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与阮大铖的故事

    回过头来，说说南明朝内发生的那些事。

    当凝眸史可法离去的背影时，次辅马士英笑了，笑得很烂漫！

    史可法外出督师，有他己想立功域外的想法，但更离不开这位马次辅在幕后的“大力协助”——无论是徐弘基的弹劾，还是高刘两总兵的上书，都离不开次辅大人的私下授意。

    要问这是为什么？离不开两字——权力。

    马次辅太喜欢权力，太崇拜权力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可以用取得权力——丧失权力——再取得权力——再丧失权力四个过程来个一笔总结。

    同史可法一样，马次辅也是一个“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莘莘学子，最终也是靠科举考试这块金砖敲开了仕途的大门。

    步入官场后，小马同志一帆风顺，历任南京户部主事、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山西阳和道副使、宣府巡抚。

    但小马同志太想加快进步的步伐了，而在明末官僚界，实现这一想法的捷径就是送礼——主动向当今朝贵们行贿。

    送礼当然不能三核桃两枣，是需要大量政治资金的。但小商小贩家庭出身的小马同志显然没有这个实力，于是乎他就在宣府巡抚才当上一个月的时候，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官帑”（地方税收收入）。

    也许是小马同志的人际关系没搞好的原因吧！他“挪用公款”的违法行为被同事——镇守太监王坤举报了，结果小马同志非但没升官，反而被丢官罢职，并被发配到边疆劳改。

    但小马可不是匹任劳任怨的“好马”，不久，通过走关系终于离开了令他黯然神伤的劳改之地，并“无官一身轻”地回到南京。在这里，失魂落魄的老马同志（不能叫小马了，人逢霉事容易老，小马一下变老马了）遇到了同样落魄失魂的阮大铖同志。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安徽怀宁人，明末著名的戏曲作家，通俗画册编辑、资深军事发烧友，还有，一个大大的党棍。

    阮同志与老马同志属同年进士，和老马同志一样，年轻阮同志也有一颗渴望进步的心。于是，由同乡左光斗作为入党介绍人，光荣地加入了当时的第一大执政党——东林党。

    但后来，因在官位升迁中，东林党领袖赵南星投了他的反对票。这下，老阮不干了，愤而退党，并转而加入了当时第二大执政党——阉党。

    在后来东林党和阉党的血拼中，老阮坚定地站在阉党的一边，充当了“文化打手”的作用，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仿照水浒故事，出版了第一部个人通俗画册专集——《百官图》。该画册出版发行上万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争相传阅，成为揭露东林党罪恶最有力、最形象的广而告之。

    但即使这样，阮大铖同志还是“高处不耐寒的”，他的政治智慧告诉他“：阉党只能逞凶一时，不能逞凶一世。”

    因此在每次拜会魏忠贤公公后，他总是花重金“赎”回自己的拜见帖（即名片），以不留下任何犯罪证据。

    半年后，有第六直觉的阮大铖不愿这样提心吊胆地玩下去了，主动申请“内退”回乡了。

    果不其然，随着崇祯的继位，魏忠贤公公就不断出现了成为一只被打落水狗的险情。

    奈不住寂寞的阮大铖急于想回朝发挥余热，于是再度发挥写作天赋，挑灯夜战，整出两份内容不同的奏章。

    一份是攻击阉党的，一份是既攻击阉党又攻击东林党的。他派人连夜把这两份奏章送到北京，请好友杨维垣见机行事，看哪份奏章对自己有利，就把哪份奏章递上去。

    可杨维垣是个标准的“损友”，错误地估算了形势，把那份既攻击阉党又攻击东林党的奏章递了上去，这下阮大铖的麻烦大了。

    东山再起的东林党人，对他这种“脚踏两条船”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一致的谴责，马上将其光荣地列入三等逆案政治犯名单，并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永远不许出任大明“国家公职人员”。

    聪明反被聪明误，阮大铖就这样糊里糊涂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南京，老马、阮大铖这两个被迫下岗的“难兄难弟”又见面了，青山末老人已老，别有滋味在心头。他们很快地缠绵在一起，并且“相交甚至欢”。

