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难过地对戴笠等人道：“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精神完全没有了……我们的党一点力量也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

    戴笠一惊，以为周伟龙真要贪图十万大洋重赏，真要如此，也只能听天由命。

    周伟龙说罢，紧张地四处细听，见无动静，方压低嗓门道：“戴笠，你好大胆子，竟胆敢到虎口来策反我，给大家看如果是好？”

    戴笠见周伟龙心中窃喜，道：“凭我的本事，只要你不出卖我，谁能擒我？”

    周伟龙点了戴笠鼻子道：“真有你的，在黄埔军校都说五期入伍生有个孙悟空，还真有点像。”

    戴笠大喜，为进一步笼络周伟龙，当即提出结拜异性兄弟，戴笠居长，因无香火、庙堂，就拉手立誓，不在话下。

    第二天，周伟龙把戴笠藏于自己座下坐垫下，亲自掩护，躲过道道关卡，送他脱离危险。

    戴笠携带大量唐生智部情报资料回到南京，蒋介石根据这些情报，亲自部署，联合山西阎锡山，一举剿灭唐生智，使其不得不通电下野，不久，周伟龙弃官来到南京找戴笠，由戴引荐给蒋介石，收在自己手下，是年，戴笠提升为中校联络参谋。

    话说蒋介石利用阎锡山击败唐生智后，意识到等打垮了冯玉祥，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于是幡然醒悟，联合冯玉祥，蒋冯、阎大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不愧为一代枭雄，采取军事压迫和内部分化瓦解的绝招双管齐下，使得冯玉祥、阎锡山逐渐力不能支……此时，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准备联合汪精卫，成立反蒋联军，共同对付蒋介石。

    戴笠探得一情报，马上密报蒋介石，并派出自己雇请的情报助手王孔安赴北平秘密参加汪精卫于8月份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了解会上各派的政治态度，再随时密报蒋介石制订安抚收买的策略。

    又说被蒋介石联合部挫败的奉系已由张学良统领，张学良慧眼识珠，觉得当今中国群雄并举，到时最有希望夺得最后统治权的非蒋介石莫属，遂决定退出反蒋联军，宣布拥护蒋介石，调转枪口对准了反蒋势力。

    此时，蒋利用戴笠搜集的反蒋联军内部的情报进行收买策反工作收到成效，这时“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张学良，反蒋联合阵线发生动摇；接着是阎锡山部下见大势已去，也背着阎锡山自找门路，纷纷与蒋介石、张学良接上了关系。冯玉祥的高级将领，也都相继倒戈，其他杂牌军更是迅速易帜，掉过枪头向反蒋联军开火。结果反蒋联盟与蒋介石较量了7个月后，在蒋的内外夹击下彻底失败。

    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反蒋联明军，进驻平津，收编晋军，主持华北地区的政事，权重一时，为进一步拉拢张学良，沟通与线部的经常性联系，同时也为了掌握张部的内部情况，蒋介石戴笠作为自己的代表赴北平晋谒张学良。戴笠受此重任，深感殊荣。他到北平后，不急着见张学良，却对张学良身边的人事关系考察了一番，了解到张学良警卫旅的团长吴泰勋年方19岁，其父吴俊升与张作霖同死于皇姑屯炸车案。为些张学良与吴泰勋结拜为兄弟，意在照顾。因是父辈子辈的双重关系，张学良知戴笠是蒋的代表和心腹亲信，也格外推重。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张、吴、戴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戴为了搞好与他们的关系，特提议与张、吴结为兄弟，张学良与吴泰勋掌握到东北军内部许多内幕情报，回到南京后向蒋介石汇报。从此，蒋基本上把对付东北军的工作交给戴笠处理，极大地加强了戴在蒋心中的地位。

    蒋介石快刀斩乱麻，采取各种手段削弱各派军阀势力，然而在政治上，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很快陷入了一种新的困境之中，国民党内，他的劲敌胡汉民、汪精卫借助广东军阀陈济的武力，聚集反蒋派在广州成立政府，与他分庭抗礼；共产党方面，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受挫；甚者，“九·一八”事变因蒋介石不积极抗日，激起了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对他的强烈反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请愿活动。国民党各省市党部被包围，官员被殴打。

    接着，爱国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

    蒋介石无奈，只好请出蒋无培应付学生，结果也挨打了。蒋介石去“国民政府”上班，也被学生包围，不能脱身……此时的蒋介石，坐在“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上，内忧加外患，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蒋介石正在纳闷，侍从秘书邓文仪从书店提回一批书来，见他不高兴，小心地放在书案就走了。

