝位的约束限制。

    日复一日，韩侂胄在幸福的海洋里荡漾，终于撞上了“幸福墙”。这是注定的，因为这个世界里的一切感知都在于“对比”二字。

    幸不幸福、快不快乐，忧伤与否，都要有个参照物才能分辨清楚。韩侂胄亦不能例外，他天天吃着蜂蜜，时间长了，觉得日子很无聊。

    这是人之常情。

    又想起了那首诗：“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了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丁数十个，有钱没权被人欺。时来运转当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

    截止到这里，韩国戚的人生都经历过了，再没什么兴趣。

    “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

    这一句才正中要害。

    他不是天子胜似天子，这么多年以来唯我独尊，早已养成了睥睨天下的气势。当各种舒适的享受不再中意之后，自然要追求刺激。

    男人的刺激，更有哪种可以高过征服？

    韩侂胄在金楼玉宇间、脂粉腻堆间忽发雄心壮志，决定重新开启北伐，既报国仇又愉悦自己。这个决定传到外界，整个江南一片惊诧。这实在是太突然了，难道帝国的安危、人民的福祉都只在某个人的心念一转之间就决定了吗？

    此举在后世也引起了长久的惊诧。因为关于北伐这个念头升起，历史给出的答案并不是韩国戚某天吃饱了撑的随手拍了一下脑袋的产物，而是某个人的怂恿。这个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都是谜，没有确切的正解。按官方的史书说，是“……或劝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于是恢复之议兴”。

    只是“或劝”，没有具体指出是谁。

    宋史的官方、私人资料是非常详细的，基本上每句话都会注明由何人在何时因为何事而说，细致处堪比圣人·孔吃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点点小事都考证得清楚明白。

    那么为何灭国级大政的初倡者是谁却讳莫如深呢？

    不是韩侂胄自己，史书说了是“或劝”；不是韩党内部人，不然道学家们绝不会放过他，必将其铭刻于耻辱柱上万年不朽。那么会是谁呢？

    呼之欲出，你懂的。

    终于再次北伐。时光漫步到公元1205年左右，汉民族的群体思维早已有了新的共性，曾经拥有的奋锐之气，如神宗改革、绍兴北伐等一一失败，造成了严重的思维后果。人们再不信努力可以得到成功了，而是总结出越是努力，越是悲惨，一动不如一静，务外不如守中。

    惰性、悲观接近定型。

    尤其是太宗时代的雍熙北伐，历时不过几十天就输赢易位，更为上述的理论找到了佐证。这时韩侂胄提出北伐，赞成的人全国海选也没有几个，反对的人倒是不停地跳出来，公开议论，私下谩骂，写信给韩国戚本人挑衅的，都大有人在。

    不一一细数了。韩侂胄操起专治大棒，劈头抡过去，很快世界变得安宁，鸦雀无声了。

    可以办正事了，举国伐谋，第一要素是民心士气。史书上说韩侂胄不学无术，心粗寡谋，那都是偏见、诋毁。这个人很有见识，并且务实。针对看似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国民气氛，他没去唱高调搞演说，只是办了几件大快人心的事。

    在镇江府为韩世忠立庙。

    镇江临近黄天荡，在那里南宋第一次击溃了不可一世的女真人，只差一点点就让金兀术全军覆灭。那里是南宋军威振奋的起始点，在此地为英雄立庙，其意不言而喻。

    一个月后，南宋追封岳飞为鄂王。

    在岳飞的追封制里，南宋官方以霍去病、祖逖相比于岳飞，盛赞其精忠报国的一生：“……人主无私，予夺一归万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岂待百年而定。”

    岳飞终于封王，尽管时间错过得太久了，尽管岳飞生前就不在乎这些头衔，可毕竟公道自在人心，南宋官方、民间稍有良知的人都因这份追封而振奋。它是对忠诚、勇武、不屈、自尊等信念的肯定，让久违的英雄气概闪回了片刻。

    不久之后，更加大快人心的消息传出。南宋官方追夺秦桧的王爵，撤回封王时的告词，降为衡国公。追夺其原谥号“忠献”，改为“谬丑”。降封制中产生了一条堪称经典的话：“……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

    这让心怀忠义的人迅速与韩侂胄产生了共鸣，辛弃疾、陆游等知名人士和他走在了一起，甚至在党禁中与韩侂胄势不两立的著名道学人物叶适也重新出山，为北伐谋划。

    北伐进入实质准备阶段。北宋自太宗时期开始进入战争状态后，有一个总管钱粮的部门，叫国用司。韩侂胄自任其职，为北伐后勤把关。想了想，这样仍然无法总领全局，他感觉到有必要动用那项前人无人敢于长时间把持的极特殊权柄。

    平章军国事。

    有宋以来，这是总领全国军政要务于一身的最高权位。它打破了东府执政、西府领军的分配，加上宋朝的君权很多时候都不能做到独裁，可以想象，它是多么特殊甚至畸形。

    在此之前，只有四个人得此殊荣，他们分别是真宗朝王旦、仁宗朝吕夷简，以及两位元祐重臣文彦博、吕公著。

    其中王旦、吕夷简只任衔不到半年就主动辞职，文、吕二人谨小慎微，不敢分毫动用重权。韩侂胄与他们不一样，在战前攥取之，摆明了是要大肆动用。尤其是他的平章军国事，与前面的有区别。王旦、吕夷简是无可争议的领袖，平章军国事得的是全权。

    吕公著最低，是同军国平章事；文彦博也被限制，领的是平章军国重事。然则什么是重，何者为轻，这里面大有区别，文彦博想动用什么，要用概念解释。

    韩侂胄的平章军国事名实相符，全须全尾。至此，韩国戚爵至封王，军已建节，在平章军国事的光环笼罩下，三省印玺都纳送韩府，他真正站在了南宋的权力之巅。

    战争迫在眉睫，韩侂胄立足江南，四面环顾，精心调配着自己，也关注着江北金国。要说一下女真人了，当代金国皇帝完颜璟，女真名麻达葛，他与赵惇同一年登基，现在十六年过去了，在他治理下的金国，与南宋截然相反。

    南宋权臣一手遮天，金国的皇权空前巩固。

    完颜璟是金国诸帝中的一个异数，他才华横溢，不能说超过了完颜亮，但是他文能出口成章，使用汉语出神入化。另一方面，他封王时入谢，能用女真语和他的爷爷金世宗问答，这让毕生强调女真传统的金世宗非常感动，觉得找到了真正的继承人。

    历史证明，金世宗错了。

    完颜璟保持着女真人的辫子，骨子里却是个再地道不过的汉人。他所受的汉化教育之深，连隔江而治的南宋皇帝都不见得能比得过。在他治理的这十六年里，全体女真人都被他带进了汉族文化的氛围里。他尊孔子，即位次年，山东曲阜的孔庙就装修一新，碧瓦廊庑，雕龙石柱，极其壮观。金国全境州县开始为孔子立庙，避孔子名讳。