    与老马穷困潦倒不同的是，阮大铖那是相当地有钱，家里的土地豪宅就不必说了，还出资养了一个大戏班，每天自编自导、自娱自乐，创作了《燕子笺》《春灯谜》《桃花笑》等戏曲，有力地填补了我国古代戏曲界言情剧的空白。

    老马就在老阮的关照下，度过了一段“官场失意、酒场得意”的幸福时光。

    崇祯十四年（1641年），失势的东林党实行“金元政治”，准备筹集二十万的白银，以贿赂司礼监太监，使东林党推出的候选人周延儒出任首辅。这时，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阮大铖看出了新的“政”机，就主动找上门来，一出手就给东林党捐了六万两的政治活动金。

    在“黑金政治”效力下，周延儒如愿以偿地出任首辅。但在如何报答阮大铖这件事上，既受到东林党党纪（正邪不两立）约束，又受到国法（阉党成员永不起用）的限制，一时间左右为难。

    但出来混，欠下的帐终究是要还的。不得已，周延儒想出了个“折中”的方案，派人对阮大铖说：“你当官是没指望了，但你可以推荐一个自已的朋友当官。”

    阮大铖马上就想到了老马，于是，不到一月，老马就被周首辅举荐为兵部右待郎、凤阳总督。

    时值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崇祯帝命马总督速与进讨。深知得官不易的马总督格外卖命，驱兵围城，终于平定叛乱，活捉刘超。这让朝廷上下刮目相看，认为马总督“办事干练，长于谋略”。

    在1644年的大动荡中，马总督长袖善舞，成功地将黄得功、高杰、刘良佐统战到自己的麾下，成为左右帝位大选的决定性力量。

    之所以要拉拉杂杂介绍这么一大堆，是想说明这么三点：

    1、与史可法同志“心如纯水、身似洁冰”的纯粹相比，老马同志可是一个很不纯粹的人，不但犯过挪用公款罪及行贿罪，而且善于权谋，毫无坚定的政治立场。

    2、老马还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想为国家、民族和个人做些事情的人。

    3、在老马成功的背后，站在一个曾给予他“无私帮助”的大男人——阮大铖。

    现在，老马终于用计请走了史首辅，自己终于以次辅身份来主持内阁工作了，这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他实现更大人生价值的舞台。

    老马执政

    执政伊始的老马明白，现在的南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与史可法面临的问题一样，老马现在首要的问题依然是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其次是军事国防问题。

    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最好的办法依然是增加税收。但史内阁的减税方案刚刚公布，继任的马内阁就改弦更张，显然会带来负面影响，降低新政府的公信力。

    但冰雪聪明、足智多谋的老马马上就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掩耳盗铃的税改方案，方案的核心是一减一增。具体为：

    1、沦陷区减、统治区增。马内阁规定：“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隶钱粮全免五年，四川钱粮免50％”（以上三区己大部沦陷），而在统治区的江南，则规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加二分、孰地每亩加五分，山塘每亩加一厘”。这一增收，即为马内阁加征白银51万两。

    2、农业税减，商业税增。马内阁减了沦陷区的农业税，却以“劳军助饷”的名义大幅提高了包括沦陷区在内的各地商品过境税、茶烟消费税，实行更严厉的“食盐专卖”政策，力争将“繁华似锦”的江南打造得“满目苍痍”。

    老马敢于“舍得一身骂，最把税来加”，究其原因，固然有南明政府生存的迫切需要，但也有老马对目前军事政治形势的乐观估计。

    因为老马现在得到的情报是：大智大勇、忠君爱国的吴三桂己经借来清兵，打败大顺军，光复北京城。这一利好的消息让马内阁及朝廷上下欣喜若狂、弹冠相庆。以为大明中兴有望，新的税收政策切实可行。

    五月二十七日，老马上疏弘光帝，称赞吴三桂“功在社稷”的义举，并建议：“应利用大明的海军，速从海上向三桂同志运送军粮予以后勤保障。”

