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世界上哪有不败的将军。

    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山东蓬莱一所简陋的房舍里，一个戎马一生，此时已到弥留之际的老将军，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

    他说，他是不败的将军。然而悠悠青史下，历代后人，无一人说他口出狂言，无一人质疑他吹牛皮，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这个将军是戚继光，那支他统帅下未尝一败的虎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家军。

    <er">一

    在戚家军出现之前，自土木堡之变开始，至明朝中期，从北到南，不管是对付北方游牧骑兵，还是东南沿海的海盗倭寇，明军都败了很多次，败了很久。

    明朝军队，在开国的时候，曾是一支横扫天下的雄师。徐达、常遇春、蓝玉，一次次追亡逐北，打得蒙古部落仓皇北逃。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极盛，朱棣5次北伐漠北，除了前两次蒙古部落尚敢接战外，余下3次，皆避明军锋芒，仓皇逃窜。明朝历史上最耻辱的败仗，当属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亲自统帅的50万大军被瓦剌全歼，明英宗被俘。但这场惨败是拜瞎指挥所赐，外加此时明军精锐正在南方平定邓茂七。等到紧接着的北京保卫战，明军硬碰硬的在北京、大同等地和瓦剌军厮杀，一举击败对手，迫使瓦剌放还明英宗。可见此时明军尚能打硬仗，明朝军队战斗力真正大幅度退化，应该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

    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蒙古鞑靼部已经占领了河套，明王朝曾多次发动“搜套”战役，企图驱逐河套的蒙古人，但事与愿违，几次北征，诸路军队皆畏敌如虎，不敢硬打，明军的怯懦，畏战，从此暴露无遗。此后虽有明孝宗18年“中兴”，但随后的荒唐皇帝朱厚照怠政，他虽自号武宗，时常统兵北巡，还和蒙古鞑靼可汗达延汗硬碰硬地打了一仗，但正是这时期，明朝完全丢失了河套草原，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战略要地。到了嘉靖帝朱厚熜在位的时候，明朝简直是“惨败大连环”，先是继达延可汗后成为蒙古草原最强力量的鞑靼阿勒坦可汗，持续肆虐明朝边陲，年年破关南下，抢掠人口财物无数，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搞起了大突袭，绕过明朝边防城关直冲到北京城下，差点逼得嘉靖帝签城下之盟。北京城外十几万明军竟无人敢出战，只敢跟在后面“礼送”蒙古军出境。北部边防败绩连连，东南沿海也好不到哪去，明朝水师虽然数次挫败葡萄牙殖民者，却屡屡被倭寇海匪打得灰头土脸。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40个倭寇登陆江南抢掠，一路杀到南京，沿路杀害军民数千人，明朝当地部队竟然无力阻止。军队战斗力如此不堪，明朝只能在北方加固长城，凭城抵御蒙古人，在东南剿倭中，胡宗宪也不得不拉下脸皮，机关权谋算尽，诱降战斗力强悍的王直、徐海部。王直伏法后，余部一千多人盘踞岑港，明朝调动数万精兵，打了8个月方才全歼，怎一个灰头土脸了得。

    当年横扫天下的大明雄师，怎会如此不堪？

    说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明朝自中期开始的重文轻武，文官带兵，少不得有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又比如明朝军制分散，都督府有统兵权却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却无统兵权，相互牵制造成事权不一，还比如明王朝政治腐败，军官贪墨，吃空额扣军饷，造成战斗力低下，都是原因，但核心的问题，却是士兵。

    明王朝的政府军，从开国时就实行军屯卫所制，这个制度借鉴了唐朝时候的府兵制，明朝洪武、永乐两朝军力强大的根基，即来自于此。军屯卫所制的前提只有一个——土地保障。明朝士兵，基本都是国家划拨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士兵世代服役，土地所有制完善的情况下，这个政策自然能激发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且节约国家钱粮。明朝初期有军队180万，朱元璋曾自夸说“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分钱粮”。从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开始，明朝土地兼并日重，土地兼并的黑手，自然伸向了军屯。明朝宣德、正统、成化年间皆曾多次清丈军屯，但治标不治本。到了明孝宗“弘治中兴”时期，为保障军队战斗力，明孝宗一面清丈军屯，重新给军队划拨土地，一面颁布了《民壮法》，即各省州府，皆有义务挑选精壮农民，由国家给予补贴，战时打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度。此举一度奏效，但好景不长，明孝宗过世后，即位的朱厚照“行政不作为”，军队的土地兼并日重，大公公刘瑾就曾企图借清丈军屯来树立政绩，却激起反对，酿成安化王叛乱。此时明朝，军队土地侵占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了，至嘉靖朝开始，越演越烈。

