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女投江

    这是个反常的秋天，5军1师露宿在乌斯浑河畔。

    楼山镇战斗后，关书范率1师与西征主力分手后，战斗不断。8月底决定放弃西征，东返刁翎。10月上旬到达乌斯浑河边时，有人说还有百余人，有人说只剩30多人，而其中有8名女性则是确切的。她们是5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班长杨贵珍、胡秀芝，士兵李凤善、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还有原4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1师宿营的柞木岗子山，位于乌斯浑河西岸，东岸是大小关门嘴子山。部队在这里休息一夜，天亮后过河向北经马蹄沟、碾子沟，就到刁翎的喀上喀5军密营了。

    快到家里了，高兴之余，似乎有点儿松懈、大意。不知是谁打起第一个火堆，一堆堆篝火就在柞木岗子山下燃烧起来，就被一双邪恶的眼睛盯上了。

    葛海禄，这个让人想到出卖杨靖宇的赵廷喜、李正新的也叫人的东西，胡子出身，曾在9军当过副官。而无论干什么，这世上钱才是他的最爱。这天晚上，他从样子沟下屯去上屯找个叫“豆腐西施”的女人，老远看到西南柞木岗子山下的火光，多年的山林生活使他立刻意识到了什么，转身去了样子沟日本守备队。

    刁翎日本守备司令官熊谷大佐接到电话，再一个个电话，驻样子沟、后岗日本守备队，刁翎街伪警察大队，还有那个把8军好一通搅和的赫奎武团伪军，立即出动。熊谷亲率30多骑兵，驰奔柞木岗子。但他不明底细，未敢轻举妄动，先将部队在周围部署、潜伏下来，想待天亮后看个究竟，再行动作。

    说这个秋天反常，是因为这个秋天多雨，满语意为“凶猛暴烈的河”的乌斯浑河，枯水期竟跟洪汛期差不多。百十来米宽的河面，河水浑浊、湍急，泛着浪花，滚滚北去。

    师部参谋金石峰水性好，关书范让他试探一下，能否涉渡。他刚下到水里，枪声响了。

    这时，1师官兵正向河边走去，本能地转身奔向山坡，边打边向林子里退去。而此时正是“浑汤林子”向“清汤林子”过渡阶段，隐蔽性还挺好，进入密林基本就安全了。

    女人对水总比男人亲近些。守着一条大河，“起床”后，到河边撩水洗洗脸。而且，据说如果可以涉渡，她们是被安排首先渡河的。

    东北的大小河流，两岸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柳树丛，南满叫“柳毛子”、“柳树毛子”、“柳毛棵子”，吉东叫“柳条通”。这种柳树，通常为手指到擀面杖粗细，几米高，一簇簇密密匝匝的，沿河两岸铺排开去，下面是膝盖高低的茅草。

    战斗打响，八个女兵就隐进柳条通里，敌人并没发现她们——敌人的目光和火力，都被向山上退去的官兵吸引了。

    过河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都不会游泳。她们可以在那柳条通里隐蔽不动，待敌追击战友远去后，在柳条通里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择机进入山林，就有生存机会。

    但是，柳条通里射出了愤怒的子弹。

    这是从敌人侧后发动的袭击。8支长短枪，据说有的已经没有子弹了。难说这样的火力，对主力的撤离起了多大的掩护作用，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但它肯定牵制、吸引了敌人的兵力、火力。而在她们扣动扳机的瞬间，应该说就没有想到自己，就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置于了绝地——这才是她们从投入战斗到投江的本质意义和强者精神。

    子弹像蝗虫似的在柳条通里飞啸，茅草被炮弹打着了，柳毛棵子噼噼啪啪燃烧着，局势更加危殆。

    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不是她们所能控制的，也不是什么“众寡悬殊”之类所能形容的。但是，她们仍在战斗，只有战斗，直到射出最后一颗子弹，直到被洪水吞没。

    8个巾帼战士，伤者被架扶着，踏入汹涌的乌斯浑河，一步步向河中心走去。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于吉林省桦川县（今属黑龙江省）悦来镇，1931年考入县立女子师范学校，1934年入党，1936年到悦来镇南门里小学任教。

    冷云中等个头，圆脸，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皮肤很白，身材像母亲一样较胖。参加抗联后，特别是经历了西征，到达乌斯浑河时，就跟大家一样，又黑又瘦。在南门里小学任教期间，经常穿白衬衫、黑裙子，蓝士林布旗袍，外罩红坎肩。教二年级语文、算术、图画、体育，多才多艺，温文尔雅，又开朗大方。

