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与官场作战耗费了大部分精力”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宏杰 本章:第六节 “与官场作战耗费了大部分精力”

    一

    经过数十年历练,到了晚年,曾国藩已经称得上“老奸巨猾”了。

    他的谋士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九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秘,说话神神叨叨,有大员被他的气场俘虏,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不辞。人们纷纷以为是亲王贵戚甚至是皇帝本人微服私访,惊疑不已。

    他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览其“诏”,文中有时自称“予”,有时自称“朕”,“文理荒纰,字多讹误”。但字里行间,似乎又颇透露了一些京城政治内幕。如果放在以前,曾国藩一定会迅速逮捕其人,送达京师治罪。但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后遂不知下落”。

    晚年曾国藩也像其他老滑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展”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为粮饷问题,地方财政上出现许多亏空,曾国藩拈用“展”字,来一个“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最后不了了之。有时他还以此诀授之属下,比如他在致万启琛的一封信中说:“累年相承旧债,列入亏空项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场中之秘诀也。”

    当然,最能表现曾国藩的“老奸巨猾”的,当属李秀成案的处理手段。

    李秀成被俘之后,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套取他需要的资料情报。他几次面讯李秀成,虽称“讯”,却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派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李秀成为曾国藩的魅力所倾倒,在自述中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对他“恩情厚义”。从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话语来判断,曾国藩当对李秀成有过暗示,比如许诺将为他向朝廷乞恩。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时意志动摇,从而写下了数万言的自述书。

    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之后,曾国藩却迫不及待地违反朝廷献俘北京的命令,提早在南京杀了李秀成。因为一旦将李献俘到京城,湘军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也许就会曝光。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将他处死。这一行动既表达了对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讳”、“开诚布公”的作风。曾国藩也并未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进行葬殓。李秀成临死前对曾国藩仍然毫无怨意,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

    曾国藩生平以“诚”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录李秀成自述时,他却多处作伪。经罗尔纲等人考证,曾国藩在李秀成原稿上进行了以下几处关键修改:

    一是关于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迹本称“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说明洪秀全病死。曾国藩为了夸大曾国荃的战功,将这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证明洪氏直接死于曾国荃的军事压力之下。

    二是李秀成被俘经过。李秀成是在只身一人逃难过程中,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如果照此汇报,则李秀成之被俘,与湘军本无关系。曾国藩却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他的责任。

    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李秀成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失误,第十误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将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

    二

    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以‘王霸杂术’持身、用人、施政、御军,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说:“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

    曾国藩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内心操守却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在晚清官场,并不特别得心应手。他晚年在给诸弟的家信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忧悒。”

    最能表现曾国藩晚年风骨的是这样一件事。

    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醇亲王乃是恭亲王奕之亲弟,同治帝之亲叔,慈禧的亲妹夫,与慈禧关系极为亲密。长期以来,他一直欲与奕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核心亲贵,主动奉迎唯恐不及,曾国藩却没有给他复信,仅在给朱学勤的信中解释说:“醇邸慎所许可,乃独垂青于鄙人,感惭无已。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也就是说,醇亲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一向少与人通信,也不便因为醇亲王就一改常度。竣拒之意显然。

    奕不甘罢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希望曾国藩应和。曾国藩仍然没有回信,又一次给了奕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

    除了对奕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国藩如此风骨棱然,主要是从“避内外交通之嫌”这个中国政治大原则出发。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因为这是扰乱专制政治秩序的举动。曾国藩基于王朝根本利益,维护了这个政治原则,却深深得罪了醇亲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后,他及他的派系对曾国藩之攻击不遗余力。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生发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还是会实现这个理想。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风气,可以由一两个有权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带动天下人皆向义向善。“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用来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三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

    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

    曾国藩回顾平生几次大堑,认为挫折是他最大的助力。他说:

    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总结生平,曾国藩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因此鼓励他弟弟在挫折之际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化被动为主动,以扩展心胸、增长本领:

    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荼然自馁也。

    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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