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现在是让人越来越活不下去
从衣食住行到吃喝嫖赌是全中国最贵
上海不欢迎外地人伊也不欢迎上海人
上海只欢迎一种人就是有钞票额人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
可是我们身上都没有人民币
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
全世界有钱人来相聚
——顶楼的马戏团《上海不欢迎你》
当上海的本土乐队“顶楼的马戏团”在2009年11月28日MAO Live house的《摇滚上海》首发仪式上,用这首《上海不欢迎你》引爆全场的时候,肖正义(化名)正和他的第11个相亲对象,坐在淮海中路796号的私人会所KEE享用晚餐,但肖正义并不享受,他盯着那块磨菇橄榄油柠檬汁蒸比目鱼,苦笑。
在他正对面,坐着女孩和她的母亲,上海人,吃鱼的动作很优雅,显然好像接受过严格的西餐礼仪训练。
“肖先生,侬有几套房子,是别墅还是公寓楼?有上海户口吗?家里请了保姆吧?阿拉囡囡可不能去当老妈子……”
千篇一律,大同小异。半年多里,热心的同事和朋友相继为33岁的肖正义介绍了好多漂亮的上海女孩,但她们和她们的亲友,对肖正义赚钱能力的关注,多过于对他这个人的兴趣。哭笑不得。
“海归”被上海打败
肖正义,南京人,2001年于柏林工业大学软件技术与计算机理论系硕士毕业,之后在德国移动软件公司cellity工作了近四年。因为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创业梦,所以他辞掉了令人艳羡的工作,卖掉了房子和车子,带着8.5万欧元的积蓄,一身轻装回国,并选择上海创业。
2005年,肖正义倾尽所有,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创办了一家工业应用软件开发公司。创业之初,除了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门、投资公司和关系单位之间,肖正义还要应付上海员工频繁地跳槽和请假。更多时候,是应聘者一看公司这么小,掉头就走。人才难找,这是他做了半年老板后实实在在的心得。
起初,肖正义有一个很优秀的工程师,是个能干的上海小伙,但他的女友希望他能在500强的外资企业工作,每天进出高级写字楼。衣冠楚楚地拿高薪,因为这样感觉更体面,而肖正义的这家小公司,名字说出去亲戚们都摇头说不知道——收入能好吗?未来能有前途吗?是没本事进大公司吧?于是隔三差五用电话和短信不停威逼利诱。肖正义费尽心思,用加薪和未来的升迁总算稳住了自己的优秀员工。没想到,两个月后,小伙的女友和他吹了,弄得肖正义十分尴尬,只能无奈劝说自己的员工赶快回家把爱情追回来。
但更让肖正义头痛的,还是资金问题。每年24万的办公租金,36万的员工薪资,还不包括水电、物业和办公耗材。而要开发一款市场接受度高的好软件,前期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可对于刚刚起步的小公司,肖正义知道自己等不起,他有点急了。更勤快地进出政府部门,寻求海归创业的政策性资金援助,但他只看到很多政策性资金向某一个国企大投,一掷千金,一次投入就达两三千万。肖正义心里清楚,两千万对像他这样的中小企业作用将非常大,可以帮小企业迈过生死之坎。但上海的资金似乎总是更愿意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在缺人少钱的重重困境下,肖正义的创业梦终于在苦苦支撑了两年后,彻底破碎了。
他消沉了一个多月,但很快就有猎头公司找到肖正义,为他推荐了一家世界500强It公司在上海分公司的技术总监之职。几轮面试之后,肖正义顺利拿到了这份offer,年薪50万。于是,他从一个身心疲惫的创业者变成了一个高级打工仔,但还是身心疲惫。
