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弘光帝的“行政乱作为”，有没有制约和引导的力量？各方有什么具体的反应呢？

    答案是有的。因为即使在皇权专制下，虽然没有议会，没有法院。但，皇帝陛下的权利还是要受到来自内阁、朝臣、甚至军队等各方面的制约的。

    更况且，弘光帝还是一个难得的“民选”皇帝，“选民”费尽周折地把他选上来，他更应该接受“选民”的制约和监督。

    在目前的情况下，第一个能对弘光帝行为进行制约和引导的，当然是我们“德高望重”的老马同志，因为他不仅曾是当年的“选民首领”，而且也是今天实际的“政府首脑”，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集于一身。

    在我国历史上，像老马这样“打工当权派”处理与像弘光帝的“东家荒唐派”，一共出现过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不好好干就废掉你。这是霍光模式，当年，西汉昌邑王继位27天，胡作非为出1127件荒唐事，结果被霍大将军动用家法，直接赶回地方作“海昏侯”。

    第二种模式：榜样的力量影响你。这是诸葛亮模式，当年，后主刘禅同志也曾想腐败堕落一下，但看到“尚父”诸葛亮正在那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弄得自己也只能有样学样地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办事了。

    第三种模式：你干“歪事”，我干“正事”。这是杨廷和模式，在大明最能闹腾的武宗朱厚照“耽乐嬉游，昵近群小”时，杨廷和同志兢兢业业地工作，勤勤恳恳地上班，总算让险象环生的大明航船顺利驶过了正德年间那段急流险滩。

    第四种模式：你干“歪事”，我干“私事”。这是严嵩模式，一百多年前，严嵩同志就钻了嘉靖皇帝一心成仙、不理政事的大空子，成功地招权纳贿、贪污腐化，把自己成功打造成大明首席奸臣。

    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幸的是，老马同志恰恰有朝第四种模式发展的“雄心壮志”。（这也是他后来被《明史》评为奸臣的主要原因）

    但是，作为一个少年贫困、中年潦倒、晚年发迹的老官僚，老马同志还是颇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悲悯情怀”，只不过，他想在为国家、为民族办大事、谋大利的同时，也能为自己、为家庭办小事、谋小利。

    这一想法，代表了我国从古到今官僚界绝大多数官员的相同心声，似乎无可厚非、不好指责。

    所以，老马同志更乐意和弘光帝结成一种“各干各事、各取所需、两情相悦”的合作联盟。

    特别是弘光帝发表“天下事，有老马在”的声明后，老马更“不好意思”干涉皇帝陛下的私生活了。

    当然，在“不干涉主义”的背后，是老马同志多年来“冶国平天下”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变梦想成真；是老马同志多年来的发家致富梦，终于在“大明官帽有限责任公司”红火经营中，提前变成了现实。

    看来，第一个能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就这样没戏了！

    那看第二个制约和引导的因素，一向以正义化身自居的东林、复社两党表现吧。

    两党现在的表现是——愤怒、出离地愤怒。

    愤怒不仅是因为他们推出的“侯选人”未当选，而且还因为他们发现：新上台的国家领导人竟然是——痴如刘禅、淫如隋炀。

    两党于是断然采取以下措施，以求感动皇帝、挽救时局。

    还是那个老办法，一如既往、锲而不舍地上疏，巯中讲人生、讲理想、讲道德、讲创业、讲危机、讲发展、讲改良、讲健康、讲生活……想通过“填鸭式”的教育，心与心相交，以达到“惩前避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对此，难厌其烦的弘光帝干脆写了一份简单明了的“自白书”，并请大学士兼大书法家王铎用“对联”张榜告之，内容为——“万事不如杯在手，今生几次月当头”。