    “九一八”事变后，冷云和同学们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国，入党后更加积极投身抗日活动。教师吉乃臣是个热血青年，冷云做他的工作，通过其父是伪保长的关系，获取情报。

    冷云的丈夫是个伪警察，老人给定的娃娃亲。冷云曾想让他利用这种身份为党工作，这个长得挺有模样的男人，却死心塌地当汉奸，暗中对她和其他进步教师进行查访。为了摆脱这个汉奸、无赖，冷云曾多次要求上队。1937年夏末，周保中要下江特委选派知识分子到5军秘书处工作，党组织决定让冷云和吉乃臣上队。敌人追查人哪去了，就说是“私奔”了，这样没有政治色彩，可以保护家人，免遭祸害。

    冷云的父亲郑庆云种地，有时上街卖点自产的蔬菜，母亲谷氏做家务，一个哥哥在商号里当店员。三间草房，一个小院，女儿的突然失踪，就像给这个普通的朴实的人家投了一颗炸弹。况且还是“跟人跑了”，这在民间绝对是被戳脊梁骨的，母亲哭瞎了双眼。直到1952年电影《中华儿女》上演，听人说八女投江中那个领头的指导员冷云就是郑志民，多方打听，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上山当抗联打鬼子了。

    上队只有一年多，大半年是在5军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之后才是彻底地投笔从戎的西征。她和投江的7个战友，都参加了楼山镇战斗。不知她第一次参加战斗是何心境。而从读书、任教，上队后“坐机关”，到山林中行军、战斗，饥肠辘辘，破衣烂衫，她与那些从小干惯了粗活的女兵，显然是不大一样的。而且，西征前又刚刚生了孩子。这些，有关史料、著作都是简单带过。就是最后在乌斯浑河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今人也难以具体叙及。但是，她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在从投入战斗到投江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则是显见的。

    “冷云”是她上队后改的名字。唐诗云“冷云虚水石”，水天一色中，一种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形象，正是这个弱女子的强者形象。

    上队后，郑志民改名冷云，吉乃臣改名周维仁。杨贵珍不需要改名，因为她没有名字——像绝大多数女兵一样，她们是在成为一名抗联战士后，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杨贵珍是林口县东柳树河子村人。父亲杨景春为人豪爽仗义，过往行人都爱到他家搭宿，免费吃住，人称“杨家店”。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眼睛瞎了，一家人陷入黑暗。1936年初杨贵珍十六岁出嫁，半年后脑后盘着的小疙瘩髻上，就插了朵戴孝的小白花，丈夫病死了。这年秋天，5军妇女团战士徐云卿住到杨贵珍婆家时，婆家人正合计着要把她卖了。

    当过童养媳的徐云卿说：不行！这事得咱自己做主。你乐不乐意上队？

    杨贵珍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俺？俺这样的也能上队？

    正值青春妙龄的女人，就像后脑勺揉搓的皱皱巴巴的小白花，又像只畏畏缩缩的小鼠，不敢正眼看人，偶尔抬下头，未等接触人家的目光又赶紧低下了。她实在不明白，像徐云卿这样的女人，怎么也能舞刀弄枪杀鬼子？在她的心目中，她与她们就像天上地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

    她捂着脸哭起来：你们能要俺，他们也不能让俺走。俺是人家用5担包米换来的，俺家把包米都吃了。

    徐云卿给她擦着眼泪，说：女人一辈子就值5担包米？你别怕，谁也挡不住你抗日！

    参军到密营被服厂，针线活谁也比不上杨贵珍，又快又好。学文化也特别认真，只是开头一拿起笔来，那手就有些哆嗦。有男同志在场，吃饭也脸红，压抑不住的则是笑意。

    前面写过的大盘道阻击战，是杨贵珍第一次参加战斗。打响不久，徐云卿就不见了杨贵珍的影儿。冲进村子，老远看见杨贵珍和青年义勇军的两个小战士，在个狗窝前忙活什么。见到徐云卿，正抱着一条鬼子大腿往外拖的杨贵珍，大喊：姐姐，快来帮把手。

    从个弱女子到战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杨贵珍圆脸，大眼睛，双眼皮，白白净净挺好看，个头顶多不超过1.65米。8位巾帼英雄个头好像都不算高，没有超过1.70米的，而且都挺漂亮。而最漂亮的，据说是胡秀芝和黄桂清，都是刁翎镇人。黄桂清全家抗战，和胡秀芝都是妇女团老兵，作战勇敢。胡秀芝曾带两个女兵，用手榴弹炸毁敌人哨所。

