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给乔在人世上的最后几天里带来了些欢乐，可我的新生命却是他赋予的——
那是发生在1957年的事情。当时我虽已年满23岁，仍然浑浑噩噩，不谙世事。从伞兵部队复员后，逐渐地迷恋上了杯中物，于是终日混迹于酒吧，并且经常惹是生非，喝醉了酒便与人大打出手，大清早就与警察吵闹。我没有固定的职业，对前途看不见一线希望。
那时我母亲正替纽约的一位名叫乔·汤普逊的律师干活。律师平时十分关心我们的家庭，因此，母亲便把我惹的麻烦一五一十都对他说了。当乔·汤普逊打电话约我出去吃中饭时，我感到很吃惊。我知道这位律师是个大忙人，也知道他有时会变得令人讨厌，用母亲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像个“狗娘养的”。
我们在商业区的一家餐馆见了面。那家餐馆里铺着雪白的桌布，还有精致的瓷器。那天出门时我随手抓了一件衣服穿在身上，所以坐在餐桌前觉得十分不舒服，而我平时喝酒总是穿制服的。
汤普逊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威严，且令人生畏。他高高的个子，一头银发，穿着一套细条纹西装，里边是一件背心，还挂着一块怀表。然而，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他那双冷冰冰的蓝眼睛。他目光犀利，仿佛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内心活动。
点完菜后，他就说了起来。他的举止有些浮夸，甚至可以说是造作。然而，他习惯于想达到什么目的就一定不会落空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他穷追不舍地质问我：“你打算如何安排自己的一生？”
我无言以对，以前没人跟我谈过这事。
后来，他见我回答不上，便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只是断然地说，为了我父母，为了我自己，我必须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一听他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这家伙把他自己看成是他妈的什么人啦？可是，接下来他的语气变得柔和了许多。他主动提出替我在保险公司里谋个差事，还说假如我想读大学的话，他也可以帮忙。
我心里觉得很可笑。于是在我们见面以来，我第一次开口说话：“请等等！我的中学成绩很差，我觉得我进不了大学。”
他并没有理睬我的话，对我说假如我想上曼哈顿学院——我父亲的母校，他可以帮助我。这时，他脸上又露出了最初见面时的那种神色：一双蓝蓝的眼睛，目光锐利地盯视着我，具有一种威慑的力量。很明显，我别无选择。我同意了，或者准确些说是让步了。
一个星期后，在炎热的8月份的一天里，我们驱车往北朝学校驶去。来到高速公路上时，汤普逊突然把车停在路旁，“让我们来祈祷一下吧！祈祷上帝让我们获得成功。”他说。
他真的要下车祈祷吗？我感到非常震惊，但也照他的样子跪在高速公路旁。身后几英尺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呼啸着来来往往，我感到一种屈辱和羞耻，但我知道这时表示反对是没用的，于是，我也闭上眼睛，但偶尔斜眼偷看他一眼。只见这位身着细条纹西装的堂堂律师双目紧闭，双手合拢，嘴唇微微翕动祈祷着。
到了学院后，我们见到了教友格雷戈里——文科系的系主任。“我不是天主教徒，教友，”汤普逊告诉他，“但是这个年轻人要失去灵魂了，他是个酒鬼，还是个斗殴者，而且生活中没有目标。”
我在一旁听了他的话真恨不得地板上有一条缝能钻了进去。汤普逊接着又谈起传统习惯，谈起了我的家庭。他仿佛是站在陪审团跟着，为我的案件辩护。
格雷戈里耐心地听完汤普逊的话，但他告诉我们新生的班级已全部满额。不过他保证只要有空缺便考虑让我进去。
到了9月份，正当学校就要开学的时候，我接到学院打来的电话。“我们有一个空位子，”格雷戈里说，“你想来试试吗？”
“当然想！”我回答说。
然而，我心里并没有数。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也许该念大学；也许该找一份工作；也许仍旧无所事事。最后，我只好抛硬币做出决定。
第二天，我三心二意地去上了第一课——世界文学。这时，奇迹出现了。给我们上课的教授，一位个子矮小但却精力充沛的人，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一位名叫亚里斯多德的人的思想。而我也不由自主地被迷住了。我无法相信世上竟有像亚里斯多德这样了不起的人。我的脑海里仿佛有一道闪电划过，有如氢弹爆炸出现的闪光，于是我对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突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觉得自己不再是酒鬼，不再仅仅是个退伍兵，且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因此，就在这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个大学生。
