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的纷争让隆武帝感到为难，但“国事”的不可为更让他犯愁。

    和弘光帝不同，前半生在苦水里泡大的他，当这个皇帝，的确不是奔“提高个人生活品质”的目标而来的，所以在称帝后，依然保持了“安贫乐道，艰苦朴素”的作风。

    个人喜好上：他不饮酒、不游乐、不和女人交朋友。

    个人用度上：他把原来的福建布政使的官衙，末加改造装潢，就直接拿来当作“皇宫”；

    宫中只许使用磁、瓦、铜、锡等便宜货，不许用金、银、玉等高档品；

    甚至还不许使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被褥等生活奢侈品，只许用寻常布帛，实实在在保持了一个小康人家的生活水准。

    他当皇帝，是奔着“光复河山、成就大名”的目的而来的。所以在生活上保持“低标准”的同时，在政冶上却对自己“严要求”。

    他十分关心群众疾苦，以“群众的痛苦就是朕的痛苦、群众的愿望就是朕的愿望”作为自己政策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他大力整顿公务员队伍，净化官场环境，为此专门出台了“小贪必杖、大贪必杀”的强硬法律制度。对胆敢以身试法、顶风作案的邵武通判陈主谟、汀州市长王国冕、古田县太爷吴士耀等，毫不手软、严惩不贷！

    其次他大力争取沦陷区的民心。

    当他听说南明军队每次收复失地后，一旦发现有剃发的群众，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叛民”屠杀时，就紧急颁发“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的圣旨，对沦陷区的群众，声明不论其有发无发，一体保护。

    此圣旨一下，立刻得到沦陷区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

    此后，隆武帝的军队每收复一沦陷区后，该地群众均能出人出粮、踊跃支前。与先前闻“军”即逃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此之外，隆武帝在政治上还办了两件大事。

    一是在总体政略上，改弘光朝的“平寇优先”（镇压农民起义优先）为“御虏优先”（抗击清军入侵优先）。在即位十天后，就诛杀了清政府派来的招降使者马得厂。并诏告天下，定于本年八月十八日，统率六师，御驾亲征。

    别小看这一政略的转变，南明以后能联合大顺、大西农民军，坚持十六年的斗争，均得益这一政略的转变。这也印证了那句话————“观念不变原地转，观念一变天地宽”。

    二是结束了党争，他发挥了自己的写作专长，亲自撰写了“缙绅”、“戎政”“儒林”三篇《便览》，总结了明亡于党争的现实，为结束党争创造了舆论氛围。

    随后，他下诏赦免包括阉党在内的一切政治犯，对那个已成为过街老鼠的马士英，也允许其在江浙前线“建功赎罪、以观后效。”

    做完这些工作后，隆武帝静静守在一旁，等待大明“中兴奇迹”的出现！

    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无情，努力奋斗一番后的隆武帝，看到的，不是胜利的曙光，而是落日的余辉。

    外部：清军依然步步紧逼，在湖南、江西、浙江三个战场上向南明政权发动新的攻势，各地丧师失地、一败再败的“丧报”纷至沓来。

    内部：隆武政府虽得到了南方各省“残明政府”的承认，但这些地方政府不但不向中央“交钱”，反而不停地伸手向中央“要线”。

    这下弄得隆武帝财政收分外紧张，不得已推出了“预征税于民”的政策。

    福建民众负担更加沉重，不久便唱出了“清兵如蟹，曷迟其来”的流行歌曲，表达自己对隆武朝的失望和不满。

    更让隆武帝伤心的是，福建仙游、永安、永福、永定、沙县、诏安、龙岩等地，竟然爆发了大规模农民的反政府事件。

    万余名反政府武装围攻龙岩县城，还打下了诏安县，杀掉地方官，劫走了库银。

    隆武帝如同遇到了一道复杂的方程式，苦苦求证，难得其解。

    经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反复论证后，隆武帝认为：朝纲不振、百姓不宁，根子在福建军阀头子郑芝龙的身上。

    郑芝龙，福建南安人，这个小公务员的儿子，从小就“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生就一副“梁山好汉”的底子。

    但这小子私生活不检点，十八岁时，就因勾引后妈，被父亲赶出家门。

    人生，有时会跌入低谷。

    但这并不可怕，跌入的低谷也许会成为攀登新高峰的起点。

    关键的一点，在于自己如何把握！

    郑芝龙这个小同志的人生，现在就跌入了这样的们低谷，举目四望，无亲可依、无友可靠。

    但个性顽强的他竟凭着聪敏的智慧、过人的胆识，混迹于澳门、日本、菲律宾等地，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做过鞋匠、厨子和专职翻译，并且加入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天主教。

