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李自成的最后岁月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洪兵 本章:第三章 李自成的最后岁月

    西撤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率残兵败将,沿着三月十九日的进京路线,再次经德胜门入城。山河依旧,心情迥异!此时,离他第一次入城,仅仅过了三十六天,三十六天,却事非成败转头空,天意乎?人意乎?

    但是,生命还在,希望仍存!

    次日,李自成和他的将军们又振作起来,面对已步步逼近京城的清军,积极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的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准备先严防死守北京城,待各地“勤王”的大顺军来援后再和清军决一死战。

    但是,“北京保卫战”这点残存的希望立刻被无情的事实打破了!

    事实一、李自成发现自己的军队已经不能再打了,大顺军的精锐不是南下、就是留在陕西守老窝,留给自己的八万精锐已在山海关下损失殆尽,侥幸逃回来的将士染上了“恐满症”,士气沮丧,根本不可能组织起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围城,自己和手下就可能变成“瓮中之鳖”。

    事实二、北京城的老百姓太不“友好”了。他们看到自己败阵而回的狼狈样,谣言四起、兴灾乐祸,暗藏的“阶级敌人”蠢蠢欲动,正加紧建立“第五纵队”。

    事实三、北京城物资奇缺!自从大顺军入城的那一天起,北京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就断了,北京城成了“死城”。粮食、布匹、煤炭、陶瓷都无法从南方运来。大顺朝从明官手里诈出来的银两,买不来这些急需的东西,反而让这些稀缺物资越来越贵。这次山海关之战后,物资损失惨重,京城物价更是一日三涨。

    事实四、陷于“无政府管理”的北京城在一夜之间突然有了一种奇特的瘟疫,患疫之人忽冷忽热、四肢无力,三四日后就昏昏沉沉地死去。(后历史考证为鼠疫)

    苍天啊!难道你真要灭亡大顺吗?

    北京看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守了!还是回西安吧,那里纯朴的乡亲,那里雄壮的山河,将抚平我们这些游子的哀伤——“虽十燕京,岂易一西安哉!”

    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伤中,李自成和他手下的“北漂”生活就要结束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在离京前,李自成要抓紧做三件大事,以资留念:

    笫一件:把大叛徒吴三桂在京的全家三十四口尽数剐杀,一个不剩,让三桂同志彻彻底底变成“孤儿”。

    第二件:在武英殿举行正式的登基仪式,追尊自己老李家前七代皆为帝后,认西夏国主李继迁为祖先,然后头戴冠冕,受“百官”朝贺。

    第三件:把从明官那里剥夺来的白银熔铸成大饼,用骡子装着,运往西安。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办完这三件事,以“郊天”为名,尽行西撤。撤退前,他忽然悲天悯人,让手下告诉北京城老百姓:“鞑子来了,快快出城避难!”算是最后留给北京老百姓一点善念。

    但北京老百姓决大部分没有出城避难,因为他们纷纷传言说,吴三桂己经夺回明太子,即将送回北京城即位。北京城劫后余生的明官和乡绅们,一面组织起民兵维持社会治安,一面准备了“卤簿”,出城迎驾。

    五月二日,大道上尘埃四起,在众人企盼的目光中,大路上尘埃四起,一支衣甲鲜明、号带飘扬的队伍出现了。

    迎驾的众人以为是吴三桂携太子来了,倒头就拜。

    但抬头一望却发现眼前这支队伍竟然是当年三打京城,让人谈虎色变的“鞑子”,不禁惊呆了。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鞑首”多尔衮自报家门,然后“和蔼可亲”地接见了各位官方、民间代表,重申了大清将为各位报君父之仇,并严格军纪。

    刚出大顺鬼门关跑出来的各位京城代表,把生命安全放在了第一位,管他大明大清,能给大家伙带来安全和秩序的军队就是“人民的大救星”。

    于是乎各位代表就“将错就错”,把多尔衮迎入了硕果仅存的武英殿(其它殿都被“万恶”的李自成烧掉了),拜倒在满清新主子的脚下。这一拜,就拜了将近三百年!

    不寻常的“官二代”

    多尔衮进京前,怕吴三桂进京后“旧情复发”,与明在京残余势力勾勾搭搭,动“反清复明”的念头,于是以“吊唁”为名,跑到吴三桂的军营,先紧紧拉住孤儿吴三桂的双手,说了一顿节哀顺变的大鬼话后,又咬牙切齿地骂道:“李自成杀君家三十四口,此仇不共戴天!我让阿济格、多铎带一支队和你一起追杀李自成,你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用敌人的鲜血来报家仇国恨。”

    “既生瑜,何生亮!”,盯着与自己同岁,且在满嘴跑火车的多尔衮,吴三桂感到深深的悲哀。带兵进京后见机行事,驱清复明是漂白自己汉奸污点,重建丰功伟业的最后机会!这个机会,在精明十足多尔衮的面前,将“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心中“五味杂陈”的吴三桂率兵于在五月初八,在河北庆都(今河北望都)撵上了大顺军,李自成忙命蕲候谷英率兵阻击。

    一心想逃命的谷英部与一心想玩命的吴三桂部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结果可想而知,顺军大败,谷英丧命。

    得胜的三桂同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又撵上了李自成,再战之,大顺军又败了个一塌糊涂。

    两战两败后,大顺军在河北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吴三桂、阿济格、多铎也追累了,返回北京休整,双方偃旗息鼓,暂时进入停战状态。

    当三人回京后,发现多尔衮同志为把留京“临时指标”变为“常住户口”,正在那里干得热火朝天呢!

