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西汉文景之治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在这40年的“黄金时期”里，中国的农业产量，耕地数量，乃至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国家长治久安，除了短期的诸侯叛乱和匈奴侵扰外，基本未发生大规模战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律法宽仁，按照有关历史资料的记录：这时期汉帝国大大小小的仓库里，都堆满了历年征收的钱粮，仓库储备之丰厚，为之前中国历代所未有。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大为提高，比如在城市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车，家里只有几匹矮马的，都不好意思牵出门去惹人笑，这等生活水平，基本相当于现代社会里，家家都能开得起宝马奔驰了。毋庸置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当之无愧的封建盛世。
但凡盛世，自然英才荟萃，文景时代也是各类人才云集。虽然这时期的中国依然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学说，讲究恪守成法，遵循祖先章程，轻易不变更制度，崇尚顺其自然，保守无为，但依然产生了一批继往开来的英杰。军事方面，文景时代最杰出的抵抗匈奴的统帅魏尚，是汉帝国北大门称职的守护者。统帅了平定七国之乱战役的名帅周亚夫，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而起到关键作用的，无疑还包括政治上的英才。在这两代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晁错。
说到晁错，现代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力主削藩，以及被汉景帝当成替罪羊，蒙冤身死的结局。而事实上，对于整个西汉王朝的变革来说，晁错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的功业不止在于削藩一事，他更是“无为而治”下的西汉帝国，进行全面政治军事改革的奠基者。文景之治的全面繁荣，他居功至伟。
<er">一
晁错，生于公元前200年，河南禹州人，相对于西汉知识分子多师出一门的状况，年轻时候的晁错所学驳杂。他既跟随西汉法家张恢学习过法家思想，也曾经远赴山东，跟随此时的儒家大师伏生学习过儒家思想。但是在崇尚黄老道家学说的西汉初期，无论法家还是儒家，都是彼时“不入流”的学问，学这些“不入流”学问的晁错，年轻时也因此在政坛很“不入流”。他最早是凭着学问出名，经过地方上举孝廉，做了长安的太常掌故，是个负责祭祀的小官。这个官职级别不高，权力不大，但也有些油水，比如祭祀的财务用度以及摊派分成，总有可以捞钱的地方。但晁错却以“峻直刻深”著称，也就是说为人严苛，大小事情都不肯通融，又兼为官清廉，因此得罪人也不少。他这时期最出名的，就是写得一手好文章，尤其是写祭文的文采，远近闻名，可这点小才华，在西汉王朝里却算不得什么。所以有才又得罪人多的晁错，在这个小位置上，一窝就是数年。