    军队土地流失的最大危害，就是大量士兵流离失所，或者沦为军官家里的佃农。有的无地士兵为了活路，不得不给权贵家当杂役、奴仆，到了嘉靖朝中期，甚至达官贵人家修楼盖庙，也就直接调部队当苦力，保卫大明江山的百万雄兵，就这样沦为了苦役、杂役、佃农。这样的军队要战斗力，显然不可能。结果，就有了明军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情景。

    中国封建王朝的军事历史，总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剧本，早期国家军队强大的时候战无不胜，后期国家军队战斗力衰退腐化，就不得不依赖大量带有私家军性质的军队，来继续保家卫国的使命。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唐朝末年的各路藩镇，宋朝的岳家军等等，都属于这类性质。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政府军战斗力的退化，大批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开始自己募兵，编练有浓厚私人烙印的军队，以期建功沙场。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就是其中之一。

    <er">二

    其实建立私人烙印浓厚的募兵军队，并非戚家军所首创，早在土木堡之变时，大同总兵郭登就曾“招募健儿五千”，用以补充兵力不足，但那时明军战斗力犹存，募兵只是补充。到了明朝中后期，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大批募兵军队悉数粉墨登场。在戚家军扬名立万之前，嘉靖年间，北方有宣府总兵马芳在宣化编练的“马家军”，南方有谭纶曾在南京、台州等地“招募壮士，教以战阵”，四川有大将刘显的“刘家军”，还有早期在苏州抗击倭寇，由任环招募苏州乡民组成的“任家军”，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有一支精锐水师“俞家军”。然而众多的“X家军”中，大多都是昙花一现，时至今日，名声最响亮的，还是戚继光亲手打造的那支英雄部队——戚家军。

    戚家军之所以名声响亮，自然因为战斗力强悍，战绩辉煌。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封建王朝中后期，私家军性质的部队，往往比政府军更有战斗欲望。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统帅的个人威望，士兵对敌人的苦大仇深，打起来不用动员，严明的纪律，同宗的地域性。戚家军，不但兼而有之，且有独创。

    和其他的X家军相比，戚家军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戚家军的士兵几乎都来自于浙江义乌，对倭寇苦大仇深，戚继光个人，也建立了在军队里的绝对威信，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在封建社会上，怕是只有岳家军可以比肩。但与其他X家军不同的是，其他的募兵军队，多数只能依赖于其原统帅的调度，一旦统帅换人，不是战斗力溃散，就是士气懈怠。戚家军不同，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在戚继光晚年遭罢斥后，他留下的戚家军依然保持了强悍的战斗力，在后来的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建立功勋，并在辽东与后金的会战中用一场壮烈的战斗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在各类“X家军”中，戚家军更像一支国家军队，一支无论由谁统帅，都能保持坚决的纪律，绝对的服从，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军队。这一切，都来自于戚继光个人的独创——制度建军。

    戚家军与其他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严格到极致的军事制度。这是一支从选拔士兵，军事训练，乃至思想动员上都有严格纪律条令的军队。戚家军的选拔条例是最严格的：城市中人不要，相貌油滑的不要，在衙门里做过事的不要，性格暴躁的不要，优先挑选的，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戚家军的练兵条例也是严格的，根据现存戚继光家乡蓬莱的有关记录，戚家军的训练科目，是明军中最多的，包括阵法、号令、练心、胆气、力量、武艺六方面。戚家军的待遇也好，虽说工资不高（士兵一年十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六千元，只相当于自耕农一年收入），但奖金丰厚，比如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奖赏30两，缴获的战利品，士兵平分。没仗打的时候，就拿训练来发奖金，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二，是戚家军训练考核的日子，考核成绩好的，就发奖金，成绩差的，就扣工资。另外比如作战有功，勇敢冲锋，再小的功劳，都找由头奖励，再小的错误，也找由头扣钱。除了严格外，戚家军也有人性的一面，规定除“军机”“谋反”“杀人”“奸盗”“赌博”等“原则问题”外，其他错误只要初犯，都可免于处罚，但一旦受罚，就要集合同队士兵，将军律高悬供桌上，当场处罚。戚家军的“思想工作”也做得好，每个营的战旗都绘有不同的图腾，以示忠君报国思想，思想动员灌输到每个士兵。戚继光的理想，就是要用严格的制度，树立一个军队的荣辱、尊严、士气、信仰，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他做到了。

    其实制度建军，是戚继光很早开始就有的构想，他是明朝开国侯爵戚升的后代，虽世袭爵位，且17岁就承袭了父亲的官职，但从小刻苦，全无纨绔子弟的骄纵。23岁那年去北京参加武进士考试，碰上了阿勒坦发动的“庚戌之变”，战后兵部要求考生们每人写一篇如何防备蒙古入侵的策论，戚继光的策论叫《备俺答（阿勒坦）策》，很快在京城广为流传。就是在这篇策论里，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明朝军事理念的观点：一个强大的军队，不能靠带兵者个人的能力维持，需要完善的制度和正确的执行，方能长盛不衰。所谓“兵制完备，令行禁止，定标准，重四艺，严军纪，重赏罚，可长保虎狼之师也”，实是戚继光的真知灼见。彼时的代理兵部尚书王尚学阅后大赞，夸耀道：“此子他日必成名将也。”