    郭桂琴、王惠民也是刁翎镇人，能歌善舞。胡真一老人说，郭桂琴是个孤儿，被卖到窑子里。谢兴华她爸看她可怜，没等接客，赶紧把她弄出来。谢兴华一家参加抗战，她也跟着上队了。1937年冬天，她冻掉俩脚指头，有只大脚趾，洗脚时见过，记不得是哪只脚了。王惠民也是一家抗战，不然不能要她。她牺牲时才十三岁，扔家里怎么办？她是我那个班的，行军时我帮她扛枪，撤退时我们拉着、背着她。这小孩可招人喜欢了。她爸外号“王皮袄”，是军部副官，上队不久就牺牲了，我们都瞒着她。她们投江半个多月后，我们路过那里，在下游捞出3具尸体，都挂在柳条通里，在山坡上掩埋了。还发现王惠民的背包，里面有个比拳头大的萝卜，啃去半拉。

    八女中李凤善遗存资料最少，采访中也无人提及，只知道她是朝鲜族，二十来岁，也是林口县人。

    八女中的另一位主心骨式人物，是与冷云同岁的人称“安大姐”的安顺福，西征前是4军被服厂厂长。

    有人说她的个头也就1.55米左右，比王惠民高不了多少，却是刚毅果敢，瘦小的身躯里仿佛有使不完的精力。

    安顺福也是一家抗战，父兄和弟弟都是党员。丈夫是4师政治部主任朴德山，西征前在依兰县大哈唐战斗中牺牲。

    有人说西征前，为了便于管理、行动，4军和5军的女同志即集中编为妇女团。有人说是楼山镇战斗后，将两个军的女兵合编，随5军1师行动。

    西征前，老弱病残和怀孕的女同志留下了，还在吃奶的孩子都送给了老百姓。有资料说，女同志不多的4军，送了9个。新中国成立后，有战友、亲属到当地寻访，找到的极少。

    冷云上队不久，与周维仁结婚，不久周维仁牺牲，西征前生的孩子，是个女儿。安顺福送人的孩子，不知多大，也不知是男孩女孩。但我们知道，八女中至少有两位母亲、战士，是这样踏上征途的。

    “当亡国奴是不分男女的”

    林贞玉，1914年生人，她和安顺福都是朝鲜族，都是穆棱县穆棱镇新安屯人。新安屯是个朝鲜族聚居的屯子，“九一八”事变后建立党支部、团支部，青少年都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抓坏人，是个红地盘，又称“红窝子”。

    邻村反动武装来新安屯抓走个党员，林贞玉跟住不放，一口一个“他是俺哥”，一直跟到那个村子，硬是把这个党员“要”了回来。

    附近九站有白俄开设的酒厂，收购山葡萄酿酒。林贞玉把传单藏在装山葡萄的筐里，骗过敌人哨卡，进城散发。

    1933年春，出了叛徒，新安屯党团员和抗日群众30多人被捕，包括安顺福的父亲、弟弟在内的7人被杀害。安顺福和林贞玉逃过此劫，一个上队去了4军，一个辗转到另一个红地盘宁安县小牡丹屯，秋天参加工农义务队。

    1934年秋，5军1师为获取冬衣，攻打斗沟子车站仓库。林贞玉所在团负责打援，撤退时她带一个班掩护，中弹牺牲。

    林贞玉是5军的第一个女兵，李志雄是5军乃至抗联中学历最高的女性。

    比林贞玉小一岁的李志雄，吉林省九台县人，1931年毕业于吉林女子中学，1933年考入北平东北大学预科。其父是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1935年秋在伪依栏县地方法院检察官任上，被日本宪兵队以“思想不良”逮捕入狱。李志雄辍学回家，奔走营救，结果母亲自缢身亡，父亲也死于狱中。她先是参加依兰反日救国会，之后上队到5军，曾在妇女团任指导员，1937年后担任下江联军教导队政治文化教官、吉东省委秘书处秘书。

    学生时代，李志雄品学兼优，还喜爱体育，是吉林女中的校篮球队队长。只是抗联的山林生活，对这个家境比较优裕的大学生格外苛刻，不断患病。待到饥寒交迫的1938年，当年那个篮球场上的骁将，已经成了个“病包子”，那样子有老人形容一阵风就能刮跑了。

