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路易斯于1954年建立了发展经济学的一种经济模型，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以古代村落为载体的农业部门和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工业部门并存。它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是可能和必须的，是这种经济结构发展的关键之一。

    “中国前30年的发展却似乎不足以印证这一理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仅未能向工业部门转移，而且通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婚姻制度等等，强化了这种二元结构特征。中国社会被分割为泾渭分明、难以流动的两大板块——城市和农村。城市人的后代天然享有城里人的各种待遇，而农民及其后代则被固定在土地上和村落中。其显见的效用是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强制留在农村，从而避免了他们转换为城市中公开的失业人群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影响极为深远。”（《城市季风》）

    其实，这个道理很浅显：一潭死水和一渠活水，你说哪个好？而在上海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的重压之下，“逃离”无疑是勇敢且明智的选择。

    《新民晚报》曾与新民网合作，于2010年3月推出一项民调：申城房价和其他生活费用居高不下，新上海人能否承受？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的幸福感有没有降低？留，还是不留，这是一个问题。共有2481人次网友参与这项调查。

    “有没有在未来1-3年内，放弃上海去其他城市或回家乡发展的打算？”414人次新上海人参与调查，其中316人次承认，曾经动过离开上海的念头，占总人数的76.3%。这意味着，每4个受访者中，就有3个人考虑过离开上海。

    参与调查的新上海人当中，不乏白领、金领。406人次网友透露了自己的文化程度，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有304人次，高达74.9%。关于“月收入”的问题，688人次网友作答，371人次选择最高档“8000元以上”，超过了总人数的一半。由此可见，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在吸引全球精英纷至沓来的同时，也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危机。

    人才流失，原因多样。调查中给出了4个主因：“买不起房或在上海做房奴太累”“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自己的发展空间有限”“独在异乡，照顾不到家人”。

    结果，499人次网友参与调查，224票投给了“买不起房，不愿做房奴”，占总投票数的44.9%。

    湖南小伙洪宇的经历，是这224票的一个缩影。名牌大学一毕业就到上海的他，从找工作到找女朋友，还算顺风顺水，只是在谈婚论嫁的节骨眼上，被上海的房价卡死了。

    “在上海工作，每月收入稳定，徘徊在四五千元；房价却总是那么不稳定——节节攀升，越拉越高。”洪宇感慨道，“上海房子太贵了，我家的条件在老家还算不错，也实在买不起。如果回去发展，今年就能买房。”

    洪宇回忆说，2003年刚来上海时，像浦东金桥一带的房子，一平方米不过3000元，现在已经2万多元。2007年洪宇开始看房准备结婚，看的都是浦东的二手房。他印象最深就是2007年4月之后，上海楼市一路高歌猛进。“当时股市太好了，房子狂涨。房龄近十年的房子，2008年年中时分的单价是1.5万多元，现在涨到2.4万元。现在上海传统9个区市中心的新楼盘，内环中环的一手楼开价都是每平方米三四万元。”

    洪宇坦言，自己在上一轮股市利好，是赚到了钱，但还是买不起。“存款是逐渐增长，相比于涨得更为迅速的房价，我存的钱似乎永远不够那笔首付。”没有房子，洪宇与女友的婚事就被耽搁了下来。僵持之下，两人终于在2009年秋正式分手。过年回老家郴州，洪宇铁了心只买下单程票。

    2010年春节刚过，他就在当地的卷烟厂顺利再就业，薪资和福利待遇不比上海的时候差。紧接着洪宇就开始找房源。“郴州市重点发展的区域，每平方米房价约5000元。即使最好的地段，每平方米在8000—9000元。父母帮忙解决首付，50万元的新房，能承受。”

    洪宇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老家的亲友一大堆，都帮忙给他介绍女朋友。对于洪宇来说，家乡安定的生活比重压之下让人喘不过气的上海更有幸福感。

    上海的昂贵，对个人而言，是高昂的生活成本；而对上海自身来说，就是巨大的“社保窟窿”、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的交通等城市建设，以及收支严重不平衡的财政情况。所以，上海急需有钱人，和能够迅速为这座城市创造财富的企业。

    所以，马云离开了上海。

    在2008年1月27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要求反思“上海为何留不住马云”，并表示“为上海失去这样一个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巨型企业感到相当遗憾”。

