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近卫召集御前会议，进行专项研究。

    研究的还是那个让他们头疼和纠结了无数次的老问题：中国究竟落到什么地步，或者说哪些地方被攻下来，才能够摇白旗投降呢？

    上海被否定了，南京也被否定了，最后以为是徐州。

    从徐州会战到兰封会战，再到花园口决堤，日本侵略军死伤了三万两千人，约合两个师团，徐州也总算攻下来了，可是蒋介石军队仍然没有一点肯服软的迹象。

    显然，徐州也不是，那就只有武汉了。

    内阁大臣们认为，中国说大也就这么一块地方，要是能够把武汉和广州，特别是武汉侵占下来，蒋介石不服也得服。

    近卫一锤定音，这回要把日本全部国力都集中起来，争取一劳永逸，一年之内完全解决“中国事变”。

    到此为止，已经没有人记得局部化及不扩大政策了，这个窟窿越捅越大，再也难以补上，中日之战开始正式演变成全面战争。

    6月28日，“华中派遣军”沿江而上，攻破了马当要塞。

    马当号称“水上马其诺”，从南京沦陷开始，中国统帅部先后投入施工人员将近八百多人，花了一年多时间修筑，满以为足可抵挡一阵，不料几天工夫便宣告完结。

    马当是九江的屏障，马当一失，九江岌岌可危。

    “保卫大武汉”“保卫大武汉”，口号喊得震天响，谁也想不到，仅仅一个月时间，人家已经侵占到了你的鼻子底下。

    马当守军用重机枪进行阻击，但仍未能守住要塞

    蒋介石把驻守九江的令牌交给了张发奎。后者是当年的“铁军”军长，薛岳的老上级，而且也参加指挥过淞沪会战，应该是最佳人选。

    九江称得上是个好汉云集的地方，此处古称江州，既有山水美景，又有鼎盛人文，所以施耐庵才会把“梁山好汉劫法场”的重要场景安排在这里。

    那正是梁山泊兴盛的开端，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黑旋风”李逵拎着两板斧，“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的生猛和火暴。

    张发奎也在九江拎着板斧砍过人，不过他砍的不是“江州军民”，而是孙传芳，后者被他砍得狼狈不堪，节节败退。两个月之后，张发奎便在武汉因功由师长升为军长，成就了北伐“铁军”的辉煌一页。

    说九江是张发奎的福地也并不为过。

    祸福相生，是你的福地，就必然是别人的祸地，比如即将上场的对手。

    重排棋局

    虽然成功地攻破马当，但日本侵略军此间受到的损失也着实不小，海军被击沉击伤九艘军舰，被迫增派舰队，而负责地面侵占的台湾旅团一仗就有五百多人被打死在马当要塞之前，湖水为赤，不得不就地补充兵员。

    九江一战关系重大，中国军队肯定要全力以赴，能不能顺利拿下，日本统帅部的一帮头头脑脑们心里打起了鼓。

    日本人是很重视总结经验教训的。在他们看来，先前对华情报工作过分偏重于人，也就是大家都热衷于掌握和分析“中国军阀”的动向及其相互关系，像土肥原、板垣等“中国通”，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地干着的都是这个活。

    画地图的工作也做，但是主要集中于北方，南方的“地势调查工作”做得相对糟糕，由于用兵时未能有效掌握地利，结果两次淞沪会战都打得太苦，没能以闪电的速度将中方一击倒地。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既是有名的“中国通”，又熟悉南方地理，还有打仗的经验和资历？如果由这样的人来指挥九江乃至华中战场，未来的战争将不至于陷入过去的困境。冈村宁次是“荣耀的第十六期”中最重要的成员

