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有这样一首民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这句话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州郡的文书，像霹雳一样厉害，甚至连皇帝的诏书，跟州郡的文书比都不如，只能挂在墙上当摆设。在“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这样的情形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在东汉王朝，这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这句话所说的事实，就是东汉门阀大族的强大，乃至取代了中央的统治地位。

    <er">一

    说东汉门阀制度形成，许多人也许会疑惑，西汉同样是扫平群雄建立，同样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为什么没有形成地方上经济垄断，政治上尾大不掉的门阀势力，相反在东汉，从中期开始，门阀势力就日益做大，最后甚至中央政府对他们也无可奈何？要了解这个问题，要从东汉、西汉两个王朝建国的不同形态说起。

    东汉西汉两大王朝的开国皇族，虽然同属一个宗族，但却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出身。

    所谓的门阀，就是世代传承的大家族，这种大家族如果想代代做大，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政治上的世袭，人才上的代有人才出，所谓三代才出一个贵族，道理就是这样。

    这个道理放在两汉的开国上，就明显对比出了泾渭：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们，和刘邦一样，大多都是草根出身，其本身的文化素质不高。虽然其中很多人都世袭爵位，但到了开国后，却是“富不过三代”，第一代人或许可以保持富贵，往后的“富二代”们，就一代不如一代。与此同时，西汉王朝对功臣勋贵们，采取极端的打压政策，拼命压制其生存的空间，特别是家族中有人为汉王朝立下大功的，其结果，无不是遭到朝廷的猜忌。比如李陵在给苏武的书信中，就详细阐述了西汉王朝对功臣的态度，即凡是立过功勋的功臣，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在西汉王朝整个200年历史中，地方上的豪门大族出了不少，勋贵豪强出了不少，名门出了不少，却都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牛气两天，明天我嚣张一把，根本不能持久。外加汉武帝时期通过经济改革，对地方豪强采取极端的剥夺政策，尤其是告缗、算缗等政策的实施，通过强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剥夺地方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出门阀相当得难。西汉时期各个家族中，真正风光长久的，不过是少数几家，而且以“富不过三代”的定论，几乎很少有三代以上持续风光的。

    东汉却不同的，刘秀本人就是皇族出身，其身边的主要干将，大多都是地方上的大族，这些人远非早年刘邦身边的“穷泥腿子”可比，属于有文化有思想的一代人，整体素质相当高，在攫取权力和教育后代，保证家族长远富贵的深谋远虑上，都远远强于西汉时期的功臣们。这样的局面下，东汉的开国功臣们，其家族的风光，持续的时间也就更长。比如最早跟随刘秀的耿家、窦家等，最后都世代富贵，子孙世代成为汉帝国的栋梁之才，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就成了垄断国家大权的家族，即门阀的“雏形”。

    东汉帝国的经济政策和对待功臣的政策，也为门阀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做门阀，光有身份不行，需要有钱有土地，东汉初期开始的休养生息政策，给门阀们提供了经济上的便利。同时刘秀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厚道”，也为门阀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比起祖宗刘邦大杀功臣来，刘秀做到了和功臣们同享富贵，虽然在东汉建国后，他果断采取了“退功臣”的政策，即削夺功臣们手中的军政大权，但刘秀的政策，是以“富贵换权力”，即给予功臣们经济上的特权，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宠，换取他们实际的权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东汉初期开国功臣们的迅速壮大，其家族势力在地方上的日益膨胀，代代繁殖，最终成为权镇一方的“门阀”。

    门阀制度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儒家经学的兴起。

    东汉时期的门阀，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勋贵豪强派，一种是文化派，这两个派系并不矛盾，相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汉早期的名臣，甚至开国皇帝刘秀本人，都是受儒家思想教育出身，其功臣中多人，后来也都成为东汉著名的儒学大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家族的传承，除了子孙的传承之外，更多了文化传承这么一条路。随着东汉国家的稳定和文化的普及，儒家的师生关系、学派关系，随着其门生越来越多地进入政坛，成为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比如后来东汉时代著名的清官杨震，其家族弘农杨氏，既是学派，也是门阀，其门阀的成员，不只包括家族子弟，更包括师生故吏，整个汉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就在这样的关系网中，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走动中，渐渐呈现了架空之势。

    <er">二

    东汉时代门阀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汉和帝之前，是门阀政治的雏形时期，在汉和帝到汉顺帝之间，是门阀政治的壮大时期，在汉顺帝直至东汉灭亡，是门阀制度的彻底确立时期。

    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期，是门阀政治的雏形时期。这段时间的东汉帝国，尚能注意权力的平衡，采取了权力收归中央，建立中央集权的政策。比如收拢地方的兵权，地方太守的带兵、调兵职权，都被尽可能地收回到中央来。与此同时，汉光武帝还格外注重任用酷吏，他在位的时候，如强项令董宣等人，都是豪强们所畏惧的人物。汉光武帝刘秀苦心建立的，是一个他心目中的政治平衡，即享有高荣耀的勋贵们，并不掌握实权，只有经济上的特权和地位上的尊荣，而真正执掌国家行政权力的，却是那些品级低微的小吏们。两种权力的相互制衡下，才会有中央集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在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汉朝皇帝的拳头，其实都是向下打的，即不断的出台各种政策，尽可能地打压勋贵的势力，不给他们掌握国家政权的机会。这时期东汉帝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比较完善。东汉全盘继承了西汉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即“孝廉”制度，在地方上由州郡推举人才。从理论上来说，这种选拔人才制度，能做到相对公平公正，西汉时期的诸多人才，都是寒门出身。比如汉武帝时期，曾经做过丞相的公孙弘，原本就是一个农村的放猪郎，担任过丞相的主父偃，是一个游学四方不被重用的穷儒。在西汉帝国的早期、中期、晚期，都有大量平民出身的才俊进入权力的最高层，但在东汉帝国照搬了西汉的孝廉制度后，这一切不但不可能，反而成为与门阀制度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方式。

    孝廉制度的存在，即给了门阀制度做大的机会，又让其本身的公正性名存实亡。孝廉制度的核心，在于地方官举荐优秀的俊才，但是随着门阀制度的壮大，豪门们在地方上拥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因此人才的选拔，也越来越多的受到豪门们的影响，发展到最后，甚至成了豪门们轮流坐庄的权力游戏。而西汉儒家的壮大，也同样对门阀制度影响颇深。儒家的师承关系，乃至师门关系，在东汉时代已经日益完整，带来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孝廉举荐，对象往往都是同一师门里的自己人，不在这圈子里混的寒门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享有这样的机会。如此种种，带来的问题就是门阀们，通过这个名义上公正的孝廉制度，越来越多地占据要津。这一段变化，主要存在于东汉和帝至东汉顺帝之间的时期。

    在东汉的晚期，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要拜一场大起义：张角的黄巾军起义。在黄巾军起义的打击下，东汉帝国分崩离析，原有的军事体系彻底崩溃，为了挽救危局，东汉政府采取了允许各地自募乡勇的政策，带来的后果，是始料未及的，大批门<kbd>ｈtｔｐ://</kbd>阀纷纷借机扩张势力，触角伸到了中央集权的最后一个禁区——军队。结果各地的门阀，就成了盘踞各地的诸侯，天子则成了大家的招牌，而不再是效忠的对象。后来的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乃至三国局面的形成，都是由此而肇始。

    门阀制度不但影响到了汉朝，相反，门阀制度非但没有因为东汉的灭亡而灭亡，反而继续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更成了垄断当时中国权力的士族阶层。这样的政治局面，一直持续了数百年，直到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原有的门阀制度才日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