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暗算了

    从总指挥到军长、士兵，凡“过苏联”者，苏军一视同仁，一律缴械、审查。不知道第一次过界的赵尚志，与随行的吴副官和传令兵郭录、王明发、小陆，晓不晓得这一点。少年时代曾在白俄家干过杂役的赵尚志，会几句俄语，说我是受你们的布留赫尔元帅邀请，过来研究配合苏联红军打日本子的。

    边防军官兵当然不晓得这码事，问题在于苏联方面始终否认有这码事。

    当晚在附近村子被关了一夜，第二天又被送去伯力远东军内务部的拘留所。

    赵尚志在伯力被关押16个月，从东北战场消失近一年半。

    如果不是诺门罕那边打起来了，说不定还要关多长时间。

    全部问题的实质，都在于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赵尚志被人暗算了。

    是谁暗算了赵尚志？

    毫无疑问，苏联人很快会查明赵尚志的身份。

    很快是因为赵尚志太引人注目，形象特征又比较突出，但对这样一个人又不能不慎重，也就得个把月时间。就在这时，戴鸿宾率队过界了，也被送来了，几天后祁致中又来了。祁致中1937年12月从抚远过界，希望苏联帮助解决七星砬子兵工厂的火药问题。而戴鸿宾带过来的，包括3军1师师长蔡近葵、9师师长李振远在内的500余人，前边说了，都被遣送新疆了。

    苏联人这时好像只要军长。

    义勇军失利后，一批批“过苏联”。日本在苏联，特别是远东地区，不知道有多少特务，包括这次3军、6军500多人的境遇，肯定都看在眼里。苏联悄悄地留下赵尚志等人，既掩护了自己，手里又有了一张牌，可以随时放虎归山。即便日本人知道了赵尚志等人没去新疆，也得相当时日，可以随机处置。

    这就可能有了同一张牌的另一种打法。日伪要求引渡义勇军，就不要求引渡抗联？抗联是“满洲国”的心腹之患，自然就成了苏联手中的一只筹码，在与苏联的外交中，傲慢的日本能不提出什么条件？而苏联为了一纸《苏日中立条约》，彼此会不会有什么默契？如果东西方战线出现了非引渡不可的情境，为了苏联的利益，又会怎样？

    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其难以成立的理由，不仅是下一章将要写到的已知的结果，还在于前面写过的赵尚志过界后半个月左右，周保中也从饶河过界，在比肯滞留个把月又回来了。

    而此前此后，抗联不断有人过界，李华堂也曾过界。倘把李华堂也扣下，那北满联军的4位军长就一网打尽了。

    如果苏联想毁了抗联，应该说是很容易的事。比如像第二次伯力会议那样发个指令，正苦于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各军、路军领导，能不执行、服从、响应“阶级祖国”的指示、命令、召唤？那可真的是一网打尽了，也把手里的牌打光了，这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

    如果苏联存心羁押赵尚志，办法多得是，非得捎个“邀请”的“口信”吗？

    实际情况是不是赵尚志的到来，给不想刺激、得罪日本的苏联出了道难题，那感觉就像捧到手里一个烫手的土豆？

    赵尚志过界正赶上苏联肃反，此前一个多月，他还给远东红旗军司令布留赫尔写过一封信，而布留赫尔是肃反对象。布留赫尔就是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加仑，赵尚志是黄埔四期学员。因为这层关系，就有人认为他被羁押，是受了牵连。那戴鸿宾和祁致中呢？而且，赵尚志给布氏的信中，没有任何超出两党两军关系的内容、意思。在此后已知的文件、资料中，也见不到赵尚志与肃反沾边的文字。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赵尚志都是被人暗算了，肯定有人希望他落到这步田地。

    是苏联使赵尚志在东北战场消失近一年半的时光，对抗联造成重大损害，乃至系列损害。但是，从义勇军到抗联，纵观14年抗战，应该说只是个例。

    有老人感叹：赵尚志这个人哪，天上掉一个雹子也能砸到他头上。

    陈绍宾的口信

    1940年1月20日，《赵尚志给关聂夫（科涅夫——笔者）和远东边疆党委的信——关于陈绍宾问题》中说：

    我希望明白和了解从一九三八年我来到苏联，到一九三九年四月的时候，我曾多次的问了关于陈绍宾所传达的问题，在四月间在内务部那里（有一位绿牌一个星的长官，一位粉红牌三个星的长官，一位穿便衣的同志，也都在身边），带有三个星的内务部长官回答我陈绍宾的问题时说令我回去处罚他，以后我同戴鸿宾、祁致中同去和司令官同志的代表见面时，也曾回答我们说，令回去后考查他，当然这两次谁也没有给我字据（如果没有这个指示，长官同志可以处罚我，而我认为有这指示），但我曾根据这个指示，认为陈绍宾是破坏东北革命，而他所以敢继续到苏联来，绝不是他一人造谣，而是在苏联内，有与他同谋的分子，并且在东北也有。