    按照这个标准，日本军部拨过来拨过去，终于找到一位。

    冈村宁次，毕业于陆大第二十五期，是继板垣、土肥原、矶谷之后，“荣耀的第十六期”中最重要的成员。

    很多日本将军早期都参加过日俄战争，冈村也不例外。第一次作战，他以小队长的身份指挥队伍在森林里和俄国人交火，由于视野受到限制，便爬到树上去进行观察，这时有个部下对他提出了忠告。

    这个部下告诉他：打仗不能光会逞英雄，要会动脑子，你站在高处指挥是很危险的。

    那时候的冈村还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他能做人家的上级，纯粹是因为刚从军校出来，那个部下才是饱经战火的老兵。

    冈村从此就把部下告诫的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每仗都尽可能动足脑筋，用足谋略，这也是他后来被称为日本军事天才，在军事成就上远远超越其他日本将领的重要原因。

    不过日本军部当初并没想到冈村还有这一手，他们只知道，冈村十多年前在九江一带混过，而且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在日本现任将军中没有第二人有此履历。

    事实上，冈村跟张发奎也算是老相识了。当张发奎挥斧猛砍孙传芳的时候，这位军事顾问同样抱头鼠窜，不知往哪里躲好。

    忽然看到江面上有日本海军的军舰，他赶紧上前呼救，可是人家不让上。

    原因是冈村穿着北洋军服，那时候孙传芳的军队里有好些人都是留日学生，会几句日语的不在少数，日军水兵就认为这厮是冒充的日本人，被逼急了想来搭顺风船。

    跟小兵说不清楚，冈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幸得一个海军军官走上前，问明事由后才放下软梯予以收留。

    十多年过去，如今海军军官成了舰队司令官，而他当时无意中搭救的“军事顾问”也不得了，冈村此前已经是关东军仙台第二师团师团长了。

    你可以说冈村是张发奎的手下败将，但这一说法其实既不完整也不确切。内战之中，北洋军打不过北伐军，就算旁边有日本顾问可以帮着画图纸、做方案，又有什么用？

    日本统帅部认为，冈村对九江及华中地区的人情地理十分熟悉，“华中派遣军”要想顺利攻取武汉，下面缺不了这样的大将之才。

    冈村随后便被调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专负指挥华中战场之责。7月19日，他搭乘海军旗舰，从南京溯江西上。四天之后，到达了湖口前线。

    仅仅这个姿态就让人刮目相看。因为湖口处于最前沿位置，对岸即为中国守军。一般来说，最高司令官很少有距离前线这么近的。

    冈村此举，显示的是一种自信。

    历史重新给昔日对手安排了一副棋局，九江那边是张发奎，湖口这里则是冈村宁次。

    华中作战，不比北方，某种程度上，就看双方将领对山川形胜、地理构造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在这方面，别说一般日军将领，就连张发奎本人恐怕都难以与冈村比肩。

    冈村当年的苦头不是白吃的，不光他自己记住了沿途景物，还从孙传芳身边偷到了无价之宝。

    这是一张华中地区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系归国后效命于孙传芳的中国陆士留学生实地测绘而成。这些学生在日本专门研习过陆地测量，其测量和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因此所绘出来的地图也有别于那种毫无军事价值的“长江万里图”。

    整个武汉会战，日军所使用的军事地图，绝大部分是该图的复制品。就当时情况而言，再找不到更详细的地图了。

    对下赢这局棋，冈村信心满满，这个“南方中国通”甚至开始悠然自得地欣赏起湖口的风光来了。

    大意失江州

    其实光从双方兵力数量的对比来看，日军并不占优势。

    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补充，台湾旅团已基本恢复元气。在此之外，冈村又从第十一军中增拨了一个第一〇六师团参战。

    自淞沪战役打响后，日本在十七个常备师团之外，已经成立了包括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一师团在内的七个师团。可是随着占领区域的扩大，到处都需要警备部队，如果还要再侵占武汉，光增加这七个师团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