    少年成名后，戚继光先调防山东登州，升任登州指挥，在当地裁汰冗兵，整顿纪律，加强战备。此时倭寇的侵扰重点是江南地带，远在山东的戚继光自然没有用武之地。兢兢业业干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戚继光终于接到调令，升任浙江都司，专门负责军队屯垦，管后勤的活，自然也不是他所愿。所幸没干多久，浙江参将战死沙场，戚继光火线替补，升任参将，镇守宁波、台州、绍兴三府。到任没一个月，就有大批倭寇进犯，壮志满怀的戚继光立刻率军出击，欲打好出道后的第一战，没想到却是当头一闷棍：明军士兵见到倭寇，立刻撒丫子逃命，晒他一个光杆司令，幸亏戚继光眼疾手快，弯弓搭箭射杀倭寇头目，方稳定了战局。倭寇溃逃后，明军象征性地追了几步，接着就不追了，任戚继光如何严令，都无济于事。

    一个月后又有倭寇来犯，戚继光率军迎战，明军又是一触即溃，幸亏戚继光处乱不惊，死战不退，才杀退敌人。但明朝士兵的怯懦无能，令他刻骨铭心。战斗结束后没多久，戚继光立刻打报告，给浙直总督胡宗宪上《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要求练兵。

    事情似乎很顺利，戚继光慷慨陈词，胡宗宪虽对练兵成败心存怀疑，但还是支持了他，将其心腹曹天佑麾下的3000新兵交给戚继光训练。然后，戚继光就开始实施他“制度建军”的设想。戚家军最初的管理条令，训练科目，军事纪律，都是在这时期成雏形。经两个月整训，3000新兵战斗力大进，很快在几次小规模战斗里重创倭寇，部队凶猛地冲杀，摧枯拉朽地进攻，让年轻的戚继光满意不已。真正的考验马上来了：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因王直伏诛，其余部盘踞岑港，大肆烧杀，明军调动上万军队围剿，戚继光的部队也在其中。当倭寇们决死一战的时候，戚继光再次看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他用完备的制度苦心数月训练处的士兵们，再一次在日本人的倭刀下崩溃，逃命，任人宰割，最后历经八个月苦战，明军终攻克了岑港，但付出了数倍于敌人的代价。

    戚继光因此看到了他构想里最致命的一环：制度看似完美，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制度坚决的执行，执行的人，是士兵。入浙以来的三场闷棍，终于把31岁的戚继光彻底打醒了，如果说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把锋利的宝剑，那么此时，冶炼这把宝剑的好钢都找不到。

    一年后的八月，经过苦苦的思索，连番的寻找后，戚继光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士兵——浙江义乌青壮。民风淳朴悍勇的义乌人，是戚继光几经查访比较，确信的最佳人选，是足够铸造一把锋利宝剑的好钢。八月，戚继光至义乌募兵，经严格挑选，选定了4000人。然后是训练，将之前练兵的种种制度创建正式确立，严苛的训练，严明的赏罚，坚决的纪律，只为这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剑——戚家军。

    戚家军很快训练成型了，从是年十月起，戚家军开始参加战斗，多次在小规模战役里击败倭寇。因这些胜仗，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三月，戚继光改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这支成军不到半年的新军，从现在起顶在了抗倭的第一线。真正的战斗，也从此时开始。

    青锋出鞘，戚家军，来了。

    <er">三

    戚家军的这场“大考”，发生在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中国军事史上的命名叫：台州九战。

    这场战斗，不能不说是明王朝自找的，侵扰台州的倭寇，大部分都是当年王直的旧部。王直死后，倭寇一度群龙无首，随后经重新整合，又对浙江发起侵扰，比起以往千人规模的小侵扰，这次的动静非常大。参战倭寇总数不下两万人，这是明朝浙江省自建省之后，遭遇的最大一场兵灾。而顶在第一线的，就是成军仅一年之久的戚家军。