    当苏联方面矢口否认有“邀请”一事时，别说赵尚志了，连小孩子的第一反应也是：那捎来这个“口信”的人是怎么回事儿？

    许多老人都谈到陈绍宾。

    陈绍宾，1890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三济屯，“九一八”事变时为汤原县同远木材公司警卫队长，参加红枪会抗日，之后加入6军2团2连任连长。1936年2月，率连袭击汤旺河上游集团森林警察、采伐事务所，俘虏5个鬼子，缴获机枪1挺、步枪43枝、子弹3500发及大量粮食、棉衣，牛马等等。1937年2月，奉夏云杰之命潜入汤原城，做伪军、伪警察、伪县长工作，收集情报，配合6军5月18日攻袭汤原城。3月，在汤旺河×××地区7个村组织反日会及办事处，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以上情况，源自《三江省警务厅长关于逮捕审讯抗日联合军第六军政治主任陈少宾（陈绍斌）》（本地警统委长报），开篇第一段为“（请参照康德四年八月十八日三警国特高秘发第五○四号）”，其中还有关于6军的编制及装备状况和与苏联的关系的口供。

    如果这份资料是可信的，那么这时陈绍宾就开始为鬼子工作了。

    陈绍宾8月被捕，9月即出现在抗联队伍中，照样“过苏联”，有人说他来去像走平道似的。其原因，据说是之前曾救了个叫伊万的苏联人。确有此人，当年的文件中写作“一万”，敌伪档案说他是个“赤俄”。此人是何人物，到中国有何使命，陈绍宾是怎么救他的，不详。像其他军也有老人提到也曾见过苏联人一样，反正挺神秘的。但是，苏联方面对陈绍宾非常信任，应是无疑的。他的“六军特别交通”这个身份，似乎也与此有关。

    陈绍宾被俘后，既然有其他口供，能没有关于伊万和“特别交通”的口供？一直跟苏联打情报战的日本鬼子，对此当然会更感兴趣，甚至大喜过望了。

    伯力会议后，苏联为抗联提供了庇护所。而绵延数千公里的中苏边界，则为日苏两国的情报战提供方便。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叶夫根尼·戈尔布洛夫所著《苏联援助中国东北抗日游击队内幕》中说，日寇除了利用流亡东北的白俄，训练后潜入苏联外，就是派遣假地下党和抗联人员，在苏联接受军政训练后，派回东北党和抗联担任领导职务。而像陈绍宾这样“过苏联”像走平道的人，又能拿来就用，是不是就求之不得了？

    就有人认为，陈绍宾是双料特务、两面间谍。

    在给科涅夫的信中，赵尚志毫不客气地指出，苏联也有陈绍宾的同谋。内务部让赵尚志惩罚他，考查他，可能是搪塞，也可能是对这个捎“口信”的人画了个问号，让赵尚志搞清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有人说，如果陈绍宾是日本特务，那“口信”就来自鬼子。如果他跟鬼子没联系，那是他编的，还是与人合谋？这个人是谁？他们要干什么？还要干什么？

    但这只是推测、猜想，而且是建筑在那个“如果”上的推测、猜想。

    1938年2月下旬，周保中从苏联归来，去往宝清兰棒山2路军总部和5军军部途中，在一个叫荒上的地方，被敌截击。激战中，周保中落马。有作品这样写道：

    一个大个子敌人就气势汹汹地来抓周保中的衣服，周保中急回头一看，就是刚才喊叫“后边的就是周保中”的那个叛徒（原第六军一师师长陈绍宾）。这时周保中简直要气炸肺了，恨得全身发抖地骂道：“你这个卑鄙的东西！出卖了革命，现在又想得到日寇的赏金而拼命来抓我。”周保中照准这家伙的前胸“呯、呯”连发两枪，叛徒扑通倒在雪地上亡命了。