    刚过而立之年的“官二代”多尔衮,别看岁数上比李自成小,又无高学历,“汉语托福”考试也过不了关,但玩起政治来,却是咣咣的老道!

    一个人的成长历程是离不开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生长在满清第一家庭的多尔衮,不但自幼长期接受老爸(努尔哈赤)老哥(皇太极)这两个“资深家教”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厚黑学的专业辅导,还在成年后下基层“挂职锻炼”,正逐渐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复合型”社会管理人才。

    此次进京发展,下车伊始的多尔衮马上抛出自己的施政大纲,大纲的核心就是:“收人心、得天下!”

    搞政治,打什么旗号是最重要的!此次进京多尔衮打的旗号就是“为大明君父报仇,示大义于中国。”为让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多尔衮下令办的第一件政事是:在京官民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礼部、太常寺再将崇祯帝棺椁挖出来再次以帝礼安葬,葬礼要比大顺朝搞得更隆重、更热闹!

    “面子”上的事办完了,多尔衮又风风火火地办了一些“里子”上的事。

    一、以大清新政府名义发布《安民令旨》,在表示了对大明百姓困顿的同情和哀恤后,宣布自即日起,“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永远停征,各地一律按万历年间的册籍只征收收正税(田赋)。

    二、取消明朝手工业者要定期为政府义务劳动的制度,手工业者的产品一律可以进入市场公平交易,并且规定手工业者如不想当“匠户”了,可以脱籍改行。

    三、把明朝早已失去军事功能的“卫所”制度改革,“卫所”军士改为屯丁,如有缺额,永不加补。

    四、凡被起义农民军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甚至连前朝勋戚赐田、家产也照旧归还。

    多尔衮还吸取了大顺朝虐待百官的教训,规定大清军兵、官吏均不得从事类似“追赃助饷”的活动。对于进京后的物资困难,他不但把满洲多年储备的粮食、金银、衣帛调运进京,在不足时,还强迫朝鲜“捐”出了二千石粮食,可谓下了老本。

    在人才招聘问题上,多尔衮对于在京明官大批南逃的情况,四处张榜,表示无论是谁,只要归降大清,官复原职不说,还要加官晋爵,新有封赏。一些“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的明官们半推半就、纷纷留京,当上了铁杆的“拥清派”。

    在人才使用问题上,多尔衮既不分党派(东林党、阉党),又不分“君子小人”(没法分,标准太杂),既来之,则用之。特别是把大阉党头子冯铨召纳为内院大学士,排在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这些老资格汉官之前,着实让天下阉党们扬眉吐气,结伴来投。

    与李自成进京一团乱麻理不清相比,多尔衮目标明确,手段老成,降低了税收、开放了择业自由、安定了军心民心官心,京城及周边的大清占领区的秩序开始恢复。

    多尔衮不是救世主,没有救苦救难的情怀,他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征服天下,让天下人做他俯首听命的奴隶。

    在京城百姓为崇祯服丧三日后,多尔衮即下令全体北京汉人依满人风俗剃发,这下象捅了马蜂窝,汉人们纷纷上书请愿,要求收回成命。立足未稳的多尔衮见激起众怒,忙下令“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多尔衮第一次剃发运动宣告流产。

    在进京没几天,多尔衮又干了一件弊政,不过,这是逼出来的。因为多尔衮发现自已散居在城内的士兵意外收到大顺军赠送的礼物——瘟疫(鼠疫),士兵接二连三地疬病倒、死掉。心里发毛的他在“大清防疫办”的建议下,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措施——疫区隔离。即让北京内城居民三日内必须搬到外城,不搬者一律杀头。疫区隔离有效控制了瘟疫,开创我国防疫史的新篇章,但就是苦了北京内城居民。

    总之一句话,多尔衮这个不寻常的“官二代”来京工作业绩是可圈可点、卓有成效、功大于过的。

    中国人民在他勤奋的工作下,又开始了一个坐稳奴隶的时代,以至连后来的乾隆大帝都称赞他:“本朝入关之初,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李自成的反击

    “墙倒众人推”,败退回山西的李自成现在深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正涵义,原来“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场面不见了,代之以处处“揭竿而起、斩木为兵”的叛乱!

    四月二十七日,原大顺“解放区”山东德州乡绅赵继鼎、程先贞、生员谢陛发动叛乱,拥戴河北香河县的一个朱姓知县(朱元璋的N代孙)为“济王”,展开第一次“大明复国运动”。

    复国运动得到广大爱国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济王”政府就收复了以德州为中心、横跨山东河北的四十三个州县,把大顺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落了个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李自成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但多尔衮眼见自已的劳动成果被别人白白夺去,一贯让别人为自己做嫁妆的他不干了。先是在五、六月间先后派明降臣方大猷、王鳌永进行了招降活动,结果毫无结果。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捣乱”!多尔衮愤怒了,他拉着吴三桂发表了《多吴联合声明》,无情揭露以“济王”为首的小一撮反动分子分裂祖国的阴谋,号召广大大清指战员为维护祖国统一血战到底,并以二人名义发动了进军命令。

    由满将觉罗巴哈纳、汉将石廷柱统领的满汉大军风驰电掣、很快抵达济王政府的老巢德州,外强中干的济王一看来了真格的,立马解散部众、改旗易帜、乖乖纳土归降。清军一下子就很顺利地占领了河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