    1939年春，敌人进攻设在富锦的后方密营，李志雄随军转移途中，已经病重难支，左臂又负伤，被临时安置在个树洞里。几天后部队派人去找她，老远就闻到一股味了。

    李志雄因其女生大学生的身份，所到之处，受人瞩目。而5军的第一个女兵林贞玉，当初一些官兵和老百姓见到她，情不自禁的问号就是：女人也能上阵打仗吗？

    林贞玉道：当亡国奴是不分男女的。

    抗联11个军中，2军、5军女兵最多。5军汉族人多，2军朝鲜（族）人多，而且老兵多。

    许成淑，1915年生于延吉县茶条沟仲坪村，1933年入团，同年参加延吉游击队。从游击队到抗联，机枪都是宝贝，大小战斗中的作用，有时堪称只手擎天。机枪手不光要射击技术好，还得政治可靠，而许成淑还因为她长得高大、健壮。游击战，翻山越岭钻林子，有时还要跟敌人抢山头，30来斤一挺机枪压在肩上，对谁都不是易事。行军中看到她的身影，枪炮声中听到那挺歪把子的鸣叫，官兵立刻感到鼓舞，浑身来劲。

    1937年6月，千余日伪军从三面将1师1团围在间三峰上。许成淑或长射，或点射，冲在前面的敌人非死即伤。机枪从来都是敌人炮击的重点目标，未等炮弹落下，或者在她刚才隐身的地方爆炸，她的机枪已在另一处开始给敌人“点名”了。此战后，官兵送她绰号“女将军”。那怀抱机枪怒射群敌的样子，也真像大将军八面威风。

    1939年8月，魏拯民指挥3方面军主力打下安图县柳树河子，7辆卡车载着援敌到了。“女将军”抱着机枪，在东大门炮台上掩护部队撤离。先是大腿负伤，接着身中数弹，昏迷后牺牲。

    崔姬淑和李桂顺是被俘后牺牲的。

    李桂顺是和龙县金谷村人，受哥哥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即投身抗战。在反“民生团”运动中，曾担任县委书记的丈夫被杀害，婆婆被开除党籍，她也被视为嫌疑分子，受到监视，哥哥则被日本宪兵队捕去杀害。面对这一切，无论身心承受着怎样的痛苦，永远坚定的是对党的信仰和抗日救国的决心。

    交通员、区委书记李桂顺做地方工作时间较长，1936年秋才上队到3师8团。1931年入党的崔姬淑，像许成淑一样，是延吉游击队的第一批队员。1937年春，李桂顺在黑瞎子沟密营养伤，被敌人偷袭，突围时被俘。崔姬淑是1941年2月，在一次战斗中腿负重伤被俘的。

    李桂顺被皮鞭抽打得遍体鳞伤，仍然撬不开她的嘴。敌人把两颗人头扔在她面前，那是同时被俘的司务长老王和六十多岁的老战士老崔头，李桂顺昏了过去。敌人以为得计了，用凉水把她泼醒，这回她开口了，破口大骂这帮畜生。

    无论敌人怎样用刑，崔姬淑只是冷笑，敌人受不了她那轻蔑的目光，把她的双眼抠了出来。她吐着嘴里的鲜血，说我心里亮堂，看得见你们的灭亡。敌人号叫着，又把她的心剜了出来。

    1942年2月初，5军3师师长张镇华率领的一支小部队，在宝清炭窑山被敌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官兵大都牺牲，身负重伤的师长和或枪伤或冻伤的6名女兵被俘。

    从张镇华口中什么都没得到，敌人就把希望寄托在6个女兵身上。

    首先被带上来的，是二十岁出头、长得挺结实的朱新玉。伪县长姓郭，亲自审讯，挺和气地让她坐下，问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朱新玉不理，一个汉奸大声道：你哑巴了？你们的队伍在哪里？

    朱新玉道：有你们的地方，就有我们的队伍。

    一顿皮鞭抡过，一个叫浅野的鬼子把战刀架在她的脖子上，一个汉奸又拿来一把烧得通红的烙铁。

    无计可施后，又开始审讯刘英。刘英的丈夫，是3师8团团长费广兆，正在宝清活动，不久前设伏打死十几个日伪军。

    伪县长问：你乐不乐意跟你的丈夫过好日子呀？

    刘英道：那是在把你们这些东西消灭了以后。

    浅野又把战刀架在刘英的脖子上：快快地说，费的在哪里？

    刘英怒视着鬼子：他在俺的眼睛里，就在你眼前！

    浅野号叫着：把她的眼睛挖出来！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覆盖着战友的遗体，

    遗体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透了旗帜。

    唱着赵一曼就义时唱着的《红旗歌》，6个女兵走上刑场。

    一个有别于八女投江的英雄群体。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1938年4月初，由于出了叛徒，6军帽儿山四块石密营被偷袭。