    圣人·孔的地位终于又恢复到了东亚第一的程度，在江南江北同样至高无上了。

    孔子门徒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完颜璟完善科举制度，下至童科，上至特设制举宏词科，来区别对待不爱考试自命不凡的文化人。这样没过几年，金国皇廷上的宰执队伍里就有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通过科考上位者能前后相望。

    汉化加深，女真人本色消退。完颜璟废除了奴隶制度，限制女真人特权，保护封建农业，允许蕃汉通婚，并且严厉昭告天下，谁敢称女真人为“蕃”，小心翻脸。

    这一系列高难动作搞下来，十六年间金国的经济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鼎盛期，人口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值：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户、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零七十九口，税收同样是金史上的最高值。史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

    貌似非常了不起。

    江北越是鼎盛，有人越是对韩国戚的北伐说三道四。认为在宏观的对比下，同时期的南宋比金国差远了，以弱伐强，主动找抽。

    这是韩国戚的一大罪证。

    可惜的是，某些人隐匿了自己的良心，或者一叶障目学识不到，看不到公元1205年左右开始的变化。首先金国的人是多了，钱也多了，可那又怎么样，会多过北宋时代吗？它的人民——国家主体的女真人，已经脱离了原轨道，视自己民族的立身之本为耻。

    他们热衷于舞文弄墨，以考取进士穿长衫立朝堂为最高荣誉，以世袭猛安谋克等武夫官职为莫大耻辱。曾经的铁血精神彻底远去了，他们在北部边疆上居然不再以骏马刀枪为国家屏障了，而是去修筑像长城一样的防御工事。

    他们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至泰州（今吉林洮南市东北）一线，开凿了绵延九百里，深三四米，宽十余米，内侧筑有墙堡的界濠。

    以此来抵御来自更北方的威胁。

    这些严格地来说，是人祸。是主政者脑力不足的外部表现，是不清楚本民族内核是什么，弃本逐末，丢西瓜捡芝麻的愚蠢行为。这很严重，但还不致命。因为女真人哪怕再汉化，也没有长江南边那边原汁原味发酵腐烂来得彻底。

    所以女真还是女真。

    而且天灾也光顾着女真。这段时间前后，中原区域水、旱灾情频发，黄河也跟着凑热闹，连续三次大决堤，河道南移夺淮入海，搞得金国手忙脚乱。

    得治水吧，得救灾吧，没赋税了吧，死人破财了吧……这些让金国的实力一落千丈。而完颜璟本人还是个享受派，单说他重新装修自己的宫殿，想加点针织品什么的，规模就让人头大。他每天动用一千两百名绣工，两年过后，才搞完了这批窗帘、被褥、坐垫之类的花边儿。

    韩国戚选择这时候给他来点雪上加霜的事，难道不合时宜吗？

    为期必胜，韩侂胄在战前认真回顾了宋室南渡之后历次北伐的得失细节，注意到了那个非常让人抑郁不解的症结所在。

    每逢北伐，蜀川总出状况，没法配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力作战。

    比如吴玠病死，比如吴璘在决战前突然被史浩暗算等等。怎样解决呢，韩侂胄早有准备。

    在他手里有众多的人才储备，包括吴家第四代的领军人物吴曦。吴曦的身世前面交代过，实在是太阴暗了些，亲生的老爹都把他一脚踢到火堆里，导致毁容。这要求他必须很早就学会怎样生存，具体到细节，就是眼光与钱。

    吴家有无数的良田美地，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帛，可以说整个蜀川，或许军队有些时刻不是吴家的，可财权永远随意调用。

    吴曦有不限额不透支的支票本。

    至于他的眼光，也非常独到。很早以前，他就接触到了韩侂胄。那时的韩国戚低微潦倒，手里总是缺钱，吴曦慷慨从容地签支票、送支票，却从不问啥时候还。时间长了，谁都会被这样的朋友所感动。这时举国伐谋，韩侂胄需要蜀川，需要一个掌握在自己亲信手里的蜀川。舍吴曦，还有何人呢？

    吴曦入川，先只是兴州都统制兼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这官职一般，仅仅拥有蜀川一部分的权力，可是他迅速壮大，等到战前临安派西线主帅——原枢密副使程松入蜀担任四川宣抚使时，他已经目空一切了。他根本不去参拜主帅，而是派人过去，把程松的一千八百名卫兵收编了。

    这实在是强势得过分，但并没有谁为之紧张光火。吴家四代主政蜀川，从来都是军、政、财三权归于一身，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奋力抗金，力保长江上游不失。这时吴曦的跋扈，很容易被人解读成了英武果敢，从而对他信心大增。

    蜀川能适时出战，解决了北伐的最后一点隐忧。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中旬，韩侂胄下令北伐开始。此次出兵分为三路，东路战场在两淮，由御史中丞邓友龙任宣抚使，郭倪以副殿帅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为东路主将。中路在湖北，兵部尚书薛叔似为湖北、京西宣抚使担任主将，鄂州都统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副使为铺佐。西路的主将是程松，副将是吴曦。

    战斗率先在东路打响，东路的两淮区域地势平坦，利于长驱直入，尤其是淮东，是原财迷大将张俊的辖区。战前临安还派三衙禁军火线支援，可见对它的重视。五月十四日，东线左翼宋军进围寿州，金军反应非常迅速，亳的守将率军驰援，宋军稍微试探了一下很快撤退。

    开局看似不利，不只是胜负的问题，而是金军为什么会有防备。要知道韩国戚不是韩将军、岳将军，他的斗争史里从来不看过程，结果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他的开禧北伐事先没有任何的官方声明，更没有惯例中的拜将誓师等活动。

    偷袭才是王道！

    可是战况表明，东线需要强力战将才能打开局面。由此，开禧名将毕再遇开始了他极其短暂却绚烂夺目、威震江北的军旅生涯。

    毕再遇，字德卿，兖州人。他的父亲毕进是鄂王岳飞的部将，家传渊源。毕再遇不仅战力惊人，达到了“挽弓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马射一石五斗”的罕见战技，为人更有岳家军的遗风。他清廉，他睿智，他不融于官场。开战前他已经年近六十，可官阶只是小小的武节郎。