    在日本工作期间，他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生下了一个中日混血儿——郑森。

    经过十多年的打拼，他成了东南亚海面上令人闻风丧胆、谈虎变色的“海盗头子”和八面玲珑、长袖善舞的“商界领袖”。

    与李自成、张献忠这些拥有巨大政治野心的“陆盗”不同，“海盗”郑芝龙则拥有的则是巨大的经济野心。

    为顺利实现这一野心，崇祯初年，他接受了朝廷的招安。

    招安后的他，凭着天下大乱的机遇和自己善于经营的头脑，逐步攫取了福建大部分区域的行政权、国防权、外贸权，成为东南沿海地区最大的国际贸易商。

    他有了上百只大商船、数万人的私人卫队，其他经营海外贸易的中外人士都得向他“保护费”后方敢下海航行。

    在黄道周老先生发起的“拥唐”活动中，他看上了朱聿键“奇货可居”的价值，也上表拥戴，并热烈欢迎朱聿键的“流亡政府”到自己的地盘上来长期驻扎。

    他这样做，最终目的就是想让自己的发展方式来一个大转变，由“经营商业”转变为“经营政府”！

    对于郑芝龙的个人算盘，隆武帝心知肚明，但他自信通过自己的笼络、感化、驾驭等手段，可以逐步掌握郑氏家族，为己所用。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不但给了郑氏家族无与伦比的官爵和特权，还以自己无子为由，把郑芝龙那个混血儿——郑森，收作自己的义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并封为御林军都督，仪同附马都尉，不久又封为“忠孝伯”。

    但随后隆武帝就发现自已的一片心血都白废了，郑芝龙只不过想利用自已来维持郑氏家族在福建“一族独大”的地位，对他下达的命令不听不从、敷衍了事。

    隆武帝为收复失地，曾下诏宣示将于本年八月十八日出兵北伐，御驾亲征，但郑芝龙却以财政困难，缺乏军费为由推辞。

    隆武帝想让郑氏从其外贸收入中给国家分一杯羹，但郑芝龙却用“预征税于民”、“逼大户捐助”、“卖官售爵”来应对。

    几番交锋以后，他们的关系从“两情相悦”发展到“相看两厌”，彼此都对对方失去了热情和尊敬。

    郑芝龙曾以自己在拥立活动中做出巨大贡献为由，要求在朝见时排在文武诸官之首。此议立刻遭到了阁首黄道周的反对。

    反对的理由是按大明祖制，武将不能排在文武诸官之首，只能排在大学士之后。

    隆武帝在这一礼仪之争上坚决站在了黄道周的一边，让郑芝龙大丢颜面。每次上朝，只能跟在一帮老夫子后面亦步亦趋。

    在一次朝会上，郑芝龙、郑鸿逵当着隆武帝的面挥扇去暑，户部尚书何楷立即上疏劾奏他俩“无人臣礼”，隆武帝为敲打郑氏兄弟，马上嘉奖何尚书直言敢谏，并加了左佥都御史的官衔。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恼羞成怒的郑芝龙，处处创造机会地给何尚书难堪，致使何尚书无法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不得已，只好“退休回家”。

    即使这样，郑芝龙仍然不善罢甘休，为向隆武帝示威，竟派人在路上割掉了何尚书的一只耳朵。

    得知此事的隆武帝，却无法动用皇帝的权力对“凶手”予以惩罚，只得以泪洗面，仰天长叹！

    这件事，被“路边社”编成了“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的“微博”，生动宣传，广泛转载。

    万般无奈之下，隆武帝产生了找出一位忠臣，组建一支“新军”的想法。

    隆武帝的忧、隆武帝的愁，急坏了一个人，他自觉地站出来，毅然上书，愿意组建一支“新军”，并代替皇帝外出督师。

    这个人就是隆武朝的首辅——黄道周。

    黄道周现在对郑芝龙拥兵自重、挟制朝廷的作法，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谁说文人不能整军经武？”他渴望自己这次能够带笔从戎，为君解忧，为国立功！

    隆武帝感动之余，欣然同意。马上拜黄首辅为大明督师，让他先组建一支自己的队伍。

    首辅外出督师，崇祯朝有杨嗣昌，弘光朝有史可法。

    杨嗣昌外出督师时，崇祯帝给了他调动全国人力、财力、兵力的权力。

    史可法外出督师时，弘光帝也给了他调动江北五镇兵力和使用江南江北钱粮的权力。

    黄道周外出督师时，隆武帝能给他的，却只有几百张空白的“委任状”。

    但黄老夫子竟凭着这些“委任状”，跑回家乡，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拉起了一支三千人的“人民子弟兵”。