    此时李自成正在山西搞“分区设防”的试点工作。他让马重禧守山西东大门的固关娘子关、张天琳守大同、陈永福守太原、袁宗第守晋南、刘忠守长治、看似井井有条,实则群龙无首。做完这些工作后,李自成有了“想回家看看”的念头,于是和老搭档刘宗敏打点行装,返回西安抚慰自己这颗受伤的心去了。

    刚渡过黄河,山西就传来了坏消息。一度降顺的大同总兵、“倒戈将军”——姜瓖也和吴三桂有样学样,造反了。先杀掉大顺将领张天琳,打出故明旗帜,拥立境内的枣强王委以国政,但后来的这位“倒戈将军”在清朝的拉拢下,剃发降清。

    在姜瓖的示范效应下,六月,紧靠大同的晋北五县代州、繁峙、崞县等在明降官吴惟华“糖衣炮弹”攻势下,陆续降清。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八月,唐通又在晋陕北部起兵了,并复制了姜瓖的程序,先打出复明旗帜,攻城掠地,打败李过占领山陕九县,待价而沽。后在清朝“定西候”的高官厚禄引诱下,欣然投怀入抱。

    听到唐通降清后,自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他快刀斩麻般处死了唐通在西安的家人,让唐通继三桂之后,变成了又一个“倒霉的单身汉”。

    姜唐投降门事件后,山陕北部门户大开,清军叶臣部自晋北而入,直逼山西省会太原。

    在太原,同为降顺明将的河南人陈永福率兵坚壁清野,据城坚守,清军在城下损兵折将,十余天还没爬上太原的城头。

    急红了眼的叶臣向中央求援,多尔衮派出看家法宝——炮兵,二十四门红衣大炮集中小北门猛轰,城塌,清军冲入,陈永福率军死战,死于乱军之中。

    在明降将纷纷叛顺降清的浪潮中,陈永福是唯一为大顺朝尽忠死难的将军,人与人的差别就这么大呢?

    原来早在明末开封战役时,守城的河南总兵陈永福就射瞎了李自成的一只眼,后来李自成在招降走投无路、但心有顾虑的陈永福时,曾折箭为誓,表示陈若归顺,决不相害!陈永福听后放心归顺,李自成实心相待。故在太原保卫战中,陈用生命回报了李的真诚,可见什么时候,真诚相待必会让人终有所得!

    太原城陷后,李自成发现,想躲回山陕当一个地方的“在野党”,过小日子的想法太幼稚了,清朝那一帮人的“执政党”,为建立“一族专政”的政权,正挖空心思把所有“在野党”赶尽杀绝呢。明白了这点,他马上重整军马二十五万,并被迫放弃了“三年不征”的施政纲领,大肆征粮。一切就绪后,终于刀锋出鞘。十月十二日,在两个战场上同时向反动的清王朝发动进攻。

    第一战场在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第二战场为河南西部,两大战场大顺军先后投入十万余人,攻克济源、盂县后,直扑河南怀庆。清怀庆总兵、汉正黄旗将金玉和与副将常鼎、参将陈国才被击毙。大顺军乘胜进攻怀庆府沁阳县,清卫辉总兵祖可法连夜领兵进城固守待援。

    消息传到北京,多尔衮大吃一惊,他本以为大顺朝己是一只奄奄一息的病猫了。正己经兵分两路,一路由其弟多铎南下攻打建国不久的南明,一路由其兄阿济格从榆林进兵西安,收拾李自成,实现三兄弟一统中华的雄心梦。

    现在大顺军的节节胜利让多尔衮清醒了许多,原来大顺仍是一只令人生畏的老虎,如果自己按原计划“两个拳头一起打人”,那到时李自成趁虚进攻山西、逼近北京。大清朝就有可能再回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开荒种地”去了!

    多尔衮决定计划跟着变化走,速令多铎改变进军路线,由南下改为西进,先解沁阳之围,然后进攻潼关,和阿济格一起来给呆在陕西的李自成免费赠上一道“关门打狗”的大餐。

    李自成不知道自己无意中当了一回“活雷锋”,为南明做了一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好事。当他明白过来时,已陷入清军的南北夹击中,潼关、榆林先后遭到疯狂进攻。

    坐镇西安的李自成左右观察,认为南边的潼关战场只有马世耀八千人,众寡悬殊,而榆林尚抵挡一阵。权衡再三后他亲自同刘宗敏、刘芳亮星夜兼程,赶往潼关与多铎决战,继山海关之战后,又一场精彩粉呈的潼关之战打响了!

    一群群来自西北和东北的汉子们,为了理想,为了胜利,在北方的旷野上开始了砍人或被人砍的生命博杀。

    西北和东北是中国两个源源不断出精兵的地方,雄魂壮美的大西北千百年间曾出现过一统六国的秦兵、纵横四海的汉军;而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也出现过坚猛善战的鲜卑、过万则无敌的女真。

    潼关战役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打响,因急着打败多铎,好回援榆林,李自成没有选择据城固守的战法,而直接旷野血拼,大顺军总司令刘宗敏与清兵先在潼关城外接战,不胜而回。

    因1645年春节到了,考虑到双方战斗人员汉人居多,需照顾一下大家的情绪,双方休战,放松心情,欢渡春节!

    1644年终于过去了,这一年,太波谲云诡了!太惊天裂地了!太大起大落了!展望四百年后的历史,只有1911年和1949年才可以和她媲美!