晁错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汉文帝在位时期。当时汉王朝需要选派一个人，去山东儒家大师伏生那里学习《尚书》，这是西汉历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秦始皇焚书坑儒，连带着把儒家经典《尚书》也坑了。到了西汉时期，儒家的诸多典籍都失传，尤其是《尚书》，全国精通者，也就剩下这位身在齐地的伏生。虽说这时期儒家不吃香，但毕竟也是文化抢救工作。晁错因其才学，被上司推荐，得到了这个重要的机会。这个机会他抓住了，学成归来后，他不但详细地向汉文帝阐述了学习心得，更借儒家典籍的诸多条文，对国家大事阐述了个人的改革见解，尤其是对于汉文帝非常关心的3个问题：农业生产问题，抗击匈奴问题，加强中央集权问题。也正是这件小事，让汉文帝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原先不起眼的年轻人。虽然，晁错的条陈并没有被汉文帝接纳，但他却因此得到了一个有前途的工作：太子舍人。也就是彼时身为太子的刘启的老师。
在这个有前途的工作上，晁错的表现很不错，他不但认真完成对太子刘启的教学任务，更借机向刘启灌输儒学思想。此外晁错清正刚直的人品，以及卓越的谋划能力，皆得到了太子刘启的敬重，早在刘启登基前，他就是朝野公认的“太子智囊”。而与此同时，在国家大事方面，晁错也没闲着。公元前168年，西汉帝国发生了一场近乎耻辱的战争：匈奴大举窜犯上谷、渔阳、云中三地。忍无可忍的汉文帝拍案而起，决心重兵反击匈奴，这一次，汉文帝咬牙动了血本，调集了13万大军出兵迎敌，意图重创匈奴。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汉军主力集中在前线后，不但不敢与匈奴交锋，相反却眼睁睁看着匈奴烧杀抢掠，直到一个月后，匈奴才满载着大批掳掠的人口、财物，洋洋得意地在汉军眼皮底下拔马北归。而集结在边境的13万汉军，不但一箭不发，相反“礼送”匈奴人离境。残酷的现实让汉文帝愤懑不已，他很难想象，为什么经过了10多年励精图治，汉朝仍然对嚣张的匈奴无可奈何。此战结束之后，汉文帝下令，命百官畅所欲言，讨论对付匈奴的办法。
汉朝打不过匈奴，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条，一是汉军此时没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在机动性上差匈奴太远，往往是追追不上，追上了又打不过。二是长期以来对匈奴作战的失败，以及匈奴人屡次入寇抢掠的现实，让汉朝上层军方人物普遍患上了“恐匈症”，反正打到最后也要和亲，何必白白付出伤亡？如上种种，导致横扫中原的汉军，在面对匈奴的时候，长期处于脓包状态。
汉文帝是不想做脓包的，很多汉朝人更不想，晁错也是其中之一。但当时百官的奏疏，要么是大骂匈奴，要求主动出击，却拿不出实际的办法；要么是拿出白登之围吓唬人，主张继续对匈奴和亲，拿着女人金钱换和平。而真正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人，却是当时并不起眼的晁错。他相继上了两道奏疏：《论贵粟疏》和《言兵事疏》。
这两道奏疏在历史上并不出名，但事实上，却是两道扭转了西汉军事政策的奏疏，说是天下无敌的西汉铁骑腾飞的起点，也毫不过分。
因为这两道奏疏，讲的就是反击匈奴的两个最重要问题——攒钱、练兵。
讲攒钱的，主要是《论贵粟疏》。西汉反击匈奴难，难就难在花费巨大，组织兵马，提供粮草，冲锋陷阵，金戈铁马都是用钱砸出来的。一场巨大的战争足够把国民经济储备消耗大半。尤其是与匈奴的战争，多集中在北方边地，那里是生产比较落后，长期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一旦开战，兵马钱粮全靠内地供应。要反击匈奴，必须要储备财富，要储备财富，边地生产力却落后，怎么办？晁错有办法，在《论贵粟疏》里，晁错告诉汉文帝，虽然地区之间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可以通过国家的有关政策，来调整不同地区的物资储备。比如，可以采取奖励制度，对给边地提供粮食者，给予爵位和政府奖励。这就是汉文帝时代著名的“入粟拜爵”制度。借此制度，西汉王朝从此开始积累了大量的粮草财富，而与此形成连锁反应的就是短短几年之内西汉边境地区储粮充足，西汉政府又大量调动边境储粮支援内地，并借机减免赋税，因此形成良性循环，西汉王朝的农业发展，从此突飞猛进。
