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四月十八日，刚刚从南京渡江返回扬州的史可法在清军兵临城下之际，以督师身份向四周各州县发出紧急调兵檄文，要求各部将领带兵到扬州集中。

    调兵檄文发出后，只有总兵刘刘肇基、兵部主事何刚率忠贯营约四千余人到达，加上扬州原有的守军约有一万余众。史可法明白，现在，只有靠这些人来死守孤城了。

    但多铎却先把扬州城围起来，并没有急于大规模攻城。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怯于此城城高池深，直接攻打伤亡太大，想等待攻城利器——红衣大炮从后方运来；二是想通过恐吓、引诱等“传统手法”来招降史可法，不战而获得扬州城。

    多绎先派出驷州降将李遇春以老部下的身份持自己的信去试探性招降，被史可法隔城痛骂一顿后无果而返。

    政府官员不行就派民间代表，二十二日，由“扬州老乡”们组成的民间友好代表团一天六次进城给史可法做“思想工作”，请他“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有利于扬州人民的事情，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扬州问题”。

    史可法连信看都没看，统统扔到护城河中。与他同城的淮扬总督卫胤文这时也抛开了党派之争，坚定地和史可法站在同一战线上，毫不客气地推开了多铎伸过来的橄榄枝。

    但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还是有人终于心动了，甘肃镇总兵李悽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就动了趁乱劫持史可法出城参加“和平运动”的心思。

    史可法察觉了，但并没有把这两个人交给“军事法庭”审判，而是把这两个人叫到跟前谈人生观、生死观，说贪生怕死是人的本性，你们如果不愿随我一起战死在扬州，我也不拦你们，悉听尊便！

    史的宽容和理解并没有唤醒这两人理解和良知，从史的“办公室”出来，二人就像黄鹤一样，拍拍翅膀，飞出扬州城外，直奔清营而去。

    但大多数人却留了下来，在扬州城真正懂军事的将领——刘肇基同志的领导下，给尝试攻城的清军予以迎头痛击，使其伤亡达到千余人，不得不停止了进攻的步伐。

    刘肇基，辽东老汉人，清军老对手，从1639年就站在抗清的前线，先后参加过锦州保卫战、松山杏山救援战，当与他同批的辽东老乡祖大寿、吴三桂等纷纷降清后，他却从白山黑水来到了江南水乡，加入了福王政权，被授左都督、太子太保衔。

    刘肇基在清军初到时，曾建议其趁敌立足未稳，出城一战，但被史以“锋芒不可轻试”为由给拒绝了。后来，刘又看到扬州西门口的树林极利于清兵隐蔽偷袭，建议将其砍掉，但史以此林中有大明首辅李春芳之墓为由再次拒绝了。对此，刘肇基实在无话可说！

    史可法登上城墙，凝望城外重重围困的清军，他知道：求胜是渺茫的，现在自己最好的出路，就是“求死”。

    在中国官场这桶“酱缸文化”中，有一些人，虽然也饱读四书五经、圣儒经典，但一踏上仕途，仁义礼智忠信便被荣华富贵挤在了一边。但是，总还有那么一部分人，把书中的道义铭刻在心里，并视其为高于生命，矢志不移地实践。当追求的道义破灭之时，他们不会退而求其次或转而追其它，只会拿自已的生命来殉葬！

    当他拿起笔，交代身后事时，一种深深的自卑与自责涌上自己的心头。一年中，从反对拥立福王到江北督师，从笼络高杰到北伐夭折，从尝试军屯到国贫民困，历历往事，都似乎在嘲笑自己——你不行，你只是一介书生，没有扭转乾坤的能力。

    他给母亲的信中写到：“儿做官十八年，不能有益于朝廷，有何脸面于天地之问，今以死徇，诚不足赎罪！”

    甚至，他还给城外的敌酋——多铎也写了一封信：“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有死足矣！”

    攻城持久六天后，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的红衣大炮运到了，多铎再也不用再戴着“温情的面纱”来劝降了。一阵又一阵的炮声代表了他的无奈、残暴和怒火。

    在扬州城即将残破之际，史可法招集部下，做最后的道别，“我自告城必破，城破后，谁能助我成此名节？”他坚定地问。

    部将史德威跪而应之。

    史可法拉住他的手又说：“我无子，你随我多年，我能否认你为义子。”

    三个月前，当有兵有枪有能量的高杰儿子有意拜史可法为义父时，被这位倔强而不知变通的人拒绝了。对此，史德威是清楚的。但今日，却要认自己这个无权无势无能力的人为义子。史德威感动之余，再次下拜认了这个“义父”。

    史可法欣慰地笑了，至此，一切的身后之事已经处理完毕。

    得到红衣大炮帮助的清军，再次复制了太原、潼关的成功模式。二十四夜，清军用大炮轰塌城墙。二十五晨，清军从塌倒的城墙中冲了进来。

    巷战开始了，刘肇基率四百多名明兵展开巷战，全部战死，这位来自遥远黑土地的刚烈男儿，终于把最后的一腔热血抛洒在这片陌生的红土地上。同时为国殉躯的还有扬州知府任民育、何刚等一百多名大小官员。