    又一次撤退

    春节公休三天后,初四,大顺军上班工作,由刘芳亮领兵再次出战,又不胜。李自成急了,亲自挥刀上阵,清军主帅多铎见李自成也上来了,嗷得大叫一嗓子后,挽袖子操家伙上阵,潼关之战到了最激烈最精彩的瞬间。

    两军昏天黑地打了一天后,步兵为主的大顺军吃亏了,损失巨大。

    见白天啃不动多铎这块又臭又硬的茅房石,初五、初六大顺军连续两晚发动夜袭。但上上下下、熟读熟纪、活学活用的清军岂是吃素的,大顺军的夜袭战“事倍而功半”。

    初九,对清军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他们日夜思念、翘首企盼的高科技武器——红衣大炮,终于从太原运到了潼关。

    在太原城下就大显神威的红衣大炮在潼关战场上再接再厉,对准潼关城一阵猛轰,本来就倾斜的战场形势更是出现了一边倒,大顺军成批成批的伤亡,“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吃了大亏的大顺军试图冲出潼关城,拔了清军的炮兵阵地,但刚出城,就被大炮打回。

    在潼关战役正打得热火朝天时,陕北的阿济格留下明降将姜瓖继续攻打榆林,自己带着北路清军主力,绕过榆林,攻克延安,气势汹汹直向大顺朝的国都——西京(今西安)扑来。

    在潼关指挥作战的李自成听到这个坏消息一下子愣住了,自己挨了多少骂,受了多少累,挣下的那点家当就都放在西京了,若让阿济格给端了老窝,自己可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舍不下家当的李自成只得丢下葫芦去按瓢,带大部队于十一日回援西安。他一走,马世耀一看没指望了,次日即向清军主帅多铎献关投降。

    但献关后的马世耀见到了呆头呆脑、混沌未开、连汉语都说得有一句没一句的多铎后,觉得向这位爷投降实在有辱自己的品味,后悔了,他又秘密让手下送信给李自成,请他速回师潼关,和自己里应外合,打败多铎。

    但托非所人,这封信竟稀里糊涂落到了多铎手里,多铎一看,就乐了:“想阴我,太小儿科了吧!别忘了,我可是‘阴谋大师’皇太极的高徒呀!”

    但收拾马世耀的八千人还是要讲究些技巧的,经过多方努力,多铎版的巨型“鸿门宴”上演了!十三日,多铎以打猎为名,在潼关西南十里的金盆口设下埋伏,然后谎称将举办兄弟会盟宴,请马世耀和手下的弟兄们务必赏光参加。

    马世耀认为多铎头脑简单、心眼实在,就带领手下大大咧咧地赴宴。

    宴会上,原大顺军将士正喝得红光满面,东倒西歪之际,多铎一声令下,埋伏在狭谷中的清军一拥而出,老马及手下在酒足饭饱后,拍拍胸脯抹抹嘴,统统被清军快送往阎王殿报到,至此,潼关之战以多铎完胜而收场。

    再无后顾之忧的多铎风风火火,由南往北直扑西安而去。

    十三日就回到西安的李自成,与部下商议,在清军南北夹击下,大顺朝何去何从?

    大顺将军谋士一致认为:谁不说俺家乡好,可惜家乡呆不了!这时的西安,虽然向各辖区下达了严格的征粮指标,但因陕西十年九旱,粮食稀缺,西安所征的粮食储备根本不足以维持与清军的持久战,一旦南北两路清军围城,缺粮的大顺朝迟早会因饥饿而趴下。

    不在陕西呆了,那茫茫神州,何处安身?

    最佳选项当然是四川,天府之地、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表里山河,但遗憾的是已被张献忠拿去做了自留地。李自成早就与张献忠撕破了脸皮,现在落难投靠,脸面上过去过不去另当别论,张献忠一肚子坏水,在他的地盘上,那会有大顺的好果子吃?

    剩余选项是回湖北西部的“龙兴之地”,在那里一旦清兵再追来,就去找软柿子捏捏,把南明的半壁江山据为己有,再回过头来和满清周旋。中国这么大,难道清兵真有本事把自己追到“天涯海角”去?

    决心东进湖北的李自成本来是要等上榆林的李过、高一功再撤的,但得知潼关失守,多铎正马不停蹄地向西安推进。李自成只好让人给李高捎话:“大哥先闪了,兄弟拾掇拾掇随后来,襄京再见!”

    临撤退前,李下令部将田见秀把西安城内所有建筑、仓库、粮食、衣帛统统烧掉,来一个“焦土抗战”。幸亏这位田将军还算有人性,只点着了东门楼和南月门楼,百姓房屋、粮仓并未烧毁,李在撤退中回望西安,见城中烟火冲天,以为田见秀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指标,这才放心而去。

    多铎十八日进入了“不设防城市”西安后,左寻右找,既不见敌人——李自成,也不见友人——阿济格,念天地之悠悠,独“快乐”而无比!