在新公司,虽然肖正义不用每天义务加班,甚至上班迟到也没人管。但这种“小松小散”同时也意味着:他没有明确的工作、休息时间。如果碰上有新的开发项目,工作到次日凌晨一两点钟是家常便饭;颈椎病发,套着项圈躺在床上时,他还要遥控技术研发的明细;难得休年假,维也纳的凌晨2点,却被上海一个工作电话吵醒,但一看到手机上显示的号码,肖正义又立刻下意识地把自己的神经“调到”工作状态。
远在南京的父母年事已高,经常打电话让肖正义多注意休息,但他也颇为无奈:“逃那么远,还是被工作追压。很多国外客户度假时,能真的把工作统统扔掉,但我做不到。”肖正义将之归结为环境:“当这个城市所有人的脚步都匆匆忙忙,一路漫步看风景就成了不合时宜。”
工作太多让人抑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肖正义的左眼睛频繁出现大块白斑,像闪电一样,觉得就快瞎了。他懊恼自己的身体永远不能和意志一样坚强。
有一天加班到凌晨,回到家,肖正义的左眼彻底看不清东西了,这个中年男人一屁股坐在地上,也不去开灯,把头埋在胳膊里。上海的这栋出租屋,没有一处能抚慰他。这时,他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不久前的那次高中同学的聚会,来的都是在上海奋斗多年的南京人。
这是一场AA制的“纯友谊”聚会。非常符合上海人的习惯,肖正义也不反感。只是好几个人都是多年未见,让他感觉有些生疏。其中一人带着金边眼镜,西服笔挺,高谈阔论。当有人问他的具体工作时,他只是说,我是做投资的,并不愿再继续这个话题。也有人主动聊起自己的工作,说是做hR的,经常往返于南美和中东,平时很忙。
八个人吃了930元,930除以8除不尽,结果付账的时候就有人把硬币也掏了出来,有个硬币掉在地上滚了好远。服务员是个20出头的山东姑娘,很敬业,红着脸,蹲在地上帮着一起找那枚滚得很远的黄澄澄的五毛硬币……
几天后,肖正义从其中一位同学那里了解到,聚会上那个搞投资的同学是招商银行信用卡部的业务员,平时主要工作就是推销信用卡;那个经常去南美与中东做“人力资源管理”的,其实是个带路的无牌导游,到处打游击。
上海让曾经的青葱少年,变成了务实的中年大叔,竭力伪装自己人生中的“补丁”。
这一夜,肖正义思绪如潮。
第二天,他决定让自己的人生尽快安定下来,组建一个家庭,生个孩子。于是,早已迈过30岁大关、从未正儿八经恋爱过的肖正义接受了亲友和同事们的好意,穿梭于多场相亲派对,和形形色色的女孩见面。
爱情被物质打败
“对不起,我在上海没有房子,暂时。”肖正义放下刀叉,平静地看着面前的这对母女。
女孩叫李曼(化名),肖正义的第11个相亲对象,也是一名海归。两年前,上海女孩李曼在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大学攻读了一年会计学位后,归国返家。仅仅这一年,父母就在李曼身上花掉了30万。
1983年出生的李曼打扮入时,就连读英语培训班也拎着LV的speedy30,各大顶级名牌的时尚新款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回到上海的这两年,她每天的生活几乎就是逛街、喝茶、美容保养。其实,刚回国找工作那阵,李曼收到过两份不错的offer,是两家知名外资银行,月薪也有6000多,可她并没有接受。“一个月不就6000块钱么,自己随便做点什么事情不能赚到,上班还要看人家脸色,而且我读书早,还年轻,应该趁年轻多玩玩。”李曼有一套自己的生活逻辑。
此刻,她坐在肖正义对面,微笑着问道:“那你会为我买一套吗?”
这是个直率的问题,在肖正义看来,无异于“那你会娶我吗”。在上海滩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就像是在一座原始森林里,你却没有捕猎和免于被捕猎的能力,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这是身边好友对肖正义的提醒。
既然在这座城市里没钱将如此“凶险”,那我未来的妻子要求我这个丈夫用钱为她构筑一座安全的堡垒,又有何不对?