    原来，邓文仪为了讨好蒋介石，发动黄埔同学捐款创办了一个拨提书店，专售蒋介石认为对自己有用的书，每进一批新书，照例要他审阅。

    蒋介石正闷着慌，抬起屁股把书提下来随手翻翻，没想这批书中有一本《墨索里尼传记》，他一下来了精神，认真读了起来。书里说，墨索里尼原来是一名新闻记者，社会党党员，他依靠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一部分军人为骨干，成立法西斯组织墨衫党，于1922年发动进军罗马的政变，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这本书给了蒋介石很大启发，暗忖道：“我要是组织一批忠实于我的人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替我排忧解难铲除异己势力岂不是好事？”

    如此一想，蒋介石越来越觉得这样一已组织非建立不可，他又苦苦地想了一个整夜，第二天一边令邓文义通知一些忠诚于他的黄埔同学来开学，同时也吩咐他多进一些《墨索里尼传记》的书。

    1931年11月初，在蒋介石中央军校官邸，黄埔学生应邀而来，计有：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康泽、邓文仪、戴笠等10人。

    戴笠接到通知，并不知蒋介石召他是何意，急匆匆赶来，当他看到同召来的都是一些黄埔老大哥，其中仅他一个是黄埔六期生，心里好不得意，仿佛自己的身价地位一下子高了很多。

    人员到齐后，蒋介石马上下令开会，示意警卫把门关紧。因见蒋介石一脸不悦，黄埔老大哥们也感觉到气氛沉重，都闷闷不乐地坐在下面，台上是蒋介石，身边坐着邓文仪拿着笔记本准备做记录。

    蒋介石扫视一眼台下的学生，装出难过极了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都没有，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台下的黄埔生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戴笠也同样蒙在鼓里，正想说几句表示忠心的话，蒋介石只稍做停顿又接着说道：“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革命就要失败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你们都走罢，我不想见到你们！”

    会就这样散了，出门时，邓文仪拿着一摞书在门口一人发了一本，也不说什么话。

    戴笠回到自己的小亭间里，反复琢磨蒋介石的话意。他已经习惯蒋介石的一贯做法，不管是什么重大问题，都不直接下命令要手下去做，而是间接用骂人的方法逼着手下揣度他的心理，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

    这一次无疑又是这样的，而且从他忧虑的口气中，看得出他的意图是很迫切的。

    “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戴笠通宵咀嚼这句话，总是不得要领，头脑却越来越不听使唤，于是下意识地拿起散会时邓文仪发给的书随便翻看。

    看着内容，戴笠恍然大悟，暗忖：难怪校长在骂了我们之后又不许我们发言，马上散会，还发了一本这样的书！莫非校长也想……

    想到这里，倦意忽地上来了，戴笠歪头就在椅子上坐着沉睡过去。正做着美梦，门敲得山响。

    猛醒过来，见外面天已大亮，敲门的是郑介民，告诉他，贺衷寒约了到会的所有同学去他那里会谈，主要是分析、揣度昨天蒋介石的话意。

    在贺衷寒家里，十个人横七竖八地或坐或躺。

    贺衷寒以老大哥的身份发言道：“我找同学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想必大家都心里有底。昨天校长专门找我们去，发表了一番对时局感到困难的言论，我们要体会他的意思。”

    康泽道：“怎样体会他的意思？就说我们这些人不中用，他的好学生都死了，他的意思我没办法体会过来。”

    邓文仪道：“体支不出来就要想办法体会嘛，不然他那么郑重地找我们去干吗？”

    听到此处，戴笠想提出他昨晚想到的问题，又觉得自己是个六期生，在老大哥面前不敢放肆，见邓文仪开了口，认为机会来了，道：“邓秘书，昨天你发的书是不是校长的意思？”

    邓文仪不屑地看了戴笠一眼，正要说话，贺衷寒又开口道：“大家说了这么多，说来说去还是个无头案，好累，今天就谈到这里，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戴笠脸上露出尴尬，然后糊里糊涂地随大家出去了。

    过了两天，蒋介石又召集这些人去开会，还是原来的会议室、原来的表情，又把上次讲过的话，原样重复一遍，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也不许大家发言，就宣布散会了。

    贺衷寒又把十个人约到他家里再谈，戴笠因吸取上次的教训，不再开口，可大家心情都很不好，说了很多都不得要领。戴笠这才斗胆说：“校长吩咐邓秘书发一本《墨索里尼传记》，不知各位老大哥看过没有？”