    于是再扩再编，呼呼地又冒出了十个师团，日本陆军总量一下子达到了三十四个师团。

    第一〇六师团就是这次为了侵占武汉而扩编出来的新编师团，看番号就知道了，其兵员同样来自于熊本第六师团的家乡。在当年的日本，凡是南九州的人差不多一个德行，全以好勇斗狠为能事。冈村或许就是看中了那一股子邪气，才把这个新师团列为前锋。

    即使这样，整个九江之战，冈村投入兵力也仅为一师一旅，反观集结在九江的中国军队却有十万之众，仅军建制的部队就有好几支。

    冈村能够这么镇定自若地观赏风景，不仅缘于他对九江的地形了然于胸，事先盘算好了即将开始的每一个步骤，还因为他比其他日军将佐更为冷静，而且更加善于琢磨一些细小环节。

    自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司令官后，最让冈村感到担心的，并不是己方的战斗力，而是对方的士气。

    他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军队屡战屡败，却越战越顽强，到台儿庄战役时，甚至被包围了都死不投降。

    中国军队奋战到底

    审问俘虏，一名中国军官告诉他，战场之上，如果被活捉，你们会杀俘，后退的话，督战队又会解决我们，所以只能死战到底。

    这名被俘军官说的当然不完全是实情，但冈村似乎从中找到了奥秘所在。

    原来如此。

    联想到第十一军的主力全是参加过南京屠城的部队，自个儿就把“纪律严明”和“神兵”形象给掀了个底儿朝天，冈村认识到必须转换侵华策略。

    他在第十一军打出了一个新的旗号，叫做“讨蒋爱民”，竭力想把自己打扮成一支“仁爱之师”。

    据他的幕僚回忆，有一次冈村坐在汽车上，突然发现并抓住了一个掉队的中国士兵。这是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兵，脚上受伤后才掉了队。

    冈村马上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对少年兵简短询问后，还安排他做了第十一军司令部的杂役。

    这种偶尔作秀，属于千年万年才一次，冈村眼中的“军纪风纪问题”在基层部队中也从未有过根本收敛。不过这件事至少反映出这位“中国通”司令官已经用上了攻心术，这是他有别于其他日军将官的突出之处。

    与之相比，张发奎在准备上明显不足。他的感觉似乎还停留在北伐时期，连对手究竟将投入多少部队都弄不清楚，至于九江周边哪些地方易攻，哪些地方难守，更是一头雾水。

    十万人马，给他平均分配，沿着江河湖岸撒了一圈。这样表面看起来似乎万无一失，其实漏洞百出。道理很简单，处处防，也就等于处处防不住，没有纵深配备，只会给人家一触即破。

    “铁军”军长实在太大意了，也许十多年前你可以小视面前这位“军事顾问”，可是十多年后如果再用这种眼光看人，老兄你可就要吃亏了。

    7月23日，台湾旅团和第一〇六师团先后登陆九江。

    口子被强行撕开后，张发奎立刻慌了神，因为他没有做二线布防，日军一登陆，就可以直趋九江城。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张发奎一连抽调四个师进行反击，可是手里的这两把板斧始终砍不中要害，不仅不能立驱日军入江，反而自己还把刃口给砍钝了。

    这不是北伐时期，光有匹夫之勇已然不济事了。

    7月25日，两支日军野战部队已形成了对九江钳形包围的态势。

    冈村的样子摆得很吓人，却多少有些唬人的味道，“铁军”军长手里还有的是可供动用的棋子，包括尚未启用的军建制部队。

    实在不行，九江以南还有薛岳第一兵团与之相衔接，你包围了我，说不定我还能反过来包围你，日军又是背水一战，对照兵法要诀，谁比谁更危险？

    事实上，冈村对此战也不是全无担心，假如张发奎再坚挺一些，他就得考虑动用第十一军的更多部队了。

    可是冈村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未及时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处于过分慌乱之中的张发奎即宣布全线撤军，九江随之沦陷。