    史可法眼见城已无法再守，大声喊史德威帮助自己自裁，史德威不忍下手，和部下拥上史可法向小东门方向突围。

    在途中，他们被一队清军包围，为不连累他人，史可法自报官职，被围上来的清军俘虏。

    多绎终于见到了多次拒降的史可法，再次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遭到拒绝后，将其杀害。

    被害时，史可法年仅四十四岁。但是，被杀者的人格力量也震憾了屠杀者，当多铎听说一同被俘的史德威是史可法的义子时，将其释放，让他为史收殓尸骸。

    扬州是南方顽强抵抗清军的第一座城，也是清军入关以来遭受伤亡最重的一座城。为了对扬州人民进行报复，也为了实施战争恐怖，多铎下令，对扬州实行为期十天的“战略屠杀”，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贵贱、不分贫富，见者，都可以统统杀掉。

    对于这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屠杀，我不忍多写，您也不忍多看，这是我们民族自相残杀的伤疤，这是我们华夏大地永远挥之不散的悲怆！

    在此，我只想补充两点，以醒生者。

    第一点：被屠杀的人数？

    明人的个人回忆录记载，此次屠杀，查寺院的焚尸薄，前后约有八十万人，这是一个让后人致疑的数字，因为推测当时的扬州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口“提供屠杀”。

    明朝中后期，在世界上达到50万人口的十大城市中，扬州是其中的一个。

    在高杰军队在扬州城周边农村胡作非为的时候，大城市扬州成为民众最好的“避护所”，大量的农村人口纷纷拥入城中寻找生命的依靠，扬州城的人口将远远超过的50万。

    城破后，除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外，大部分人遭到屠杀。战后，扬州城几乎找不出一个完整的家庭。

    这样推断下来，城中大约有将近三十多万人被屠杀，人数不会少于被外族——日本鬼子在南京所屠杀民众的数量。

    第二点：屠杀者的身份？

    长期以来，屠杀者的被告席上只有“满人”一个座位，这成为清末“反满民族革命”的最好宣传材料。但实际上，入关的“满兵”仅有六万人，留京驻守一部分，阿济格和准塔各带走一部分，随多铎攻占扬州的，充其量不过二万人，另外还有少量“蒙兵”。这样算下来，攻入扬州的十万军队中，“汉兵”无疑是占了绝大多数的。这其中，既有东北辽地的“老汉兵”，又有入关后北方南方投降的“新汉兵”。

    不知这些“汉兵”在挥刀砍向同族同种同文同国的“汉人”时，做何感想。

    有时候，我们自己民族的丑陋，直让我们悲哀得无话可说！

    但扬州大屠杀的命令是多铎下的，没有他这道无情的命令，那么多无辜的生命不可能变成屠刀下的“血淋淋的亡魂”。

    在明末清初的大战乱中，多铎不是惟一一个下过此类命令的人。李自成、张献忠、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都过同样的事情，宁武、四川、济南等地都遭受过同样的噩运。

    有时候，在那些大人物成功成名的背后，却是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尽的泪水、血肉和尸骨！

    作为扬州大屠杀的另一当事人——史可法，他的尸骨也被抛入了难民的尸骨之中，无处可寻。被释放的史德威无法找到这位“义父”的尸骸，只得用他生前穿过的袍子和用过的笏板，做成一个“衣冠冢”，安葬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

    幸存下来的扬州人并没有把亲人逝去的怨气撒在史可法的头上，他们更记住了他勤政廉洁的作风、他忍辱负重的行为、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他与士卒的同甘共苦的品格，忘记了他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一个没法给大家带来安全和幸福的人。

    历史的筛选是无义的，民众的筛选是有情的。

    1648年正月，在史可法逝去的三年后，宜城人朱国材冒充史可法号召反清复明，从者万人。

    1653年，清廷在扬州建祠，纪念这位曾为抵抗他们而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义土。

    1776年，清朝的乾隆皇帝下诏追谥史可法“忠正”，并将其存世的文章收集整理，出版了《史忠正公文集》。

    至此，史可法，这个闪光的名字，这个饱受非议的人物，终于超越了民族与阶级的界线，成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一个精神谐模，一笔无比珍贵共同的财富！

    这是我们全民族轻生死重大义的体现，这也是我们民族走向复兴的支点！

    弘光朝的挽歌

    降幡一片

    1645年的五月初二夜，南京皇城内，火树银花不夜天，欢歌伴舞庆太平。弘光小朝廷的“祝捷大会”正渐入高潮。

    因为这一天，黄得功终于在板子矶打败了左梦庚东下的水陆大军，来自西面的威胁终于解除了。

    当祝捷会上的老马同志正陶醉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丰功伟绩”时，一份份来自东边的“丧报”彻底打破了他的好心情。

    扬州失守、江北的高杰余部在其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徐州总兵李成栋带领下降清，刘良佐在其弟策反下降清，刘泽清率部乘船逃往海上……

    还来不及作出反应，五月初五，清军已进抵长江北岸，准备渡江。

    弘光朝堂顿时陷入了一片惊惶失措之中。

    大难临头，内心坚强的人会迎难而上；而内心懦弱的人会知难而退，并会更加沉浸在自己的喜好的事物中不可自拔，借以转移面临的痛苦和灾难。

    内心懦弱、而又“酷爱艺术”的弘光皇帝就采用了这种“转移疗法”，他在宫中加紧拍练自已导演的歌舞剧，准备用歌声舞影带来的“艺术享受”治疗自己面临的亡国之痛。

    但在片刻的欢乐之后，巨大的痛苦还是一次又一次涌上他的心头。前两次逃亡时，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终身难忘！