    这时候的戚家军，仗打了不少，但多是百人规模的小战斗，真正千人以上规模的战斗，这是第一次。比起对面打了一辈子仗的倭寇来说，戚家军，还是一只初上战场的菜鸟。

    四月，“菜鸟”们的战斗开始了。倭寇兵分多路，声东击西，先是2000倭寇故意乘船在绍兴海面招摇，接着又分路骚扰沿海州县。随后倭寇兵分两路，一路500人进犯新河县，主力部队2000人则盘踞宁海外围，伺机而动。新河县，是戚家军的后方大本营，里面住着戚家军的亲属家眷，包括戚继光自己的妻儿。先攻此地戚家军必救，调走戚家军主力后再发动进攻，倭寇的算盘打得精。但戚继光不惧，你打算盘我打人，他先派戚家军主力火速回援，在新河外围聚歼了500倭寇。见戚家军大出，倭寇自以为得逞，2000主力倾巢而出攻打台州，当他们抵达台州外围的花街时，却惊讶地发现，眼前是2000严阵以待的戚家军。原来驰援新河后，戚家军马不停蹄，深夜急行军70里回援台州，终于在花街堵住了倭寇。然后进攻，追杀，倭寇着实抗打，先被打垮，接着又整军反扑，再打垮，再反扑，接连被戚家军追杀了40里，最后不追了——倭寇败退至台州白水洋，统统被赶下江喂了王八，2000倭寇几无遗。值得一提的是，前后七战，戚家军仅阵亡3人，这支戚家军苦心铸造的军队，今日终显现出其坚韧的品格和强大的战斗力。3：2000的伤亡率，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此战过后，“遇戚不得活”的说法不胫而走。

    可还有不怕死的，仅过一个月，又有2000倭寇进犯浙江丽水，戚继光在丽水外上方岭设伏，再次重创倭寇。十几天后，此战残存的倭寇与另一股倭寇合兵，纠合3000人窜犯温岭，戚继光火速进兵，在倭寇行军路上将其拦截，一场遭遇战再次痛歼倭寇。得胜后的戚继光马不停蹄，他对胡宗宪奏报说：“昔倭寇来我迎击，今宜是主动出击也。”带着这支已历遭苦战的部队，戚继光主动进兵，直接攻打倭寇盘踞在宁波外围的老巢，经过两场大战，将浙江沿海的倭寇据点尽数捣毁。至此，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台州九战落下帷幕，戚家军共计斩首倭寇首级1478个，另倭寇有数万人溺死。浙江倭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肆虐浙江沿海十数年的倭寇，经此一战全军覆没。从此之后，浙江再无大规模倭寇骚扰。

    台州九战，是戚家军自建军后经历的第一场大战，观整个过程，昔日横扫东南沿海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败得体无完肤。打打不过，跑跑不过，斗脑筋更斗不过，比起伤亡率，最后更达到了10000比69（戚家军总共阵亡69人）。如此结果，自然有戚家军战斗力强悍，戚继光善于用兵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戚家军的军阵——鸳鸯阵。

    所谓鸳鸯阵，是戚家军一种独特的军阵方式，以12人为一小队，12名士兵2人持短刀，4人持长枪，2人持狼铳（一种竹制武器），2人持盾牌，还有一人为火兵，一人为队长。进攻的时候队长指挥，盾牌掩护，长短兵器配合攻击，进可攻退可守。现代军事学家普遍认为，在冷兵器时代，鸳鸯阵是一种几乎无懈可击的军阵，该军阵的核心优势就是“协作”，将士兵之间的团队作战能量与协作能力发挥到极致。日本二战时期名将板垣征四郎曾这样形容鸳鸯阵：“一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戚继光的士兵，可以轻松地获胜，但是12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鸳鸯阵，却会被轻松地击败。”

    被很多次“轻松地击败”后，倭寇彻底视浙江为死地了，浙江太平了，可福建却大乱。大批倭寇随即窜犯福建，因台州九战得胜，戚继光官升都指挥使，又在义乌征兵3000人，戚家军此时，已有了7000人规模。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九月，戚继光带着这支新老结合的戚家军远征江西，平定江西黎天明农民起义。与倭寇打游击不同，黎天明将部队屯扎在马鞍山，在山上铸造工事，负隅顽抗。这是戚家军自建军以来，面临的第一场攻坚战。面对敌人的严防死守，戚继光独辟蹊径，率部从山后爬山奇袭，一举捣毁农民军大营。经两个月奋战，江西全境即告平定。这场抗倭战争期间的插曲，为戚家军之后即将面临的一场大战——福建抗倭，无意中练了兵。

    就在戚家军与农民军苦战时，福建沿海已然弭乱。数万倭寇持续窜犯福建，与浙江倭寇不同的是，福建倭寇更加嚣张，不但在沿海岛屿上有据点，还在内陆打下诸多根据地。而且福建当地的倭寇，原本沿海的各路海匪勾结甚深。浙江的倭寇基本是抢完了就跑，福建的倭寇是抢完了占地盘，嘉靖四十年十月，大批倭寇进犯福建，连续打下走马溪、兴化、牛田等地。次年七月，明王朝命戚继光率部驰援福建。戚继光率6000戚家军从温州出发，沿海路抵达平阳，再从平阳取陆路入福建。此时正是东南雨季，连日暴雨如注，戚家军连日急行军，沿途路过村庄，只在村民屋檐下避雨，对沿路百姓秋毫无犯，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