    这时，康泽偏过脸问邓文仪道：“邓秘书，这本书里头是什么内容？”

    邓文仪道：“说的是一个叫墨索里尼的人组织一个黑衫党，终于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事。”

    贺衷寒听得，恍然有所悟，道：“对了，校长是不是想要我们‘组织起来’？”

    众人一听，都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于是，“揣度”的事总算有了点头绪。

    四天后，蒋介石第三次叫这些人去开会，讲的还是前两次的那些话，不同的是在最后加重语气地骂：“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

    这时贺衷寒立起，如丧考妣，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这是根据在他家里谈的“要组织起来”的意思说的），还是有办法的。”

    这时蒋介石感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是有点用，有点门道，就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并露了自己的一点点意图说：“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像苏联的那种‘格柏乌’是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选最忠实最干练的党员去组织的，在各地还受党的监督。”

    蒋介石不再骂了，只是叮嘱了一句：“你们慢慢地去研究吧。”说着，又散会了。

    这一次因为蒋介石的意思已完全揣度出来了，贺衷寒走出会场，就对大家说：“校长的意思就是这样了，我们先研究一下怎样组织起来的具体方案。”

    众人没有异议，跟着又去了贺家。

    这是第三次在贺衷寒家开座谈会，气氛较前二次大有改观，人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贺衷寒是湖南人，在黄埔军校时期，他成为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坚决反对共产党；其后去莫斯科留学回来，更对共产党极端仇视。他一向说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不过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这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像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行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在一切活动中贯彻始终的行动纲领。他回国后，于1927年在杭州任黄埔军校六期北迁的学生总队长，很想从此转入带兵，因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学蒋介石那样，能掌握兵权。可是蒋介石却看出了他不好驾驭，偏不许他插足到部队中去，而只要他搞政治工作。

    与贺衷寒不同邓文仪是一个“拥蒋狂”和“反共狂”，狂到几乎难以令人理解、甚至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地步。他对于拥蒋和反共，一直都像发疯似的，老是狂喊狂叫、乱蹦乱跳，却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文章和讲演，都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使人无法晓得他到底说的是些什么。但是他无休无止的活动，乱冲乱撞的劲头，却是他的最大特点。他满口“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这两句话倒也的确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1927年“四一二”前，他从苏联回国，即与贺衷寒、萧赞育等向蒋介石提出反共的主张，蒋因而派他到黄埔军校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在“四一二”后的黄埔军校“清党”期间，他是“清党”的积极主谋者和执行者之一。其后他即任蒋的侍从秘书，是非浙江籍的黄埔生中侍从历时最久也是最被亲信的一人。虽然蒋喜怒无常，时而挥之即去，又时而呼之即来，他总是毫无怨言，还老是向人说：“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因此，蒋对他倒也不像对贺衷寒那样的有所顾忌，而对他亲信的程度几如其对浙江籍的其他待从一样。

    1930年他利用侍从秘书的地位，在黄埔学生中集资创办了拔提书店，并亲自主持，专门发行蒋介石言论集和他自己所编的为蒋个人作宣传的什么领袖言行以及他与黄杰等所写的几本蒋介石传记之类的东西，此外便是什么《剿匪手册》、《剿匪主要文献》之类的反共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扩大蒋介石的个人影响和反共宣传，并以之谋利敛财。这笔收入很不小，有一半入了他的私囊。

    一向有领袖风范的贺衷寒道：“按校长的意思既是要组织起来，就得有个名称、政治纲领、组织原则，最主要还得有个领头，不然就是一盘散沙，不成体统。”

    邓文仪道：“领头的当然是校长，在这些人当中，谁也取代不了他。”

    贺衷寒有些不服道：“校长那么忙，他哪来时间管具体的事？”

    戴笠见大家七嘴八舌争来争去，争不出个所以然，借口不舒服，溜了出来，准备办他自己的事情去。

    贺衷寒在后面叮嘱道：“这些天天天都要开会的，你可不得缺席！”

    戴笠应道：“知道了。”

    这些天，戴笠比谁都忙，一有空就研究那本小册子，经过反复阅读揣摩，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写出一份建议书，准备马上呈送蒋介石。

    这份建议书提出，建立这个黑衫党或褐衫党一类的组，重点要强化特工力量，用非常手段打击反对领袖的异己力量，保卫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最好这个组织要设立一个专门的特工部门。