    为什么幸福总是给得这么少，而痛苦总是给得那么多？

    一阵阵痛苦俳徊后，他把希望的目光热辣辣地盯在马阁首的身上。

    这时的老马同志的确体现了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宰相”风度，每天按点上班，按点下班，未见任何异常举动。

    这给了弘光帝一股难以名状自信，他秘召老马进宫商量对策。

    老马还是识途，他给弘光帝开出的药方就是一个字——逃

    “皇上，此次清军南下，将和南宋时的金人一样，得之未必能守之，最终也不过是夺些钱财而返！我等就是丢了南京，还有浙闽湘赣粤川等他们周旋，实在不行，皇上还可回臣的老家贵州去，占一地称王。”

    听君一席话，胜发十年愁，弘光帝心中有底了。

    但“逃”只能私下进行，是万万不能和朝臣们研究研究，形成决议再执行。为丢掉包袱、轻装出逃，两人商定了出逃的日期和人数。

    老马同志现在，对自己的恩人兼蜜友——阮大铖充满了失望和恼怒，出逃时连他也不准备通知一声。

    五月初八，清军趁大雾夜渡长江。初九，占领镇江，在长江驻防的福建水师在总兵郑鸿逵率领下，稍作抵抗后，便扬帆南归，将长江天险转手赠与清军。

    出逃的时刻到了，初十晚，借着夜幕的掩护，老马、弘光带着邹太后，在其子马銮及一千多名贵州家兵的护卫下，悄然离京。

    第二天天色大亮，首都各界人士这才知道了“一号首长”及“二号首长”双双逃离工作岗位的消息，一下子惊呆了。

    两位首长不负责任的行为，使愤怒的情绪一下子在群众中间爆发。

    率先行动起来“革命群众”先冲进了马士英、阮大铖的家，将这两位的“灰色积累”洗劫一空，然后又冲进了大学士王铎的官宅，把这位美髯公的胡须生生拔得个一干二净。

    抢了钱泄了愤的群众仍不满足，在挑头大哥的带领下，准备履行一下自己神圣的选举权，给大明专利的底板上增添一丝民主的亮色！

    群众们冲进诏狱，把“北来的崇祯太子”给请了出来，前呼后拥地抬到皇宫的武英殿举行了“登极大典”，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选皇帝”诞生了。

    但“民主”的光芒一闪而灭，两个时辰后，“南京卫戍司令”赵之龙带着武装部队赶到了，以“反革命的暴力”驱散了正在庆祝“革命胜利”的群众，又把那位“民选皇帝”拉下了龙椅，再送回诏狱，中国民主革命的“星星之火”让这家伙无情地扑灭了。

    扑灭了“群众革命之火”的赵司令派出了军队，在南京各大街区维持治安，使首都重新恢复了法律和秩序。

    下一步该怎么办？作为武将的赵司令一头雾水，他请出了东林党的“名誉主席”——礼部尚书钱谦益商量对策。

    “钱主席”召集百官，准备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讨论、集体决策、集体负责的办法来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国内问题。

    在这之前，这些决策者们已经从多种途径收到了多铎《关于扬州为何屠城的声明》，在声明中，多铎仿佛从一个“刽子手”变成了“救世主”，喋喋不休地解释了自己在扬州城下的和平努力，以及扬州坚持武力解决争端的严重后果，告诫以南京为首的江南各城以扬为鉴，顺应天命，不做无谓的牺牲！

    扬州的残状和这份声明深深震憾了这些决策者的内心，大家都是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和多年的宦海苦熬才混到今天这个社会地位，不容易呀，弃之不忍呀！

    他们大部分人有学习史可法的心思，却没有学习史可法的胆量，于是集体的意见是——投降。

    想到前些天还在对投降李自成的“贰臣”们口诛笔伐，大家微微有些脸红。但弘光帝反正跑了，效忠的对象也不存在了，这又给了衮衮诸公少许的安慰。

    五月十四月，清军的前锋已抵达洪武门外，赵司令再次担当重任，出任“和平大侠”，被士兵用箩筐装了，吊下城去，往清营接洽投降事宜。

    在得到“投降要约承诺”后，十五日，也就是弘光登极一周年纪念日之际，南明首都南京城门大开，钱谦益、赵之龙、朱国弼、徐久爵、王铎、李沾等“国家高干”组成迎宾团，手持降幡，欢迎清军入城。

    是日午时，风雨大作，不知老天爷是否是为277年的大明痛哭垂泪？

    十七日，踌躇满志的多铎骑马进入了南京城，对于他来说，占领南明的国都固然是可喜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弘光帝跑了。

    弘光被俘

    当清军统帅多铎正在为弘光帝的“失踪”而犯愁时，大叛徒刘良佐为他送来了准确的情报——弘光帝现在黄得功的芜湖军营内“西狩”呢。

    弘光帝是怎么跑到黄得功军营中去的呢？这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弘光帝与马士英逃出南京后，按老马的计划，他们逃跑的方向应该是和400年前宋高宗躲避金兵“追捕”时的南逃路线是一致的，先跑到杭州城，杭州背靠大海，如果清兵再追来，就乘船下海，反正清军没有海军，不可能跑到海上去“缉拿”他们。

