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监国的失败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东线的渐闽战场上来！
在1645年8月到12月这四个月里，东线战场的形势是不利于清，而利于明。
清军面临的局面是：正牌兵少、杂牌兵多、要应付事还不少。
这是因为，多尔衮把多铎、阿济格统领的大部分满蒙汉八旗军都调回北方“避暑”去了，南京只留了不到一万人的满八旗部队。
而大量的南明降兵，还要去南方各地镇压此伏此起的群众性“护发”暴动。
这种“到处有反抗，到处有镇压”的局面，对多尔衮来说，既无所谓，也不想改变。
因为他觉得：打死降兵除内患，打死义军除外患，反正自己两不吃亏。
但他打的“小算盘”却为隆武朝及鲁监国的创建提供了机会。
而现在明军面临的局面是：地盘还不算小、民众也比较配合、兵也不少。
南明仍还有南方大约200多万平万公里的土地，而全国汉族民众对剃发令的不满和反抗，无形之中提升了南明的人气指数。
同时，军队数量上，弘光朝不愿作降军的溃兵、南方各省的驻军、各地的“义军”，加起来也大约有七八十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抗清前线的鲁监国，就跃跃欲试地筹备来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645年8月，鲁监国在没有做多少准备的情况下，就指挥近二十万军队，急匆匆地渡过钱塘江，向杭州城发动试探性地进攻。
鲁监国这样做，的确有其难言的苦衷。
因为自已落后半拍，搞得除了浙东，南明其它的地方，都把他当成了一个争权夺利的“小三”。
为了能及时让自已“扶正”，鲁监国决定仗着自已的地利优势，先就近拿下杭州，然后直捣故都南京，跑到老祖宗朱元璋的墓前嚎几嗓子，在政治上渡渡金后，再和隆武朝的“朱大叔”叫板！
但真是打无准备之仗就等于送死，这次进攻中，明军只模了模杭州城的砖头，便被清军狠“扁”了一顿后赶了回来。
“失败是成功之母”，进攻失利的鲁监国跑回绍兴后，又攒钱又筹粮又招兵地猛干了三个月，准备再接再利地渡过钱塘江，二攻杭州城。
为保证群龙有首，鲁监国拷贝了汉高祖刘邦筑坛拜将的模式，也用石头搭了一个台子，煞有其事地拜方国安为三军总司令。
在进攻前夕的12月19日，鲁监国还亲临前线犒赏三军，一阵“同志们辛苦了”的口号喊过后，还给每个参战士兵发了两钱的“买命银”。
12月24日，战斗在杭州城下打响，但此时的杭州城，已经比八月份更坚固、更严密，明军打了几次，都劳而无功。
见明军表现如此“疲软”，守城的清军兵分三路，主动出城迎战，结果明军残败，被俘的副将有十一人，参将、游击、守备更多，有四十八人。
这次失败让鲁监国由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只能隔“江”兴叹！
但历史是不会慷慨地腾出大把时间让“弱者慢慢变强”的。
1646年2月19日，在湖广战场收拾了忠贞营及何腾蛟的杂牌军后，多尔衮已自信——“西线无战事”，就又把阴郁的目光投向了东线的浙闽战场上。
多尔衮对东线战场如此情有独钟，不仅是因为需要拔掉浙闽鲁监国、隆武两面抗清大旗，而且还因为浙闽是重要的产粮省份，打下这两个省就意味着不尽粮食滚滚来。
多尔衮决定实施自消灭弘光朝以来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以求毕其功于一役。
他再次大胆启用了“皇三代（努尔哈赤之孙、多尔衮之侄）”中的一个杰出将领——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固山额真图赖为副手，让他们领着己休整过半年的满汉八旗，沿运河南下，直抵南京。
到达南京后，博洛与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做了职务交接，勒克德浑同志带本部人马回京“度假”，博洛开始继续与南明对阵干仗。
为确保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人多力量大”，博洛连连签发调兵令，征调李成栋、曹存性、范绍祖等南明降将降兵中的“精英人士”约二万多人，陪同他一块儿南征。