    至此，对这个人已经定性了。可后一句显然不确，因为1940年4月，陈绍宾还是3路军9支队支队长——这又让人迷惑了。而且，据说陈绍宾个子也不算高，留着两撇胡子。

    1938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省委宋一夫、周保中给七军党委及下江特委的信》中，谈到荒上遇险时说：

    出险的原因：第一，由陈绍宾泄漏预先规定的行动消息。第二，七军刘海龙有奸细走信的嫌疑。

    认定陈绍宾客观上有奸细行动。除这次泄露与保中同志预定的行动消息外，陈绍宾去冬东去时在富锦五区遇独立师韩团长正接洽投降，他抱着默不发言可耻的态度，又不通知联军关系方面，因此叛徒韩团长得顺利无阻的投降日贼。今年四月，七军三师七团西进，陈绍宾受七军军部的委托，负有七团西进的向导和援助的责任，但他和七团到大旗杆以后，完全放弃委托与应有责任，使七团全部盲目西进，造成向阳沟严重损失原因之一。陈绍宾担任六军特别交通送高射重机到××地，去时从富锦出发到饶河，并不保守秘密，沿途公开宣扬，这不但有其他各方妨碍，而且直接引起日贼对七军基本游击地带的特别注意。吉东省委向下江党及七军党负责同志提出要求：一、彻底追查惩治刘海龙及其他奸细分子；二、对陈绍宾以后之工作行动，一律加以拒绝，不许与之发生任何联系，并严重监视他以后的行动，若有可疑或显然障害时即直接处分。关于此点上江方面已通知各关系方面。

    那边捎个“口信”，把赵尚志骗去苏联，这边再对周保中下手，是不是这样子？倘若赵尚志和周保中都消失了，那北满、吉东的抗战，会是一种什么境况？

    尽管“上江方面已通知各关系方面”，实际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别说北满，就是吉东也难以尽数通知到每支部队、每个地方党组织。即便通知到的，有的恐怕也是半年、一年后，乃至更长的时间。而赵尚志则根本无从考查他、处罚他——留待后叙。

    北满发现的则是另外的问题。

    1940年1月27日，《张寿篯给金策、李景荫同志的信》中说：

    陈绍宾同志，他并没有清楚了解自己的错误，他简直表现出他充分的封建英雄老兵混子的“手腕”，他到了北部以后，又继续犯观念上不允许的错误，他冒传军司令部的指示说：“司令说教一、三师合并，混编一起”，又说“司令说明贵同志他担负师长我就担负参谋长，否则我担负师长，你就担负参谋长，司令教我们讨论”。

    捎来“口信”，冒传“指示”，这个“封建英雄老兵混子的‘手腕’”颇娴熟。

    同年12月29日，《中共北满省常委的报告》中说：

    陈绍宾、杨鸿志二同志今年七八月，因离开革命而逃跑，由北省委决定开除党籍。

    此前8月30日，《张寿篯给王新林的工作报告》中，说“现在指挥部已经通缉他”。

    只身逃跑的陈绍宾，是被敌人杀害的。

    有人认为，敌人可能是误杀，因为只有特务机关才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知道的人很少。更可能是杀人灭口，怕他供出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对日本鬼子太重要了。

    只是推测。

    谁希望赵尚志消失？当然是日本鬼子了，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从口头到纸面，赵尚志在敌人那儿已经消失好几回了。既然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难以达到目的，那就假手于反日阵营内部。鬼子已经尝到了甜头，通过网罗叛徒一次次地重创抗联。

    而在排除了苏联的可能性后，就只能在抗联中寻找奸细了。

    毫无疑问，这个捎来“口信”的人，应该是第一个怀疑对象，也是最可能道出事实真相的人。可陈绍宾之死，使顺藤摸瓜的第一个环节就掉了链子。

    关于陈绍宾，后面还将写到，也只是怀疑而已。

    在笔者采访时，有老人说，听说有人在海伦为陈绍宾立座纪念碑。

    这么看，陈绍宾的逃跑、开除党籍问题，都应该不是问题了。

    抗联斗争太残酷，问题太复杂，幸存者太少，存留资料也少，有的也不尽可靠，再加上敌人当年就在搅浑水，难解之谜也就太多。

    没当过一天亡国奴的李向山被敌人杀害后，阴险的鬼子还朝他身上泼污水，说他被俘后叛变了，根据他的口供逮捕了25个人。

    排除排除再排除

    首先可以排除周保中。

    因撤销满洲省委和“吉特信”、“中代信”，引发的北满与吉东的误会、分歧，并未因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而消弭，在与会的吉东代表周保中看来，赵尚志无疑是在反对“中央路线”，阻碍着北满党与吉东党及下江各军的统一。要想改变赵尚志的观点是不可能的，起码依靠目前东北党的这些人，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一个既简捷又不失分寸的办法，是不是就让赵尚志在东北消失，去苏联待着，让中央代表团去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前面已经说过了。