    一介芝麻小官。

    他的军中威名却如日中天。毕再遇临战，骑黑骏马，名“黑大虫”，那不是马，而是兽。他戴铁兜鍪，覆鬼面具，狰狞凶狠，宛若北宋第一名将狄青重生。

    东路副帅郭倪命他出战，他要求亲自挑选新刺配的敢死军，精中选精，只得八十七人，连他在内，不满百骑。毕再遇就这样走上了战场。

    北伐第一战选在泗州，古泗州在江苏盱眙县境内，《凤阳府志》云：“泗州南瞰淮水，北控汴流，地虽平旷，而冈垄盘结，山水朝拱，风气凝萃，形胜之区也。”

    这不是乱说，更没有夸大其词。数百年之后，一位重整华夏、再立乾坤的强者诞生在这附近，他成功之后，更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祖坟，从而大兴土木，建成了当时最显赫的一片陵园——明祖陵。

    这些是后话，在这时毕再遇进军，所面临的问题有两点：第一，这里本是宋金两国的榷场，几十年间商贾云集，各种人物龙蛇混杂，什么事都有不确定性；第二，金军明显事先得到了消息，他们果断地关闭了榷场，连城门都用重物堵了起来，作好了战争准备。

    毕再遇迎难而上，他决定加快速度，比预期早一天发起攻势。

    到泗州了。这座城很有特色，像当年的澶州一样，分东西两城，跨汴河两岸。骑不满百，毕再遇无法两线出击，他直奔西城，于城下、河边陈列旗帜罗列战船，当声势高涨之后，他突然间攻向了东城。

    东城的金军并不是没有防备，毕再遇率领八十七人攻城，城墙内外一片血肉横飞。当他冲上城头时，金军的尸体达到了数百具。

    之后就再没有战斗了，金军的守将立即弃城逃跑。四十三年了，从上次的隆兴北伐到现在，金国人也过惯了平静的小日子，像李显忠那样的大煞星已经近两三代人没见过了，今天近距离遭遇毕再遇，女真人的小心脏再也受不了这种惊吓了。

    东城既下，毕再遇一鼓作气冲向了西城。在西城下，他没再强攻，而是命人高高举起了他的将旗，那上面大书三个字——毕将军。

    毕再遇在城下大称姓名，喝令城上投降。西城立即陷落，没人敢与之争锋。

    东路军初战告捷，紧跟着各条战线上捷报频传。中路宋军由江州统制官许进克复了新息（今河南息县），进而又攻克内乡（今河南西峡），由金国归宋的忠义人孙成也收复了褒信（今河南新蔡南）。四川方面吴曦也出兵攻入了天水地界。

    形势大好，临安一片振奋。韩侂胄觉得时机成熟，应该让北伐官方化了。

    他请赵扩正式下诏伐金，同时请幕僚中最著名的笔杆子水心先生叶适为北伐写出师诏。以宋、金不共戴天的君父世仇，以水心先生与朱熹不相上下的道学大宗师身份，两者再合适不过，一定会对民心士气、对北伐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奈何水心先生不这么想。

    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人生最大职责的道学大宗师在关键时刻暴露了本来面目。哪怕他之前支持，也只是口头支持，绝不会在胜负未分之时，让北伐与自己的实际利益挂钩。

    叶适说：“俺写东西超慢的，要十天半月才能搞定，这样会耽误你的大事。韩国戚，你另请高明吧。”

    韩国戚无奈，请来了礼部尚书兼直学士李壁。他请对人了，李壁的出师诏名传千古，每一句都深深地铭刻着宋人近百年的屈辱仇恨，它道出了宋人群体的心声。

    “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衣冠遗黎，虐视均于草芥；骨肉同姓，吞噬剧于豺狼……兵出有名，师直为壮，况志士仁人挺身而竟节，而谋臣猛将投袂以立功。西北二百州之豪杰，怀旧而愿归，东南七十载之遗黎，久郁而思奋……为人子，为人臣，当念愤。益砺执干之勇，式对在天之灵，庶几中黎旧业之再光，庸示永世宏纲之犹在。布告中外，明体至怀。”

    这样的字句，道学家怎么写得出来？

    出师诏颁布七日后，赵扩以伐金事祝告天地、宗庙、社稷。江北迅速作出了反应，完颜璟下诏在南京（今河南开封）恢复河南行省，由金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仆散揆为主帅，全权负责对宋战争。

    同时升诸道统军司为兵马都统府。

    女真方面，东线以山东东、西路统军使纥石烈执中为主将，中路以枢密副使完颜匡为主将，西路以陕西统军使完颜充为主将。

    与南宋的三路北伐军针锋相对。

    战事全面铺开，南宋诸将的攻击欲望空前强烈，出现了不等主将下令，就带兵冲向敌城的状况。这位激情哥是中路主将之一的皇甫斌，他带了一千多个大兵就去攻击河南重镇唐州。看这个数字，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又一位毕将军出现了。

    实战结果是：皇甫将军没见到唐州城，他先败于支池河，再败于方城，之后觉得兴致阑珊，就直接打道回府，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后来总结他的失败原因，发觉是他的幕僚们太奇葩了。这帮人是皇甫斌的激情来源，自从开战以来，每天的宣传不断，让金军在一个月前就知道了皇甫斌可能攻击的方向。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实在是职业的问题。

    这帮幕僚是一群优伶，也就是戏子。

    戏子误事。皇甫斌痛定思痛，恢复了正常。他下令属下的曹统制率步骑数万人分路攻击重镇蔡州。攻击方向正确，兵力部署靠谱，眼看可以打一场正规战斗，却没料到运气突然变差。途经溱河，正好河水大涨，把桥淹了。

    中路攻势停顿，轮到东路主攻战场表现。东路主将是原副殿帅郭倪。此人不是戏子，不是票友，他学问很高，爱好三国。

    每次他喝酒，都会歌颂诗圣杜甫，高声吟唱诸葛亮的名作《蜀相》。旁观的人闻弦歌而知雅意，一起高声称颂：“您和诸葛亮是一样一样的……”

    这导致他的病越来越重了，时刻觉得诸葛亮上身，当战争开始时，他宴别先期出发的军需官，说的话是：“木牛流马，就劳驾足下了。”

    毕再遇拿下泗州，进驻帅府，时值盛夏，他本人和来客的扇子上都题着《蜀相》里的最经典句子：“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南宋诸葛亮很快展开行动，他命令自己的弟弟池州副都统郭倬、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移师西北，合攻宿州（今安徽宿县）。

    了解隆兴北伐的人都知道宿州的重要性，它是宋军出两淮入金境必须攻克的第一座重镇，更是插入金国腹地的桥头堡，拿下它、守住它，北伐才有成功的可能。

    李显忠只拿下了它，并没有守住，所以才功败垂成。

    这支北伐军分成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的先锋是勇将田俊迈，他率领步、骑二万作为箭头率先出发；他后面是镇江都统制陈孝庆；再后面是郭倬、李汝翼两部，他们的兵力在五万之上。综合来看，除了没有当年李显忠不可思议的战场能力之外，实力已经超出了当年隆兴北伐的西路军。