接下来，我和全班同学一道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有世界历史、文学、语言和哲学。我不想夸大其词，但当时我确实觉得正走在一条神圣的道路上。
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此成了圣徒。我仍然经常徘徊于校园中，与人大声争吵有关政治或者宗教方面的问题，以及任何问题。我至今对那一张张争的面红耳赤的面孔，对我们使用的不加修饰的赌咒语以及欢畅的笑声记忆犹新。
我认为那些日子过得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没有干过错事，至少这时我与人争吵时使用的武器是智慧而不再是拳头。
如果有人在我抛硬币时告诉我，我会成为校园里的人物的话，我会当面嘲笑他的。然而，在二年级时，我被推选为英语专业协会的头儿，校刊的记者，还当了戏剧俱乐部的主席。这样，到1960年时，我顺利地获得了学士学位。我的家人为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于是，我心中藏着一个梦想离开了学校，我要当一名作家。
后来，我不时从母亲那里听到汤普逊的消息。母亲经常讲起他事业顺利、春风得意的故事。他的有些经历简直如同传奇故事一般。比如他如何在法庭上揭穿证人编造的一套套谎言，或者如何不留情面，惹恼了某位大人物。然而，尽管他不讲情面甚至铁石心肠，但他在对待像我这样的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时，却隐含着脉脉温情。也许这是他惩恶扬善，为改造不幸的人们的命运而做出的努力吧。事实上，他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因为他常常在法庭上挥泪，所以他的律师同事都称他为“口袋里装着洋葱的人”。
然而，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他为我做的事对我一生的影响。但是，有一件事我认为是对他的称赞。有一次，我自己也找到教友格雷戈里，为一位在另一学校惹下麻烦的好朋友求情，请他收下他，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格雷戈里想起几年前汤普逊领着我去找他的情景，被我的这种变化弄的忍俊不禁。于是他同意让这位小兄弟注册入学。后来这位小兄弟在伟大思想的熏陶下也从曼哈顿学院毕了业。我认为这全是汤普逊的功劳，是他开始了挽救失足青年的工作，而且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如今。
几年前，我听说70多岁的乔·汤普逊因患关节炎腿已瘸了，而且还患有动脉瘤，生命之光已非常微弱。更糟的是他已不能再干律师了，因此情绪非常低落。这时我才终于想起我还从来没有感谢过他。正是他当初逼着我“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为我安排了出路，我才有了今天。于是我找出一本自己最早出版的书，在扉页上写道：
亲爱的乔：
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我觉得您会想知道当年的浪子如今生活得怎样。现在我是一个专业作家，已经出版了6本书，且婚姻美满，并有了3个可爱的孩子。
然而我得说，乔，这一切都是您1957年所给予我的爱和信任才有的。我将永远感激您。
爱您的
汤姆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乔送来的条子，从上边的字迹来看，他写字显然已十分困难。
亲爱的汤姆：
你使一个老人幸福地流下了眼泪。
上帝保佑你！
乔
两个星期后，乔·汤普逊去世了。在葬礼上，他的遗孀多萝西告诉我，我在书上写的赠言使老人摆脱了郁闷，并使他感到由衷地欣慰。
在回家的路上，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也许我给乔在人世上的最后几天里带来了些欢乐，可我的新生命却是他赋予的！
是爱和信任让一个失去灵魂的年轻人获得了新的生命。在世事沉浮中，我们虽然无法阻止心灵之茧的厚积，但更无法否认爱和信任的魅力，它一直吸引着我们回归最初真实血肉的温润与鲜活。我们把爱和信任看成是最神圣的塔，塔顶的灯一生不熄；把爱和信任看成是最清纯的河，河中的水源远流长；把爱和信任看成是最明净的天，天空的云一尘不染。（张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