    即便赵尚志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后，周保中也一再给有关方面写信，认为赵尚志有革命的坚决性，这不应该是最后的决定，希望北满省委能够重新审查赵尚志的党籍问题。

    与周保中特别要求赵尚志回国抗战恰恰相反，北满临时省委1938年5月1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得明明白白的：“我们认为他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前面也说过了。

    一系列问题就扑面而来：怎么会是这样子，这篇报告是谁写的？经过集体研究、讨论了吗？力主如此这般的又是谁？

    首先值得怀疑的，应该是被笔者隐去姓名的发表了“意见书”的人。

    像苏联方面矢口否认“邀请”一事，人们立刻会想到捎“口信”的陈绍宾一样，怎么赵尚志走了个把月，就来了“意见书”？是巧合，还是早有预谋？

    笔者这样说，不能不感到痛苦和不安，但我必须尽力说明白。因为即便我不这样说，读者也会这样想。

    像周保中一样，×××不能不为北满党内部的和与吉东党的分歧，乃至分裂，感到忧虑。而在确认了“吉特信”、“中代信”的来路后，就更不能容忍赵尚志反对“中央路线”的行为。实际上，这也是后来大多数人的选择。因为谁也背负不起反对“中央路线”的责任，共产党员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无论×××与赵尚志有没有、有多少个人恩怨，他都是站在北满党、乃至吉东党的全局立场上，思考并动作的。他和赵尚志一样，都是有着坚强的党性和极强的个性的人。正像有的作品说的那样，“他的内心里，还极可能充满了强烈的党性意识，巨大的勇气、使命感和豪情”。

    周保中是在苏联的比肯得知王明、康生已经回国的，他应该是最早得获这个消息的抗联人。“意见书”是在周保中归来后个把月发表的。就是说，这个消息传到北满，应该还需要相当时日。而从刘海涛到朱新阳，北满派去苏联的人一去无踪影，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眼睁睁地看着北满党跟着赵尚志的反“中央路线”走下去，他不想让赵尚志就这么走下去。中央代表团会帮助、教育赵尚志，这对他是一种保护、爱护。否则，这个撞上南墙也不回头的人，迟早要倒大霉。

    ×××应在不希望赵尚志回国之列，因为北满党的思想统一还需时日，这时赵尚志回来，可能又是一场地震。待这边都归到“中央路线”上了，那边赵尚志也被中央代表改造得差不多了，再回来齐心协力打鬼子。

    谁也不能走进历史——但是这样理解，是不是能够接近历史？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被解除省委书记，“意见书”后因“反倾向”不力，又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的冯仲云，后来也被赵尚志怀疑为“奸细”。而无论他说了并白纸黑字留下多少关于“反倾向”的话，读者已经明了他应排除在外。

    还有就是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了。他一直是×××和“意见书”的支持者。前面说过，在解除了冯仲云宣传部长职务的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他做了东北党和抗联罕见的长篇报告，认为“尚志同志确是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之主要负责者”。但是，说他是暗算赵尚志的人，不但没有证据，而且在北满党和联军中，也不是那种能够驾控局面的强势人物。

    当我们只能在这些重要人物中一个个地排除时，是不是有人早在那儿偷着乐得笑掉大牙了？

    有老人说，有误杀的，有没有误放的？有没有从一开始就假装好人，混进党和抗联队伍的？那时别说祖宗三代，就是昨天没了，今天回来了，他干什么去了，你都没法查。地方关系没了，连吃饭都得打着吃，你能上哪儿查，怎么查？抗联好多蹊跷事都是这么来的。这是没法子的事。日本投降时拼命销毁档案、文件，它是销毁战争罪证，也是保存实力，保护那些潜伏的特务、奸细。那时小鬼子不服气，说20年后再回来。

    有老人说：这件事如果有朝一日能搞清楚，说不定会让人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