    何况在他们背后，还有另一支扩充了编制的部队，也在悄然进发。毕再遇发达了，再不是八十七人，而是四百八十名骑兵。

    他奉命攻击徐州。

    回到主战场，田俊迈不负勇将之名，率兵疾进，连克虹县（今安徽泗县）、灵璧等宿州前沿阵地，一路势如破竹，只用七天即兵临宿州城下。其兵势如火，疾掠燎原。宿州城还在惊愕中，攻城战已经打响。这样的效率，让城里的金军战栗，更让城外的宋朝子民们振奋。

    说一下当时的局势。这时距建炎南渡已经有近八十年，中原大地上最勇武的人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些。

    女真人、宋军都已经退化，最强悍的是长江两岸的民间汉人。为了生存，他们只能相信自己的力量，几代人的血泪铸成了他们的铁血亡命精神，他们自己结社，或聚啸山林，或贩卖私货。他们骑马持矛游弋在两国边界打擦边球，无论谁，哪怕是金国的正规军挡了他们的路，他们都会拔刀相向，绝不迟疑。

    开禧北伐让这些边民兴奋，长期积压下来的仇恨让他们急于发泄。田俊迈兵临宿州城下，他们蜂拥而至，帮宋军攻城。

    边民们的实力让处于连胜状态中的宋军都瞠目结舌，眼看着这帮人顶着枪林箭雨攀城而上，巍峨的淮北第一重镇即将陷落。

    历史却在最关键的时刻突然拐了个弯。天杀的宋军第三梯队早不早晚不晚，偏偏就在这时赶到了焦点地带，出现在了宿州城下。

    宋朝的正规军一看边民们马上就要把宿州打下来了，这还了得？！功劳是谁的，荣耀怎么算，这么重要的战斗是老百姓搞定的，传出去简直让他们没脸见人嘛。

    要说正规军的战斗意识就是强，五万大军瞬间统一了口径，齐心协力向城头……不，是城头偏下方射箭。遮天蔽日的箭雨全都射向了正在奋勇死战的宋朝边民！

    背后突然捅上来这么多的刀子，谁也受不了。毫无防备的边民们成批地摔下城头，连同摔碎的还有对宋朝的信心。

    边民们怒不可遏，凭着本能，他们会立即杀回去，干翻这帮败类兵痞子，可他们忍住了，没有自相残杀，没有让宿州城里的金军白捡便宜。

    只不过，他们再不会为什么狗屁北伐出力。

    轮到南宋的正规军攻城，强弱立即显现，宿州变得牢不可破了。没奈何，郭倬传令立寨，作久攻打算。可惜的是，南宋诸葛亮的弟弟从每个角度来看，都和白痴智障有一拼，他居然把大军的营寨设在了一片低洼地带，而这时正逢两淮的雨季，他刚钻进帐篷里，大雨跟着就下来了。

    天时、地利全搞错，这仗还怎么打？

    这还只是初期，没过两天，他的粮道又被金军给截了。也就是说，本来龟缩在城里惶惶不可终日，眼看就被打破的金军，居然出城偷袭了。

    诸般不利，让宋军在宿州城下只坚持了十余天，就开始了后撤。近八万宋军在没膝的泥泞中向蕲县（今安徽宿县东南）方向撤退，没走多远就被金军追上。

    就在蕲县，发生了两宋军史上最难堪的一幕。

    蕲县，还不到符离。郭倬在撤退的速度上同样拙劣。他的军队疲惫饥饿，从某种角度上说，的确不堪一战了。他向金军乞和，要求不投降的失败。金军给出的答复是：“交出勇将田俊迈，就答应你的要求。”

    田俊迈是北伐名将，此前攻城拔寨勇不可当，是宋军的先锋，是金军的死敌。这样的要求，远比当年金国借秦桧、赵构之手杀岳飞更加卑劣，更加屈辱！

    稍有血性、稍有尊严的人都不会答应。

    可郭倬居然照办了……他把田俊迈绑起来，交到了金营。金军放开了一条生路，让郭倬的中军逃跑，后面约半数断后的宋军全被俘杀。

    东路军至此大败，与此同时，中路军曹统制的数万步骑在溱河方面也遭到重创。溱河水大涨，他坚持渡河，结果渡河将半，金军突然杀出。

    渡河未半而击之——真是失败！

    长江北岸的宋军全体溃败，在中原大地上狼奔豕突，向长江边逃跑。此时前军皆败，后续无兵，再没有力量能够阻止金军。

    雪崩之势已成，整个江北将全部丢失，金军直抵长江北岸。

    在这片溃兵大潮中，却有一支仅仅四百八十名骑兵的小队伍逆流而上。毕再遇，他率领着这支骑兵，不管局势怎样恶劣，仍然坚持着去完成任务。

    在途中他遇到了原第二梯队主将陈孝庆。陈孝庆的建制还算完整，有一战之力，却随波逐流下令后撤。毕再遇挽留他一起迎战，他劝毕再遇识点时务。毕再遇大怒：“宿州虽不捷，然兵家胜负不常，岂宜遽自挫！吾奉招抚命取徐州，假道于此，宁死灵璧北门外，不死南门外也。”

    这时第三梯队再次发挥了跑得快的特长，主将郭倬到了。这人下令全线撤退，谁也不许逗留。毕再遇由此再不能进兵。

    他决定为全军断后，以四百八十骑人马。

    毕再遇逆流而上，与金军争速，抢先抵达宿州以南的灵璧县。他刚到，迎面五千金军已经接近北城门。众寡悬殊，临阵仓促，局势极其不利。毕再遇的选择却是宋军战例中最高端的。

    他像韩世忠、岳飞一样，勇于孤军奋战，善于以弱迎强。

    他只留下二十骑守灵璧北门，率领其余骑兵主动冲向了十余倍于己的金军。他的战旗飘在烈风中，“毕将军”三字给女真人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他覆鬼面具戴铁盔持双刀与金军血战，片刻之后，金军开始了逃窜。毕再遇“手挥双刀，绝水追击，杀敌甚众，甲裳尽赤，逐北三十里”。

    之后他缓缓地退回灵璧，直到后面的主力退回到淮水南岸，他才撤向泗州。

    至此，东、中两路彻底溃败。临安方面震怒，具体地说，是韩国戚大怒。他在战前没想到手下的将军们会败得这么惨、这么快、这么不要脸。他真的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型号的酒囊饭袋！怒火中，他做了一些历次北伐都没出现过的事。