    这天是李敏的“饭班”，就是轮到她做饭。哨卡上枪声骤响时，这位6军最小的女兵，正在锅台前朝桶里舀饭。她愣了一下，随即更快地舀起来，直到快舀干了，才明白自己提不动那桶。那是只笨重的木桶，加上大半桶包米子粥，能有五十来斤。这时裴成春裴大姐赶过来，一手提桶，一手抓她，两个人爬过后窗，钻进林子里。

    11月底，她们从四块石转移到张家窑附近，与敌遭遇。1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指挥10多个伤员向东山转移，裴成春带人阻击敌人。迫击炮弹在山坡上爆炸，李敏趴在雪地上，用支小马枪向敌人射击。打了半个来小时，东山方向突然枪声大作，显然那边也上去敌人了，而且火力更猛。这边子弹也快打光了，只得撤退。

    5个女兵，裴成春在后边掩护，一个身强力壮的在前面开路。这年雪大，山沟里积雪没裆、齐胸。大个子女兵大张嘴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李敏上前替她。手扒头拱，拼命向前，突然脚下一滑，那人就像坐了滑车似的飞了出去。

    待她明白怎么回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这是山沟里一条河沟的河道，雪挺厚，这时的积雪还松软。冰面坡度不算大，沾点雪特别滑，一扒拱到冰面上，那人就下去了。石头、树棵子什么的，撞上几下，那人就昏过去了。

    她不知道是怎么从雪堆里拱出来的，恍若梦境。风在林间呼叫，雪粒子一阵阵扑打在脸上，她感到一种透心的寒冷，意识就开始苏醒，想起刚才的战斗。她挣扎着爬出河道，向上走去。首先看到大个子女兵，最后是裴成春，横躺竖卧的，都牺牲了。还有两个人没了，后来得知是被俘了。她抱着裴大姐哭了个一塌糊涂，就向山顶爬去。

    她想鸣枪，没子弹了，就开始“叫树”。人在山里迷路，或与同伴走散了，拿根腕口粗细的木棒，梆梆梆敲击树干，能传出很远，有人听见，就会以同样方式回应，叫“叫树”。叫了好一阵子，胳膊都震麻了，除了风吼没别的，就又燃起一堆火。她希望有人看到这火光，更希望哪儿也燃起这样的火光。她朝东山方向可着嗓子叫着，她不相信那么多人都牺牲了。风把她的声音和希望劫走了，隐约传来狼的嗥叫。

    她把枪背好，拄根棍子，开始下山。

    她知道，不论多大山，有条河，沿着河道就能走出大山。

    上山容易下山难。不知跌了多少跟头，胳膊腿和身上都可用“鼻青脸肿”形容了。

    太阳出来了，雪地上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一动不动，是只死老鼠。她踢了一下，冻得像块石头，就伸手捡起来——这是块肉呀！

    狐狸、狍子、鹿、狼、羽毛艳丽的野鸡，两天里见得太多了。狍子有的离她就10多步远，傻呆呆地望着她。帽儿山密营被袭，牺牲几个人，李桂兰和夏军长的女儿负伤被俘，可还有很多人，有裴大姐。两年了，无论她怎样想在别人的眼里变成大人，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她的依靠，只需跟着他们就行了。而现在，这个世界就剩她自己了，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怖、无助、绝望。十四岁的女兵，觉得自己就像离开大海的一滴水，眼看就要蒸发了、消失了。

    把死老鼠烧了吃了，腿脚有点儿劲了。

    第一天晚上“行军”，第二天晚上在篝火边“宿营”，天亮了继续“行军”。肚子咕咕叫着，捡些榛柴叶子嚼着。看到脚印，就仔细端详一阵子，也留意树棵子上是否挂着棉絮、布条、布丝。不过这时已经很难辨认了，因为抗联官兵许多人穿的都是缴获的日伪军服装。

    天黑了，她想找个背风的地方“宿营”，突然觉得有些异样，赶紧趴下。前面林子里传来踏雪声，一个山东口音挺重的人说：“同志们，起队。”

    六十一年后，李敏老人说，改革开放后播香港电视剧，警匪片中警察都说“收队”、“起队”。我们那时就是“收队”、“起队”，不叫集合。想想这辈子，没有比那一声“同志们，起队”，再使我热血沸腾的了。

    李敏、李在德这辈子最难忘怀的人之一，就是6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了。

    她是朝鲜庆尚北道人，1919年十二岁时随家人来到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不久入党，1933年参加汤原游击队。中等个头，圆脸，大眼睛，脸上总是红扑扑的。姐姐漂亮，弟弟英俊，都是党员、老游击队员。大弟裴锡哲，1932年春到鹤岗煤矿组织工人暴动，夺矿警的枪，赶上瓦斯爆炸牺牲。二弟裴锡九，同年春打入一支山林队，准备将其改造成党的武装，被坏人杀害。三弟裴敬天——前面已经说过了。