    撤退路上，各部队完全乱了套，张发奎所指定的依次撤退时间和路线形同虚设，大家你推我挤，混乱程度跟以往别无二致。要不是赣北山多林密，便于隐蔽，差点就被追击的日机统统做了点心。

    仅仅三天时间，被视为江上重邑的九江就步了马当的后尘，真是不可思议。

    武汉后方大受震动，作为败军之将的张发奎亦诚惶诚恐，他甚至一度想亲自到武汉去“投案自首”，接受军法审判。

    张发奎不是黄埔生，那是“铁军”军长，粤军的旗杆，岂是你想罚就能罚的？所谓“投案自首”云云亦不过是矫情一下，给舆论一个交代而已，所以马上有陈诚上前为之说情，蒋介石顺水推舟，仅把表现不佳的几个师长予以撤职。

    说实话，武汉会战的开局如此之糟，是蒋介石想不到的。不过这个世界上，想不到的事情实在多得数不胜数，岂止这一件。

    比如冈村也有想不到的，他想不到的是在长江以北作战的熊本第六师团境况不佳。

    依山为战

    自参加淞沪会战并侵占南京后，熊本师团气焰十分嚣张，整天一副见人杀人、见佛灭佛的狂样。

    在日本十七个常备师团中，原先最叫座的是板垣师团，可是台儿庄一战，让板垣师团威风扫地，熊本师团便扶摇而上，俨然已成为日本国内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这时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前师团长谷寿夫已被召回国内，接替他的是毕业于陆大同一期的稻叶四郎中将。

    按照稻叶个人的印象，这个师团的官兵几乎个个都是魔，平时作恶多端，“非法行为”层出不穷，打仗时却也“英勇无比”，其他师团很少能及得上。

    毫无疑问，在第十一军，熊本师团也是绝对的老大。冈村把它单独放在江北，就是相信该师团能一人干几个人的活儿，单枪匹马便能侵占武汉。

    可是这个在南京城里杀人如麻的野兽师团如今却步履维艰，日子十分难过。因为这群野兽也遇到了自然天敌，说起来或许很好笑，只是一只小小的蚊子。

    南方空气潮湿，特别是进入皖西鄂东地界后，除了山就是水，此外还有稻田，这种环境加上这个季节，便成了蚊子的天堂。

    光被蚊子吸去点血倒也罢了，可怕的是，它会传染疾病，这就是疟疾，俗称“打摆子”。人生了这种病后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冷的时候盖几床被子都没用，热的时候可以热到你一个劲儿说胡话。

    熊本师团前期没有遇到什么强敌，但被场外因素撂倒的不少，先后有两千多人患上疟疾，都上联队规模了，你要说这还不影响官兵的情绪，那就太假了。

    熊本师团是第十一军的第一主力，江北进军就全指着它呢，所以冈村听说后很是着急。

    知道这个师团骄狂得不得了，他便对症下药，专门向师团长稻叶发来一份训示，说是将来要让熊本师团负责单独攻取汉口。

    稻叶也正在发愁，拿到训示后便遍示全军。

    一夜之间，熊本师团仿佛置身于南京，感觉上又可以恣意杀人放火了，由此竟然大受鼓舞，士气也重新振作起来。

    除了“捧”以外，冈村还专门为熊本师团量身订制了“尺蠖战法”。

    尺蠖，就是那种颜色像树皮一样的恶心虫子，它在树上是一伸一屈爬行的。冈村允许熊本师团像这种虫子一样，实行间隔休整，即每战一周就休整十天，以便使他们不会过分疲劳。

    这种待遇，在第十一军里没有第二个师团可以享受，属于特级护理。

    江北属于第五战区防守区域，李宗仁因脸上枪伤发作，导致一只眼睛暂时失明，老猛仔不得不请假到武汉就医，其职务由白崇禧暂代。

    经历过淞沪会战的惨痛教训，“小诸葛”如今越来越有孔明相，知道外战不同于内战，不能一味猛打猛冲，即使是拎着板斧砍人，那也只能是从前，现在人家比你还要猛还要凶，再玩这一招就不灵了。