看着这个面容姣好、一脸执着寻求答案的女孩,在相亲和工作间疲于奔命的肖正义终于决定认真尝试一次恋爱,以婚姻为前提。
于是,他答应李曼,房子会有的。
然而,在德国生活多年的肖正义,并不真的清楚汹涌澎湃的上海楼市。
2009年,柏林市区的房价均价为1500-2000欧元/平方米。在市中心繁华地段买一套80平方米的新房,价格在15万欧元至20万欧元之间,二手房大概10万到15万欧元之间。如果不在乎地理位置,在距离柏林市中心30分钟车程的郊区,有不少60平方米左右的二手房,价格在5万到8万欧元之间。
而且,这个价格几乎十年未变。过去的十年间,德国房价始终保持较低水平,德国的名义房价每年仅上涨1%,而德国物价水平平均每年涨幅达2%,也就是说扣除物价因素,德国的房价实际上在以每年1%的速度缩水。
这个价格,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日新月异的房价比,实在显得有点“寒酸”。尤其是在上海,2009年在长宁内环的新华路1号楼盘成交均价为7.9万/平方米,按汇率转换,是柏林市中心房价的近五倍。
再看看人均收入。柏林2009年的人均月收入为2400欧元左右,基本和市中心房价持平。算下来,在柏林买套像样的房子也就是普通人5到8年的工资。而按照李曼非黄金地段、非高档住宅区、非大户型不要的购房原则,即使在市区买一套150平米、均价5万/平方米的公寓,以肖正义50万的年薪收入,也要不吃不喝奋斗足足15年才能满足。
稍微一算这笔账,肖正义就觉得这座城市太荒诞。
由于之前创业,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砸了进去,所以肖正义此刻除了打工的薪水之外,身无长物。因为对房奴身份的恐惧,因为怕自己一旦花大半辈子供养豪宅,到头来房子有了,人却没了,想想便辛酸。于是,肖正义和李曼商量,房子的事情先缓一缓,看看房价有没有可能跌下来,毕竟国家调控一轮又一轮。
李曼说,可以。但是,相应的,结婚的事情也要缓一缓。
房子、结婚都缓了下来,但花钱这么要紧的事还是不能耽搁。李曼总是隔三差五向肖正义索要礼物,她从不明说,只是在约会中笑眯眯地提到最近自己看中了爱马仕的丝巾、香奈儿的山茶花胸针或者LV的包包,但是又漫不经心地说舍不得买,“豁翎子”(上海话,暗示的意思)给肖正义。下次肖再约她,李曼就会以各种托辞拒绝赴约,直到肖正义“接翎子”(领会暗示,就是北方人俗称的“有眼力见儿”)把礼物买了送上门。
李曼很同意母亲的观点:男人爱女人,不能只是上嘴皮碰下嘴皮,光说没用,要拿出实际行动。最实际的就是为女人花钱,一来这钱是男人用脑力、体力和精力赚来的,他肯为你花就证明他有心照顾你,二来钱赚多赚少很能证明男人的本事,他不仅要有心,还要有能力来照顾女人,否则就别提爱,因为他根本“爱不起”。
李曼从小在静安寺后面的石库门里长大,屋子阴暗潮湿,木楼梯又陡又窄,踩一脚就“咯吱”乱响,楼梯间还经常混着汗味、霉味和猫尿的骚味,一家三口挤在十几个平方里,厨卫还是三户人家共用的。而他们家所处的这一块是静安区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上海最奢华的商业圈之一。金灿灿的静安寺旁边,紧挨着以高档消费著称的久光百货,里面一件样式极其普通的风衣,即便打3折,凑近一看标牌还是四位数的。
这种对比是震撼的。李曼从小就很明白,好东西都是要花钱去买的,没钱她就只能永远待在有猫尿味的老石库门里。
有一次,李曼的父亲经过久光百货,觉得口渴,就在底下的超市买了两个雪白的大梨。因为周围推着购物车买东西的都是老外或衣冠楚楚的中国人,李曼的父亲也不想丢人,所以价格都没细看,拿着两个梨,腰板挺得直直地走到收银台。结账一看,五十多元,就两个梨?父亲在小区里看门,守一天也就五十块。不过他还是咬咬牙买了下来,回到家很认真地把梨吃得干干净净,连核都嚼了。