    不错，朕现在是酒色曲艺，一个不少，看似其乐无比，可是，内心的苦楚，你等可知？

    朕本一凡人，生在天地间；却被“有心人”，骤推此高处；高处有美景，却也不胜寒。

    朕无法指挥动那些拥我成帝的“有心人”，不能插手！

    朕不懂业务，缺少知识、缺乏兴趣、不愿插手！

    朕上无父母（只有一个名义上的嫡母），下无子女、无牵无挂，这个世上，除了自己，无需负责，身外之事，不必插手！

    父王大人花天酒地不得善终，堂兄崇祯终年劳碌亦难免一死，生于死世，生命无常，何苦终日愁闷，自苦其身。

    爱卿们，心意领了，朕不会怪罪你们，世上的路千条万条，不必在意别人的说法，大胆去走自己的路吧！

    两党对皇帝陛下没辙了，于是将满腔怒火洒向正在南明政坛上“春风得意”的马阮新贵集团。

    就是这帮十恶不赦的家伙们，赶走了公正的史可法、带坏了皇帝、败坏了朝纲、培养了“黑恶”势力。

    “擒贼先擒王”大学士姜日广、户部侍郎吕大器、户给给事中罗万象等大臣，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此集团领导马士英，纷纷痛心疾首地上疏弘光帝，斥责老马同志浊乱朝政，有意把弘光帝当成曹髦一样的庸君来掌控。

    不久，东林党中的杰出斗士——在左良玉军中任监军巡按御史的黄澍同志入朝参见，把对老马同志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黄斗士面君完毕，忽然在朝堂高呼：“臣今来朝，誓当冒死以击奸贼！”

    弘光帝老大不明白，左顾右盼，问：“卿以谁为奸贼？”

    黄斗士大声回答：“奸臣大贼，乃马士英也！此人有犯罪前科，蒙先帝开恩被擢为凤阳总督，但先帝北京被困，他竟不发一兵一卒救助。此贼既昨天不忠于先帝，又怎能今天忠于皇上？此外凤阳乃祖陵，大明发祥之地，马士英本应与祖陵共存亡，却闻警即逃，使其落于乱贼之手，让皇上担上了不孝子孙的骂名……”

    黄斗士越说越有理，越说越激动，为增强表演效果，竟开始使用肢体语言，直上前来大煽老马同志的耳光。

    在场的两党人士见“领导”被打，不仅不去拉架，反而在旁暗暗叫好。

    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老马同志，只善于文斗却不善于武斗，面对黄斗士咄咄逼人的暴力，只能跪倒在地，声嘶力竭地请弘光帝放自己一条生路，让自己告老还乡。

    大脑已严重短路的弘光帝当即准奏。

    两党精英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多日不能解决的问题竟在黄斗士的一顿耳光中了结，终于认识暴力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挨了耳光、丢了官职的老马同志回到家中，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火，辛辛苦苦好几年，怎么一下就回到“解放前”了呢？

    生气窝火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反击方案还是：唬住皇帝，留住官帽。

    老马同志挑灯夜战、奋笔疾书，给弘光帝上了一道紧急奏折，指出自己一旦离职后政坛将会出现的可怕后果：

    “臣若离职，东林党将得势，得势后将立即废掉陛下，拥立潞王。”

    与此同时，得到老马同志重金贿赂的两个长期跟随弘光帝的“贴心老太监”正在宫中对长着一对软耳根的陛下实行“哭谏”。

    “皇上若无老马，不可能即位，现赶走老马，天下人都会骂皇上忘恩负义。而且，如果没有老马在前面辛辛苦苦的打拼，皇上又岂能在后宫安安稳稳地发展个人业余爱好？”

    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的弘光帝立即收回成命，很快重新召回老马，继续主持内阁工作。

    东林党狗咬尿泡，空欢喜了一场。

    重掌乾坤的老马同志再也没有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毫无悬念地把东林党列为自己的头号敌人。

    阮大铖同志也跑到老马同志面前，建议要王八乌龟一齐打，把东林与复社一网打尽。

    因为与老马同志相比，阮大铖同志是不但与东林党有“仇”，而且还和复社有“恨”。

    “恨”是六年前结下的。

    那时，阮大铖同志刚刚被清理出“大明公务员”队伍，流落在南京做“寓公”。

    广有钱财，擅长戏曲创作的他自费养了一个戏班，整日里编演新戏、交朋结友、迎来送往、好不热闹。

    这种生活方式与复社一贯的倡导“名士”生活方式发生了“撞衫”，严重侵犯了复社的专利所有权。

    138名复社成员在顾杲（东林党顾宪成之从子）、黄宗羲（东林党黄尊素之长子）、吴应箕、陈贞慧的领导下，开始了痛快淋漓的“维权”活动。

    他们联名写了我们的一张大字报——《留都防乱公揭》，并在大字报上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同志进行了“大鸣大放式”的无情攻击。