    台儿庄大战，假如不把全国的特种部队都集中调度过去，光凭大刀和热血，你干得过鬼子的大炮和坦克吗？

    所以一定得动脑，要用巧劲儿。

    在台儿庄，白崇禧找来的是重炮和战防炮，在江北，他看中了另一件秘密武器。

    与战防炮不一样，这件武器无须投资，不要工本，可是绝对环保，绝对物超所值，它的名字叫大别山。

    白崇禧依托大别山，将李品仙兵团全部部署到山里，对过路的熊本师团进行侧击。

    太“阴险”了，不过真是聪明。

    稻叶还不知道这一情况，刚上路时还一喜，因为公路上空空荡荡，既无人也无工事，给人的印象是守军早已望风而逃了。

    但随后麻烦就来了，路边枪声不断，根本就不让你走安生了。等抬起头来找出处，那开枪的往山里一钻，无影无踪。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先头部队刚刚扎下营来，一场噩梦也随之开始了。

    广西桂军敢与“日本第一师团”

    进行较量

    7月26日晚上，李品仙兵团突然从大别山上猛扑下来，发动了声势凌厉的大反击。这便是太湖之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太湖不是江苏那个知名的湖，而是安徽的一个县。

    李品仙兵团以桂军为主体。后者有广西猴子之称，在大别山区作战，就跟在广西境内的十万大山一样熟悉，他们跳来跃去，与日军争夺每一座山头和每一处村庄。

    原本翠绿的山林在燃烧后变得一片焦黄，双方反复拉锯过的村庄则是房屋倾塌，弹痕遍布，其战斗的激烈程度让久经战阵的熊本师团看了也不禁为之咋舌。

    桂军不光打得狠，频率还高，一共打了三天三夜，发动了近三百次大大小小的反击，平均每天一百次，别说吃饭睡觉，日本侵略军连解个手都没有时间。

    熊本师团被打得号叫不已，等到后续大部队赶上来，李品仙兵团却已撤离战场，重新钻进深山去了。

    人走了，可是仍然在不远处盯着你，随时准备再到你身上挠回痒痒。

    补过之难

    依山为战虽然打得漂亮，但毕竟只能从侧面袭击，要阻遏熊本师团向武汉前进，还得依靠正面阻击。

    7月下旬，熊本师团跨过省，从安徽进入湖北，到了鄂东的黄梅县境内。

    熊本师团是从合肥出发的，两个月内徒步行军才走了一千里，这要在平时，属于慢得不能再慢了。可你得看他们走的是什么路，天上不是烈日就是暴雨，地下则不是泥泞便是丛林，野外拉练，没有比这种更损耗体力的了。

    光走路不行，还得打仗，前面的对手尚觉得不强，容易摆平，而后难度不断增强，刚刚摆脱李品仙在太湖的强力出击，在黄梅又碰上了刘汝明。

    “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一共出了两个“罪人”，除了张自忠，就是刘汝明。

    刘汝明是在徐州会战后期加入淮北兵团的。他打仗也格外卖力，可是他的运气不好，等到他上场的时候，正是第五战区整体进入低潮的时候，他再怎么拼命，也没有办法单独挡住日军坦克的集团式冲锋了。

    徐州大撤退，人们都只知道一个张自忠，其实刘汝明也曾舍身作过掩护。

    当时萧县被金泽第九师团攻破，那是大军撤退走廊上的一根柱子，倒下来的话后果很严重，白崇禧赶快让张自忠和刘汝明前去救急。

    依靠两个前“罪人”的奋力一顶，五战区长官部及后续部队才得以安然通过萧县。

    可让刘汝明气愤的是，张自忠之后基本洗脱了汉奸的罪名，自己却没能将功折罪，一直到武汉会战开始，“汉奸”阴影仍然不离左右。

    本来刘汝明犯错的性质和得到的处分要比张自忠轻得多，然而一转眼，自己却成了垫底的，换谁心里都不好受。

    陈诚曾专门派人到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任职。按理说，刘汝明属第五战区，陈诚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双方风马牛不相及，就算派人，也不用陈诚派，应该是由李宗仁或白崇禧派才对。玄妙在哪里，看到下面你就清楚了。