不过,即便家境窘迫,李曼也从未被亏待。读初中时,母亲买了条金项链送给她当生日礼物,说:“别人家女儿生得还不如我家囡囡好看,她们穿金戴银,我家囡囡没有,就太作孽(可怜的意思)。”为此,他们家吃了三个多月的青菜。
李曼有个小姨,生得标致,结了两次婚,第二任老公是个毛发旺盛的意大利人,在上海经商。小姨经常开着她的保时捷、拎着Gucci包包上李曼家串门,一件件炫耀最近shopping的战利品。李曼看得两眼发直,而她母亲每次一见这个做了“阔太太”的妹妹,心里就堵得慌。她自己没能嫁个有钱人,就希望女儿能从草窝里飞出去,攀上高枝。
所以,李曼大学刚读了三四个学期,母亲就在一次亲友聚会上郑重宣布:阿拉要开始为囡囡找婆家了!请大家广开思路,付诸行动,思想可以解放一点,步子可以迈大一点,心肠可以再热一点。
母亲很执着,她认为找女婿就像挑苹果,下手要趁早,出手要果断,好苹果就那么几只,稍微打个瞌睡,就被人家眼头活络的挑走了。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上海是个太“牛”的城市,一天一个样、三天大变样,大门一开,什么好东西都往门里涌,生态立马不平衡,人心顿时躁动。把日子过得好一点无可厚非,但没钱怎么好得起来?于是,爱情就在这个城市里变味了。
后来,母亲厚着脸皮找“阔太太”妹妹帮忙,借了钱送李曼去英国留学,给女儿镀层金,有个好身价和好起点。
回国后找工作那阵,李曼对母亲的话有了更深的认可。如果靠她自己那点儿薪水,做多少年才能买上像样的房子?还是应该嫁个有钱的男人,这样她很快就能过上好日子,她有钱了,爸妈也就不必那么辛苦了。
所以,为了考验肖正义的经济实力,李曼把某次的约会地点定在恒隆广场,指着卡地亚专柜里一枚20多万的钻戒,说希望得到这份礼物。
老实的肖正义错误地将之理解为李曼同意结婚了。于是当即刷了金卡买下钻戒,向李曼求婚。李曼很高兴地戴上戒指,却拒绝了他的求婚。这让肖正义有点动气。
但第二天电话里又传来李曼温柔的声音,她说结婚可以,但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屋檐挡风遮雨,会让她对新生活失去信心和踏入的勇气。
又是房子。肖正义捏着电话苦笑。
此时,时间已经进入2010年9月,在上一轮国家对房地产调控启动至此的20周里,上海房价再创新高,商品住宅周成交均价平均高达22261元/平方米,几乎创下上海房价的又一座“里程碑”。
9月8日,黄浦江沿岸E18地块以35480元/平方米的成交价,成为全国最贵宅地。根据方方地产咨询机构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上海2010年前8个月成交楼板价万元以内的住宅用地所占比重,已由2009年占总量的76.9%,下跌至今年的51.91%(《每日经济新闻》)。
楼板价万元以下地块的大幅度减少,意味着未来两三年将有五成左右上海购房者“被豪宅”。如果楼板价达到1万元/平方米以上,房子建成后售价至少3万元/平方米以上。
金地集团就曾公开披露要建豪宅,目标是上海青浦赵巷镇14500元/平方米拿下的上海郊区地王,当时业内人士估计是项目的售价可能达到3万元/平方米,但来自市场的最新估计是上述项目的售价可能达到70000元/平方米。
越调控房价越高,地王频频被刷新,高价地块专盖豪宅,普通人在上海的立足点越来越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眼缘的女孩,却把价码越开越高,婚姻俨然成了一场财色交易——无论是房子,还是妻子,统统“买”不起,因为他们都在上海。肖正义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以及他在这座城市的定位。上海,有我的未来吗?