而反击匈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练兵。比起攒钱来，练兵更让汉王朝头疼。汉民族是农业民族，但冷兵器时代，杀伤力最大的兵种却是骑兵，要抵抗匈奴，就必须要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部队，可比起马背上长大的匈奴人，汉人在弓马骑射上的差距，又怎是一朝一夕可以弥补。人学骑马需要时间，积累战马更需要时间，中原本身就不产良马，本土仅有的产马地区即燕赵北面地区，却也有限得很，无法支持整个帝国的战马供应。晁错也有办法，他的办法一是“募民实边”，即从中原招募百姓到边境屯垦，且政府发放农具，提供土地，给予减免赋税的政策。同时修缮堡垒，发给百姓武器，鼓励他们结社自保，再从中选拔精壮充实入军队中，这就有了最可靠的兵源。与此同时，由西汉政府出资，大量招募匈奴人来汉地居住，邀请他们为汉朝训练骑兵，甚至充入汉军中为兵，这些人熟悉匈奴的作战方式，并且能够带来精良的战马和先进的骑兵训练方式。因此实行之后，西汉边地的骑兵素质，从此突飞猛进。
如果我们看看后面的历史，不得不更加感叹晁错的远见卓识：晁错的“募民实边”法，沿袭到后世，几经改革之后，就成为了历代封建王朝极为推崇的建军方式“屯垦戍边”。即使对于西汉本朝来说，也因这一法令，令西汉帝国从此有了战斗力强大，足够与匈奴争锋的骑兵军团。西汉反击匈奴战功最卓著的卫青、霍去病两部，其部下兵员，大多都是由边地屯垦的良民百姓组成，战斗力之强，令匈奴闻风丧胆。而招募匈奴人为兵更是效果显著，西汉骑兵军团中有大量的匈奴人存在，这些人世代归附汉朝，为汉朝出生入死立下战功。而这一切的肇始者，正是晁错。
在西汉帝国饱受匈奴肆虐的几十年里，虽然不断地有人提出反击匈奴，力主对匈奴实行打击，但是真正开始切实可行的政策，找到击败匈奴办法的人，却是从晁错开始。他也许不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却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建设者。
汉帝国以极快的速度，将晁错的这两道奏议推广全国。从此之后，原本荒凉的北方边地，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云中、雁门、右北平等边防重镇，很快就有了精良的骑兵队伍，并且开始在小规模的与匈奴的战争中获得胜利，也是拜这个政策所赐，新一代的西汉骑兵将领开始成长起来。
但在汉文帝时期，晁错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用，他才能卓越，品行刚直不阿，但是他刚直到严苛这一条，很遭勋贵和诸侯的不满。因此只能以太子舍人的身份参与政治，地位并不高。而汉文帝也似乎想将这位“大才”留给儿子用，在刘启身边，晁错很得宠信。与此同时，他交恶了一个当时八面玲珑的人物——袁盎。袁盎在汉文帝在位时，就被誉为“国士无双”，他也曾以忠直著称，比如周勃获罪时，他曾全力营救，淮南王犯法时，他也曾大胆揭发。他还就任边地太守，抗击过匈奴入侵，是个名噪一时的能臣。但这人偏偏有几个毛病，一是小心眼，一语不合能记恨很多年；二是孤傲，对谁都瞧不起。他还是个社会关系很强的人，他的家世很显赫，上上下下都有交情，甚至连江湖游侠也多与他结交。这样的人物，跟晁错自然是很合不来，晁错是一个性格冷峻傲慢的人，也喜欢恃才傲物。而且两人都争宠于太子刘启，不互相掐是不可能的。早在晁错做太子舍人的时候，袁盎就已经是位高权重的中郎将了，在太子刘启面前，两人常常互相诋毁。甚至多年里“不交一言”。而也正是这个袁盎，把晁错最终送上了不归路。
<er">二
晁错的发迹，是在公元前157年汉文帝过世后，一直赏识晁错的太子刘启即位。