    执行战场纪律。

    以前无论发生过多么卑劣的事情，比如隆兴北伐中的邵宏渊，他逃了也就逃了，战场上没人敢管他，战后也没啥大不了的处罚。于是兵越来越懦，将越来越骄，军纪荡然无存。上了战场后丑态百出，连缚送自家战友给敌人的事都做得出来！

    韩国戚是不惯这种病的。

    戏子将军皇甫斌被连夺三秩，再连夺五官，流放到南安军安置；三国迷郭倪的弟弟郭倬，也就是害了田俊迈的败类，被直接押到镇江斩首；其余的像邓友龙、李汝翼、李爽等都被夺官流放。一句话，在战争中出丑的、卑鄙的、战败的，都付出了代价。

    责任还追究到了最高层，这么多年以来，枢密院的主管是苏师旦。这人是韩国戚多年的铁杆嫡系，政治觉悟上非常过关，指哪儿打哪儿，从不含糊。可是军队烂到这地步，他的官儿也做到头了。韩国戚把他一撸到底，再抄出他历年来卖官鬻爵得来的赃款，用作四川、两京湖、两淮战区的犒军费。

    前线有了一批新的指挥官，丘密负责两淮战区；毕再遇被火线提拔，成为高级军官，主管东路战线。一切都在走向正轨。

    可以说，在韩国戚的领导下，南宋的军队从三十多年无战事的颓废糜烂状态下迅速苏醒，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完成改造。

    时机刚刚好，金军的反攻随之就展开了，女真人在各条战线上开始了报复性打击，宋军又败。仅以两淮战场为例，丘密勉强只收拢回三四万人，这点兵力根本没法遍及整条防线，能重点防守就不错了。结局也正是这样，临近年末时，金军推进到了和州、六合一带，最近时离长江不到二十五里远。

    也正是这片区域，毕再遇在不断后退中消耗尽了金军的能量，把他们控扼于北岸边缘。中路战区也随之安稳了些，眼看这一年会在动荡中开始，以相峙结束，却突然间风云突变，西南方向，南宋蜀川的门户大散关丢了。

    这绝对是意料之外，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大散关，在宋、金战史上是不破之雄关。别说是这时退化严重的金军了，第一代女真人都止步于关下，无可奈何。

    临安实在是没法理解这件事，十六天之后，答案传了过来。吴曦于蜀中自立为王，反叛南宋。这下子什么都清楚了，吴曦投靠了金国，大散关是他卖国求荣的投名状。这也就解释了之前的一系列反常战绩。

    西线的战斗最初在河池（今甘肃徽县）打响。那里是吴家军的起源之地，是当年吴玠的大本营。战事伊始，川军在这里与金军激战，关键时刻，吴曦命令全军退守黑谷。川军顿时乱成一团，吴曦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下令后退的终点不是黑谷了，而是更远的青野县。

    为了让川军不得不退，他烧了河池……父辈曾经的荣耀，也在这一场大火中烟消云散。之后他变本加厉，撤空了大散关的后防，让金军得以从背后偷袭，导致不破雄关的陷落。

    至此，金军仍然不满足于他的诚意，直到吴曦把阶、成、和、风等关外四州无偿赠送之后，金国才答应做他的后台，支持他反叛南宋，自立为王。

    金国使者在置口（今四川略阳西北）授诏书、金印，册封吴曦为蜀王。

    消息传进临安，韩侂胄的第一反应是与金争利。不就是王位嘛，宋朝一样可以给。他给吴曦写信，回忆从前的交情，保证以后的前景，金国能给的，南宋绝不吝啬，你何苦平白多一个汉奸的名头？

    这样做当然是权宜之计，韩侂胄一边安抚，一边下令远在蜀川的正帅程松等人就地剿伐。步骤很对头，可惜的是速度太慢了。

    他的信使还在路上跑，程松已经快马加鞭飞也似的逃出了四川。这人最初极端信任吴曦，哪怕吴曦直接收编了他的亲卫队，哪怕总有人在他耳边说吴曦必反，他都一点不在意。吴曦真的反了，他手下的将官们提议，立即出兵平叛。

    程松给每个提议的人送了一份丰厚大礼，送他们出川。别在这儿给我添乱，给我造祸。他自己也没耽搁，从阆州沿嘉陵江顺流而下，逃到重庆附近时猛然发觉都怪当初跑得太急，路费不够了。怎么办？急中生智，他写了封信给吴曦。

    在信中，程松称吴曦为蜀王，希望蜀王殿下寄点钱来，好让他买船继续逃。吴曦没让他失望，以最快的速度寄来了一只木匣。

    程松大惊失色，拔腿就跑。他认定匣里是一把剑，这是让他自裁。送匣的川兵一把把他揪回来，强迫他打开了匣，才发现里边全是钱……程松日夜兼程逃出了三峡，至此才回头面向西方号啕痛哭：“此番才算保住了头颅。”

    指望这种货能成什么事儿？同样，吴曦接连摆平程松级别的官员之后，纵目蜀川已经再无敌手，他可以安心地当蜀王了。

    消除异己，统一蜀川，吴曦还有点别的工作没干完。他还得剃发，梳成女真式辫子，改穿少数民族服装，才能算是金国治下的王爷。

    这么搞时，他一点都不知道危险在逼近。

    有个中层干部叫安丙，是原大安军的知军，文官。他本是程松的部下，严格遵守以长官进退为行止的标准，奈何程长官跑得实在太快太突然了，他没跟上，被迫滞留蜀川。这很倒霉，更郁闷的是，他刚想躲起来保平安，吴曦的一个亲信忽然做了个梦。

    梦里神灵指示，只有安丙扶保着吴曦，吴曦才能平安。安丙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叛军阵容，但他从没上过一天班，天天在家装病号。

    有一个底层小官叫杨巨源，是合江仓的仓监。他痛恨卖国贼，暗地里联络了几位川军中的将领，随时可以起义。他非常有远见，没起义之前，就想到了起义之后的退路。如果成功了的话，川中大乱怎么办？必须要有一个能稳定局面的人。

    他想到了安丙。

    杨巨源、安丙、张宁、李好义集结了七十四个人，在月圆之夜，忽然大呼着冲进了吴曦的伪宫。那座宫殿就算再小，也有近千人以上的卫队，但是当李好义高喊奉临安朝廷密诏杀贼时，这些卫兵全都扔了兵器站到一边，听任这七十四人冲向吴曦的卧室。

    吴曦的梦做得正美，无论如何没有料到会有敌人直接冲到他的面前。仓促间，他被两个士兵砍掉了头颅。

    这时距离他叛变称王仅仅过去了四十一天！

    他为什么会死，原因是很多的，最主要的一条是他光荣的父辈们。吴玠、吴璘、吴挺，哪一个都是铁骨铮铮，与金国不共戴天，在他们的带动下，蜀川百姓也都有强烈的自尊，绝不向异族人屈膝。所以从他叛变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是蜀川的公敌。