这次军事行动中，博洛负责进攻的目标是浙闽。同时，他还命南明降将，现江西军区司令（提督）金声恒负责进攻江西，以作牵制。
5月15日，博洛统率的军队经苏州进抵杭州，开始为武装泅渡钱塘江作物质准备。
这时，老天爷又跑过来“助纣为虐”了。
因为这年浙江久旱无雨，钱塘江水量比往年同期下降了二分之一，以致于清军在江边训练时，发现当地人在江中心冼澡，水的深度也仅能没过人的胸部。
清军迅速将这一“水文信息”层层上报，博洛马上在夜间组织人员进行了“试渡”，结果发现人借助战马就可顺利过江。
博洛偷偷乐了一阵后，出台新的军事进攻计划如下：
5月25日，大清兵将兵分两路，一路由精锐的马步兵组成，充当主力，自杭州六和塔、富阳、严州一线涉水过江；另一路由“半吊子的水军陆战队”组成，充当副手，自鳖子门沿海而进，从侧翼打击部署在钱塘江的明军。
熟视无睹、司空见惯了的现象，往往就会造成人认识上的“盲区”。
明军总司令方国安，就存在这样的“盲区”。
在他的习惯性思维中，“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的钱塘江是清军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
但在5月25日夜，这让他付出了足以悔恨终生的代价！
清军主力在一夜之间，于几十公里的范围内，“走”过了钱塘江，直扑明军的南岸阵地。
配合主力作战的“水军陆战队”也从侧翼对明军发动了攻击。
明军的钱塘江防线瞬间土崩瓦解，各路明军纷纷放弃阵地，向绍兴方向紧急撤退。
此防线一失，杭州到绍兴已经无险可守，清军亮闪闪的马刀，已经冷嗖嗖地向鲁监国的国都劈来。
鲁监国既不学崇祯，做“国君死社稷”那种呆头呆脑的事；也不学弘光，做“孤身出逃”那种傻头傻脑的事。
非常时刻，他先派靖夷将军毛有伦保护老婆、孩子及保姆退往台州入海，然后请忠心耿耿的“水军总司令”张名振组织水军，护送自已离开绍兴，经台州乘船逃向了大海妈妈的怀抱。
但百密一疏，毛有伦为图方便，擅自改道由蛟关入海，在这里遭到叛将张国柱的偷袭，结果弄得鲁监国的老婆孩子全都被“请”到杭州做了特殊的政治“VIP”。
5月30日，博洛开始抵达绍兴城下，结果不到24小时，绍兴就被攻破。
一年前还在杭州城下铁骨铮铮的方国安，现在却严重缺钙，在绍兴城破之时，和大学士方逢年、谢三宾、宋之普及阮大铖等人一同降清。
但南明历史如此怪诞，在出现“思想严重堕落”败类的同时，又产生了两个“灵魂高度升华”的榜样——王之仁与朱大典。
王之仁，直隶保定人，明朝崇祯大太监王之心的弟弟。
靠着哥哥这位“特殊成功人士”的帮助，出身低微的王之仁步入官场，并一步步做到了“定海军分区司令（定海总兵）”的职位。
在潞王杭州降清时，深感富贵不易的他在几度徘徊后，决定随大流一起降清。
降清后他仍任原职，但却没有延续幸福快乐的日子，无数汉族同胞的头颅和鲜血让他内心波澜起伏，思考当时降清的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这时，宁波府爆发了以董志宁为首的“六狂生”起义，起义爆发后，手中有枪杆子的他他立刻成为“拥清派”和“反清派”都竞相争取的对象。
“拥清派”以大财主兼大官僚谢三宾为代表，这个“既得利益者”怕起义使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于是派人携亲笔信前往定海，请他速发兵镇压民众起义，承诺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反清派”以起义后新当选的“宁波民众自冶委员会主席”钱肃乐为代表，他也派出倪懋熹为使者来策反王之仁，请他看在民族大义上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两边的使者几乎同时到来，这让王之仁何去何从？
他给两派都回了一封信，说自己将在十五日统兵前去，请各位届时到演武场迎接。
当十五日他率兵赶到两派齐聚演武场时，戏曲性的一幕出现了。
洋洋自得的谢三宾认为钱肃乐等人必将血染演武场，但其看到的，却是王之仁掏出自己那封请求镇压民众起义的信，当众宣读。
听到信的民众自然义愤填膺，纷纷请求将三宾同志现场放血，以祭大旗。
三宾同志顿时晕了三次，醒了三次。