    一口流利的汉话，爽朗、热诚、稳重、干练，不知疲倦，没有能难倒她的事情。

    或者被袭击，或者主动转移，6军被服厂几次搬迁，选址、建密营都是她张罗。从锯树开始的一整套建房程序，不但懂行，干起活来一般男人也没她利索。被服厂常为其他军做服装，因为6军被服厂的效率是有名的。她手脚不闲，却没有手忙脚乱的时候，总能把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洗衣染布料，一双手皴裂开的口子，有的就像小孩嘴似的。送来一批伤员，被服厂随即转型为医院，她这位厂长就成了院长，还是护士、护理员。给重伤员擦屎擦尿，任何女性开头都难免迟疑，她上手就干。敌人来了，指挥战斗，她就是这支人员参差不齐的队伍的队长兼政委。

    1938年4月，在帽儿山四块石，敌人来袭，裴成春把伤员转移隐蔽后，带个队员迎敌而去，两支枪把敌人引开了。

    1938年后，更多的是履行医院职能、照料伤病员的被服厂，到处迁移、游动。露营“打火堆”，大家都睡了，她坐在火堆旁缝这补那。风向变了，或是谁凑得离火堆过近了，就把他往外拽拽。查完“铺”了，再去查哨。

    朝鲜族妇女刻苦耐劳的坚忍精神，即便不是举世无双，也世所罕见。曾担任过区、县妇联领导和县委委员，只是在参加革命后学点文化的裴成春，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领袖气度。

    当年和今天，李在德和李敏一想起裴大姐，就会想到母亲。

    赵尚志也叫她裴大姐，当然不仅是因为她比他大一岁。

    张家窑战斗的最后时刻，李敏听见金碧蓉喊“没子弹了”，裴大姐厉声道：“别吵吵。”

    母亲去世，一夜间李敏长成大人。裴大姐牺牲，李敏就觉得自己是老兵了。而从战争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每当她觉得快要挺不住了时，就会想起裴大姐。

    1939年初，随3团一个连掩护20多伤病员在宝清县锅盔山活动的李敏，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兵了，实实在在还是个小丫头。

    一口大铁锅，劈锯成擀面杖粗细长短的桦木绊子，在沸水中咕嘟着腾腾的热气。春天在山里渴了，用刀在桦树上割道口子，汁水就流淌下来，清沁可口。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断粮了，就煮桦树绊子，叫“熬树胶”。苦涩不说，还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可人饿急眼了，望着那棕色的渐显黏稠的“树胶”，嗓子眼里就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

    不到二十岁的小刘说：今儿个是“几儿”（几号）了？该过年了吧？

    四十多岁、和李敏同一天入党的苗司务长，扳着指头算来算去，一拍大腿：可不是咋的，今儿个是年三十呀。

    有人就说，那得弄点儿“好嚼裹儿”呀？哪来的“好嚼裹儿”呀？小刘那抿裆裤的屁股上缝块老羊皮，早没毛了，献出来。苗司务长进地窨子里，又拎出只破牛皮乌拉，洗了剁了放锅里，空气中就有了股脚丫子味儿。

    大年初一天快亮时，李敏去换岗。星星在天上眨眼，这是一天最冷的时候。哨位在丈把高的石砬子上，身后几棵一人粗细的油松，她将身子靠在树干上。不宜随意走动，走动影响听觉，夜岗主要靠听。真就听到下边有踏雪声，还有树枝折断声。是野兽？不像。谁？口令？就听下边猛跑起来，李敏“吧吧”就是两枪。

    一个连就十几个人，还没伤病员多，又没连长。杜指导员说不能撤，地形有利，子弹有的是，打。当即部署战斗，轻伤员也操枪进入阵地。

    山陡，老林子里积雪浅处及裆。敌人攻一阵子攻不动，躲在树后一露头，上边就是一枪。

    天亮了，敌人少说百十多人，大都是伪军。大家就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唱《劝伪军反正歌》。这帮伪军很顽固，打到中午未觉有冲天放枪的，枪打得也准，冲锋时那股凶悍劲儿甚至不亚于鬼子。开头大家只打鬼子，这下子就不分日伪了，有人甚至专打伪军。