    但这一如意算盘一到溧水县就被打破了，在这里，他们携带的“丰富”行李立刻引起了一队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士兵的“注意”，这支数千“正规武装”立刻将他们这一千“难民武装”冲得七零八落。

    混战中，老马同志的儿子马銮为保护弘光帝，被乱军打死，弘光帝在数十名士兵及宦官的保护下，狠狈逃出，与老马同志分道扬镳。

    杭州不能去了，去哪？弘光帝用自已仅存的政治智慧思考了半天，决定找自己的“恩公”黄得功去，老黄同志有兵有枪、有情有义，找他准没错。

    弘光帝领着一帮人迅速问芜湖方向狂奔。

    明末可不是信息社会，正在芜湖休整的黄得功，对国都南京发生的那些事一无所知。弘光帝的“圣驾”忽然光临让他大吃一惊，从这位爷的狼狈样来看，显然不是来“视察工作”的。

    问明情况后，这位侯爷对弘光帝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住地叹息道：“如果陛下死守都城，下一道圣旨就可召我回京守卫，臣也可借势而为。现在，陛下听从奸臣的话，轻而易举地将国都放弃，弄得人心丧失，进不可进，退不能退。我这里只是一座小小的军营，又怎么安置陛下呢？”

    说归说，做归做，黄得功是一个满腔碧血的人，他还是赶忙把弘光帝迎入军营。

    进入营中稍作休息后，弘光帝开始冷静下来。在黄得功的建议下，他迅速下了一道圣旨：加封郑彩、黄蜚、杜弘域、卜从善、方国安为伯爵，阮大铖、朱大典拜为内阁大学士，把这几位手里有些兵的大爷们都升了官，请他们速带军队向南京进发，收复国都。

    但历史已经不再给弘光帝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多铎得知弘光帝的“踪迹”后，立即命刘良佐率部作为前锋，尼堪、图赖、阿山等率军跟进，到芜湖将“一号战犯”朱由崧缉拿归案，并招降或消灭黄得功部。

    想露一手给清军作“进见礼”的刘良佐自恃与黄得功私交不错，就直接先派说客去和这位黄侯联络归降事宜。

    岂料黄得功与刘根本不是“同道中人”，黄二话没说，宰了说客，以示与清军决战到底的勇气。

    见招降主帅不成，刘良佐马上就来了个“曲线招降”，转而派出秘使，去招降黄手下的两员大将——田雄和马得功。田、马现在对不可救药的弘光帝早已失望至极，对刘良佐的招降一呼即应，并愿意配合刘良佐解决黄得功。

    两军对垒之际，田马两军趁黄得功不备，阵前倒戈，向黄得功施以暗箭。黄中箭后在马上奋力坐稳，对上前企图活捉自己的田雄大喊一声：“我黄某岂可为不义屈，今日死国，为义也。”说完双手握住喉头之箭用力自刺，落马而死！

    又一位来自黑土地的东北籍将领为了信念倒在了红土地上。

    见黄得功已死，田马两位觉得发大财的机会来了，马上相约跑到营中去捉“猪”（朱由崧）。

    于是，一出雅俗共赏、妙趣横生的捉“猪”小品在刀枪相向、烽火连天的战场上演了。

    背景：两军阵前。

    演员：朱由崧、田雄、马得功。

    观众：明军、清军。

    演出过程：1、兴高采烈的田马两位两位演员去营中拜见朱由崧，请安后由马抱脚、由田楼腰，背起莫名其妙的由崧同志往清营狂奔。

    2、崧同志醒悟过来，于是“哭、大哭、大声哭”，同步配音为：“卿等看在我你君臣一场，快放我一条生路吧！”

    田雄同志的表演是“笑、大笑、大声笑”，同步配音为：“陛下您可是我二人后半辈子的富贵依靠啊，岂能放之！”。

    3、由崧同志的再表演是“咬、大咬、大口咬”，将田雄脖上的肉咬下“一片两片又一片，落入土中皆不见。”

    田雄同志的再表演是“跑、大跑、大步跑”，强忍着血流满身的疼痛，以一百多斤的身躯继续背着三百多斤重的由崧同志向着太阳、向着清营、向着发财的方向奔跑。

    观众反映：明军——只当我没看见，无人喝采、无人相帮。

    清军——原来皇帝是可以这样欺负的，欢声雷动，掌声不绝。

    结果：捉“猪”成功的田马两位受到多铎的亲切接见，并被进升为集团军正副司令，负责统领黄得功的余部，田雄后来还升任了清朝的“二等侯”。

    见活捉了弘光帝，收降了黄得功部，尼堪、刘良佐兴奋异常，于五月二十五日边敲得胜鼓、齐唱凯歌还。

    身穿蓝布衣的“一号战犯”——弘光帝被用一青毡小轿抬了，拿油扇掩面，跟在军中往南京而去。

    尽管这样“乔装打扮”，在南京郊区，弘光帝还是被他昔日的子民们认出来了。这些“好客”的前子民们纷纷上前，用污秽的话语向这位陛下表达“亲切”地问候。个别感情真挚的前子民，还向他投出了“热情的石头”。