但这家伙脑袋就是反应敏捷，一阵痛哭流涕的悔过之后，表示自己将出“万金以充军饷”，请大家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正在为缺饷犯愁的王之仁与钱肃乐商量后，同意三宾同志“以钱赎命”。
反正后的王之仁进驻宁波，稳定了浙东局势，成为了鲁监国重要的军事力量。
后来他参加了对杭州城的进攻，虽没功劳，却有疲劳，所以被鲁监国先封公、后拜侯。
看到鲁监国的军队凄惨惨如高山倒、政权忽剌剌似大厦倾，而三军总司令方国安却不战而降，王之仁心如刀绞，心中涌起对方国安难以名状的怨恨。
但他不淮备“梅开二度”，再次跑到清朝那里乞食求生！
他召集了手下不愿做“亡国奴”的兵将，乘海船数百艘，携带大批辎重，由蛟门航海到舟山群岛，打算去找那里“岛军区司令”黄斌卿同志会师。
王之仁想：“黄斌卿同志现在虽然打着隆武帝的旗号，被隆武朝封为肃虏伯，但好歹大家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估计这位兄弟，对自己也会双手欢迎的。”
临近舟山群岛时，王之仁先派人去见黄司令，请求与其“会师共举”。
黄司令从来人口中，知道王之仁手中有大量辎重，就表示热烈欢迎之仁兄及手下各位莅临本岛，共图大业。
他先接收了王之仁的大量辎重，但当随后王的部队准备登岛时，迎接他们的，却是一阵又一阵猛烈的炮击。
炮击之后黄司令又指挥他的水师，从四周靠拢，准备将王的部队歼灭或收编。
猝不及防的王之仁兵船损失惨重，他对黄司令的“小人作风”痛恨不已，但却无能为力。
他下令部下放弃抵抗，归附黄司令。
但他自己却不准备归附，他将自己家属九十三人乘坐的海船凿沉，让家属先其一步，为国殉难。
随后，王之仁将鲁监国颁发的敕印也投入大海，自已则带着一条大船，大船上让大明的旗帜高高飘扬，并鼓乐齐鸣，大造声势地向已被清军占领的吴凇口驶来。
吴凇口的清兵见过投降的，却没见过如此“大张旗鼓”来投降的，但也不敢怠慢，赶忙向吴淞总兵李成栋禀报，李总兵立即将王之仁这一行人“迎接”后，转送到南京的洪承畴处。
洪承畴也认为王之仁是在玩“投降行为艺术”，于是就亲自在官邸会见了这位“表演艺术家”，看他如何步己后尘，成为一位著名的汉奸。
但这次会见却是从友好的氛围中开始，在敌对的氛围中结束。
会面后，王之仁态度忽然大变，慷慨陈词地说自已这样做，是因为不想因葬身大海，死得不明不白，让后人有所误解，所以不得已搞此表演，意在告诉这个世界——我，大明的王之仁，为大明而生，为大明而死！
当然，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能对外言传的理由。
这就是：我，曾失足做过一时汉奸，但我，决不会做一世的汉奸。
接下来，王之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洪承畴，指责其忘先帝之恩，负国家之义，引虏入室，卖国求荣，比当年的卫律、李陵还要罪孽深重，还要遗臭万年。
洪承畴当场被搞得无地自容、无言以对。
失去理智的洪承畴恼羞成怒，干脆连走过场的审判程序也免了，直接令亲兵用乱刀将王之仁剁碎，尸体直接埋在雨花台乱石滩下。
曾经做过一时汉奸的王之仁同志，就这样为自己的人生完成了最后的证明。
青山有幸埋忠骨，花台无愧伴英魂！
一位同志去了，另一位同志又昂扬地站在了历史的舞台前。
清军占领的“国都”绍兴，鲁监国败亡后，“国”中属下的浙东各府纷纷改旗易帜，拥立清廷，以保证自身生命及财产的安全！
但却有一个天下公认的大贪官——朱大典，率领民众，死守金华，唱出一曲誓死不降的绝唱。
朱大典，浙江金华人，万历丙辰进士。
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朱大典同志曾光荣地露过一次脸，那就是他带着以关宁铁骑为首的明军，把盘踞山东登州作乱的孔有德、耿仲明打得满地找牙，不得已而向海上逃窜。
有此表现，他也能算得上大明朝一个能文能武的复合型高干。
但该同志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贪官。
他在督师凤阳的时候，广泛索贿，身边的工作人员、下面的地方干部，都是他索贿的对象。
他索起贿来，不但有广度，而且有深度，以致于被索贿的大小公务员，不但要挪用公款，还得倒贴私囊。