    阿济格本来是应该先到西安的,但这家伙眼小,攻克延安后,转道塞外的土默特,鄂尔多斯部落“打秋风”(勒索驼马),逗留了一段时间,结果无意中成全了多铎的“好事”。

    对此,“大清军事委员会”决议如下:多铎工作积极、富有成效,通报表扬,并奖励在西安休整一个月;阿济格消极怠工,会师迟到,通报批评,并不得休整,继续加班加点,追剿李自成,将功补过。

    极度郁闷的阿济格把东进的大顺军当作了最好的“出气筒”,从河南西部咬住即紧紧不放,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共打了八仗,据自己上奏是“八战八捷”,也算多少挽回些面子。

    李自成现在被阿济格这个大疯狗追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既不是胆小怕狗,也不是风格高尚,而是他有了更高更新的目标,懒得搭理阿济格。

    他带兵从西安“闪离”后,穿山越岭、历经艰险,终于将老老少少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顺军及军属等撤到自己的老革命根据地——襄京四府(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后,即命四府兵员七万人迅速向自己集结。

    这七万多襄京守备部队,是自己当年北上陕西时,留在襄京防守左良玉的。两年来并未打过硬仗。看着这支兵精粮足,训练有素的看家部队,李自成信心大增,将这七万人和他带来的部队进行了合编,组成了南征军,宣布了下一步的作战命令——“放弃襄京、进兵江南”。

    “大顺襄京卫戍司令”白旺对这道命令提出致疑:说陕西丢后,襄京就是大顺唯一的一块根据地,况且自已在襄京已经经营了两年多,群众基础好,湖北又是鱼米之乡,供应充足。另外,大顺如果要夺取江南,那么自古就讲“守江必守襄”,当年南宋就是凭襄阳抵抗元军二十多年的。主上若想长久占领江南,襄京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坚守的。

    但从北京、陕西跑路回来的大顺高级干部及军队领导人显然已得了“恐满症”,实在不愿陪满洲大兵在北国的平原上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他们坚信只有“笨鸟先飞”地到了江南,凭南方炎炎烈日、水网交错、河流纵横的“天时地利”,方能阻挡满洲人的铁蹄。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少数服从多数,意见可以保留,命令必须执行!

    命丧九宫山

    1645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全部家当——大顺军20万和干部、家属30万人,共50万的“难民部队”,由襄阳、承天,向汉川沔阳推进,准备找自己的老对手左良玉叙叙旧,并捎带分一杯羹。

    驻守武昌的南明宁南候左良玉一听报就慌了,此一时彼一时,当年和李自成干仗就败多胜少,现在自己的实力更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虽号称八十万人马,但那是大大加了水份的,八十万人马大部份是游兵散勇、地痞流氓组成的,这支部队最大的特征就是——“征战不足、扰民有余、有饷则聚、无饷则乱。”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左良玉连连向南明的南京政府告急,但忙于“党争”的南京政府那有心思来管他的闲事,盼来盼去只等来南明江西总督袁继咸领着一支小部队来到湖北蕲春阻击李自成。

    左良玉没辙了,硬着头皮在顺河口打了一仗,结果曾被清兵打得落花流水的大顺军,转而又把左良玉军打了个流水落花,大顺军上下总算找回了一点失去的尊严和自信!

    左良玉一看自己既无法与大顺军争锋,又不能担上“丧师失地”的罪名,更不敢到清朝那边“虎口夺食”。几番考虑,在手下的鼓捣下,左宁南候向死去多年的永乐帝借智慧,借口接到北来的崇祯太子密谕,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帜,整军沿江东下,宣称要去南京“清理门户”,除掉祸国殃民的马士英。

    撤离武昌前,左良玉本着“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的人生信条,放火烧掉武昌城,害得李自成一到武昌,就被迫投入到水深火热的抗险救火的运动中去了。

    刚客串了一回“救火队队长”的李自成,正准备洗洗睡了,那个“甩不掉的大疯狗”阿济格就又领兵追来了,还把个烟熏火燎的武昌城围了个数匝。

    武昌被围后,刘宗敏、田见秀眼睛发直、脑袋发晕,率兵五千,出城迫战,但都被阿济格打了个满地找牙,逼得李自成再次激情上演“午夜狂奔”,——放弃武昌东下。

    东下后的李自成日子那是相当的不好过,大顺军现在是既无后方供应,又要保护随行军属,伤员还无法安置。几十万人向炸开了锅似地在湖北荆州地区乱窜,到处搞一些“自己动手(抢老百姓),丰衣足食”的自救活动,上下组织混乱,指挥失灵,大顺“流亡政府”变成了“流氓政府”!

    阿济格没有“饶人之处且饶人”的高尚情怀,四月初,在阳新富池口追上大顺军猛砍一顿。中旬,还在富池口,又把大顺军狂揍一顿,打得大顺军的士气如打了霜的茄子——实在是蔫。

    四月末,阿济格又在江西九江口追上李自成,和大顺军又来了最后一次激情碰撞,结果这次碰撞,饥寒交迫的大顺军损失巨大,大将刘宗敏、军师宋献策和李自成的两位叔叔被俘。(此仗即是阿济格所奏的“八战八捷”的最后一仗)

    随军出征的吴三桂一见生擒了仇人刘宗敏,大喜过望,亲自手执利刃,将刘宗敏和李自成两位叔叔细细剐杀,终于告慰了被残杀的全家三十四口之在天之灵。

    激起仇恨的人,终将被仇恨淹灭!不知刘宗敏身受利刃的瞬间,是何感受?