    弘光帝于次日做出批示：加封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会，并给诰券（最高荣誉勋章、世袭做官凭证及免死文书）、禄米、发银五万两、糟米十万石。同时加封还加封辽东巡抚黎玉田为兵部尚书。（黎现已降李自成，并出任大顺朝四川节度使，根本没有同吴三桂一起勾引清兵）

    马内阁的做法，正在江北督师，已忙得一头雾水的史可法也是很赞成的，他也上疏给弘光帝说：“崇祯帝是圣明的君主，但让李自成给逼死了。李自成犯下了罪恶滔天，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应该从重从快地剿杀李自成，给长眠于地下的先帝和生活在地上的百姓都有一个交待。”

    但因为他毕竟在一线工作，消息比老马要准确些，他不相信吴三桂已经成功地玩了一把“借虏平寇”的把戏。但有两点他认为是肯定的：一、李自成已被打败并败退回山陕；二、战胜的清军已占领北京并控制河北地区。

    这两点己经是不容辩驳的客观实际，史可法认为南明目前应抢在李自成的前面，与大清联合，消灭顺匪，共图中原。

    与这两位高层人士主张的“联清剿顺救中国”的态度不同，个别中下层倒是建议“顺清兼防”。

    吏部给事中（科级干部）章正宸上书说：今天，我国的形势比东晋、南宋还要艰难，因为我国除了要防李自成、张献忠这两头“西北狼”外，还要防大清这只“东北虎”，现在李自成这头“西北狼”被打败，这未必是件好事，因为被打败的李自成很可能西窜与张献忠联合，而大清也会腾出手来对付我国。到了今年秋天，这三股反明势力如果从西、北两个方面进攻我国，那我国真是迎来一个“危急存亡之秋啊！”

    兵部给事中陈子龙的上书则讲得更干脆，他说：“借助一个敌人消灭另一个敌人，成功的案例不是没有，比如唐朝借助回纥平定安禄山叛乱；但失败的案例却更多，比如北宋借金灭辽，南宋借蒙古灭金。前者能够成功，是在能借来回纥兵的同时，唐朝还有李光弼、郭子仪这样既忠诚又能干的将领，还有来自西北、塞北这样既众多又善战的士兵，自身实力依然强大。而宋朝不能够成功，在灭掉一个敌人后却被请来的盟友给消灭了，就是因为自身实力弱小，既无将又无兵。我国现在的情况和北宋、南宋是相似的，兵不精将不勇，想借虏平寇到头来恐怕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国最好的办法是先操兵练马，然后等清虏顺寇自相残杀之际，速出兵北上，光复旧山河。”

    马次辅收到这两位小科长的上书，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觉得这两个小人物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想打回北方去，必然要依靠军队的力量，作为一个依靠统兵平叛，东山再起的“军事机关首脑”，他更清楚南明军队战斗力的现状和能力。

    南明军队的战斗力，用一个简单的数学不等式即可一笔概括：

    南明军队战斗力＜大顺军战斗力＜清军战斗力

    靠这个不等式，就能解开一线“五镇”中为什么裹足不前的原因了，而这原因，可并非史可法所说的“缺饷”二字那么简单。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老马自我安慰。

    但是，完全的行政不作为也是不行的，老百姓唾沫足可以将马内阁冲下台。

    “老马识途”用在老马身上是很恰当的，不久，他就搞出来几笔像模像样的“政绩工程”。

    吴三桂降清没降清暂时不要管他，但是，李自成被打败，山东河南大顺官员纷纷西撤，清朝还没能力接管，权力出现空白点，山东还爆发了以“济王”为首的“复国运动”。老马决心抓住机遇，派员接管。

    六月，他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丘磊为山东总兵，后又命原蓟辽总督王永吉戴罪立功，总督山东军务，王荣（加三点水的荣）为登莱东江等处巡抚。