    他死时，没有人与他站在一起。

    背叛的代价是巨大的，吴曦的人头被送往临安，赵扩将其献祭于宗庙、社稷，全城示众三天。吴曦的妻子儿女被处死，男子年十五岁以下者送两广州军编管。

    吴璘的子孙被全部从蜀川迁出。

    吴玠的子孙免连坐。

    吴氏四代忠义功勋，至此化为泡影。

    很多人不理解吴曦为什么要叛变。他家早就是蜀川的无冕之王，难道加上个封号就那么重要吗，值得他认贼作父，违逆天地祖宗当卖国奴去交换吗？！

    这实在不等价，无法理解。

    其实设身处地想想，这也很正常。想想吴曦的人生经历，从小就当质子，被扼杀理想，连一个正常男儿想奋发图强的正常心理都被残忍压制。他有什么理由不恨赵宋呢？赵宋何时视其为忠良，他何必以忠良报之？

    更何况前车之鉴让人心寒。

    金国的劝降书里说得好：“……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说得非常对，忠到岳飞的程度，不过是被冤杀而已。吴曦拿什么与武穆王比，他当然不要那样的结果。想到这些，对吴曦的憎恶有点提不起劲了。何必呢，此时的赵宋，除站到了民族道义的制高点之外，根本没有让人效忠的理由。

    回头说平叛之后的蜀川。先是奖赏，其规模之大、赏赐之巨是前所未见的。有四百二十余名将领或建节，成为军阶最高的节度使，或自身授郎。全军约七万人升三阶官，少数升五阶官，统计迁转官达三十万阶。为这次群体升官，此后四川总领每年要多支钱物二百八十余万贯。

    这还不包括对平叛将士一次性赏赐的金七千两、银六十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两、钱八万二百五十引、绢六十一万七千匹。

    如此巨赏，很让人怀疑，当初冲进吴曦伪宫的人数是七十四个，还是七十四万个呢？

    再说战争本身。吴曦的灭亡是猝不及防的。不仅吴曦自己，金国方面更是毫无知觉。安丙、杨巨源、李好义等人一边向临安方面报功请奖，一方面出川进攻，收复关外四州。

    阶、成、和、风，这是蜀川的屏障，双方要点所在。按常识，想收复它们会非常困难，金军当年使尽招数，也没能夺到手，这时肯定会重兵防守。

    很意外，李好义、杨巨源率领少量部队，比如步骑一千人、死士两百人，就强攻下了和州。四州相继迅速收复，这是好事，眼见蜀川恢复了正常，可偏偏又出事了。

    要不怎么说蜀川就是这么邪性，在此割据的，从没有能长远过三代的。攻打此处成功的，转眼就会倒霉灭亡。

    此次平叛也不例外。安丙的私心不知怎么搞的，一瞬间就膨胀了。他给临安写的报功信，对外宣称功劳是杨巨源、李好义的，事实上也是，这两人既是首倡，更是实际操作者。可安丙在信里完全归功于自己，杨、李二人只字不提。

    这样做会有后患，杨、李两人难免会在知情后报复。安丙为了稳妥，把杨、李应该得到的赏赐都转交到了王喜的身上。

    王喜是吴曦的亲信，川军的重要将领。吴曦叛国时，王喜是附逆的军方首恶，这时摇身一变，成为了正义的代表。

    王喜毒死了李好义，又设计诬陷杨巨源造反，逼其自杀。这样，蜀川权力全部落入到安丙、王喜手中，而临安投鼠忌器，哪怕知道了真相，也不敢追究，以免吴曦叛变再次上演。

    好歹总算是熬过了蜀川危机，总体算来，尽管花了钱、受了惊，但对南宋来说，还是得大于失的。说钱，赏再多的钱，也是肉烂在自己的锅里，没有便宜异族人。并且给公务员加薪了，也等于间接地提升了消费力，蜀川那边的生意会加倍红火。

    官衔，与加薪同解释。

    更重要的是关外四州收回了，吴氏四代盘踞蜀川的隐患也解除了。杨巨源、李好义的死，纯以功利角度论，也不是坏事。

    蜀川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正规国家职能部门、正规军手里，而不是民间力量分权，这对稳定全局无疑大有好处。

    从宏观控制上说，南宋在战争中习惯战争，优胜劣汰，是一种如新生般的整合。这对一个老牌帝国而言，是件极其重要的好事。

    可是韩国戚挺不下去了。

    宋朝的立国之本——钱，终于告急，国库空了。皇家开始动用私房钱，比如太皇太后谢氏捐了一百万贯犒军，韩国戚本人也把国家历次赐予他家的金器，总和六千两黄金捐了出来。结果却招致一片骂声。无数国人说他故作姿态。

    和平时代，以政治手段建立起来的独裁局面，终于在军事失利的大势下动摇了。没奈何，韩国戚决定派人渡江议和。

    在他想来，理智分析的话，南宋不好过，金国一样在崩盘前夕，各退一步，是双方都能接受的，甚至是期盼的。

    可是议和展开之后，他才发觉不对头。不仅金国坐地起价，搞得好像多想打下去一样，连内部也派系林立。他火线提拔起来的两淮主将丘密居然要架空他，建议议和之事韩国戚回避，理由是金国认为他是战争的主谋，是罪人，要受审判的。

    韩侂胄大怒，丘密不只是背叛了他，更把南宋的利益扔到了一边。试想谈判桌是战场的延续，对方要什么，就尽量拒绝什么才对。现在谈判才开始，就应对方要求把本国的平章军国事大人踢出局了，下面的条件还用再讲吗？！

    昏聩险苛，无以为甚。丘密下课。

    全江南官场海选议和人员，中选的是萧山县丞方信孺。诚然，方信孺在不久之后表现出了卓越的外交能力，可一介县丞做主管，也着实体现了当时整个南宋官场、士大夫群落对韩国戚的对抗。

    方信孺进入敌占区之后，住进了一连串的牢房。面见金国左丞相兼都元帅宗浩之后，住的驿馆上都临时写了两个字——天狱。

    天字号牢房。

    谈判的难度可想而知。宗浩是完颜璟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知识性丞相，汉文化程度一点不比江南那边低。他先是一连串的指责，之后提出了一个新要求。

    “南使，我们联句吧，你对得上来，我们才继续。”他出上联，“仪秦虽舌辩，陇蜀已唇亡。”这是说，哪怕你像张仪、苏秦那样能讲，蜀川已经丢了，江南唇亡齿寒，眼见完蛋。

    方信孺对：“天已分南北，时难比敬唐。”这时候再不是石敬瑭卖国的时候了，长江是天堑，试过多少次了，你们金国哪次成功了？

    金国开出的条件是：一、割地，南宋割让两淮；二、增岁币；三、称臣；四、索犒师银，索逃亡人；五、缚送首谋者。

    这五条中南宋对割地、称臣是绝不答应的，缚送首谋者，南宋推出三个替罪羊，分别是苏师旦、邓友龙、皇甫斌。至于岁币，只能增加到绍兴议和时的二十五万两，除此之外，再没可能。