    戴笠揣着《建议书》来到中山陵园蒋介石官邸，正欲要警卫通报，恰好毛庆祥从里面出来，老远就叫道：“戴笠，你这臭小子，发了迹就不理我了，这段时间哪里去了？”

    戴笠道：“我这不是来看你了？别说得那么难听。”

    毛庆祥走近来抓着戴笠的肩膀：“你一扭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屎。你哪里会来看我，你是想老头子了。”说到这里，压低声音道：“今天有什么事最好不要去找，老头子情绪不好。走，你好久没请我了，有家店子里的湘菜味道好极了。”

    戴笠问道：“校长是不是遇上什么麻烦了？”

    毛庆祥道：“等会我告诉你罢。”

    俩人在一家新开的湘菜馆里坐下，店家上了酒菜，毛庆祥才道出蒋介石“情绪不好”的原因来。

    原来，趁着这内忧外患的机会，胡汉民、汪精卫联合起来，步步紧逼，迫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宣布下野，马上准备回奉化溪口老家。

    毛庆祥摇头叹道：“1931年蒋先生流年利，幸亏他命大，不然早就顶不住了。先是在中原大战中受惊。蒋先生在商兵指挥部队与冯玉祥作战，列车就是指挥部。有天夜里突然枪声大作，王世和大声呼喊：‘火车头呢？’原来因为不预备用车，车头早就与车厢分开了。这时候蒋先生正在梦中，被爆炸声惊醒，来不及穿皮鞋，只穿了袜子就爬到车顶上，指挥列车上的机枪、迫击枪向枪声方向猛打，一直打了几个钟头才停息。后来才知道是多架飞机，俘虏了一批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就撤走了。如果他们要是知道蒋先生在机场附近的朱集镇车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戴笠放下酒杯，吁了口气道：“真是险，这事我怎么没听说？”

    毛庆祥道：“没听说的事还多呢，从商丘回来后，蒋先生揩夫人去黄埔军校视察，差点戴了绿帽子。”

    戴笠道：“这事我早听说了，这怎么能算戴绿帽子呢？”

    这件事说的是年初，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到南京黄埔军校本部视察。军校列队站在道路两旁，各将官都在门口候着。蒋介石微笑着招手致意。走到优等生韩诚烈的面前，韩诚烈突然上前一步，一把位住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白皙的双手……在场的人都被这出格的举动吓呆了。蒋的侍卫长王世和率兵将韩拘来。“这件事情你来处理吧！”蒋介石说完，躲到别的房间去了。微微有些颤抖的韩诚烈刚向夫人向安，宋美龄就板着面孔站了起来，在一片沉默中用最威严的声调质问：“你身为军人，为何当众羞辱于我，亵渎校长尊严？不忠不义，该当何罪？”韩诚烈犹豫了一下，“啪”地一个立正，转过来说：“夫人太美了……”宋美龄感到惶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这“爱慕”该定何罪呢？宋美龄高傲、急切、严肃和烦恼一扫而光，竟让韩诚烈坐下，和他拉起家常。临走，她还送了他一块手表，亲自给黄埔军校长官打电话，不许为难韩诚烈。

    两个人又闲扯了一通，戴笠抬起手腕，看看时间不早了估计蒋介石这些天忙于回奉化溪口，没有时间见他，从内衣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递给毛庆祥道：“这是我写的《建议书》，校长看了就会明白的，我就不多说了。麻烦选个时机替我呈上去。”

    毛庆祥也不多言，接过就藏于内衣处。

    话说蒋介石下野回到奉化溪口以后，贺衷寒又召集原来10人开了几次会，还是没有结晶果。为了把组织团结起来的事尽快落实，黄埔一期老大哥曾扩情作东，请这10个人去南京浣花菜馆吃晚餐，另外还请了甘国勋、潘佑强、悌、刚好两桌人。

    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谈论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

    正在这时，有人在门口大声叫道：“哈哈，原来你们都在这里，总算给我找到了！”

    众人循声望去见是黄埔第一期生胡宗南。戴笠眼尖，一下子从坐位上起来，从旁边拉过一把椅子，道：“寿山兄，来，请这里坐。”

    胡宗南也不客气，在戴笠肩膀上捏了一把，小声道：“我找你找得好苦，好容易才问着。”