被剥削、被压榨的公务员们求告无门，只得给他起了个“乳虎苍鹰”的美誉，在背后赠给他，以表彰他在贪污战线上的杰出成就。
但自1644年甲申国变后，朱大典同志变了，他积极参加了弘光政权的建设，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兵部左侍郎）”，总督江上军务。
工作期间，虽末再创山东时的辉煌，但也算克尽职守。
南京失陷后，大典同志见事不可为，就率亲信回到家乡金华，把当年非法所得的巨额家产全部拿了出来，招募民兵，成立“金华人民自卫队”，主动承担起了保卫家乡的责任。
鲁监国建国后，任命大典同志为文华殿大学士并兼督师，辖金华、兰溪、汤溪、浦江四县。
见朱大典在金华树立义旗、对抗大清，清军统帅博洛于是派朱大典的“老相识”阮大铖写信招降，他相信这位天下闻名的贪官，一定会为贪图富贵而归降的。
但大典同志将书撕碎，并杀掉来使以示决心。
清军统帅在得信后，亲自统率满汉大军从绍兴赶往金华，把该城四面团团围住，全天候24小时进行攻城作业。
但大典同志的军事指挥能力就是强劲，他指挥“金华人民自卫队”，整整与清军对抗二十多天，弄得城下的清军死伤累累，望城却步。
博洛傻了，如果照这种“攻城效率”发展下去，“江阴噩梦”就有可能再次在他的身上重演。
急红了眼的博洛只得一方面派人到杭州城去调“攻城大哥大”——红衣大炮，一方面让浙闽总督张存仁也带兵来助战。
最后在7月16日，金华城一段新修的城墙被清兵集中的炮火轰破，清兵从破坏的墙口中大举攻入金华。
大典同志依然顽强抵抗，直到“自卫队”将士大部分战死，他才从容召集家人22人、幕僚10人，来到金华八咏楼的火药局旁，用绳索一个个把自己捆在火药桶上，淮备全部同归于尽。
做好了这一切，大典同志向金华长山的五家村方向凝望，那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
少年时，他家因打官司失败，举家生活困顿，只能栖身村边伏龙庙中。
他敏而好学，但家境贫寒，无钱入学读书。
伏龙庙附近有一所私塾，他在割草拣柴之余，便常常到私塾边“倚窗听课”，后塾师及东家都被他的好学精神所感动，破例免费收他入学读书。
得到读书的机会的他，从此更加发愤读书，终于在1616年考中进士，踏上了仕途。
对贫穷有刻骨铭心记忆的他，一踏上仕途，立刻变成了一个“双面人”，既有一张勇于做事、敢于负责的脸，也有一张“秉性奇贪、多行暴虐”的脸。
整个大明王朝就在他们这些“双面人”的手中，虽然送走了山穷水尽，但却没有迎来柳暗花明。
历历往事，件件在目！
但这一切，都将逝去，仰望深邃的天空，嘹望苍茫的大地，辽阔壮美的大明江山呀，我曾负你，但更爱你！
愿我今日的付出，洗清我往日的污浊！
我本洁净地来到这个世界，还让我洁净地离开吧！
当清兵冲到他面前，朱大典同志毅然点燃引线，轰然一声，三十二人，全部为国成仁。
康熙年间，为保卫金华殉难的朱大典、严万龄、朱万化、朱万仍、朱钰等同志，被入祀乡贤祠和忠烈祠。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赐谥朱大典为“烈愍公”，并在金华通济桥北的双溪驿前，建造了一座高10米、四柱的青石牌坊，横额上勒刻“表海崇勋”四个大字。
人性虽然诡异，但并不复杂，内心高尚的灵魂，虽有一时的污垢，但终将会回归高尚！
谨将此言奉献与王之仁、朱大典两位特殊的“好同志”。
隆武朝的覆灭
拔掉金华这个“反清钉子户”后，博洛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在浙东灭掉了鲁监国，他的下一个目标，将是福建的隆武“伪政权”。
对于顺利干掉这个“伪政权”，博洛已有八成的把握。
因为据他的“优秀统战干部”——苏忠贵同志汇报，隆武朝中最大的实力派郑芝龙，已准备弃“明”投“清”，进见礼就是福建省及隆武帝。
苏忠贵带来的情报是真实的。
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一心把朱聿键推向皇帝宝座的郑芝龙，今天为何要出尔反尔，反戈一击。
这其中当然离不开两个字——利益。
当年郑芝龙拥护朱聿键上台，目的就是利用这位兄弟的牌子，在福建把郑氏家族打造成一个产供销结合、党政军一体的超级托拉斯。