    同时被俘的宋献策头脑灵活,凭着自己周易八卦、奇门遁甲的专业技能,把个本来就疑神信鬼的阿济格哄了个五迷三道,不仅不杀,反而弄回北京供了起来。

    这场战斗后,大顺朝丞相牛金星眼看和李自成混下去,是没有任何翻本的指望了。对革命前途灰心失望的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和儿子牛佺跑到清营摇尾乞降,牛佺被委任为清朝黄州知府,而牛金星因曾积极参与迫害大明官绅,早己成为“不耻于全国士林的臭狗屎”,清政府也不好安置。老牛同志只好成为了大清第一代“啃小族”,跟在儿子屁股后面“讨生活”,后老死于牛佺的官署中。

    九江之战后,清军统帅阿济格认为大功告成,于是,率领志得意满、筋疲力尽的手下班师还朝。李自成终于摆脱了这条大尾巴疯狗。

    擦干了身上的鲜血,掩埋了战友的尸体,冷眼送别了背叛的人们,李自成又踏上了新的征程,他满腔悲愤,却从未失望。

    尽管自己已经称帝,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真实喜爱着“闯王”这个悠久的称号。“闯者,代表着勇敢,代表着无畏,代表着不屈不挠,代表着百折不回。”自从23岁起兵以来,他就在这个“闯”字的指引下,越过了一座座山,跨过了一条条河,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在屡仆屡起之间,他一次次浴火重生,一次次坚定地向人生的新高度攀登!

    今天,他又失败了,生命又一次暗淡无光,一切仿佛回到了出发前的起点。

    但,这一切,未曾不会是另一场成功的起点,自己刚三十九岁,生命正进入一个在反思中成熟,在成熟中反思的年轮。尽管所失很多很多,但生命还在,希望仍存,历史还将给自己一个改过自新、东山再起的机会的!

    在失败的重重阴霾面前,李自成再次显现了自己不屈的韧性,他领着百战残存的部队,向着南京进发。

    但进军南京的一千多条船被阿济格抢走了,加之在西安休整完毕的多铎部已从河南归德(今商丘)南下,直趋南京,原先的战略意图已无法实现。

    李自成再次改变了进军路线,准备穿越江西北部进入湖南,在“湖广熟,天下足”的湖南地区从头再来。

    多铎在占领南京后,也和阿济格一样,停止了南下的步伐。大顺面前的敌人,已换成了虚弱不堪的南明地方部队,李自成感到信心倍增。

    五月四日,李自成率直属的一万余部队行至湖北通山县境,终于盼来了雨过天晴的好天气。他下令手下埋锅造饭,胡乱吃了几口后,带领28名亲兵来到了附近的九宫山,细细欣赏“空山新雨后”的美景。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各村寨为了自保,纷纷成立了由青壮年组成的“乡兵”,忙时生产、闲时训练、守望相助、声息互通。对他们而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家园,每一颗粮食都是血汗,每一个老乡都是亲人,谁要把他们抢占、杀害,“乡兵”们都要和来敌拼到底。

    大顺军到达湖北后,给养困难、失败情绪弥满,对所过乡村一抢二杀三烧,“乡兵”们奋起自卫,“军地关系”格外紧张。

    非常不幸的是,正在九宫山上转悠的李自成恰恰碰倒了这样一支巡寨的“乡兵”。

    这些“乡兵”一下子纠集了八十多人,一下子就冲到了李自成一行的面前,出其不意地将这些外乡的“贼人”们包围起来。

    混战中,乡兵们仗着人多势众、地形熟悉的优势,把李自成这些身经百战的卫队冲了个七零八散。

    完全和部下走散的李自成慌不择路,独自逃到牛背岭后,坐骑陷到了一块泥潭中,只好下马牵着坐骑深一脚浅一脚前行。

    “乡兵”程九伯见李自成单人独马,立刻手拿锄头窜了出来想抢李的“宝马”,李自成毕竞是见过大世面的专业杀人选手,业余选手“程乡兵”那里是他的对手,几招下来,“程乡兵”就被徒手格斗的李自成压在身下,李自成准备回手抽刀,宰了这个竟敢太岁爷上动土的家伙。

    正当“程乡兵”命丧黄泉之际,外甥金二狗赶到,见亲娘舅被一大汉骑在身下要挨宰,想都没想,抡起铁铲冲大汉砸去,嚓的一声,削丢了大汉的半个脑袋。杀人后的舅甥俩不敢久留,牵着大汉的“宝马”快速逃回。

    李自成死了,死得残烈、死得窝囊,他的死,虽然有偶然因素,但更有必然因素。

    这个必然因素就是“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当李自成从商洛山复出,提出“均田免粮”,代表了当时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狂洋大海”顿时载起了他这叶扁舟,并把他送到胜利的彼岸。

    当成功后的李自成无法建立一个长期代表人民利益的新政府时,人民失望了,军队也失望了,失望的军队开始抢夺、杀害失望的人民。双方的关系也由“水载舟”变成了“水覆舟”。

    失望的人民遍布城乡、遍布山野,处处打击着由“仁义之师”变为“害群之贼”的大顺军。

    如是,李自成被一普通农民“乡兵”杀害,就不难理解了,万事有因必有果呀!

    后来,当地的清朝官员从被活捉的李自成余部口中得知,大名鼎鼎的“一号恐怖头目”李自成竟然被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乡兵”杀了,他们梦魇般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

    李自成死了,但大顺军的革命之路并未完结。这支残存的大顺军仍然有田见秀、袁宗第、刘芳亮、刘体纯、郝摇旗等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在李自成牺牲的一个月后,他们终于进入湖南,集结于平江、浏阳地区,总人数含军属在内仍有21万之多,历史上把他们这支跟随李自成的部队称为大顺东路军。在新的地区,这支军队将接受新的历史史命,书写新的人生传奇!