汉景帝刘启即位后的第一道官职任命，就是把晁错提升为内史（即长安市市长），成为彼时朝廷里位高权重的人物。如果不是朝野反对声过大，也许还会提拔得更快。这时候的晁错，已经四面树敌，从汉文帝晚期开始，晁错上奏疏论述最多的，就是西汉王朝此时已成尾大不掉的诸侯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朝野里许多有识之士都达成共识。比如和晁错不和的袁盎，也曾忧虑过诸侯问题，但是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主张采取徐图缓进的政策，利用诸侯国内部的矛盾，对诸侯王分而治之，不断削弱诸侯的势力。可是晁错坚决反对，他认为诸侯国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朝廷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厉行削藩之策。外加他又是个急性子，在这个问题上连篇累牍地上书，结果意见没被采纳，反而地球人都知道——晁错是与天下诸侯为敌的。
也正因这个原因，在晁错的任用问题上，许多重臣都反对。汉景帝即位初期，反对声最强烈的，就是彼时的丞相申屠嘉。这个申屠嘉也不是一般人，早在楚汉战争时期，他就是刘邦麾下的一个步兵连长，可谓是此时西汉朝廷里硕果仅存的“老革命”。此人在西汉建国后，虽然行政能力有限，却是以刚直廉洁著称，尤其是“思想觉悟高”。凡是刘邦说过的，他就坚定地认为是对的。晁错的言论在他眼里，当然是离经叛道，对此异端，也自然要除之而后快。申屠嘉的方法很简单——扣帽子。硬是罗织罪名，给晁错扣了一顶“侮辱先帝”的帽子，气势汹汹地给汉景帝上书，要求诛杀晁错。帽子扣得大，可是他的时机选错了。此时汉景帝即位不久，你这时候说晁错是奸臣，不是打汉景帝的耳光吗？结果申屠嘉的奏疏石沉大海，晁错却因祸得福：碰了壁的申屠嘉到底是“老革命”脾气，眼见奏疏意见不被采纳，竟然急火攻心，一下子呕血而亡了。晁错的脑袋上，一下子搬掉了一块大石头。
搬掉大石头的晁错，终于可以放手实行他素来力主的政策——削藩。应该说他眼光很准。西汉的诸侯国已经日益强大，现在不削，将来就是想削也没有机会削，反而会被诸侯国所制，造成中央集权的衰弱。但这毕竟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中国古人总说“疏不间亲”，各路诸侯国，就算和皇帝有天大的矛盾，说到底还是一家人，晁错一个外人，去动手整治皇帝的“自家人”，下场就注定是悲剧的。但晁错却不管这么多，干祭祀小官的时候，他就敢得罪人，干太子舍人的时候，他就敢变更西汉的军制，所有的无私无畏，却全为了一个理想——天下。
早在做内史的时候，晁错就开始动手了，他利用内史的权力，变更了对诸侯的各项管制条令，对诸侯入京朝见做了严格的限制。申屠嘉死后，汉景帝借着提拔原御史大夫陶青接替丞相位的机会，顺手把晁错提成了御史大夫，这可是位列三公，位高权重的角色。这时候的晁错，也终于有了足够的权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公元前155年，晁错正式向汉景帝上了《削藩策》。这个政策的内容石破天惊，它指出，如今诸侯国中的吴王、楚王等人的封地，几乎占有汉帝国一半以上的国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实行严厉的削藩打压政策，将这些诸侯国的地盘，缩减到大约一个郡的面积。如果按照这封奏疏的内容办，那么此时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将失去他五分之四的地盘，势力其次的楚王，也将失去他五分之三的地盘。没了地盘的诸侯，不和朝廷玩命是不可能的，如此强硬的措施，不引起反抗更是不可能的，晁错自己也预见到，他这样做的后果，势必将引起一场大规模的诸侯叛乱，但他在奏疏里告诉汉景帝了：吴王刘濞素来就有反心，削藩他要反，不削藩，他迟早也要反，他现在造反，危害要比等他强大了造反要小得多，所以，削藩刻不容缓。