    已被列为“三等逆案政治犯”的阮大铖同志有口难辩，一败涂地，只得灰头土脸地跑到南京近郊的牛首山进行“政治避难”。

    大获全胜的复社精英们在欢呼雀跃之时，却不知“恨”的种子已深深埋藏在阮大铖同志黑暗的心窝里。

    现在，既然斗争的“号角已吹响、钢刀已擦亮”，那就干脆放马过来，拼个你死我活吧！与人斗，可是其乐无穷呀！

    与人斗最好先要找出“薄弱环节”击而胜之！

    “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但善于玩艺术，而且还善于玩政治的阮大铖还真找到了一个斗争的突破点。

    这就是在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日子里，大部分在朝为官东林及复社人士曾一度投降“伪朝”——大顺，其中的“无耻之徒”——周钟不但向“伪主李自成”上了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的贺表，还建议其“早定江南，以成大统。”

    找到突破点的阮大铖同志斗志高昂地对老马说：“彼攻逆案（指东林党以逆案政治犯来反对他当官），我作‘顺案’来针锋相对”。

    “顺案”就是以专面打击这些曾“投敌叛国”明官的为宗旨的政冶案件，这确是个很好的理由，他成功使已方站在道德制高点，只一脚就可把对方——“失节分子们”们踢到“士林败类”的臭水沟。

    结果，在“顺案”的打击下，两党曾有过此“失节”行为的党员，坐牢的坐牢，砍头的砍头。

    一些曾“失节”，正在“南归”途中的前明官员，无论何党何派，闻此噩耗，只得掉转马头，无可奈何地投入大清的怀抱。

    迫于压力，东林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内阁大学士姜日广、左都御史刘宗周、吏部尚书张慎言，纷纷引咎辞职。其后，又有更多的两党成员加入了“辞职大军”的行列。

    由此，两党实力大损，旧日荣光不复存在。

    “救国梦”的破灭使一部分两党高层人士由“绅士”转眼间变成了“嬉皮士”。

    “嬉皮士”们常聚在一起搞搞“政治沙龙”，挥发一下心中的憋闷和不满。

    聚会场上，他们时而伤叹身处“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的时代，时而又自恨没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本事，时而还幻想一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成功。千种滋味，万般苦愁，人有病，天知否？

    一番感慨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太渺小太无助了，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不能舍弃，有太多太多的理想不能实现！那就哭吧、哭吧，“无尽哀伤滚滚来，泪飞顿作倾盆雨”。此时此刻，眼泪也许真可以宣泄些心中的苦闷。

    “书生救国终是空，莫如一醉忘苍生”。叹过了，哭过了，那就开始最后一个项目——对酒且歌吧！

    于是，哭未毕，曲已闻，伎杂陈，宴游场上欢意生；明天愁，不必问，今霄暂且歌声浓；躲进青楼乐一顿，管他风声和雨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南明立国己百天，东林、复社两党的大部分党员非但没有圆了自己的救国梦，反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的“愤青愤中”。

    愤怒出诗人！这一个个的“愤青愤中”在南明政治腐败、统治松驰、文化审查不严的社会大背景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了一篇篇流传百年、脍炙人口的反腐诗词，使“揭腐评腐”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同时也使这些诗词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一朵朵瑰丽的“怪葩”。现仅摘录两首如下，以飨读者。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偏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

    唉，可怜可叹的两党同志们啊，现在只能做一些隔靴搔痒，与世事无“正作用”，“负作用”却不少的“特殊贡献”了，可是，怪谁呢？

    看来，第二个能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又泡汤了。

    不必灰心，振作精神，看第三个能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吧。

    他们就是国家的柱石，大明的保障。——“江北五镇”的军人们。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身世乱世，是众多黎民百姓不幸的时代，但却是军人们幸运的时代，多少英雄从他们中间涌现，多少辉煌在他们手中铸就！