    面对福建沿海倭寇四起，州县告急的危局，戚继光几经分析，决定打蛇打七寸，先消灭盘踞横屿岛的倭寇势力。

    横屿岛，是今天福建宁德县外围的一个小岛，与大陆之间，是一片相隔十里的浅滩，这段距离，乘船容易搁浅，退潮了全是泥潭，素来是易守难攻之地。这里盘踞的2000倭寇，是诸路倭寇中实力凶悍的一伙，多是来自日本九州地区的“真倭”。戚家军迎难而上，面对牛田外围的泥潭，戚继光命令士兵们趁退潮时负草填补，踩着草堆前进，在黎明时分胜利上岛，然后摆阵，决战，仅用一上午时间，就全歼2000倭寇。继而戚家军迅速南下，向与牛田相邻的福清倭寇发起攻击。戚家军赶到福清时，当地倭寇已经严阵以待，上万倭寇扎营30里排出长蛇阵，意图死守。戚继光假意放话，说要先休整一下，倭寇闻讯后随即松懈，不料戚继光立刻下令，全线进攻。九月一日总攻开始，戚家军兵分四路，一路攻仓下，一路攻锦屏，将30里大营倭寇切成四段，继而分割围歼。另两路军队在上原岭、林木岭设伏，围剿残敌。九月一日深夜，戚家军奇袭击破倭寇大营，随即四下放火，上万倭寇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戚家军奋勇追杀，一鼓作气连平牛田、上都等地，将这股倭寇彻底剿灭。

    捷报传来，福建百姓奔走相告，福建巡抚戴游震带领民众，在福清城为戚家军举行盛大庆功。但戚继光却顾不上喝庆功酒，福清战役刚结束，戚家军就接到线报，另一股倭寇正集结在莆田。戚继光随即假装开庆功会麻痹敌人，继而又率2000精锐秘密行军前至莆田，孰料这次却出师不利，戚家军找来的领路向导是个汉奸，戚家军被他带进了死路，到天亮时戚继光才发现，他们处于莆田山谷之中，四面被倭寇包围。绝路之下，戚家军反戈一击，不但要突围，还要反吃这伙倭寇。几次反扑，都被倭寇利用地形优势打退，危急之下，戚家军士兵周能组成敢死队，强行夺取了倭寇死守的吊桥，戚家军终于冲了过去，莆田倭寇崩溃了。此战戚家军付出了他们参加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伤亡79人。在危急关头担任敢死队的周能等37名戚家军士兵，几乎全部牺牲。

    自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入福建后，戚家军历经数战，消灭倭寇5000多人。但因疾病等非战斗减员，到十一月，戚家军士兵能战者只剩3000人，戚继光只好率军回浙休整。这次大捷，也让他升任至副总兵，回浙后他再去义乌征兵，将戚家军的规模扩充到了万人。

    然而戚继光前脚刚走，倭寇又卷土重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二月，倭寇发动进攻，拿下福建兴化。明王朝再调戚继光入福建进剿，四月戚家军再抵福建，四月二十一日，戚继光与另两位名将刘显、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平海卫之战，一举剿灭盘踞平海卫的2000多倭寇。十一月，戚继光被提升为总兵官，并受命镇守福建。

    之前戚家军经历的数次苦战，虽有挫折，但总的说来，是以寡击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晋升总兵后的戚继光，很快就迎来一场敌众我寡的考验——仙游之战。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二月，倭寇集中两万兵马，围攻福建仙游县，仙游县在县令陈大有的带领下全城抵抗，渐渐力不能支。戚继光火速驰援，这时驻福建的戚家军正值换防，只有6400多人。戚继光先派两百亲兵入城协防，接着使用疑兵之计，不断在倭寇包围圈外围调动兵马。这些方式果然奏效，倭寇摸不清戚继光的用意，暂缓了对仙游县的进攻。十二月二十六日，戚继光苦苦等待的战机终于到来，是日大雾弥漫，戚家军借大雾发动奇袭，一举端了仙游外围的倭寇营地，随后戚家军各个击破，将两万倭寇逐个歼灭，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仙游之战胜利结束，共计斩首倭寇6000多人，溺死烧死者上万。明史说“盖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无如此之盛者”。次年二月、三月，戚继光乘胜追击，将仙游之战中逃脱的倭寇残部尽数歼灭，随后又与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南澳之战，剿灭盘踞当地的“海匪”吴平，并一路紧追至越南，在越南万桥山将吴平彻底歼灭。至此骚扰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倭寇全部消灭，在万桥山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登州为戚继光修筑“父子总督”，“母子节孝”两个牌坊，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

    <er">四

    在整个平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大出风头，素来强悍的日本倭寇遇见戚家军几乎是一触即溃，很少能硬碰硬打两把。平定倭寇后，戚继光一度奉命监管潮州、惠州防务，戚家军的驻守范围，覆盖了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整个南中国，几乎都在戚家军的佑护之下。