    再次回到了分别数日的国都南京，下轿伊始的弘光帝就被带到了灵壁侯府邸，南下清军主帅——多铎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了。当晚，多铎在此为弘光帝举行欢迎宴会，反客为主地为这位“劫后余生”的陛下接风压惊，一同到会还有“伪太子”王之明及钱谦益、赵之龙等弘光旧臣。

    宴会上的“客人”——朱由崧的心情是很不爽的，因为在座位的安排上，多铎不仅故意让“伪太子”坐在了他的上首，席间还故做“谈笑风生”，不时用胜利者惯有的话语刺激他这颗脆弱的心，让他食不甘味。

    而与之相反，主人多铎现在的心情是很爽的，他不但捉获了弘光帝，而且据他的统计部门汇报：此次南征，来向他投降的南明总兵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多名，远远超过自己带来的那点兵将。

    但这种爽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很久，杭州方面就传来一个让他沮丧的消息：那个大奸臣马士英在那里拥立潞王朱常淓出任监国，又一个跟大清对着干的“伪政府”在西子湖畔成立了！

    夕阳西下

    在弘光帝落荒而逃的一刹那，老马同志也被乱军冲散。忙乱之中，他率兵护着邹太后冲出包围圈。

    重整队伍的他认为去杭州还是靠谱的，于是继续向东南方向转进。

    在途经广德州时，老马想进城歇歇脚的小小心愿被知州赵景和同志严辞拒绝了，因为赵知州觉得这帮人“貌似土匪”。

    接二连三的打击已使老马失去理智和风度，他马上做了一件与首辅身份极不相称的事情——下令攻破广德州，斩了忠于职守的赵景和，并让士兵们大肆抢掠一番后扬长而去。

    五月二十二日，老马同志带着邹太后到达杭州，靠着老太太“国母”这块招牌的感召力，潞王朱常淓以及杭州文武官员都来朝见。但皇帝生死未卜，敌军近在咫尺，一阵心照不宣的问候后，大家都默然无语。

    五月底，阮大铖、朱大典和总兵方国安逃来，老马和杭州的文武官员这才知道黄得功自杀，弘光帝被俘。现在，历史的发展又把首辅马士英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率杭州文武官员向清廷投降，谋一个一官半职，在富贵中靠着摇椅慢慢变老；一条是再拥立一个朱姓的子孙为王，继续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在艰难动荡中和满清这个异族政权对抗到自己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想到自己从少年时期就立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梦想未曾实现，想到一年来弘光朝的起起伏伏，想到儿子的残死，老马显现出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坚定果敢的一面，复兴大明的政治理想最终战胜了苟且偷生的私念。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六月初七，老马同志以首辅身份携同杭州文武官员朝见邹太后，请他以“国母”的名义令潞王朱常淓监国。

    之所以请邹太后出面，是有成例可循的。当年“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就是由于谦等大臣出面奏请当时的孙太后，由英宗之弟出任监国的。

    邹太后立即发懿旨给潞王说：“论亲，您是皇帝的叔叔；论贤，您在诸藩中首屈一指，现在国难当头，清你出来就任大明监国，领导我们光复山河吧！”

    但此一时、彼一时，潞王这个“皇叔”却不敢去戴监国这顶“代理皇帝”的桂冠了。吃凉粉要看天气的，当监国也要认清形势的。现在一旦成为大明监国，就会自动升级为大清的“头号打击目标”，这种引火烧身的事情，聪明的潞王怎能会干呢？

    见懿旨不起作用，邹太后流泪了。他不明白为什么洪武、永乐大帝的“英武强悍”的基因会随着富贵岁月的侵蚀会荡然无存，到头来他们的子孙沦落成一群贪图享受、怯弱卑屈的凡夫俗子。

    邹太后的泪水激醒了潞王昏昏沉睡的热血，是啊，作为朱家皇室的一员，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他们的家族，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已经凭借权利，享用过无数的荣华富贵，现在，该是履行义务的时候了。

    六月初八，潞王出任监国，残破的明朝又一次有了新的领导核心！

    上台伊始的潞监国立即盘点自己的“国家实力”。

    地盘：虽然清兵未曾南下，南方的云贵川赣浙湘粤等省仍在打着明朝的旗号，但潞监国能有效控制的地盘仅是杭州及其周围的几个县。

    兵力：左梦庚统率的二十万部队已向清朝的阿济格投降，刘泽清的军队还在海上流浪，郑芝龙的部队远在福建。现在手中的部队主要是方国安和王之仁两总兵带来的一万多“正规军”及杭州城临时招募的几千“民兵”而已。

    财政：仅有浙江一省的少部分地区的赋税收入可供使用。

    局势已经火烧眉毛，潞监国在当政的当天，就紧急发布了四项政令。

    1、财政上：各地赋税钱粮速向杭州解运。

    2、军事上：令方国安发兵分守千秋岭、独松关、四安镇，王之仁守苏州，李国翰、高起潜守平望。并号召各地组织“义兵”，抵抗清兵侵略。

    3、组织上：任命浙江巡抚张秉贞为兵部尚书，原嘉湖道吴克孝接任巡抚，黄道周为大学士入阁办事，诏传刘宗周出山辅政。

    4、外交上：派“资深外交官”——陈洪范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换取一个“微缩南明国”的存在。