    这支“子弟兵”，什么人也有，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儒生、小商贩、船夫，大家仅凭着一股报国的热血，便聚在了一起。

    这支“子弟兵”，什么武器也有，大刀、长矛、鸟铳、弓箭、锄头，但更多的是，是家中常用的扁担，因此这支军队又被大伙呢称为“扁担兵”。

    一心想效仿大儒王阳明，为国家做点事情的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自己的实力。

    王阳明先生涉足军界时，正是年富力强的四十多岁，手中拥有的，是一支有模有样的正规部队。

    而今天的黄老夫子涉足军界时，却是早已过了花甲之年，手中拥有的，是一支毫无训练、毫无作战经验的“扁担兵”

    当他带着这支队伍去见隆武帝时，皇帝也大为感慨。

    为弥补自己在感情上的愧疚，皇帝下严旨让郑芝龙“出血”，为这支队伍配备了一个月的粮草。

    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黄老夫子带着这三千“子弟兵”从福州开拔，越过仙霞关，准备经江西到安徽，与徽州、衢州一带的金声等抗清义军会合，开辟南方抗清的“第二战场”（第一战场为鲁监国的浙东地区）。

    这支队伍，运输工具也很缺，只有十几匹马，结果是行军速度极慢。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江西广信府（今上饶）。

    在这里，已无粮草的黄老夫子不得不停下来“筹粮备饷”。

    施郎（后改名施琅，就是以后打败郑经，收复台湾那个主）正在这支“扁担兵”中，担任着一个小小的“连长”。

    十七岁从军的他，凭着自已的军事经验，认为带着这样的军队去和清朝的正规军作战，肯定是必败无疑。

    因此，他斗胆向黄领导提出自已“合理化建议”————遣散队伍，仅带少数精干班底从小路直接、快速进入赣州，用督师兼首辅的牌子来调遣赣南、湖广、两广等地的“正规明军”与清军作战。

    但黄老夫子认为即使只有这么一支松松跨跨的军队，也能“聊胜于无”。

    同时，他又觉得自已学生“桃李半天下”，江西、安徽很多县的县太爷都是自己的学生，凭着师生关系，完全能够达到所到之处，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的效果，就断然拒绝了“施连长”的建议。

    “施连长”头脑很灵活，见“建议”被拒，立马开溜，不再陪黄老夫子向前找死。

    在广信府，黄老夫子发挥个人专长，一边动嘴巴子搞爱国教育，一边摇手腕子为他人写字，目的只有两个——拉人入队和募集军费。

    黄老夫子还真是有“名人效应”，一个月不到，竟又招来一大批新兵，队伍迅速扩大到上万人，募集到的粮食军费也够三个月使用。

    人也有了，钱粮也有了，黄老夫子信心满满。他把这支队伍分成三股，一股向西进攻抚州，另两股向北进攻婺源和休宁。

    这三股昨天还是老百姓的队伍，迎面遇到的，是由洪承畴指挥的，由南明降军组成的“伪军部队”。

    虽然是“伪军”，但毕竟是“专业选手”，又因刚跟了新老板，急于想拿到“军功章”，因此这些曾经的残兵败旅在战斗中表现特别突出，将进攻婺源的这股“扁担军”打了个七零八落。

    婺源这股义军失败后，休宁、抚州的另二股义军也被一一击溃。

    得胜后的“伪军”们乘胜追击，广信府也受到了威胁。

    义军中的广信兵要求回家乡守卫，黄老夫子同意了，让他们先走。

    分兵后，黄老夫子手中仅有一千多人了。他领着这千余人继续北上。

    十二月二十四日，这支队伍抵达了明堂里，在这里，突然遭遇到了大股清军的埋伏。

    一场血战后，这千余人大部分战死，黄老夫子和他的学生——兵部主事赵士超、通判毛志洁等被俘。

    被俘后的黄老夫子及其学生并没有遭到人格上的污辱和身体上的折磨，相反，他们象国宝大熊猫一样被“特殊”保护起来，客客气气送到江宁（原南明首都南京）。

    到江南宁后，他们一行人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被集体安排到一处环境优美、格调雅致的“高级监狱”中居住下来。每天衣食不乏，保证供给，无丝竹之乱耳，无版案之劳神。