但他很快失望了，在大明伟大领袖朱元璋同志277年“重君忠君”的愚民教育下，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平头百姓，并不买他的帐，愣活生生地把他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理想消灭于萌芽状态。
还有，那个每天都在做着“中兴大梦”的隆武帝，也没有掉进他设计的“温柔陷阱”里不可自拔，反而“布袍蔬食、晓夜焦劳”，整天价就是让他无私奉献——“出钱又出兵”。
后来，因为“二郑（郑彩、郑鸿逵）降爵”事件，隆武帝与郑氏家族的关系一下子降到了零度以下。
这个事件是这样的。
隆武帝为援助江西建昌的“反清义师”，曾令郑彩出兵杉关予以增援，但郑彩在到达杉关后即按兵不动。
无论监军张家玉如何催促，郑彩依然不理不睬、置若罔闻。
后来听到清兵将至，郑彩干脆拉起队伍一走了之。
张监军自然无比愤怒，立刻上疏向隆武帝大告御状。
隆武帝也不客气，马上行使皇帝职权，下诏削去郑彩的伯爵。
但郑彩的事还没平息，又冒出了郑鸿逵擅自令部下黄克辉从浙江江山撤退回闽的风波。
隆武帝这次更不客气，先下诏怒气冲冲痛骂郑鸿逵“空耗军饷、无故脱逃”，然后将其太师的职务降为少师。
对郑氏家族的极度失望，再加上黄道周北伐的失败，使隆武帝离开福建，重找靠山，转型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
湖南招抚大顺军的成功，使他充满失望的眼睛，又闪烁出一丝希望的光芒。
由于他并了解堵胤锡与何腾蛟的分歧和矛盾，加上对何腾蛟这个“南阳故人”的偏爱，使他把招抚成功的帐都记在了何总督的头上。
现在他认为，“地广粮又多、兵强马又壮”的何腾蛟同志是一个“值得信任、值得托付”的好同志，于是决定，去找这位同志“共创伟业”。
他找这位同志的计划分为两步走。
第一步：御驾亲征，借此把国都由福建的福州迁到江西的赣州。
第二步：如江西用兵得手，则乘势让西边的何腾蛟北伐，东边的郑芝龙配合，南边的两广提供后勤保障，自己则坐镇赣州居中指挥。
如江西用兵不利，就直接向湖南转移，在长沙建立新国都，利用水网密布的三湘大地与清军打一场持久战。
他的“两步走”计划，得到了江西督师万元吉的热烈响应，万督师给隆武帝上疏，大谈特谈赣州的重要性，双手双脚地欢迎皇帝陛下移驾赣州，领导抗清工作。
隆武帝不准备再犹豫下去了，他于12月16日离开福州，12月26日到达赣闽交界的建宁。
隆武帝的行动意图立刻被一个人察觉了。
这个人就是大清江西省军区司令（江西提督）金声桓。
金声桓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大清东南最高行政长官洪承畴报告，认为事关重大的洪长官与博洛商议后，迅速抽调柯永盛、高进库等“伪军部队”赶赴江西，协同金声桓作战，力争抢在隆武帝末移驾前将江西全境一举搞定。
1646年3月24日，金声桓等部攻克江西吉安，随之会同柯、高两总兵向赣南方向进发。
隆武朝的江西督师万元吉，计划在皂口据险扼守，但基层士兵战无斗志，纷纷南逃，清军马上乘虚而入。
6月8日，清军少量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赣州城下。
于是，隆武朝的最后一场大战——赣州保卫战由此打响。
对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隆武帝也是精心布置、周密安排。
在官员安排上，隆武帝一口气把江西督师万元吉、武英殿大学士杨廷麟、离任的江西巡抚李永茂、现任的江西巡抚刘广胤四位省部级“高干”都“空投”到赣州，就近指挥。
兵力安排上，除原有的江西兵（赣州守将吴之蕃、张国祚统领）外，隆武帝把所有能调动的兵都填了进去。陆续有云南兵三千（滇将赵印选、胡一清统领），两广兵七千（粤将童以振、陈课统领），两湖兵二千（湘将曹志建统领）等多省联军到达赣州，参加战斗，明军在赣州的总兵力即达到四万人以上。
为鼓舞大家的士气，隆武帝再一次发挥自己的文学专长，把赣州赐名为忠诚府（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发挥专长）。