    紧锣密鼓的对策之下，潞监国“偏安一域”的良好愿望能够如愿以偿地实现吗？

    就在外交官陈洪范同志刚刚踏上和平之路时，六月初十，潞监国就接到了清兵在贝勒博洛的率领下，已绕过千秋岭和独松关，进抵到杭州附近的西塘的紧急战报。

    这时，从清营返回的陈洪范和兵部尚书张秉贞到了，陈外交官说本来要去南京找多铎谈判的，但清兵行动如此之快，谈判的对象只能换成博洛。

    在述职汇报中，陈外交官极言清兵“军容之盛，锐不可当”，并拿扬州因无谓抵抗而“血流成河”，南京因开门迎降而“秋毫无犯”的例子作正反比较，劝潞监国为全杭州百姓性命着想，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张秉贞也在一旁大讲特讲杭州的困难和实力。

    在两位“双簧”演员的轮番劝说下，潞监国心动了！

    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从当上潞王的那一天起，他就一改其父老潞王暴虐的作风，仗义疏财、礼贤下士，仁慈地对待每一个人，平和地处理每一件事，赢得所有和他接触过的每一个人由衷地称赞。

    即使像福王这样的一个“混混”，在淮安衣食不继时，也得到他诚心的照顾，以致后来成为弘光帝的福王只要一提到他，也禁不住心存感激。

    他也是一介儒生，儒家有云“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家、一姓之天下，有道者居之，无道者失之。”两百多年下来，老朱家也正从“有道者”一步步变为“无道者”，即然这样，就让自己的家族以一种“和平”的方式退出这带血的角逐吧！

    他实在不想让全城几十万的生灵因为自己的“名节”全部陪葬，也不愿这“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人间仙境化为“千家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荒坟野滩。

    归降吧！明亡清兴、南衰北盛、世道轮回、因果报应，这大概就是佛家所讲的“因缘”吧！这大概就是儒家所讲的“顺天应人”吧！

    他让陈外交官奉表到清营请降，并把酒食用箩筐盛了，吊下城去来慰劳兵临城下的清军。

    这一举动激怒了正在涌金门与清军血战的方国安部，方国安对潞监国的“资敌行为”大失所望，带兵东渡钱塘江往南而去。

    得知潞监国准备归降的消息，老马同志穿戴齐整，来到宫内，向朱监国交出首辅印章，漠漠而退。

    出宫后，卸任的老马同志头也不回，骑马向老乡方国安撤退的方向追去。后来，阮大铖、朱大典等人也纷纷踏上“逃亡之途”。

    六月十四日，在潞监国的诏令下，杭州及附近的州县降下降旗，停止抵抗，清军顺利进驻杭州。

    进城后的清军统帅博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多尔衮的遥控，派出使者，给在浙东各府“避难”的明朝诸王（周王、惠王、崇王、鲁王）送去了家乡的特产——人参、貂皮，请他们一同北上，共创“和平建国”大业。

    周惠崇三王如约而至，但鲁王以“路途遥远，身体不适”为由婉言谢绝。

    潞王自六月初八出任监国，六月十四归降清廷，执政仅仅六天，有幸成为中国历史上执政期最短的监国。

    历史把他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供后人嘲笑和唾骂。

    但在这位佛教徒兼儒生的心里，却是坦然的，因为他的选择，这块山清水秀的土地上避免了一场人为的劫难！

    可能，历史既需要史可法的“坚强的气节”，也需要潞王这样的“明智的回旋”，前者存气节于后世，后者保民生在当下。

    一个民族，有气节方可获得尊敬，有回旋方能得以生存！

    潞王的选择不是本文所提倡的，但在满清还没有搞“留发不留首”的民族压迫前，江南百姓又把“清代明”看作一家一姓之争时，他的这种做法，自有其难言的苦衷，今天的我们，也不宜做人云亦云的指责。

    1645年七月，接二连三的捷报送到北京，先是大明的东平伯刘泽清结束了一个月的海上飘泊，领全军解甲归降；后是潞监国纳土归降，弘光朝最后的余火也光消烟灭，明朝的南直隶特区变成了大清的一个普通行政区。

    喜不自胜的多尔衮认为南方的那些“无主省份”完全可以“传檄而定、和平接收”，考虑眼下南方已进入暑季，南征的清军以北方人为主，难熬江南的酷热，于是令多铎将军事大权交给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后，班师还朝，江南平定地区留少数“八旗兵”及南明降军驻守。另外，他还给了熟知南方风物的福建佬洪承畴一顶“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响”官帽，授权他全权处理原南明剩余省份的招降工作。

    九月初四，交接完工作的多铎携带弘光、太子、潞惠周崇等藩王及原南明政府的重要“高干”——钱谦益、赵之龙、徐久爵等一批“特殊人物”，班师还都。

    二百多年前，明朝大将军徐达占领元大都，为宣耀“南人”对“北人”的胜利，将大都改名为“北平”，寓意“北方平定”。现在，作为“北人”杰出代表的多尔衮同志，也出于同样的目的，想宣耀一下“北人”对“南人”的胜利，于是在班师撤军前，将“南京”改为“江宁”，寓意“江南安宁”。