    在李自成率大顺东路军南下时,另一支十二万人的大顺军也正千里跃进、风尘仆仆地找寻着东路军的踪迹,这就是由高一功、李过率领的大顺西路军。

    早在潼关之战正酣时,阿济格也率满军谭泰部、汉军吴三桂、尚可喜、姜瓖部攻打高一功驻守的榆林。在高一功严防死守,榆林久攻不克时,阿济格留下姜瓖围而不攻,自带吴三桂和满军劲旅绕过榆林,打败李过,攻取延安。

    在榆林争夺战进入白热化时,高一功接到李自成撤离防区、南下会师的命令。即率兵迅速撤离榆林转进,与先前失守延安西撤的李过兵团会合,准备去西安同李自成会师。

    但这时李自成早已撤离西安,西安城内已有了阿济格、多铎两路清军主力,因此,直接经西安南下已不太可能。

    高李兵团于是进驻宁夏的惠安堡,然后,等待驻守西北甘肃、青海等地的党守素、蔺养成、贺兰的老闯营兄弟。与此同时,在清政府“葫芦卜加大棒”的政策下,大顺军驻守西北的原明降将如马科、左瓖、牛成虎纷纷投降清朝。

    但老闯营的兄弟就是心眼实在,打死也不降。会合后的大顺军兄弟,组成西路军,开始了漫漫艰苦的长征,他们计划由陕西经汉中进入四川,然后顺长江东下,到达湖北与李自成会师。

    征途中,他们先经历了原大顺汉中守将,但现已降清的贺珍、罗岱的袭杀、死伤惨烈。冲出汉中后,他们又经历了断粮断饮的困境,蜀道艰危的考验,但曾经的建国理想、曾经的生死诺言、曾经的兄弟情义,使他们携手并肩,一往无前!

    1645年夏天,这支军队终于到达湖北荆州地区、人数也由出发前的十二万人下降为七万人。在这里,他们得知了李自成已死的消息。

    这时整个西路军,已个个衣衫蕴缕、瘦骨嶙峋,憔悴的脸上,流露出前所未有的迷茫。

    李自成死亡,标志着大顺政权的灭亡。

    现在,有必要回答三个问题,对李自成及大顺朝作一个小结。

    第一个问题:李自成是英雄吗?

    我的回答是:凡是以自己的行为推动了历史进步或人类发展的,就应该算作英雄。

    从这个论点出发,明末农民造反领袖李自成乃“驿卒之子,氓隶之人,下岗无业之徒,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走投无路之饥民,将数百之众,转而攻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一举推翻了存在276年,腐朽、没落、贪婪的明王朝,使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再次验证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一颠扑不破的人类真理。

    因此,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李自成都可称得上一个英雄!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第二个问题:李自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认为:李自成是一个优点远远大于缺点的人,他坚韧、顽强、勤奋、节俭、志存高远、律己甚严、与士卒同甘苦,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苦难的人生及刀光剑影的博杀中,仍能有一颗真诚和宽容的心,率真不虚伪。而主要的缺点,是缺乏一种积极学习、与时俱进的心态,而正因为少了这种心态,导致了他在不断发展的现实面前,缺乏应该匹配的知识含量,从而不断出现认识盲点和误区。

    第三个问题: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造反运动为什么失败?

    是啊,李自成这样一个英雄,一个大写的“人”,他领导的明末农民造反运动,却在推翻明朝的统治后,功亏一篑地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五百年来让人挥之不去、扼腕长叹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众说纷纭、林林总总的答案。

    但基本的观点是:李自成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原来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为报大顺朝“权将军”刘宗敏夺去其爱妾陈圆圆之仇恨,转而向关外的满清“投怀送抱”,并引清兵入关,在山海关联合打败李自成。之后,满清进入北京,建立满汉蒙地主联合政权,而李自成则从北京退到山西、陕西,最后退到湖北,撤退中丧师失地、一败再败,最后命丧九宫山,一代英雄骤然陨落,大顺朝由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我也来谈谈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吧,在谈这个问题前,先谈一个问题,在我国历史上,象李自成这样农民造反有成功的先例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我国的历史上,农民造反有两次成功的范例。

    一次是秦末农民起义,农民兄弟中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刘邦同志领导农民造反军先推翻秦王朝统治,后打败项羽,建立了立国近四百年的汉王朝;

    另一次是元末农民起义,贫农兼和尚的朱元璋同志借助农民造反的风暴,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扫灭群雄、兼并天下,建立了大一统的明王朝。

    在我国数量众多的农民造反史上,除了这两个“成功人士”外,再无他人。张角、黄巢、李自成及后来的洪秀全等均以失败而收场。

    恭喜我,答对了!那继续讨论,这两位同志造反成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大体而言,这两位成功人士的造反的社会背景就是四个字——“官逼民反”。秦末,秦朝繁重的徭役、兵役、沉重的赋税逼得人民只能揭竿而起;元末,除了上述原因外,自然灾害和元政府的民族歧视剥削政策也成为农民造反新的“催化剂”。

    但是,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大大的原因千百年来被忽视,这就是这两次农民造反中,知识分子都曾大量加盟,并最终理性地促使造反由“破坏型”转向了“建设型”。

    那么,这两个时期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大量参加造反运动呢?在其它时期,一贯标谤以“冶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转而就成了“把头埋在沙丘里的驼鸟”,对造反大业视而不见呢?