另外，为了保证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们能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隆武帝还指定了一个前敌总指挥——江西督师万元吉。
万指挥第一次指挥这么多的兵，进行如此重大的战役，心情真是既紧张又激动。
他没有打过仗，却似乎很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让各军扎牢营寨，抓紧时间休息，然后自己静静地坐下来，等待一个人的出现。
这个人，就是以前曾“修理”政府，现在却“护理”政府的海盗头子罗明受。
这位海盗头子的手中，现在有一支数量上千的“海军队伍”。
万指挥要的效果，就是随着这支“海军队伍”的到来，大明军队将实现“多兵种联合作战”，一鼓作气击败由“单一兵种”组成的清军。
但金声桓不是“稻草人”，会傻乎乎呆在那里，等明军聚齐了再挨刀。他派人先侦察到了“大明海军”停泊的港湾，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组织了敢死队，跑到军港里见船就烧，见人就砍。
黑夜中，没有陆军掩护的“大明海军”几乎成了挨宰的菜瓜。人员、船只损失近三分之二，后来幸亏万指挥及时派兵救护，才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命运。
没能救人反被人救的罗明受同志，只得领着残兵败将离开了这块令他伤心欲绝的地方。
“大明海军”这一败，导致万指挥威信大损，各路人马的指挥官都对这位只会纸上谈兵的前敌总指挥充满了轻蔑和鄙视。
这当口，金声桓却活跃起来，趁机带兵使用逐一操练、各个击破的战术，先打跑了两广兵，再干掉了云南兵。
金声桓连胜三仗后，其余增援赣州府的指挥官们一看这位“金兄”竟然如此生猛，纷纷抬腿走人。
一天之内，明军只剩下了城内的六千多人。
扫清外围后的清军，在9月19日后开始全面包围赣州城。待城内弹尽粮绝后，10月3日，全军出动，实施最后的攻城作业。
经过一天半的紧张作业，10月4日中午，赣州陷落。
万元吉、杨廷麟在城破后，双双投水自尽。
死前，他俩向福建方句叩拜，为没能顺利完成工作，而向隆武帝致以深深的歉意。
但他俩并不知道，他们敬爱的隆武帝，已经再也无法再收到他们的道歉了。
因为这位可怜而倒霉的皇帝，已于八月二十七日，在福建长汀以身殉职！
隆武帝在清军进入江西时，就预感到自个儿去找何腾蛟会师的想法有可能要会落空。
为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他派出使者，拿着自己的手敕，去长沙命何腾蛟派出精兵一万，来江西的湖东地区“接驾”。
后来，随着局势的恶化，同样的手敕他又发了一道。
在隆武帝两次催促后，何腾蛟派出郝永忠、张先壁率领一万多人，组成“迎驾军”，分左右两路，从长沙出发向江西进发。
但在两人上路时，何腾蛟又私下授意他们，此次“迎驾军”行动的原则是——慢慢走，等等看。
他这样做，是感到在湖南独立当“一把手”实在是过瘾，没有必要再找一个无用的上级来管束自己。
对于何腾蛟命令心领神会的郝张两人，一路上果然以老牛拉破车的速度向前推进，5月17日从长沙出发，9月2日才到达郴州。到郴州后，就以前方出现重大“敌情”为由，任凭隆武帝的使者杨守明、路太平怎样死缠硬磨，就是再也不前进一步了。
隆武帝至死也没见到这支“迎驾军”的“一兵一卒”。
就在隆武帝翘首企盼“迎驾军”大驾光临时，也“死马”当作“活马”用，布置郑芝龙派军队守卫福建的门户——仙霞关。
但郑芝龙己决定不跟着隆武帝再混下去了，他以福建沿海出现海盗为名，紧急收缩军队，将仙霞关的“郑家军”撤到自己的老巢泉州、安平一带，准备以此为基地与清军讨价还价。
清军于是不费一刀一枪就越过仙霞关，进入福建。
由于郑芝龙大规模收缩军队，进入福建的清军自然无仗可打，直接大踏步地向隆武帝的行在“延平”推进。
危险正一步步向隆武帝逼近。
8月21日，感到延平已经无法立足的隆武帝起驾西行，率领五百多名御林军准备赶往明军重兵集结的赣州。
他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赶到赣州前线，用自已的名号来鼓舞士气，打赢赣州保卫战，扭转战局，重振乾坤。
隆武帝不愧是一个“把书籍当作生命、活到老、学到老”好皇帝，即使在战火纷飞的转移途中，也依然带了十车书，边走边读、怡然自得。