    以后，“江宁”这个南京的新名字，被叫了208年，一直到1853年，汉人的一条好汉——洪秀全领着太平军打下此城，才把这里改为“天京”。

    在回军途中，经过淮河时，邹太后这个刚烈的女人，投河自尽，这让同行的老朱家一帮男老爷们好不羞愧。

    怀着一颗颗惴惴不安心回到故都的弘光及藩王们，并没有关到“滓子洞”或“劳改营”去接受思想和劳动再教育或干脆被一刀跺了。为在全国人民面前混个“仁义之君”的形象，也为了吸引全国老朱家子孙们参加大清“和平建国”大业，多尔衮同志早在七月底就授意大清政府向外界公布了老朱家各归降子孙的“工资待遇”。（以白银发放）

    亲王500两/年、郡王400两/年、镇国将军300两/年、辅国将军200两/年、奉国将军100两/年、中尉以下给田30亩/人自养，世袭罔替。

    这个“工资待遇”还是相对丰厚的，要知道，清初四品文官的年薪才是105两，一品文官年薪才180两。

    除了“工资”外，大清政府还给这些朱家子孙们在北京分配了大小不等的“安居房”，以让这些亡国王孙们“入则有房、出则有钱”，充分感受新政府的温暖。

    大清朝的“宅心仁厚”的确也感动了这些前一段还处在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生活状态的王孙们，他们选出潞王作代表，给清朝的皇帝——顺治上了谢恩折，表示自己一行人将“结草衔环，举家焚顶”，向上天祈导皇帝陛下“圣寿无疆”。

    但四五个月后，大清的实际当权派——多尔衮就高兴不起来了，这倒不是他心疼每年流出去的白花花银子，而是他发现，“树欲静而风不宁”。自从政府发布“剃发令”来，南北方各地的“造反运动”此伏彼起，不少“造反派”打的旗号就是这些老朱家藩王们的，这其中，潞王、弘光、“太子”、秦王的名号常被这些家伙们“废物利用、推陈出新。”

    这等于自己花了钱，却给别人做了贡献，这种亏本的买卖多尔衮不想干了，他动了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这些藩王们的心思。

    这时，潜伏在潞王身边的谍报人员向他汇报，潞王私藏原来用过的公章，有危害大清国家安全的犯罪企图。

    这让多尔衮终于抓住了“莫须有的辫子”，他让有关官员成立“专案组”加紧审理，以案牵案，终于让弘光、潞王、太子、秦王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现出了原形。1645年四月初九，这些人统统被斩于菜市口。

    弘光朝最后的一点余烬也消散得无影无踪！

    最后，我再来交待一下和弘光朝“休戚与共”的两个大人物——马士英和阮大铖的人生归宿。

    马士英，即老马同志不愿跟着潞监国一起参加“和平运动”，就从杭州逃了出来。逃出时，他的手下只剩下从家乡带来的四百“私人武装”，为大树底下好乘凉，他加入了方国安的大队伍谋求一起发展。

    这时，阮大铖这个难离难弃的战友又来舍生忘死地投奔他了。原来，在杭州被“和平接收”后，阮大铖先是跟着朱大典逃到朱的老家——浙江金华。但金华人民对他这个祸国殃民的家伙嗤之以鼻，坚决拒之于城门之外，走投无路的阮大铖只好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再次来找老马哥。

    面对突然而至的阮大铖，老马同志没有丝毫劫后重逢的欣喜。痛定思痛，他现在对这个曾给予自己莫大恩情，又给予自己无数麻烦的老友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反思弘光朝的“短存骤亡”，这位老友真是功不可没，因此，他对阮大铖常常是态度冷淡、爱搭不理。

    不甘寂寞的阮大铖转而去和方国安方司令套近乎，阮的“脱口秀”功夫不久就让方司令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两个老头子很快便陷入了“夕阳恋”。

    方国安后来加入了拥立鲁监国的行列，并向鲁监国举荐了老马同志，但鲁监国对这位“臭名远扬”的弘光首很不感冒，拒而不见。鲁监国属下的各级官员对老马同志也是如见过街老鼠，个个喊打。

    为将臭名声彻底洗清，老马参加了与方国安部攻打杭州城的战斗，结果方部在钱塘江被以逸待劳的清军打了个落花流水，老马那点残存的“私人武装”也在这次战斗中损失殆尽。

    灰心失望的方国安和阮大铖在清军继续南下时，率军投降。

    降清后的阮大铖在清军队伍中发挥个人专长，组织“文艺宣传队”自任团长，搞了一场又一场“心连心”的文艺汇演，这给清兵枯燥的军营中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气氛，阮大铖又获得了清营上下交口称赞，大家见面时都恭敬地称他为“阮老先生”。

    后来清军攻打福建，阮大铖也随军出征，在翻越仙霞岭时，已经六十岁的阮大铖为了显摆其“老当益壮”的风采，和同行的清兵一起徒步爬山，结果一脚踏空，脑袋触石而亡，终于在八闽之地结束了这老小子罪恶深重的一生。