其实,以肖正义目前的收入来说,要供养一个全职太太,住在产权属于自己的豪宅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只要他愿意贷款,并就此为了填补这两个“黑洞”累死累活地工作。但是,他的理想怎么办?他的创业梦该如何收场?让上海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纯粹追逐物质的中年男人,不是肖正义想要的结局。
他和李曼提出分手。两个人的价值观完全不同,谁也没法说服对方。他希望未来的妻子体贴、能干,而不仅仅是一部刷卡机器;她觉得男人就该用钱证明自己有能力构筑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尤其是在这样一座金钱至上的诡谲都市。
离开才能胜利
分手那天,俩人在徐家汇美罗大厦的停车场内大吵一架。肖正义的奥迪A6停在过道里,车内,俩人激烈争吵。肖正义用南京话不温不火地细数李曼的诸多缺点,李曼则用标准的上海话绵里藏针地讥讽肖正义的“无能”,各不相让。
后面一辆奇瑞QQ3被肖正义的车子堵着,出不去,愤怒地狂按喇叭。车里坐着欧振华和他怀孕六个多月的老婆汪晓玲,今天他是陪着她来辞职的,眼下工作的事情已了结,他们正急着赶去和中介碰头,俩人在昆山花桥挂牌出售的那套小复式房,据说已找到买主。
“前面揍莫斯撒(湖北方言,意思是干什么)?”汪晓玲皱着眉头,透着车窗玻璃看着前面那辆堵在半道的奥迪,“10块钱一小时的停车费,他们不知道吗?”
汪晓玲几乎每天都在心里算账。2010年上海的停车月费是278.73美元,全球排名第38位,比2009年上涨了近27%。这个美罗大厦停车场的收费属于中等偏上水准,原则上不对外开放,按时计费第一小时15元,一小时后10元/时,内部员工可办理停车月卡,费用为每月2500元。对于月薪8000多元的汪晓玲来说,仍然是笔不小的开支,如果不是因为一年多前,以上海市区无法想象的2800元/平米的便宜价格在花桥买了房子,上下班路途遥远,她才不舍得花掉月薪的35%,只为停一辆车。
于是,欧振华下车,快步上前敲响对方的车玻璃。
肖正义学计算机出身,第一次这么失控,他向来人道歉,很快将车驶离了停车场。一个星期后,肖正义收到了大学同学的创业邀请,对方正打算在南京建立一个工业机器人开发与产业化基地,与沈阳“新松”机器人形成地理上的“南北呼应”之势。他看中肖正义的专业技术和创业经验,所以希望昔日同窗能助其一臂之力,共同创业。
和上海相比,南京同样有丰厚的科教资源,人力成本又比上海低,而且针对海归创业,南京市政府在住房政策、福利保障和风险投资等方面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
为什么自己执意留在上海当“凤尾”,却没想到去更有利可图的城市发展?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忍受上海的昂贵,却没想到走出去在其他城市寻找希望?这么一问,肖正义立刻有猛醒的感觉。他当即收拾行装,辞职,把租来的房子退掉,开着车子一路向北。离开上海,奔赴南京。如果你看到工业机器人产业在南京蓬勃发展的新闻,那一定是肖正义们重新出发后努力的成果。
说到重新出发,这也是欧振华和汪晓玲的愿望。肖正义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也是这对80后夫妻回到武汉的日子。
200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共同闯入上海,欧振华和汪晓玲看中的是日语专业在这里的发展前景。从当初300元/月租住“半间房”,到1800元/月租住全装修单元房;从两个普通外企小职员,到后来年薪20万……2007年时,他们觉得应该买房了。
他们无法“啃老”,且存款不多,只能买首付不超10万,全价30万上下的房子。当时外环九亭、江桥的房价也已近8000元/平方米。公司补车贴,所以俩人贷款买了花桥2800元/平方米的小复式房,房子总价35万,距离市中心正好35公里。
房子位于上海青浦、嘉定和江苏昆山的交界处,手机信号很乱,一下是“上海移动欢迎您”,一下又是“江苏移动欢迎您”,一所房子,能同时装0512和021两个区号的固定电话。
但真正糟糕的是,2010年初汪晓玲怀孕时才知道,花桥隶属昆山,宝宝出生后不能报上海户口。这把两口子急坏了,自己苦点没关系,“绝对不能黑了孩子!”于是,在2010上半年调控收紧,房市低潮的时候,俩人又咬咬牙,贷款买了嘉定安亭黄渡的小房。两份房贷,把夫妻俩压得喘不过气来,夜深人静时想一想,就觉得未来的生活和眼前的黑夜一样,莫测。
“很少人会因为一个理由而逃离上海,但最终总会有一件事一锤定音,让你坚定地离开。”