    原来胡宗南从王亚樵部和戴笠分别外，携了通知书和一行朋友支助的路费，风尘仆仆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没想因身高不够，复试时被刷了下来。他离开考场，想起这一遭出来不容易，还是靠朋友支助才得成，遂在校门口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候，廖仲恺发现了他，问明了原因，见他投军心切，出口不俗，便掏出笔来写了一张字条：“国民革命，急需人才，只要成绩优秀，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不足为虑。胡南宗拿着廖仲恺的批条找到考官，果然被录取为黄埔一期生。因是浙江人，得到蒋介石重视，仕道一路顺利，升任为第一师师长，此时正率部驻防安庆，与红军徐向前部作战，因蒋介石已下野，便由安庆去奉化溪口聆听教诲，路过南京，听说戴笠在这里，多年未见，想见一见面。一问，才知戴笠被曾扩情等人叫到浣花菜馆去了，讨论根据蒋介石的意思成立一个什么组织的事情。”

    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新任第一师师长，众人对他十分客气，贺衷寒把来龙去脉对他说了一遍，然后道：“大家说得差不多了，还是没有什么进展，想听听寿山兄的意见。”

    胡宗南也不推辞，说道：“校长虽然下野了，但我们黄埔军的人更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来谈去，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我看先要推举几个人筹备。”

    贺衷赛道：“我也正是这个意思。”接着向众人道：“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请寿山兄推荐几个人。”

    众人都说没有意思，胡宗南很高兴，道：“既然大家如此信任，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看由衷赛、康泽、悌、滕杰、周复五人负责筹备比较合适。”

    胡宗南说完，又见众人已经道过谢，站起来道：“事情就这么定了，各位失陪，我还要赶路。等我到了奉化，一定详细地向校长汇报，你放放心筹备好了。”

    胡宗南拿起桌上的帽子，起身离坐，戴笠道：“我送送寿山兄。”

    胡宗南离去的第二天，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康泽起草纪律条例。

    话说蒋介石下野，并不是甘心退出政治舞台，而是以此作掩护，要在风浪中创造更安全地上台的条件。下野期间，他和汪精卫勾结好了，由汪出来当行政院落长负责政治，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他当委员长，负责军事，把林森抬出来作傀儡主席。这样，责任由大家来分担，而实权还是他掌握。其目的在于降低目标，以后渡过风险。布置妥当以后，1932年2月蒋介石宣布复职，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复职之后的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搞那个“组织”。他把他政权给安危的赌注就押在上面。因此复职之后，他立刻又召集这班“不中用”的学生开会，问他们对这个“组织”开会研究过没有。回答是：开过会，并推举了5个人筹备。这时贺衷寒就把他起草的章程，康泽把起草的纪律条例交给他看。他都收起来了。关于组织的名称有两个：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康泽主张用“复兴社”。而悌自己又另外搞了一个东西，名称叫“救亡社”，单独地呈给蒋介石。蒋以他不是起草人，交大家作参考。以后蒋又召集了一个会，在这个会上他作了这样的决定：名称就用“复兴社”，社章和纪律条例都已定下。

    社章的内容如下：

    （1）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

    （2）本社以团结忠勇爱国的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

    （3）本社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

    （4）凡中华民国之青年，年满16岁以上，经社员两人介绍，小组通过，社长批准（以后改为分社的批准），举行入社宣誓后，即为本社社员。

    誓词也是一般性的，大意如下：“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型，谨誓。”

    纪律条例的主要内容是：

    （1）不得违抗命令。

    （2）不得有小组织。

    （3）不得泄露秘密。

    （4）不得倾陷同志。

    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型。

    （5）不得贪脏纳贿。

    （6）不得狂嫖滥赌。

    （7）不得娶妾。

    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名称就这样确定了，叫“复兴社”，这时蒋介石从书桌上拿起一张纸，高声地把事先用铅笔记下的几句话宣读出来：“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念罢，抬起眼看看众人，道：“你们把这四句话拿去做纲领好不好？”

    众人异口同声道：“好！”

    蒋介石又道：“复兴社今天正式成立了，今后，凡是我们这个组织里的成员，一定要真诚团结，一心一意地把这个组织发展壮大起来。我就说到这里，下面进行选举。”

    一会，选举结束，选举结果：“社长，蒋中正。”

    同时，选举了下列一些领导人：

    ①复兴社中央干事9人：贺衷赛、悌、滕杰、周复、康泽、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候补干事3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

    ②复兴社中央监察3人：载龙、萧赞育、李秉中。

    接下来，蒋介石又公布道：“复兴社设四个处：组织处长周复，宣传处长康泽，训练处处长桂永清，特务处处长——”

    听到这里，台下的戴笠心都涌到喉头来了，他觉得这特务处处长的位置非他莫属，然而他又害怕蒋介石公布的名字不是他。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