    河南方面，归德知府桑开第与崇祯朝督师丁启睿的弟弟丁启光发动了反对“大顺暴政”的起义，逮捕了大顺知府及部分官员，并押到南京集体献俘。同时，大明河南援剿总司令许定国同志“自力更生”地组建起一批地方武装，占领睢州。

    在他们的示范作用下，河南的原明朝官绅纷纷打出杀贼报仇的族帜，在推翻大顺伪政权，擒杀大顺伪官员后，改旗易帜，宣誓效忠南明中央政权。

    大明两百多年的无形资产就是丰厚啊！捷报频传令老马喜不自胜，决心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他命令收编的河南土匪部队——刘洪起部（没办法，政府军用不动）领兵北进，与原开封推官陈潜夫一起去为南明收复失地，刘部在开封城北的柳园打败大顺军陈德部（陈德乃大顺太原总兵陈永福之子），收复大城市开封，南明的行政区域一下子跨越到黄河南岸。

    老马的脸上又被镀了一层金，他立即请弘光帝委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刘洪起为总兵官，还在随后任命“反正起义”的有功人员——张缙彦，为河南总督（张为明兵部尚书，曾在北京降顺）。

    不久，老马来了一个“以权谋私”，举贤不避亲地将自已的亲家公越其杰举荐为河南巡抚。

    面对不断而至的胜利，老马同志没有飘飘然，相反，他发现“平静的河面下总会有暗流涌动”，朝堂外，自己委派到山东的官员慑于局势混乱，竟观望淮上，不敢去山东“为人民服务”；朝堂内，东林党夹枪带棒、左牵右掣，使自己深感孤掌难鸣。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关键时刻，他想提拔一个人，他相信，此人一出，他必能如虎添翼，如鱼遇水、如马得草！

    艰难的提拔

    老马想提拔的这个人，我不说，您也可能猜出来，谁？——阮大铖

    老马想提拔阮大铖，有两个目的。

    一是选才，阮大铖同志不仅是一位戏曲大编导，而且也是一个资深的军事发烧友，平时颇爱“谈兵论剑兴天下，塞上长城我自许”。

    二是报恩，对于老马来说，生我者父母，恩我者老阮。邀想当年，老马落难了，穷途末路，破衣烂衫，谁人理，惟有老阮，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让官官我。没有老阮昨天的无私奉献，哪有我老马今天的灿烂辉煌，饮水思源，此恩必报。

    但是提拔阮大铖这类特殊材料做成的干部，还必须迈过一个大大的坎！

    这个坎就是阮大铖是当年崇祯帝挂牌督办的“逆案”案件中，著名的犯罪成员之一。虽然是从犯，但被无情剥夺了出任国家公职人员权利，并且这一判决终生有效。也就是说，老阮同志仍然在“服刑期”。

    对于“逆案”影响人才提拔的这一问题，大明大智的史可法就在起草朱由崧监国诏书时，把原稿中“逆案人员一律不得起用”这一条删去，以达到“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目的，老马同志在一旁也举双手赞成。

    但史可法良好的心愿并末实现，一贯以营造纯正政风行风为己任的东林党骨干吕大器在最后誊写时，利用手中的职权，又把这一条加了上去。

    现在，老马同志要提拔阮大铖，就必须绕过这一条令人生畏的“政纪国法”。

    老马先放了一个侦察气球，以“定策”（即拥戴弘光帝即位）和“边才”（即阮大铖有定边安疆的军事才能），向弘光帝举荐阮大铖。

    弘光帝尚未可否，但一旁“冷眼向外看世界，一心想把乾坤正”的东林党及复社官员不干了，因为他们意识到：马次辅提拔阮大铖，这里面蕴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这个阴谋的实施程序就是：提拔阮大诚——即为逆案翻案——翻案成，证明东林党当年错——东林党错，一滚二抓三杀头，然后再被踏上一万脚，永世不得翻身。

    多么黯淡的前途，多么可怕的前景！为了不让天启朝的悲剧重演，身负重任的东林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马批阮，防止阉党翻案风”的活动，“党争”的大戏在南明灿烂的天空下徐徐拉开了帷幕。