汪晓玲无法忘记自己曾经的奔波操劳,“和客户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和家人多,一个项目启动后就要日以继夜。每天和老公说话不到10句,其中又有9句半的口气是‘命令’或‘布置工作’——因为常会把工作的情绪带回家,甚至乱撒气。甚至连休个假,都是整天拿着手机接老板电话。”而工作一旦停滞,她又马上迷失自己。
最近,汪晓玲一直在家复习MBA,准备生完宝宝就去考试。欧振华凭借自己的学历和在上海的工作经验,被武汉一家大型国企聘用,薪水与在上海时相当。汪晓玲相信自己未来的工作同样不会比老公的差。
他们处理了上海的房子,正式把家安在武汉,而且买房都不用贷款。俩人的新家位于武汉“光谷”附近,一个产业发展类似张江、商业繁华类似虹桥的地方。房子是武汉最好的联体别墅,也不过1万多元/平方米,自己又有车,生活很惬意。关键是不会再开车被堵路上,不会再支付昂贵的停车费,即使乘地铁也不会被挤成肉饼,且生活成本大大下降。每年手头有点余钱,还可以旅游,或者创业单干。
事实上,汪晓玲不讨厌上海,甚至十分喜欢这座城市到处可见的24小时便利店。但是,她认为上海太昂贵,高昂的生活成本严重剥削着城里的人,他们夫妻每天算账并拼命赚钱,这成了生活的全部,人生再无其他追求。如果这就是所谓城市里的美好生活,那她宁愿舍弃一切,从头开始。这当然需要勇气,所以她为俩人“离开上海”的最终决定感到骄傲。
结语
在上海,肖正义的创业梦被资金困死,爱情被物质打败。其实,就创业上的困境而言,并非他一个人的苦恼。根据香港《文汇报》2004年的报道:上海海归企业存在隐忧,“盈利的不足25%,有30%的企业处于初创的种子期阶段或者实验室阶段,65%处于创立阶段,只有5%的企业进入成熟期。因此,大部分海归企业处于前期投入期或者亏损期”。
究其原因,其中包括这样两点:一、融资困难。在海归人员中,有43.4%的人认为回国后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资金”,国内申请风险投资基金的门槛高,手续繁琐,成功率低;二、现有政策透明度不高,优惠政策难以兑现。据透露,有的区政府有关部门在海归企业要落户时,十分热情,承诺种种优惠政策,当企业投入生产后,往往许多承诺不能兑现。
这样的情况产生的后果,同样让人不容乐观。2010年2月,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参与调研的“留学回国人员来沪工作和创业情况”调研课题总报告的结果显示,来沪创业的海归人员逐年下降。截至2010年2月,留学回国人员在沪创办的企业总量达4400多家,总投资超过5.5亿美元。但从发展趋势分析,留学人员创业资格认定的数量已从2004年的274家下降至2008年的61家,呈逐年下降的态势。也就是说,愿意在上海创业的海归越来越少了。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的需求,从低层次到高层级依次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他认为人们总是在力图满足某种需求,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要取而代之。一般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
其实,说得简单一点,如果你每天都要为了衣食住行奔波劳碌,你就不会把经常单侧鼻塞这样的小事放在心上,而这可能就是鼻癌的前兆;如果你每天都为了节省几块钱的车费而步行二十多分钟,就会为了选择年薪5万还是50万的男友而犹豫,这种选择却和爱情无关;如果你被三十年的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还会每天花三个小时练习钢琴或写生,就和儿时一样只为了兴趣爱好吗?
日本文人把上海称为“魔都”,虽然这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言论,但颇具现实意义。上海就是这样一座富有魔力的都市,她可以将全世界最炫目的物质享受摆在你面前——想要拿吗?付钱给我。付出青春和理想,付出健康和乐趣。
所以,人们来来往往,在这座都市出出进进,只因他们的价值观天平在发生倾斜,正如肖正义们的选择,昂贵的上海阻碍了理想的实现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留下又有何意义?凭借你的能力在其他城市可以轻松获得的房子和车子,到了上海就需要你为之奋斗终生,使你失去精力和财力做其他自己喜欢的事或完成更重要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对你还有多少吸引力?你确定自己真的了解了上海,了解这座东方“魔都”到底有多“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