    而老马同志在方阮二人投降时，却再次选择了“静悄悄地离开”。

    他托人去给隆武帝送信，希望自己继续能在有生之年，为隆武帝复兴大明的事业发挥余热。

    隆武帝派人对其好言相慰，但让他耐心等待。

    这时的老马，子死妻亡、家破财尽，早已孑然一身，在江南大地几度辗转飘泊，最后投入了太湖吴易的抗清队伍中，并先后光荣地参加了攻打吴江和海盐县城的战斗。

    坚持斗争两年多后，1647年初，太湖义军最后的营寨被清军攻破，老马、吴易等义军首领被擒获，在劝降未果后，全部被杀于太湖之滨。

    老马同志在潞监国降清后，又不被容于鲁、唐两政权，但他并没有因此就转头投向清朝，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象，实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黄宗羲、张岱在鲁监国政权处境困难时，就悄悄回到清朝统治区遵制剃头，以明朝“遗民”自居，虽然不能见危授命、治国平天下了，但也出版些个人专著，靠骂骂“奸臣”马士英来证明自己是正人君子。

    历史似乎就这样的“诡谲无情”，与弘光朝另一“著名烈士”——史可法死后屡获殊荣、筑庙祭祀、香火不绝相比，老马死后不仅被黄宗羲等“社会贤达”唾骂，而且，在清朝官方所著的《明史》中，还把他归为奸臣类，与严嵩、温体仁等同作一传，并美誉其为屠戮弘光朝的“第一杀手”。

    同样是为国尽忠，同样是殚精竭虑，但人和人的差距昨就怎么大呢？

    以下是我的一个小小分析，文字浅薄，仅供一览。

    其一、“一把手效应”，老马同志虽然位居弘光朝的“次辅”位置，名义上是弘光朝的“三把手”（一把手为弘光帝、二把手为史可法），但一把手弘光帝既无履职能力、又无行政经验，放在朝堂上仅仅是一个摆设、一个象征；二把手史可法被他挤到“领导核心圈”外的扬州城去督师，这样南明朝真正的一把手就成了他老马同志，这是当时南明人和大清人都知道的事。

    既然作为一个团队的一把手，那么，就不能只享受它给予的权利，也得履行它带来的义务，承担它带来的责任。如果这个团队出了大问题，最终被首要追责的，必然是“一把手”。

    其二、能力问题，既然老马同志勇于担当，因势利导、费尽心机地成为南明的实际“一把手”，就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尤其此时的南明，真是到了一个“危急存亡之秋”，清朝、大顺、大西三个政权都对南明的生存构成了实质的威胁，时代对这个“救时的一把手”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

    结合当时的形势，老马同志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具备两种“成功人士”的能力。一为“张良式”的能力，即能制定摒弃前嫌、拉住大顺、驱逐鞑虏、进取中原的大政方针；并能在实际操作中，以变应变，恰到好处地处理一些棘手舫冲突事件。

    这一点上，老马同志差强人意，他把军队的主力一直归缩到长江、淮河一线，对河南、山东的“进取”只是名义上的“收编”，看不清敌友转化的大势，一直顽固地棒着“借虏平寇”衣钵不放。在处理左兵趁清兵北来东下这些突发事件上，顾此失彼；后来清兵渡江，又轻易弃都而走。这与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能力差距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另一种能力应为“萧何式”能力，即能在人事管理上调和文武干部、为复兴大明同心协力；经济管理平衡财政收支、舒缓社会矛盾、保障民生幸福。

    这一点上，老马更是稀松差劲，人事上，他出于自身目的，参与了南明的军队干部、党派人土、官僚队伍这三者的互相争斗，更让这三者之间矛盾不断，纷争不息；经济上他没有出台任何的“裕民”政策，把“加税加税再加税，卖官卖官还卖官”做为解决财政危机的旁门左道，使江南农业工商业再遭重创、官场更加黑暗腐败、民众对政府的坚持率一降再降。

    从以上可以看出，老马的确不是“救时的一把手”那块料，他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凤阳总督的任期内，那则的老马，意气风发、平灭刘超，保得江淮一带拔云见日、风平浪静，但其一旦忽登高位，官位大于能力，他就无法突破自身发展的瓶劲了。

    其三、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明史上说其“贪鄙”，民歌唱其“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这些都不是无厘头的炒作。“贪鄙”这种作风，在明末贪污成风的官场，老马同志搞点“计划外收入”似乎也不值得过于吹毛求疵，但在南明立国之初、百废待新的时刻，剔除明末“公务员普遍贪污索贿”这块腐肉毒瘤，重塑政府良好形象为当时行政改良的重中之重，（此时的多尔衮同志正在北京搞创建“廉洁型政府”的试点工作）。但老马却为满足个人私欲，反其道行之，使贪污成为一剂加快弘光朝速亡的催化剂。

    相比老马同志的不洁，史可法可是两袖清风，一无所驭，连督师厨房中的肉都分给将士们去过节用了，除夕夜他只能拿点盐和酱下酒，这自然能赢得当时及后人们无限的敬仰和爱戴。

    其四、“损友”因素。朋友分三种——益友、诤友、损友。以此推论，老马同志执政期间，有两个很标准的“损友”坏他的事，一个是他的恩人阮大铖，一个是他的上司弘光帝。前者是毫无大局观念、私心自用、眦睚必报；后者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快活一阵是一阵”。对这两损友，老马同志一个出于“报恩”一个出于“利用”，都不能做合理的疏通与扬弃，反而在“党争”和“财政支出”这两个重要问题上被这两位牵着鼻子走，导致“国事日坏、人心日散”。

    综合分析下来，老马同志这个“烈士”死后不但是轻于鸿毛，而且几百年来被后人指着名字责骂就不足为怪了，历史的天平毕竟还是自有其公正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