    金国大怒：“你们失信，战争是你们挑起来的！”

    方信孺更怒：“是你们失信在先！”

    金国愕然。

    方信孺：“我们去年六月开战，你们在四月的时候诱降吴曦，原始文件都找到了，还想抵赖？更何况以强弱论，你们夺得了滁州、濠州，我们也攻下了泗州、涟水；我们打不下宿州、寿州，你们就攻下了庐州、和州、楚州了吗？五个条款里我们已经答应了三款，你们还不同意，大不了重新开战就是。”

    金国继续愕然。

    这就是战争实况。双方势均力敌而已，不存在谁占了优，谁吃了亏，谁必须怎样。韩国戚之所以主动求和，是国内的政局不稳，让他感受到了危机。如此而已。

    尽管这样，金国仍然在加价，并且指名要求南宋另派使者，这个方信孺的头实在是太难剃了，汉人如果都这样，女真人的幸福还能保证吗？

    方信孺回去述职，韩国戚亲自接待。两人的交谈很快卡在了金国第五个条款上，方信孺表示实在不敢说，韩国戚急了，你不说我就偏问你。

    方信孺：“不过是要太师的人头罢了。”

    方信孺被连夺三官，贬临江军居住。

    这实在是韩国戚的不是了，方信孺出使不辱使命，是自绍兴以来表现最好的外交家，韩国戚出于私人愤怒就流放他，实在是气度太小。

    韩国戚是真怒了，金国不是强势嘛，他必须要更强一些。在临安，他宣称“有以国毙”，大不了与宋朝共存亡，哪怕死后洪水滔天，都与他无关。在军事上，他起用抗金名人辛弃疾入主枢密院。这是自辛弃疾归宋之后施展抱负的最大机遇。可惜的是，辛弃疾刚刚接到任命就因病去世了，时年六十八岁。

    这很遗憾，不过也算是幸运。

    辛词宗免去身后麻烦，不必跟韩国戚一样，去《宋史》奸邪榜上排名。

    落在实际战区上，韩国戚下令蜀川全力备战，要在近期形成战斗力，出川入陕，在其余两战区保持平稳的前提下，主动进攻。

    做这些时，韩侂胄的心里是妥帖的。环顾南宋，军、政、财三界都是他的人，亲信中的不坚定者，都在北伐中被排除了，他的势力越发变得坚挺。

    没有危险，无论怎么看都没有危险。

    韩侂胄疏忽了，有一个地方他没有想到。

    后宫。

    这才是一个封建帝国最凶险诡秘、不测难防的地方。它对权力的掌握，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比军、政、财还要直接。

    韩国戚本人说到底就是以后宫起家，按说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漏算这一点，可偏偏他就忽视了。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多年以来对后宫的全面掌握，让他的安全意识淡薄了。

    说一下这时的南宋后宫。皇帝还是那个皇帝，皇后已经另有他人。

    韩皇后在七年前病逝，上位者姓杨。

    杨皇后出身低微，生身父母、家世、籍贯等连正史都失载，她出现时的第一身份是南宋后宫乐班中的杂剧孩儿，相当于嬉戏耍乐的儿童演员。她天生是与众不同的，小小年纪，姿容秀丽也就算了，还举止得体，从不怯场，很得赵构老婆吴氏的欢心。之后又把年轻的赵扩迷住了，从一介寒微戏班女子一步登天，进入帝国后宫。她先封婕妤，再进婉仪，一年之后升至贵妃，已经是皇后之下第一人。

    天赋再次显示出了奇迹。没有人教她，她自己熟读了诗书经典，还补全了自己的短板，给自己找了个武进士出身的“哥哥”杨次山。

    从此，她成为了良家子女、功名在身人士的亲戚。

    这些在南宋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发挥了作用。韩皇后死了，皇宫需要新的女主人，竞争者有两位：一个是杨贵妃，一个是曹美人。

    赵扩游移不定，都美啊，不好办。关键时刻韩国戚出现了，他不管谁美，他需要听话的。杨贵妃心机深沉，曹美人柔顺低调，选曹。

    这给杨氏带来了巨大的麻烦，韩氏一门对南宋已经掌控了近两代人，她一个没根基的前儿童演员有什么办法去抗衡。

    她被逼到了绝境，尽管自诩智慧女性，也只能使出最原始的那一招——和丈夫卧室说事。魅力搞定一切，她如愿当上了皇后。可她心里非常屈辱，从那一刻起，她把韩国戚恨到了骨头里。

    宫廷深处还隐藏着另一个人。这个人在开始北伐前还只是个六品京官，在汪洋般的官员队伍里像一滴水一样随波浮沉，没人注意。

    北伐伊始，此人升官到三品任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从此，开始引人注目，不是因为侍郎，而是那个兼职。

    资善堂翊善，皇子老师。

    这个职位一来敏感，二来是因为此人的家学渊源，那是祖传的绝活儿，谁也不敢小看。他叫史弥远，他爹就是孝宗朝的名臣史浩。

    史浩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不断地坏孝宗的事儿。从最开始勒令吴璘退兵，搞得川军死伤惨重，到最后驳回废掉李凤娘的命令，让南宋三代君主都在这个悍妇的阴影下发抖，堪称自始至终，“毁”人不倦。

    真是孝宗的好老师啊。

    史弥远走上了和他老爹一样的路。眼见韩国戚把持朝政一手遮天，他没去争，而是悄悄地退到最深处，着力培养绩优股。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风险也很大。皇子变成皇太子，皇太子升到皇帝，是个充满了变数的过程。谁知道天上哪块云彩下有雨呢？所以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但只要有了收获，就必将是无比丰厚的。史弥远知道自己的路很长，所以他平心静气，一点也不急。

    奈何运气主动上门。

    杨次山找到了他，替皇后带了个话儿。搞倒韩侂胄，与君共富贵。这次私下接触是历史性的，杨皇后的天赋再次决定了一切，她于万千官员中一眼就看准了史弥远，而史弥远真的是她所需要的人。

    史弥远先是与她、皇子一起走上层路线，争取获得赵扩的认同，那样做什么都名正言顺百发百中。可惜此招没成功，赵扩对韩侂胄已经形成了依赖，凡事都无条件同意，没可能答应他们杀掉忠诚的韩国戚。