    老马见激起众怒，马上改变策略，曲线绕行，迂回前进。

    他先提拔了东林党党魁钱谦益，让这位在“策立”活动中站错队、投错票的“在籍”礼部待郎再次上岗，并火线提拔为礼部尚书。

    得到提拔的钱尚书果然感恩戴德，兴奋不己。他立刻上疏弘光帝，公开拍老马的马屁，称赞：“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为周国家立大功者，孙承宗之后，惟马士英一人而已！”

    这还不够，钱尚书继续上书，为起用阮大铖摇族旗呐喊，他说：“崇祯帝督办逆案时，开展工作的重臣们私心自用，从个人好恶搞扩大化，把一些无辜的同志牵连进来，这其中，就有可怜可敬的阮大铖同志。阮大铖同志，当年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虽然对本党进行了善意的批评，但更多的是对阉党进行了大力的讨伐，对这种事非分明的同志，怎么能以阉党论呢。”

    与此同时，老马也向东林党重要的追随者及同盟军——复社，伸出了“罪恶”的橄榄枝。

    现在隆重介绍一下南明的第二大党——复社的基本情况。

    复社，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崇祯六年（1633年）在苏州虎丘成立。领袖人物为张溥、张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崇祯年间，朝政腐败，社会矛盾趋于激烈，一些江南士人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组织社团，主张改良。二张等合并江南云间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等几十个社团。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

    复社成员多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2000多人，声势遍及海内。大名鼎鼎的骨干成员有陈子龙、吴伟业、夏允彝、黄淳耀、顾炎武、黄宗羲、侯方域、方以智、陈贞慧等。

    老马原本就和复社领袖张薄颇有交情，现在更进一步，请复社骨干成员陈子龙、夏允彝等出任南明的公务员，以济时局。

    这一招大大提升了老马的人气指数，被提拔陈夏等公开向老马表示：“现在，南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爱国大明人，将不分党派、不计前嫌，紧密团结在以马内阁为首的政府周围，为救亡图存奉献出自己的辛劳、热血及生命。”

    自信搞掂了东林——复社反对势力的老马，再次把阮大铖的提拔摆上了议事日程。

    提拔阮大铖，有两种“组织程序”——正常的与非正常的。

    正常的组织程序，就是廷推，由老马提名，朝臣投票，赞成票超过三分之二，即可顺利通过，予以提拔。

    老马先采用这个正常程序进行，但当他再次提出阮大铖时，到了他好处的钱谦益、陈子龙、夏允彝投了赞成票，未得到他好处的吕大器、姜日广、张慎言、刘宗周等统统投了反对票。

    结果是赞成票＜反对票，阮大铖同志再次光荣落选。

    马士英，你以为搞掂了领导就搞定了一切，做梦去吧！东林党、复社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有的只是歪风服从正气的传统。投了反对票的党员社员同志如是说。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走“正常的组织程序”不行了，那就只好走“非正常组织程序”了。

    非正常虽然不好听，但操作简单，那就是——请皇帝利用手中无比神圣的职权，直接下“中旨”任命阮大铖为官。

    老马不辞辛苦，亲自起草了提拔阮大铖的票拟，请弘光帝裁可。

    弘光帝对老马很感恩，也很听话，他不顾大多数朝臣的反对，大笔一挥，召“逆案”被罢官为民的阮大铖来京陛见。

    陛见后，弘光帝再次发力，不经朝臣会议，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设左侍郎。

    东林党、复社一派的朝官闻讯大怒，上书反对无效后，部分官员纷纷挂冠而去，揭起了南明历史上第一次公务员大规模辞官浪潮，这让马内阁的政治威信受到巨大的冲击。

    在阮大铖“提拔门”事件中，老马惨胜，东林党、复社惨败！

    但阮大铖可不管这些，当上了兵部尚书的他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天看尽长安花。”身穿素蟒袍，腰缠碧玉带，一身奇装异服戏子打扮。除在南京招摇过市外，又跑到长江边检阅部队，真是既过足了官瘾又过足了戏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