8月26日，他们一行人到达福建长汀，当晚停驾于此地。
次日凌晨，有大队身着明军军服的人急叩汀州城门，声称护驾。
守门士兵大喜过望，连忙大开城门，迎接亲人。
城门一开，被迎进城中的“明军”见房就烧，见人就剁。
原来这些“明军”，乃是清将李成栋派出来实施“斩首”行动的“特种部队”。
当这些“特种部队”冲进隆武帝的住所时，隆武帝闻乱惊起，持刀抵抗。
“特种部队”也不淮备捉活的，一阵乱箭之下，隆武帝壮志末酬身先死。
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皇后曾氏和不满月的皇子。
隆武帝的忽然被难，标志着南明第二个正式政权——隆武政权的灭亡。
这个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也仅仅存在了一年零二个多月。
在隆武帝死后的二十二天后，志得意满的博洛开进隆武朝的“故都”福州，降下了这个政权最后的一面旗帜。
在结束本章前，我试着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探讨一下鲁监国和隆武帝，为什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败逃，一个覆灭。
我认为，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两者都缺乏一块可以维持其发展壮大的“根据地”。
隆武帝虽然得到了除浙东之外南方各省的承认，但真正可以获得兵源财源的“根据地”，却仅仅只有一个福建省，而鲁监国则更少，仅有一个浙东地区而已。根据地小，可以获得的兵源、财源就少，也就缺少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资本。
二、政权与人民的“两张皮”。
根据地小，而为了维持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又不得已对这一块“巴掌大根据地”上的人民，加大征粮征税征兵的力度，结果弄得这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崇祯时代还要下降。
“理想很崇高，面包很重要”，让“根据地”的绝大多数的人民勒紧裤带、饿着肚子支持伟大的，但却丝毫不能给大家带来幸福的“中兴”大业，的确是勉为其难！
三、两者都没有一支能独立指挥的军队。
无论是朱以海，还是朱聿键，都是借助“军阀的枪杆子”才混上台的，这就出现了“帝（皇帝）”指挥不了“枪（军阀）”，而“枪”却在自行其是。
“帝”追求的是长远目标，而“枪”追求的是保护既得利益。两者追求的不一致，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相看两厌、分道扬镳。
三百多年后，一位伟人曾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在这里则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皇帝的军队，便没有皇帝的一切。”
四、两者都没有自己的班底。
朱以海和朱聿键同志在没有当皇帝前，都是两个无所事事的“高级流浪汉”。骤登大宝，根本无自已的“干部人才库”及“铁杆哥们队伍”，没有这两种人，一方面对如何挽救时局不能提出正确的规划，另一方面也不能保证一些正确措施具体落实。
在这一点上，朱以海同志比朱聿键同志做得要更好一些。因为毕竟前者不像后者那样脱离社会，人情世故要通一些，从而成功地笼络了张名振这样的“铁哥们”作保镖，所以他虽然地盘小、影响小，但生存的时间却比朱聿键长得多。我们在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看到他在“抗清”岗位上一直战斗的身影。
清军虽然把这两个“南明政权”打得一个逃，一个亡。但是，南明的历史却没有终结，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她还会有其不俗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