    南朝的刘裕、五代的郭威、北守的赵匡胤、南宋的岳飞，一个个响当当的军人名字，以自已的努力，改写了历史，把安定、和平、秩序这些美好的东西再次撤向人间。

    南明“五镇”的军人们，时代赋予了你们神圣的使命，你们又将做何表现呢？

    军人们现在的表现是——最近比较烦！

    一烦是以弘光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竟然违背公开承诺，克扣起他们的军饷了。总漕都御史田仰受东平伯刘泽清委托打报告要求增加军费，向来“有求必应”的弘光帝竟然发起了脾气，并在朝堂上当着众大臣的面数落起自己的四个“恩公”——刘泽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来了。

    弘光帝大声地说：“国家今年收了只能收500万两的税，你们四个一共是全年军费应拔240万两，现在实际己拔了360万两银，一年花了一年半的钱，朕哪里再有钱给你们？”

    自这以后，弘光帝对他们就冷淡起来，军费下拔小里小气、时断时续。

    这也罢了，原来承诺的管辖地“免税”政策随着中央特派税务官的到来，也名存实亡了。纷纭乱世，兵无饷则乱，无饷可发却要保持队伍稳定成了这些军队领导干部很头痛的事情。

    二烦是部分东林党在领袖姜日广、刘宗周的带领下，对他们这些人发动了“恶毒的攻击”。先是说他们“无功受爵”，现又说他们“兵浮于饷”、“扫掠民间”、“怯于北进”，一顶又一顶帽子往他们这些人的大脑袋子上扣。

    军人们毕竟精通兵法，他们不会像东林党那样四面开攻、八方出击。知道在受到“两面攻击”时，不能搞“双线作战”，必须稳住一方，再攻其一方。

    他们把对弘光帝的不满深深埋在心里，蓄势待发。

    他们在稳住中央政府的同时，对疯狗式的“东林党”进行了赤裸裸的还击。

    刘泽清直截了当地在朝堂上说：“祖宗天下，都坏于这些看似忠诚老实、实则奸诈无比的白面书生东林党的手里，以后国家录用干部，绝不要从他们这些人中录用。我先去杀敌，待杀敌回来后我亲自主持考试，为国家迭拔出真正又红又专、学以致用的好干部！”

    靖南候黄得功的作法更绝，朝中的那位两党成员上书攻击他，他既不生气，也不辩解，而是派出军队代表，请弘光帝把上书人押到军中，先体验一下“部队生活”后，然后予以“军前正法”——直接来砍下上书人那颗多嘴多舌的脑袋。（当然，这事在“英明”的弘光帝干涉下，没有办成。）

    看见了吧，这就是第三个来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不用说，也没戏了！

    最后的结果是：在明朝的皇权专制制度下，弘光帝虽然是被人推向皇位的，但他却不是汉献帝式的傀儡。他有皇帝的权力与威信，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帝国的未来，但是，在他一无责任二无能力三贪图个人享受的现实面前，权力和威信正大把大把地被“挥霍一空”。而且，在外界，有影响力的三者出于自身局限性或利益的考虑，非但没有制约和引导住弘光帝，反而被弘光帝“制约和引导”，陷于了“你骂我怨，你争我斗”的乱境中。

    最后的总结是：一是在明朝，皇帝，已经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间特殊的铁屋子，并且让这个屋子越造越严密，越造越精巧，大臣、军人、人民这些生活在屋子里的人们，在这间铁屋子里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即使外面已经有人在砸屋子了，但屋子的主人不挑头抵抗，其它的人，想挑头抵抗一下，也是没有资格的，没有多少号召力的。

    二是生活在屋子里的人们，并不把自己当作这间屋子的主人，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交了租金而暂时入住的房客，屋子的主人既然都不愿保护屋子，爱护屋子，自己作为房客，又何苦呢？道德高尚的，劝劝主人爱护爱护屋子，需要时也帮主人保护保护屋子；道德差的，干脆和主人一起折腾屋子，趁屋子没有倒下去时再偷偷搞点东西！

    这是“皇权家天下”的悲哀，这也是中国在二千年都走不出来的“怪圈”。

    只能等到267年的1911年，这个“怪圈”终于被打破了，因为在那年，爆发了改变中国历史方向的辛亥革命。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在探讨辛亥革命的深远意义时，是否应该把她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

    因为，自那一场革命后，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个屋子里的人，已由“房客”变成了“主人”。而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在血泊中顽强坚持十四年，而最终获得胜利，是因为那些千千万万誓死抗争的人们，骨子里，已真正地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国家屋子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