    此时，他人生里的又一次转折到来：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月，奉命入京。

    此时嘉靖皇帝朱厚熜已去世，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嘉靖时期困扰明王朝的“南倭北掳”之患，到此时已大为改善，南方倭寇尽灭，北方持续骚扰边境的蒙古鞑靼阿勒坦可汗，也屡遭宣大总兵马芳的打击，气焰大减。但东北方面边患仍在，蓟州北面的朵颜部落以及代表蒙古“黄金家族”的土蛮依然持续骚扰。尤以蓟州受侵扰最甚，戚继光北调之前，蓟州总兵10年里换了7个人，不是战败论罪，就是毙命沙场。蓟州是北京的门户，门户不宁怎么得了。于是在大学士张居正的推荐下，战功赫赫的戚继光奉命入京。

    戚继光这次北调，主要是张居正举荐，在戚家军壮大的历史里，张居正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戚家军早年的成军，是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扶持，在军饷、物资供应等方面都给了特殊照顾。后来内阁首辅严嵩倒台，胡宗宪被株连，一直被看做胡宗宪亲信的戚继光也没幸免，在严嵩倒台初期，就有言官弹劾戚继光是“严党”。胡宗宪论罪下狱后，兵科给事中韩庆再度弹劾戚继光。事实上，和戚继光一样战功卓著的俞大猷，就在这场风波里被罢官论罪，另一位名将刘显也被“戴罪立功”，唯独戚继光幸免。这一切，自然来自张居正的庇护。和同时代许多名将相比，戚继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会做人”，无论是严嵩当权时，还是高拱、张居正掌权后，对于顶头上司们，他都倾心结交。要结交，自然要舍得花钱，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弹劾戚继光“经济上不干净”。根据明朝人王世贞《史乘考误》里的记录：戚继光最早和张居正结交，是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奉命进京述职，由老上级谭纶牵线认识张居正。此时的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兼裕王府（朱载垕）侍读，官职尚小但前途远大，认识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戚家军每次大捷，都缴获大量物资财物，除一部分上交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部下和给上司送礼。随着张居正节节升迁，二人关系也越发亲密。到隆庆皇帝在位时，内阁主政的两位阁老高拱与张居正，皆有自己的亲信边将，高拱有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宣府总兵马芳，张居正有蓟辽总督谭纶，而戚继光的北调，既为加强北方边防的需要，也是张居正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

    戚继光入京后，先在京城负责练兵，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上任伊始，戚继光就把满朝文武“雷”了一把。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掳四事疏》，提出由他亲自训练10万大军，然后主动出击平灭鞑靼，彻底消除北患。此疏在朝野中引起轩然大波，竟有言官弹劾戚继光“居心叵测”。毕竟在封建社会，又是重文轻武的明朝，由武将独立训练10万大军，不遭忌讳是不可能的。两个月后，戚继光再次上奏，重申练兵意义。最后在张居正的调解下，戚继光被调离京城，官升为蓟州总兵。为安抚戚继光，明朝给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宜”的权力，名义上的威权和蓟辽总督相当，但当时辽东、保定、昌平各有总兵，根本不受戚继光节制，所谓“总理”，其实只是个虚衔，戚继光“练兵十万”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

    今人说起戚继光，大多都是说他东南抗倭的战功，而事实上，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功业，丝毫不亚于南方抗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对于明王朝的历史，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戚继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此时的蓟州，虽是边防要冲，但多年来蒙古骑兵持续骚扰，败仗连连，正是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时。戚继光先是裁撤冗兵，淘汰大量老弱残兵，继而在蓟州当地募军。蓟州募兵不同于浙江，戚家军招募最多时，也不过几千人，而蓟州一次性却要招募数万人，戚继光的方法是：将新兵先分散到地方训练，进行层层考核淘汰，最后选拔优秀士兵编入队伍。当然戚继光也知道，短期的练兵，根本无法成就一支虎师。蓟州边境绵延两千多里，战线远比东南抗倭要长，蒙古骑兵来去迅速，也远比倭寇快得多，要加强防御，练兵是不够的，还要铸城。

    明朝一直是凭借长城抵挡蒙古人进犯，戚继光调任蓟州时，蓟州的城墙年久失修，边防城墙许多都已塌陷，蒙古人来了挡不住，城破后也没人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因此戚继光建议，要在蓟州加修3000座敌台，明王朝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因经费问题，把3000敌台改成了1000座。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这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所修的城防，叫“空心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又一发明创造。这种城防与明王朝原先的城墙不同，它高3到5丈，宽12至18丈，共分3层，因中间一层是空的，故得名“空心敌台”。这种工事上面设有垛口，工事里设有射击空，下层设有重炮，每个工事里有士兵1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有士兵6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相隔200步，互相声援。如果说鸳鸯阵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野战组合，那么空心敌台，就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防御组合，它的火力配置，是弓弩、火枪、重炮相结合，火力打击可以覆盖射程所及的整个区域，加上工事之间相互呼应，基本不留“射击死角”。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曾认为，戚继光的空心敌台，是近代“立体防御思想”的前身。