    这就没办法了。摆在杨、史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杀掉韩侂胄，还得快下手，不然赵扩会在闲聊中把这事儿透露给韩侂胄本人。他之所以透露给韩侂胄，是因为觉得很好玩，他一点都不认为这会导致他老婆、他儿子和韩侂胄之间发生火并。

    这就是赵扩的真面目，他不仅不是位至高无上的人类至尊帝王，还是个有依赖症、没心没肺、不知危险的小男人。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韩国戚存在的根本原因，有这样的帝王，就一定会有权臣存在。

    时间紧迫，史弥远迅速行动。他联络了参知政事钱象祖、礼部尚书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张镃。这几个人中钱象祖是韩侂胄曾经的亲信，两人早已反目，其余三个各有心思。

    可笑的是王居安这人竟然特别兴奋，特地跑去人多的地方，说“数日之后，耳目当一新”。

    史弥远一阵阵地头晕，这可真是看走眼了，这种大喇叭会广播出人命的。事态逼着他再度加快进度，可他一介文官，从来没让手沾过血，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

    张镃冷笑了一声，已经势不两立，难道还想回头吗？杀了他，以绝后患！

    史弥远听了，不禁抚案长叹，不愧是将种，我的决心定了。

    张镃是当年南渡名将唯一仅存者张俊的曾孙。张俊之所以能福寿终老，凭的就是心狠手辣，但凡是异己，哪怕是岳飞、韩世忠，也要迫害致死打压到残废。这种歹毒心肠，在南宋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永远都有市场。这一次，在南宋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挥了作用。

    这天的晚上，杨皇后一个人走到了皇帝的书案前，拿起御笔写了一份诏书：“已降御笔付三省，韩侂胄已与外宫观，日下出国门。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护，不许疏失。”

    韩国戚最重要的武器被盗用了，长期以来，他以御笔睥睨百官为所欲为，这一次杨皇后同样私下里瞒着皇帝用御笔决定了韩侂胄的命运。

    这份御笔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还派兵押送外放，可以说一旦实施，会彻底终结他的政治生命。为了确保成功，杨皇后又写了三份内容相同的御笔，都盖上了刻有虎符印的皇帝牙章，一份给了史弥远、钱象祖；一份给了张镃；一份交给了赵扩母亲李皇后的兄弟李孝纯。

    多方准备，仍然只是准备，实际操作才是重点。韩侂胄久持朝纲触角无处不在，政变前夕种种蛛丝马迹，比如前面的大喇叭，韩侂胄听不到才是怪事。

    事实上，连杨皇后私写的御笔，韩党成员也有所察觉。有人提醒他有御笔从大内流出，却打听不出内容，形势很不好。

    韩侂胄回答将以死报国。部下苦劝他想办法应对，他答应明天上早朝时动用台谏力量，像以往一样把钱象祖等贬职外放。

    他仍然没有察觉到史弥远的存在。

    韩侂胄把决战定于明早，史弥远把生死定在今晚。之所以选这一天是有原因的，这一天是韩侂胄三夫人的生日，韩府张灯结彩大摆宴席广邀宾客，以尽彻底之欢。史弥远派张镃入贺，整晚近距离绊住韩侂胄，防止意外出现。

    酒席到第二天的凌晨五更时才散，大醉的韩侂胄拒绝了亲信的报信，固执地选择了上早朝。走到太庙时，突然前面有几十名殿帅司的士兵拦路。

    与十几年前的政变一样，殿帅被策反了。这时的殿帅名叫夏震，太庙前的拦路军士首领是护圣步军准备将夏挺。

    夏挺放过了韩侂胄的先头护卫，拦住了坐车，当众宣读御笔。韩侂胄大声抗议，被捉出车外裹挟至六部桥，在这里，政变军士增加到三百多人。

    政变军士继续转移，直到皇家园林玉津园外围的一个夹墙里，这些人才开始行凶。韩侂胄平时软甲不离身，这时既要保存他的头颅，又得要他的命，只好用了一些下作的办法，比如用铁鞭狠击他的下体。韩太师、平章军国事大人就这样谢幕了。

    与此同时，杨皇后在皇宫深处向赵扩施压。估计政变成功了，她向皇帝摊牌，赵扩大惊，马上亲自写御笔批示殿前司：“前往追回韩太师。”

    杨皇后一把夺过御笔，对赵扩哭诉：“他要废我与儿子，又杀两国百万生灵！”并以死威胁，韩不死则她死。赵扩愣住，他没办法解决这种局面，于是一直愣着，直到韩侂胄的死讯传来。

    韩侂胄死后，宋、金两国的和议迅速达成。南宋赔款三百万两白银，岁币增至每年三十万两，送韩侂胄、苏师旦首级过江。

    金国归还川陕关隘、淮南地。

    开禧北伐就这样结束了，它在历史中，严格地说，在正史中一直是负面形象，似乎一切都像杨皇后哭诉的那样，韩侂胄杀了两国百万生灵。

    实事求是地说，韩侂胄以政变起家，也死于政变，在这一点上不冤枉。可死后给他扣上一顶奸邪帽子，并打入历史耻辱柱，就实在不地道了。他终生没有背叛过南宋、赵扩，所以他是权臣不假，却不是奸臣。这一点，在金国都得到了肯定。

    韩侂胄的首级送至金国，金国的官员对他的评价是：“……（韩）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缪，指错误、违背、荒诞不经等，不是好字义。但这只是针对他个人而言，大前提是，韩国戚忠于国家民族。何况缪通“穆”，武功未成，曰“穆”。

    完颜璟追封韩侂胄为“忠缪侯”，把他的首级安葬在其祖先韩琦的墓旁。韩琦的墓在江北，金人并没有破坏它，一直保存完好。

    回过头来继续说忠奸，开禧北伐处于相持阶段，南宋自斩手脚，果断认输，并把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脑袋进行高级防腐处理，送过江北，这个事情先不说开中国历史之先河，也不说是对还是错，谁让那时的宋人那么爱好“和平”呢。

    只说这帮人稍后的举动。

    韩侂胄斥道学，尊岳飞，贬秦桧，这些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大快人心。杨皇后、史弥远等人反其道行之，岳飞怎样，他们没敢再抹黑，而是把秦桧的丑谥又调了回来，恢复了之前的王爵、赠谥。谁忠谁奸，可见一斑了吧。

    也许有人会说，韩侂胄虽然不是奸臣，只是权臣，但他舞弊弄权自作主张，大失臣道。还是对比一下吧，隆兴北伐是皇帝主持的，只打了几十天就败得稀里哗啦，丑陋到了灵魂深处。开禧北伐这不好那不好，跟金国较量了一年半，胜负未分，两国相峙。

    谁高谁低，一目了然。

    这样的权臣有什么不好呢，国家不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