这封奏折在当时的朝野上，无疑引起了强烈的地震，连一向赏识晁错的汉景帝刘启本人，也不敢轻易下决断：谁都知道，这势必是一个激起强烈反抗的奏议。所以汉景帝召集群臣商议，大多数人都不表态，也没法表态，地球人都知道汉景帝赏识晁错，反对晁错的建议，就是反对汉景帝，后果好不了。但如果选择支持晁错，当那场暴乱爆发后，谁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满朝文武里鲜明表态的，是魏其侯窦婴——反对。他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的娘家侄子，汉景帝的表弟，当然不用担心“担责任”的问题。此人也是文景时期的一大能臣，能文能武，但偏偏政见与晁错相悖。他本身就是外戚出身，晁错的政策，不但有打压诸侯的一面，也有打压外戚的一面，这自然是他反对的。而且此人还是个“民族主义者”，虽然在对匈奴的问题上，他与晁错相同，主张放弃和亲政策，反击匈奴，但他更主张全国团结，联合诸侯王，共同对付匈奴。所以在诸侯问题上，他一向主张采取怀柔政策，这就和晁错针尖对麦芒了。
所以群臣商议，最后演变成了晁错与窦婴两个人的“辩论赛”。在这场辩论赛里，晁错充分发挥了自己犀利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能力，一场唇枪舌剑，将窦婴驳得无言以对。尤其是在匈奴问题上，一句“攘夷必先安内”，让所有的反对声都闭了嘴。事情就这么定了——削藩，用最强硬的手段削藩，彻底剪除诸侯国对朝廷的威胁。
晁错口气很硬，具体行动起来，方法也很阴。他本来就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又兼御史大夫一职本来就掌管稽查，各诸侯国都有他的眼线，上奏疏之前，就把各路藩王的劣迹找了个遍，比如吴王的经济问题，楚王的生活作风问题等等。削的理由找了一箩筐，动手的初期也很顺利，一出手就打击一大片：赵王的常山郡给削了，楚王的东海郡给削了，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给削了，胶西王的6个县给削了……短短几个月，全国上下，都是一片喊“削”声。
这次削藩手段之强硬，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然而反响之平静，却出乎朝臣们的意料。各路被削的诸侯，全都老老实实伏法，连个“不”字都没说。个别胆小的还主动上书请罪，痛哭流涕地做自我批评。总而言之，上上下下都很太平。
此时的晁错，人生已经顺利得不能再顺利，风光得不能再风光，遭了20多年的打压，这会终于翻身农奴把歌唱，连想整死他的丞相，最后都自己把自己气死了。想削一刀的诸侯，说削你就削你，得罪过他的人，想办你就办你。比如多年来和他“不交一言”的袁盎，也被他趁机下了药，以曾经受诸侯贿赂的罪名，被晁错参了一本，灰溜溜地被打发回家了。
但风光过后，就是无尽的险峰，此时的晁错，已经危机四伏。削藩的“砍刀”下，一股暗流也在悄悄涌动。意料之中准备玩命的诸侯们，就要开始玩命了，他们的矛头，将不止是喊打喊杀的晁错，还有在他之上的，汉帝国最高的权力宝座——皇位。晁错的父亲劝晁错：“你这么做，汉朝皇家安稳了，可我们晁家就危险了。”苦劝无效下，老人竟然服毒自尽，而他临终前的忧虑，却在不久之后变成了现实。
<er">三
公元前154年正月，在晁错“削藩”运动中被杀得遍体鳞伤的诸侯们，在经过了周密准备之后，终于亮出了复仇的獠牙——清君侧，诛晁错。在此名义下，吴王、楚王、胶西王、济南王、赵王、淄川王、胶东王7个诸侯王联合举兵叛乱，这就是影响了整个西汉帝国走势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爆发，无论是之前力主削藩的晁错，还是背后撑腰的汉景帝刘启，都早有准备，但暴乱发生后才发现，准备远远不足。
七国之乱的爆发点，是吴王刘濞的重镇扬州，仅吴王本人所属的兵马，就多达20万。吴王与楚王合兵，直接进攻河南地区，一旦河南沦陷，西汉帝国的京城门户潼关，就将暴露在叛军的眼皮底下。而在东面，胶西王、济南王、淄川王、胶东王4路诸侯王兵马，在合兵攻打山东的门户临淄，与忠于西汉中央的齐王血战。北部方面，地处边防重镇的赵王不但举兵南下，更联合匈奴一同进兵。号称“中央政府”的西汉王朝，实际上已经处于东、南、北3路夹击之下，确切地说是4路，因为此时雄心勃勃的匈奴军臣单于，已经在西汉北部边境集结重兵，一旦汉军作战失利，他们就将恶狠狠地扑过来，甚至夺取西汉的都城长安。正因如此，西汉用于防备匈奴的精锐骑兵，也就被死死地牵制在北线，无力参加南下平叛战争。一时间，全国各地喊打喊杀，沸反盈天，之前风风火火的晁错，一下子成了“全民公敌”。