    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个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防御体系终于竣工了，两千里的防线上，坐落着1017坐“空心敌台”，原本是蒙古骑兵抢掠首选的蓟州，而今成了他们越不过去的天堑。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工事的花费，由于戚继光的合理调度，竟然比原计划节省了一倍。除了铸城，这两年里戚继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兵，虽然他有所准备，但实施起来才知道困难很大。比起义乌戚家军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蓟州当地的士兵只能用“败坏”来形容，打仗怕死，纪律糜烂，违反军法的事时有发生，另外当地原来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不服从戚继光的调度，对戚继光阳奉阴违。为此张居正曾多次撤换当地守将，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为树立军威，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春天，戚继光从浙江调来了3000戚家军驻守长城，部队抵达当天，正赶上蓟州大雨，戚继光在雨中训话，整整一天，部队在大雨中肃立，军容齐整。此情此景把蓟州当地将士镇住了，纷纷感叹“今始知军法之严也”。这以后，以3000北调的戚家军为核心，戚继光放手实施他的蓟州练兵计划，之后裁撤冗兵，惩办军官，阻力就小了很多。他一面严格训练，一面借着修筑空心敌台的机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批派到“空心敌台”驻守，名为“分操”，让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与江南抗倭时期的鸳鸯阵不同，为对付迅疾的蒙古骑兵，戚继光独创了“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新阵法，将鸳鸯阵的经验移植到多兵种大兵团作战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遇到敌人，先以“车兵”装载火枪火炮的战车对敌，用火器打乱敌阵，然后步兵从中路出击，骑兵两翼包抄截断敌退路，借此重创敌人。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说：“戚继光的这个新思路，因为蒙古部落与明王朝的和解，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空心敌台”落成两年后，一场大的“检验”降临了。

    镇守蓟州的戚继光，面临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蒙古朵颜部落。所谓朵颜部落，就是明朝初期招降蒙古人，为抵御鞑靼而设立的“朵颜三卫”，但到此时，朵颜部已和蒙古土蛮部勾结，成为明朝边防的大敌。另一个，就是“黄金家族”的土蛮，土蛮的侵扰对象主要是辽东，但也常和朵颜合兵南攻蓟州。戚继光刚刚到任蓟州时，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部就曾给了戚继光一个“下马威”，他率军屯兵蓟州北面的青山口，企图南下。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出击，在青山口击败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前哨部队，迫使董狐狸退兵。此战虽未能重创敌人，却也使朵颜部一时不敢南下，为加强蓟州防御争取了时间。此后几年里，朵颜部多次小规模骚扰蓟州，皆被击退。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空心敌台全线竣工后，蒙古人破关南下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甘心的朵颜部却另有打算：你的空心敌台厉害，那就把你引出来打。

    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春，朵颜部再次大规模南下，比起之前几年的骚扰来，这次他们集中了数万人，包括朵颜部名义上的首领长秃，实际首领董狐狸，董狐狸的侄子长昂，可以说是动了血本。朵颜军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然后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的战斗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集中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地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150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长秃。朵颜部下血本的进犯，却以完败告终。

    长秃被俘，整个朵颜部上下炸了锅，群龙无首的朵颜部无奈，只得由董狐狸率亲族240多人，向戚继光叩关求降，明王朝顺水推舟，接纳了朵颜部，随后释放了长秃。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起，与明王朝相斗数十年的朵颜部，恢复了和明王朝之前的朝贡关系，原本是蓟州北部边防的一大威胁，从此成为屏障。

    朵颜服了，土蛮却还嚣张，就在戚继光痛击朵颜时，朵颜北部的土蛮也大肆入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虽多次重创土蛮，但战火却始终不熄。对土蛮的威胁，戚继光多次上奏明朝，要求主动出击，打垮土蛮。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十月，土蛮部集中5万人大肆攻掠辽东，明王朝命戚继光驰援，戚继光火速集中3万兵马北进，先在狗儿河击败土蛮，继而进军狗儿敦，再次大破土蛮。土蛮自知不敌，仓皇退却。戚继光与李成梁合兵，连续追杀百里。此战在明朝辽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战伤亡惨重，土蛮部对辽东的侵扰渐熄，而辽东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渐成坐大之势。

    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进封正一品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这位戎马一生的名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期。他镇守蓟州16年，原本是蒙古骑兵侵扰重灾区的蓟州，从此“烽火渐稀，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着力修筑的“空心敌台”，也由最初的1000多座增加到3000多座，“练兵十万”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12防区，也打造出了精兵近4万人，蓟门精兵，已是大明王朝劲旅。