    10点多钟，敌人来了援军，炮兵也到了。阳光下，迫击炮弹像一只只老鸹从山下林子后面飞上来，在空中划着抛物线，随即地动山摇。轻重机枪子弹像把无形的扫帚迎面扫来，钻进树干的那种声音，用哪种象声词都难说准确。山陡雪深，攻击动作慢，就成了活靶子。可伪军都带着钢盔，半截身子埋在雪里，再毛着腰，钢盔就像盾牌似的把人都护住了。李敏就侧射，或者瞄准正面敌人钢盔前沿的雪地。

    不断有人伤亡。旁边的苗司务长趴在那儿不动了，李敏抱起他的头，满脸是血，牺牲了。许排长是个老伤员，右腿迎面骨又打坏了，倚坐在树下，雪地上通红一片。李敏给他包扎，他说别管了，没用了。边说边举枪瞄准，一枪，又一枪。眼看包扎完了，许排长身子猛地向后一跳，倒了，双眼圆睁，胸前涌出血来。

    李敏僵住几秒，就抓起许排长那支三八枪。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

    一曲旋律，在李敏心头、耳畔昂然响起。

    杜指导员一只胳膊负伤了，在用肩头顶扛着一块石头。李敏唱着跳着冲过去，再加一把劲，大石头就起动了，卷起一路雪烟轰隆隆滚下山去。撞上大树弹跳、迟滞一下，拐个弯继续翻滚，敌人惊叫着，躲避不及的就被撞飞了，碾压着。

    又一些大石头被下去了。这种地形，这种东西比迫击炮、重机枪还厉害，坦克般轰隆隆如入无人之境。而敌人也更疯狂了，炮弹在阵地上不断爆炸，李敏旁边的树干被子弹打得蜂窝似的，最近的敌人也就20来米的距离，官兵们准备拼刺刀了。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战场上，指挥员有时会不让女兵唱歌喊口号。因为敌人知道有女兵，有的就喊着“抓活的”，“抢老婆”，产生一股邪劲。男兵为了保护女兵，有的会不顾一切，不听指挥。而这工夫就是不顾一切，也不用指挥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官兵们唱着、打着，周身的每个细胞，都被《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激励着、沸腾着。连地窨子里能够活动的伤病号，也唱着爬向阵地上，向敌人射击。

    有人已经端着刺刀冲出去了。小刘眼尖，大喊：“红旗！红旗！”就见敌人乱了，后面的已经逃跑了。透过青松和杂树的梢头，一面红旗时隐时现，正向山上飘来——是团长白福厚率队赶来，在敌人背后打响了。

    李敏老人说，那工夫，看不到、也不可能去看谁的表情，但是没说的，就是四个字“宁死不屈”，或者“视死如归”，或者“有我无敌”。

    老人说，“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那工夫那人能“发功”。大石头冻在雪地上，别说一肚子脚丫子味儿的“牛羊树胶汤”，就算酒足饭饱的棒小伙子，平时几个也难搬得动，那工夫两个人就下去了。追击敌人，几丈高的砬子，平时谁敢跳呀？那工夫想都不想就下去了，在雪地上打几个滚，爬起来就追，什么事没有。

    “号召妇女男性化”

    胡真一老人说：

    宫小丫是1938年夏天病死的，打摆子。部队转移，通过地方关系把她寄放到老百姓家里，两个多月后派人去看，死了。吴华敏嫁给军部一个副官，也姓吴，被俘牺牲了。吴华敏调去8军做妇女工作，再就没了消息。解放后我到处打听，回刁翎也问，这人肯定没了，调去8军还能有个好吗？干姊妹还有个谢兴华，一家人上队，她爸牺牲了，她也没了下落，也只能是牺牲了。我看过的抗联资料、文章和书里，没有她们的名字，没人知道她们。这种情况太多了，可我能不记得她们吗？

    5军妇女团最多时300多人，活下来多少？我算过多少回，10来个人吧。

    李敏老人说：

    上队了，高兴啊，过段时间又不满足了。1师师长马德山来了，我们就缠住他不放，要求男女平等，让他带我们真正地上队，拿枪打日本子。他说这密营里的工作也得有人干，这不是男女不平等，而是革命分工不同，男女总是有区别的。我们就说他是封建脑袋，军阀残余，有人还要开他的斗争会。

    1938年后，这男女瞅着也真的“平等”了。露营打火堆，那脸都跟灶王爷似的，衣服像要饭花子似的，也没什么“头发长，见识短”了，大家都差不多。张口说话，那嗓子大都是嘶哑的，你说谁是男的、女的？要说也有不一样的，女的没胡子，再就是天暖和时见到河水，总惦记着洗把脸，算是有点儿女人样了。