    抱着“活一日，学一日”的心态，黄老夫子和学生们在狱中著书立说、咏诗赋词。

    还每天抽出空来，接待络绎不绝的探监群众，整个监狱仿佛变成了“黄公馆”。

    探监的群众中，有来叙旧的，有来劝老夫子认清形势、归顺大清的，有来求救学问的，但更多的人是来求字的，因为黄老夫子的字太有价值了。

    黄老夫子与倪云路、王铎被并称为明末三大书法家。

    沙孟海老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曾称赞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

    此时，南京中的士人己猜想到他誓死不降，必将来日无多，因此争向跑来索字，得到了就当作宝贝收藏起来。

    这种“自在囚徒”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幕后的操手终于现身了。

    这个操手，就是大清东南最高行政长官、著名大汉奸——洪承畴。

    洪长官如此“善待”黄老夫子，并不是看在那几斤几两的老乡薄面上，而是他看上了老夫子一代儒林宗师的名望及隆武首辅身份。

    如果老夫子被自己的“糖衣炮弹”击中而归降，那么对己而言，就可以改变在“儒林界”遭人唾骂的局面，为本人“识才惜才敬才爱才”打一个漂亮的分数。

    而对大清而言，收黄老夫子的心就是收东南全体知识分子的“士心”，收隆武朝全体公务员的“官心”，这是一宗“四两购千金”的划算买卖！

    根据自己“被劝降”的经验，洪长官明白，劝降能够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被劝降的人感到生的美好和可贵，从而愿意继续留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上！

    现在，看到黄老夫子活得如此有滋有味，他觉得，劝降的时机到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洪长官来到了“黄公馆”，拜见老夫子。

    两人以前在崇祯朝，就有过多面之交，但这次会面，却既没有“老乡见老乡”的亲切，也没有老友久别重逢的喜悦。

    洪长官发现，在老夫子的眼神里，看不到一丝的感恩和祈求，透射出来的，是卑视、轻蔑、讥讽……

    两人接下来的会谈也不投机，黄老夫子一口咬定洪承畴已死，面前的“这位洪大人”乃是“小人”假冒的，全然不予理睬。

    遭遇无限尴尬的洪长官只得讪讪而退，黯然神伤地结束了这次精心准备的劝降活动。

    也就在这一刻起，他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种人，会为了坚守内心的信念去献出宝贵的生命。

    他不想让这个“崇高而伟大的生命”毁于己手，于是连夜给多尔衮上书，请他下旨特赦黄老夫子这个“知识界的楷模和文化界的名人”，为国家长远的道德建设和文化发展提供一个“活生生样品”。

    但多尔衮没有洪承畴这样缜密的心思，不愿为看不见的将来操心，对于他来说，现实的需要就是不能让黄道周这类人存在下去，因为他们的存在会给本届政府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他下达了迅速处决黄老夫子的“圣旨”。

    当处决令下来的时候，黄老夫子为求死已经绝食二十天了。

    在绝食期间，黄老夫子的老婆子蔡夫人送来书信说：“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

    有这样深明大义的妻子，黄老夫子已经了无牵挂，只求速为国一死。

    1646年三月五日，黄老夫被押出南京东华门行刑，途经朱元璋的孝陵时，黄老夫子不打算往前走了，坚持就在此地行刑，好让自己未来的灵魂能长伴在洪武爷的身旁。

    监刑官只好命就在此地施刑，一同被俘的学生蔡春落、赖继谨、赵士超、毛玉洁从后面赶快告别：“老师您先走一步，我们马上就赶来跟老师的魂魄汇合。”

    四人也在同一天被杀，被后人合称为“黄门四君子”。

    临刑前，随从请老夫子再给家人留几句遗言。

    他咬破手指，撕破衣杉，用鲜血在上面写下了人生中最后的十六个大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黄道周，带着一腔纯粹的热血，带着一身纯粹的学问，带着一条纯粹的生命，走了！

    黄道周就义的消息传到福建后，隆武帝异常惋惜，追谥其为文明伯，谥忠烈。

    前有史可法，后有黄道周，弘光、隆武朝两位首辅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他们虽末能建功立业，但却用自己的言与行为我们金民族增添了一份厚重的精神财富。

    150年后，乾隆皇帝理解了这两位当时的抉择，在给其“恢复荣誉”的同时，又命为其建祠祭祀。

    在黄老夫子祠堂落成之际，精于汉学的乾隆帝，特地为其书写了“古今完人”的匾额，以表达了自己一份特殊的敬重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