    先从秦末说起吧!秦末,也就是秦朝刚统一建国后的11年,在这11年中,所谓的知识分子,成份比较庞杂,战国时期的儒、法、墨、道、兵、纵横家都可称为知识分子,但这中间,除了法家在秦政府中有些地位外,其余的几家都统统作为被专政的对象,这些知识分子与战国时期“游走列国、出将入相、倍受尊崇”相比,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时不时还应犯点小错误,把小命儿送上,“焚书坑儒”则揭开知识分子被“暴力打压”的序幕。

    元朝呢,知识分子(此时以“儒生”为绝大多数)更是进入了继秦朝后的第二个“寒冬”,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不但丧失了前朝(即宋朝)“与君王共天下”高高在上的地位,反而被降为了连娼妓都不如的窘境,从此有了一个流芳千古的绰号——“臭老九”!

    这还罢了,元统治者连碗饭都不赏给知识分子吃,90多年的立国中就有80多年,把已好好执行了近500年的科举制度废止了,知识分子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梯子都被扔到一旁。在元末的后十多年里,元统治者也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力量,被迫举行了十六期科举,但前后只象征性地录取了1600多人,这对全国几十万的知识分子而言,分明是永无出头之日。

    还是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知识分子也是人,而且是有强烈愿望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人。所以,当秦末、元末农民造反的风暴掀起来时,知识分子就人数众多、争先恐后地入股农民起义,以推翻现存的,让知识分子倍感屈辱和痛苦的王朝,建立尊重其自身地位,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新王朝。秦末,张良、萧何、陈平、韩信、范增、郦食其、陆贾;元末,李善长、刘基、宋廉、杨宪、章溢、叶琛等大知识分子纷纷“毛遂自荐”地跑到农民造反领袖的麾下效力,在他们的“名人效应”带动下,成千上万的小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农民造反队伍中来,并在其间起了三大作用:

    1、为农民造反及后来的建设运动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大到张良这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特殊的“万里之才”,小到大批大批管理一县一域的“百里之才”,这些大小人才在造反成功后顺利转轨为建设新国家的各级社会管理官员,使农民政权由短暂存在“武政府”转身变为长久发展“文政府”。

    2、以吸纳古今、博取众长的知识,在长年累月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知识结构,使这些原本“文盲或半文盲”的领袖们知识含量大幅提升,视野大幅开阔。知识的增加必然会影响领袖们的思维、决策,从而也为农民起义提供理性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元末老知识分子朱升曾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至于其它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3、为整个社会提供有利于新政权的舆论导向。“士为民之首”,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在引导舆论导向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为农民起义者所利用,将会使农民造反运动迅速深入人心、做大做强。

    这就是知识分子加盟造反运动后的作用,正因为这些作用,使刘邦、朱元璋有了“被成功”机遇。

    反观那些失败的农民造反运动,小的不说了,大的如张角、黄巢,及本文讨论的李自成及后来的洪秀全,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被虐待、被迫加盟起义队伍的机遇。在这四位同志起义时,知识分子有了通过保举或科举能大规模参与原政权建设的路径,当然就没必要舍近求远、弃安取危地加盟造反这种“高风险”的投资事业。

    相反,大量的知识分子在造反事业初起时,出于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目的,往往会站在造反者的对立面——政府那边去,成为反对造反,镇压造反的生力军。

    最后要补充的是:在大明体制下,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明朝不但恢复了科举,甚至连举人都有了做官的资格,还创建了大量的学校,上学的知识分子不但自己有些工资挣,而且家属还能跟着有补助。这项“助学兴教”的国策与明朝相始终,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主动投奔闯王造反,不是牛金星那种因官司丢了“举人”功名的主,就是小时候被门夹过,属严重政治脑残的“怪异人士”。

    这样细细想来,李自成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落了个“粗人造反,廿年不成”就不为怪了。他刚开始造反时,大明的知识分子视其为“洪水猛兽”,惟恐避之而不及,即使后来眼看大明政府将要倒台,大顺政府像一轮“红太阳”冉冉升起时,知识分子仍然处于观望状态。

    但在随后,李自成也一直拿不出吸引知识分子加盟的“优惠政策”来,而“追赃助饷”中,有些资产的知识分子又首当其冲,成为被无情剥夺的目标。因此,从李自成整个造反事业的发展轨迹来看,大明的知识分子是一贯与之对抗到底的,水火不融的,更不要说参加协助了!

    这样,我们就发现李自成的人才库里,只有众多打打杀杀的军事人才,却不见众多治国安邦的政治及社会管理人才(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算大顺集团有些名气的文治人才,但这三位与萧何、李善长等人才相比,太小巫见大巫了!)。

    没后一类人才的支撑,我们就发现李自成始终建立不起一套完善的国家政权机构来管理得到的人民和地盘,也就无法给人民以稳定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社会依然在痛苦中呻吟和期待。

    另外,在大的决策方面,没有知识分子这些有头有脑的人来提合理化建议,终究顾此失彼、失误多多。

    看来,出来混,最怕的就是没赶上好时光啊!

    把李自成赶下岗的多尔衮呢,则幸运多了,因为李自成帮他把知识分子效忠的对象搞掉了,知识分子转而去找新的效忠对象了。多尔衮也紧握机遇,快快地编了个套,把大量的知识分子套了进来。这一套,也套出了大清267年的江山。

    “知识分子加盟是造反成功必备条件”这一定律也可验证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也能在农民造反的基础上建立,因为领导农民造反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引进先进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团结工农而建立起来的政党。在她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但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积极加入,而且更有数以百万的知识分子投身其中呢!

    大顺朝的那些事就说到这里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在各位英雄的推动下还在不舍昼夜地前行,南明,登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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