    也有优势，同样挨饿，先倒下的大都是男人，女人就抗造。可弱势也明显，女人来到这世上，原本就要承受更多的苦难。

    看报纸、电视，妇女卫生巾的广告有多少？我们那时用什么？夏天有种大叶子草，是种野菜，能吃，晾干了搓一搓，挺软和。几块破布，洗了晒了都硬邦邦的了，宝贝似的揣着。冬天怎么洗？无所谓了，就当没这码事儿了。你说有味儿？那人都成野人了，还管什么味儿呀？那虱子一球子一球子的，冬天怎么抓？咬呗。没结婚的人，谁脱过衣服睡觉了？

    “春炸骨头秋炸肉”，说的是春初秋末的河水多么凉，你“来事了”，不也一样得蹚吗？生病都不当回事儿，这种女人的正常生理现象，算啥？夏天雨水身上淌，血水顺着大腿流。冬天打火堆，就在雪地上睡，来事不来事，能不坐病吗？

    李在德老人说：

    1938年春，在锅盔山西南侧的勃利县山沟里，我生了第一个孩子，5天就死了。

    组织上留下李泰俊老两口照顾我，有点儿马肉和马骨头，搭个窝棚。折腾大半天，生下来了，是个男孩，没奶水。自己熬命都熬不过来了，能有什么奶水呀？李大爷、大娘熬骨头汤给我喝，也不下奶，喂孩子也不吃，头两天还哭，第三天没声了，眼睁睁瞅着没气了。

    1937年春，背粮过河，河底是冰，上面是水，过去就不行了。抽筋，全身都抽，吃饭送不进嘴里去，后来连筷子也拿不住了。那时条件好，住在老乡家里，一个老太太给我二两鹿胎膏，泡黄酒喝，好了。

    这回生孩子，又得了产后风，全身浮肿，也一天不如一天了。老两口急得团团转，我让他们弄老鸹眼树皮煮水。在密营里给伤员洗伤口，就用这东西，能消毒。大娘帮我洗，说行吗？我说行。心里话，死马当活马医吧——还真就活过来了。

    归屯后生的孩子，特别是冬天，没活下来几个。大雪号天的，几个人围一圈，扯几条毯子挡风，没毯子用大衣。有的生下来很快就死了，雪地上挖个坑，弄座小雪坟。有的难产，大人也埋那儿了。命大，活了，怎么带呀？送人都难。十家连坐，你家多个孩子，哪来的？碰上鄂伦春人最好了，他们要小孩，女孩也要。

    现在怀孕，有时越精心巴意的，不知怎么的就流产了，那时想摔掉都摔不掉。男人身强力壮都摔跟头，挺着个大肚子能不摔？平时也跟头把势的，下山，特别是晚上，雪地里就坐着往下出溜，弄不好就滚蛋了。

    胡真一老人说：

    1938年秋，在宁安北边扒铁路，袭击闷罐车打给养。我们女兵先撤的，在镜泊湖北边让鬼子跟上了，跑不过它，十几个人藏进湖边芦苇里。朴银珠的孩子才两个多月，是个小子，哭，她拿手捂他嘴。捂一会儿松开，还哭，鬼子就在湖边山坡的路上。这么哭了两回，没声了，她把孩子按水里淹死了。我离她几米远，芦苇密，看不见，还寻思这孩子怎这么懂事呀。鬼子走了，她抱孩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睛木呆呆的，傻了似的，光淌眼泪。

    我参军不久，就听说1师有个叫李元容的指导员，他的媳妇抱个两岁的孩子冻死了，坐在棵树下，娘俩雪人冰雕似的。

    1938年5月22日，《周保中给宋一夫、刘曙华、季青的信》中说：

    号召妇女男性化，一切要以纪律生活革命利益为前提，要她们有独立工作和政治的斗争能力。

    不知今日德国如何，当年联邦德国宪法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赋予女人使用武器的义务。美国法律则禁止女兵参加直接的地面战斗。

    从中东到中亚，当导弹、炸弹不断地夺去包括妇孺老人在内的无辜者的生命时，有时还会听到杀人的一方表示“遗憾”——随着包括战争在内的人类生活越来越高科技化，战争好像也变得“文明”、“进步”、“人性”了。

    而我的先人不得不投入的这场战争，不但力量对比悬殊，而且这些被称做“日本子”、“日本鬼子”的侵略者的残忍、野蛮，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恐怕也难觅出其右者。于是，从十一岁坐牢的朴金华，八女投江中只有十三岁的王惠民，到年过花甲的“抗联之父”李升，就走上战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男人与女人，生者与逝者，有名与无名，都是一个名字：战士！

    而老于太太和部下那些女兵，吃了一种什么草药，使自己绝经，昭示的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