对七国之乱，汉景帝的布置还是比较从容的。早在削藩之前，他就大力拉拢自己的同母兄弟梁王，以他镇守睢阳，扼守住了由河南入潼关的门户。丽寄和栾布各率精兵，分别至齐赵两地迎击叛军，另有大将军窦婴作为机动兵力驻扎荥阳，用以牵制齐赵两地军队。而主力军方面，汉景帝选择了周亚夫为统帅，率36将军迎击吴楚叛军。从人选上，这些抉择都是正确的，但是西汉帝国可调动的兵力，此时却严重不足。七国之乱的叛军数目，号称有50万，而实际的参战兵力，也在30万以上。而这时候的西汉帝国，在第一时间可调动的所有兵力，尚不足10万人。因此在开战的第一个月，汉军的局面异常危急：南线的吴楚叛军长驱直入，包围睢阳；东线的齐地四王叛军包围临淄；北线的栾布也和赵王打成了相持。更要命的是，叛军绝口不提夺权的事，只说要“清君侧，诛晁错”，几乎给全天下一个错觉：杀了晁错，诸侯就会退兵。
晁错的命运，也就因此而凶险起来。
在当时对于削藩，不但诸侯王反应强烈，外戚勋贵们更是反对声四起，毕竟是兔死狐悲，诸侯王遭削弱后，外戚勋贵也无法幸免，晁错自然成了“公敌”。而前线战事不顺的情况下，汉景帝自然也要考虑和诸侯国媾和，寻找“和平解决”的可能。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晁错此时已经处于墙倒众人推的境地，杀晁错谢诸侯，已经成为许多官员的共识。
向汉景帝提议杀晁错的，是早先被晁错罢免的袁盎，他与叛乱的主谋吴王刘濞私交甚好，也因此被汉景帝起复，派到刘濞处媾和，刘濞也给他透露了“和平信号”：杀了晁错，停止削藩，我就退兵。这个条件不能不让汉景帝动心，毕竟在崇尚黄老无为的西汉，事情能大事化小是最好的。而真正对杀晁错起到关键作用的，其实是之前和晁错为削藩争论过的窦婴。窦婴凭借自己是窦太后侄子的关系，通过他的姑妈窦太后，向汉景帝发出了杀晁错的信号。而晁错本人也作出了错误的抉择，叛乱发生后，他给汉景帝提的建议，是由汉景帝御驾亲征征讨叛军，而对于从未经历过战争的汉景帝来说，这种行为无异于赌博。而这个建议，同样也开罪于手握重兵的周亚夫。所以，晁错之死，已不可避免。
关于晁错的被杀，历史书上记录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是袁盎出使叛军归来，由窦婴引领，密见汉景帝，提出了杀晁错的建议。但此时的汉景帝还在犹豫，10天以后，丞相陶青等人联合上奏，弹劾御史大夫晁错。弹劾的内容很有学问，没有指责削藩政策，毕竟这是汉景帝亲手拍板的，反而是指责晁错要求汉景帝御驾亲征，是目无君父的表现，一语正好触动了汉景帝的忌讳，也帮他下了决心：杀！公元前154年八月，晁错在上朝的路上遭到突然袭击，被士兵擒拿，接着火速宣布了罪状，腰斩于东市。
晁错死后初期，汉景帝确实感到松了一口气，他火速派使者到叛军营地，告知晁错的死讯，并准备恢复七国的封地，可吴王刘濞并不接受，相反悍然宣布称“东帝”。汉景帝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但晁错的死并非没有价值：叛乱初期，叛军的口实是“清君侧”，现在“君侧”清了，叛乱却在继续，等于是自打耳光。同时也借着杀晁错的时间段，汉帝国完成了决战的准备。之后的两个月，汉帝国调动北部精锐骑兵南下，先平齐地，再断绝吴楚叛军粮道，最终将七国之乱彻底剿灭。之后，汉景帝继续了晁错的削藩政策，剥夺了汉朝诸侯国的兵马财政权力，各诸侯只能在属地收取租税，势力大减，而已经平定的七国，全部被划为西汉郡县治下，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实力从此大大加强。只是含冤而死的晁错，成了这场大变革中，第一个悲壮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