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曾国藩于同治五年（1866年）为《王船山遗书》所写的序文。

    王夫之，字而农，因晚年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以《读通鉴论》、《宋论》为他的代表作。

    王船山及其著作进入曾国藩的视野，也许始于唐鉴先生的影响，因为曾国藩初入翰林院，曾师事唐鉴，唐鉴十分服膺王夫之的学识，在他的《国朝学识小案》中专设《船山学案》，而《国朝学识小案》一书经由曾国藩校对与刻印，并写下《书学识小案后》一文。其后也许与湘军核心人物之一郭嵩焘有关，郭氏早在元丰初年就开始认真研读王船山的著作。而曾国藩与郭嵩焘交往密切，他之所以能够奉旨帮办湖南团练，有赖于郭氏的力劝，由此走上创办湘军，平定叛乱之路，最终成就平灭太平军的赫赫事功。

    当然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急迫的现实需求。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知，曾国藩研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始于同治元年十月，这时正值同太平军的战争趋向高潮之际，从地理位置上，与王船山所论三国时刘备、诸葛亮、鲁肃等都是处于长江东南沿线，曾国藩正是借助王船山精辟的史论，来映照眼下的现实，以寻求恰切对策。及至同治三年七月攻克太平军总部金陵后，于次年五月又很快转赴山东剿灭捻军的战场，曾国藩除了继续研读《通鉴论》外，又进一步研读《宋论》，从王船山对历代农民战争中的游击战术的总结中，学习应对捻军之策。

    不过曾国藩绝非一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内圣外王宏大抱负的曾国藩，从更高更深的层次读懂了王船山的价值，诚如他文中所说：从孔子到孟子都是“仁礼并称，这是因为圣王所用来平息天下为私欲而肆意进行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而王船山恰是在深深隐遁的日子里，于“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谓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

    此外还有一点原因，那便是曾国藩亲手打造的湘军，无疑有着极强的地域性，王船山作为湘籍前贤，很容易进入湖南人的视野，从唐鉴、郭嵩焘到曾国藩都是湖南人，于是，王船山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面旗帜在湘军中被高高扬起。而其间最有力最切实的工作，便是《王船山遗书》的刊刻，这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与九弟曾国荃以及刘毓松父子的巨大付出。曾氏兄弟在湘军幕府中专设编书局，聘请家学渊源的刘氏父子主持，其间曾国藩本人则于百忙之中做了大量的校阅、订正的工作，并写下了这篇序文。

    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馀事。军中鲜暇，不克细紬全编，乃为序曰：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鹜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颓俗日蔽。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

    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閟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雠。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后之学者，有能秉心敬恕，综贯本末，将亦不释乎此也。

    王船山先生的遗书，于同治四年十月刻印完毕，共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的部分是：《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各种经籍、轶闻、注疏的考异十四卷，共订正错误、遗漏的地方一百七十多处。军中很少闲暇时间，不能细加总理全编，特作如下这篇序文：

    从前，孔子用美好的语言阐发仁的内涵，用通用的语言执守礼制。孟子同样仁礼并称，这是因为圣王所用来平息天下为私欲而肆意进行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自孔孟在世的时候，老子和庄子就已经鄙弃礼教。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尽管涵义不同，但共同之处都在于毁弃仁爱。其后各种观点纷然涌现，著书立说，竞相传播，最终落得个被一把火烧掉的下场，从此精微深刻的论述中途断绝，人间的纲纪也就乱了。汉代的儒者搜集遗留下来的经籍，小戴戴圣作了《礼记》，保存了礼的十分之一的篇目。又经历一千多年，宋代的儒者远承已经很不景气的余脉，陕西横渠的张载作了《正蒙》，来讨论实行仁的途径。船山先生为《正蒙》作了几万字的注，为《礼记》作了几十万字的注，将隐含在民间同源而异彩的各种风物风情，同显明的纲常礼法联系起来，以期将祸乱消泯在未形成之时。其对于古人明体达用、扎实进步的主张，往往十分接近。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于崇祯十五年乡试中举。目睹当时的朝政，考核苛刻而没有亲情，而士大夫又以讥议朝政而邀名，东林、复社之辈，各自结党而互相攻伐，此种衰颓的习俗日益遮蔽了朝野。故此，先生在书中贬斥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的主张，嫉恨朋党的恶劣风气，抨击之词往往长篇大论，却又忍不住再三叹息，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下去。曾入桂王府任行人司的官员。知道抗清事业最终不会成功，便隐匿于永、郴、衡、邵一带，最后于湘西的石船山辞别人世。

    圣明的清朝大局稳定以后，便四处访求隐逸的人才。学问渊博的人士，依次被荐举选拔上来。尽管像顾亭林、李二曲等人那样的坚贞不仕，但朝廷的征聘还是络绎不绝地来到他们的住所。惟独先生深深隐藏自己的行止，令朝廷找不到他的踪影。平生无情地揭露党人所竞相标谤的恶习：说自己不想通过隐逸而博取文名，还要反过来予以嘲笑。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才长期隐遁，致使他名字在世上寂寂无闻，他的学说也终身不显于世。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谓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所研究的范围，穷尽了世间万事万物，却于千变万化之中最终寻求到它们的本原；而对于这种研究心得，即便历百世都不为人知，自己也不感到遗憾。先生谢世以后，巨儒更迭兴起，有的攻击良知可通过捷径获取的学说，有的论辨河图、洛书等关于易的各种图形的确凿，有的详细考证名物，研求文字音韵，订正关于《诗集传》的注解文字，有的修补有关“三礼”中现时所用的仪礼，都号称卓绝。然而这些，先生都早在他们的前头就已经涉猎，与后贤们的研究十分契合。尽管他的著述特别繁多，难免精纯与驳杂纠结在一起，但是却完全称得上是广求学问而恪守礼法、独立不羁却承担道义的君子。

    道光十九年，先生的后世子孙王世全开始刊刻先生文集一百五十卷。实际刊刻事宜是由湖南新化的邓显鹤（湘皋）先生主持，并得到湘潭欧阳兆熊晓晴先生的赞成。咸丰四年，贼寇侵犯湘潭，印版毁于战火。同治初年，我九弟曾国荃又谋划重新刊刻，又增加了一百七十二卷，刊刻过程仍请欧阳兆熊先生监管。南汇的张文虎（啸山）、仪征的刘毓嵩（伯山）等诸位先生，分别负责校勘。在安庆开始筹备，最终在金陵完成。先生书籍，因而大抵具备。后世的学者，如果有谁怀着一颗恭敬的心，想要理清王学体系的根本与全貌，也将离不开这一文集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