    有如此成就，除了戚继光本人的能力外，也与戚继光的“后台”张居正分不开。从戚继光执掌蓟州兵权之初，张居正就大力照顾，凡所需的军饷器械经费，皆是优先供应，此举甚至引发了其他军镇总兵的不满。戚继光就任后，凡是与戚继光为难的同僚官员，大多被张居正找借口调任降职，原任的蓟辽总兵戚继光的“老战友”谭纶去世后，张居正特意安排自己的心腹梁梦龙接任，并向戚继光保证梁梦龙会“谅不相负”。张居正待戚继光不薄，戚继光也知恩图报，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回家奔丧，戚继光特意选派了火枪兵随行护送，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坊间也一直议论不断。但正处人生顶峰的戚继光不会想到：他的荣耀拜张居正所赐，他人生的低谷，也因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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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继光，乃至戚家军人生的再次转变，发生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这一年，辅政十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靠山”轰然倒台。接着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追夺了张居正生前的所有封号赏赐，更以“追赃”为名，将张居正全家收押拷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戚继光也未能幸免，弹劾他的各类奏章云集，特别是戚继光曾派兵护送张居正回乡的旧事，更被御史严齐斥为“图谋不轨，危害社稷”。幸好此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赏识戚继光，在申时行的力保下，戚继光最终落了个“平级调动”，调任广东总兵。深知官场险恶的戚继光从此心灰意冷，就任广东后多次请求告退，终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年退休还乡，比起张居正诸多亲信好友的悲惨下场，戚继光尚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

    戚继光最后的去职，后人皆说因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张居正亲信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依然得到重用，且子孙加官晋爵，风光无限。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下场，无外乎“利用价值”四个字。戚继光建戚家军，志在打造一支凭完备严格的制度，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的虎师，他做到了，但利用价值也到头了。特别是经过戚继光几次打击，朵颜部落投降，土蛮部落视蓟州为死地，蓟州边防早已太平，反观李成梁，他镇守的辽东连年有战事，他的“李家军”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自然就离不得他。归乡后的戚继光，晚年寄情于著书立说，修缮宗庙，今天的蓬莱阁就是他出资修缮的。而他的两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二月七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家乡病逝，享年60岁。为戚继光写墓志铭的，是在福建剿倭时的戚继光“老上级”汪道昆，墓志铭中称戚继光的去世是“鸡三号，将星陨”，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直到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下诏祭葬，而一直到了明神宗去世前的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才追赠戚继光谥号为“武庄”。比起他生前的战功，可谓刻薄。

    戚继光离去了，但戚家军的赫赫战功并没有结束。戚继光离开后，戚家军成了“后娘的孩儿”，特别是在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里，基本是当“炮灰团”。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宁夏爆发了“哱拜叛乱”，驻守蓟州的原戚家军4000人奉命开赴平叛，提督李如松命他们负责打援，结果戚家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土蛮蒙古援救宁夏的企图，宁夏叛乱终被平定。同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抗倭援朝战争爆发，由吴惟忠统领的3000戚家军奉命参战。平壤会战中，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攻城，戚家军被辽东提督李如松派去攻打日军要塞牡丹峰。这是日军平壤防线的第一要塞，3000戚家军面对5000日本守军前仆后继，最终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成就了歼敌数万的“平壤大捷”。后来的稷山之战，也正是由戚继光亲手打造的蓟镇军死守，击退数万日军进攻，终为明军大反击赢得了时间。围歼日军加藤清正部的蔚山之战，最早担任攻坚的，是陈寅率领的戚家军，戚家军势如破竹，连破日军两座大营，眼看可以取得全胜，然而统帅杨镐为了抢功，竟下令戚家军停止攻击，让自己的嫡系辽东军来打扫战场，谁想辽东军不争气，反被日军击溃，大好战机由此丧失。随后日军援兵杀到，明军溃退，又是陈寅的戚家军奉命阻击，方保证主力全身而退。抗倭援朝战争的末段，也是戚家军担任攻坚，攻破了日军在朝鲜的最后据点顺天郡，全歼日军小西行长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陈寅部的戚家军又奉命开赴播州，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在整个万历朝的后半段，戚继光苦心练就的强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分，投入到各个战场，分属于不同的军镇总兵。有历史记录的戚家军最后一场血战，当属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浑河之战。此时努尔哈赤进犯沈阳，明将童仲揆率领的3000浙军（戚继光留守在浙江的戚家军）在沈阳城南的浑河阻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主力。努尔哈赤集中了4万主力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打到深夜，八旗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时任明朝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吓破了胆，拒绝救援，导致明军孤军奋战，至傍晚时阵地被八旗军突破。童仲揆抱定必死之心，率全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全军3000余人壮烈殉难，将领童仲揆、袁起龙等120人殉国。此次战斗，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清朝人魏源感叹此战是“辽左用兵第一血战”。努尔哈赤的白旗军、黄旗军等精锐在战斗中多次攻击失败，伤亡数千，为安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开了祭灵大会，祭奠浑河之战的死难者。这是戚家军有历史记录的唯一一场失败，也是悲壮的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