    陈诚所派去的人，除了一个作战参谋，还有军统电台组！

    在送那位参谋出发时，陈诚明确告诉对方：你此行的主要任务，不光是帮着刘汝明打仗，还要“建立政治上的联系”。

    参谋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要让他监视刘汝明，一有异常情况马上通过军统电台向上报告。

    说到底，陈诚还是怕刘汝明当汉奸。因为陈诚除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外，同时兼任武汉卫戍区司令，有协调全局的责任，万一刘汝明真的跟着鬼子反戈一击，就可能影响整个防线的稳定，两个战区到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刘汝明并不呆，他很快发现了其中用意，不由得大受刺激。

    敢情张家口那事还没完啊！

    因为新参谋与刘汝明实际也是旧相识，所以在他到任之后，刘汝明当着对方的面就大发牢骚，说我丢掉张家口没错，可是也不能说我一枪未放，是汉奸。

    告诉你，我在张家口总共伤亡了一个师长、两个旅长、一个团长，阵亡了七个营长，这些人都不是自杀的，他们总不可能自己打伤自己吧？

    可是刘汝明抗战不力，丢掉张家口，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处分令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他也知道一味强调伤亡数字说服不了人，徐州会战后期的那个段子又没几个人注意，于是只好从抽屉里翻出了过往的功劳簿。

    他跟作战参谋同行，后者看到一个师长走路一跛一跛的，样子有些滑稽，就笑了起来。

    刘汝明立刻正色相告：你千万不能取笑他，别看他跛了，可他是在长城抗战时跟鬼子肉搏时致残的。

    又指着另一位师长，瞧见没，他也是在长城抗战时受伤的，只不过受的是轻伤，你看不出来而已。

    接下来，刘汝明就差没指自己了——我也是长城抗战的英雄啊，罗文峪之战，率领这些人拿大刀砍过鬼子，难道你们都不记得了吗？

    罗文峪之战是刘汝明一生的光荣

    刘汝明或许会觉得很委屈，我犯的过错没有张自忠严重，徐州会战也卖力了，又有长城抗战的功勋，怎么你们还把汉奸帽子往我头上套，恁地不冤死个人。

    光讲没有用，得看表现。

    呆子沉下心来一想，是了，我跟张自忠的情况有些不一样，得一个个解套。

    首先是身边人容易被盯上。

    刘汝明二儿子的岳父原来在其手下当顾问，可是全面抗战开始后，老头子却投了日本人，当了伪军。

    这就免不了让人产生怀疑：如此亲密的关系，别是你那亲家负责当“明汉奸”，而你自己留下来充“暗汉奸”，然后对我们里应外合吧？

    刘汝明的回应很绝。

    他不仅让二儿子离婚，与那个汉奸亲家翁一刀两断，还将两个儿子都派上战场，用高射机枪去打日本飞机。

    这还不算，他后来又以军长的身份，将大儿子送去美国，不是镀金，而是学习飞行技术。

    在海陆空三大军种中，空军向被公认是最危险的军种，尤其是中国空军，基本都是有去无回。因此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肯送子弟去参军的不乏其人，但送去学空军的寥寥无几。刘汝明却是特例。

    大儿子学成归国后服役于昆明机场，最后果真以身殉职。这事弄得与刘汝明素无私交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也感慨不已，亲自去电安慰，还逢人就夸刘汝明此举了不起。

    可即使做到这一步，仍然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