    其实，早在2006年8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2006上海论坛”上，受邀参加的马云就已经回答了这个疑问：上海为什么留不住马云？

    马云说：“我是杭州人，杭州人跟上海人永远是对在一起的，在上海人眼里我们都是乡下人。五六年以前我先把总部放在上海，当时在淮海路租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装扮得漂漂亮亮的，结果一年以内特别累心，招人招不到。他们说阿里巴巴是哪儿的公司，几乎没有人理我们。”当初，“我们决定从北京撤到上海，先选定北京，最后觉得还是回杭州去。当时我自己安慰了一下，我说在北京和上海我们是500个孩子中的一个，在杭州我们是杭州的唯一的孩子，所以至少我们在杭州能够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因为那时候还小。”

    也可能由于公司小的缘故，马云说，感觉当时上海“怕我们这样的创新公司”，“因为上海比较喜欢跨国公司，上海喜欢世界500强，只要是世界500强就有发展，但是如果是民营企业刚刚开始创业，最好别来上海”。

    让马云感受比较深刻的是，在上海人看来“我们都是乡下人”。“作为一个大都市，不应该比哪里的楼高、哪里的路宽，而应该看一个城市的胸怀有多大，应该考虑怎么包容外地人来创业。”

    1999年，离开上海之后，马云和另外17人的团队在杭州创办了阿里巴巴网站，为小型制造商提供了一个销售产品的贸易平台。其后，阿里巴巴茁壮成长，成为了主要的网上交易市场，让全球的小企业透过互联网寻求潜在贸易伙伴，并且彼此沟通和达成交易。阿里巴巴于2007年11月6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集资额达17亿美元，在当时仅次于2004年在美国纳斯特克上市的互联网股份谷歌所创下的首次公开发售纪录。

    所以，马云总结经验，说：“创办一个企业，搞出一个企业，在全国各地，只要有商机，只要有人，只要有资源都能做出来，但是做大做好一定需要一个规范的城市，一定需要一个各种各样资源、环境都配置的非常好的城市，上海是可以把你搞大，其它地方是可以把你搞出来。”

    言下之意，上海更愿意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根据一份调查显示，曾经被很多民营企业看好的上海，商业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截至2007年6月，有7000多家的浙江民营企业撤离上海，而把总部或重要部门迁往杭州、宁波和香港等地。

    流动，说的就是人在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农村之间的自由流动，不限地域地流动。这种流动将让你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钢筋水泥真正活起来。解放初期，上海资本家携带资金和技术逃难到香港，但是香港并没有因此而空前发展，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大量移民涌入，才带动了香港轻工业的发展，才使得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也就是说，一座城市光有资本无法兴盛，真正让城市生机盎然的是人，永远都是自由穿梭、来来往往的人。

    从20世纪末开始，美国的外来移民人数逐年攀升，2005年已经达到352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2.1%。这些移民主要定居在大城市，他们对美国的城市人口、劳动力市场和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大量劳动力的进入，补充了劳动力的短缺，繁荣了城市的经济。

    “1994年，美国本土出生者的年龄中位数是32岁，2004年是35岁，人口老龄化的结果是造成将来劳动力不足，尤其是有体力要求的行业更是形势严峻。人口老化的同时，美国本土人的生育率走低，现在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0-2.1个孩子，据预计，在2015-2020年，将下降为1.9个。因此，靠人口的自然增长很难填补劳动力的不足。在这个背景下，移民的到来就补充了这个不足。目前，美国的外来劳动力约有2100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14.5%，而且这些人中有一半是1990年以后入境的。1994-2004年，美国的外来劳动力增加了66%，而本土的劳动力只增加了7%”（《美国当代移民潮对城市的影响》）。

    由于外来人口比本土人更喜欢选择在大都市生活，43%的外来劳动力集中在城市，而本土劳动力只有25%，因此，外来人口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大。目前，迈阿密60%的劳动力是外来人口，而洛杉矶的外来劳动力有320万人，占了全国外来劳动力总数的约16%。移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承担了本土人不愿承担的工作。

    移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化上，英国的曼彻斯特，从工业革命开始，大批劳动者从农村走进城市，才造就了曼彻斯特这个纺织城。美国的底特律，也是因为城市化，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前往，成为汽车城。

    一个国家的户籍制度不应该是以一个城市、某个区域为单位，即便象美国这样各州享有充分自治的国家，各种法律各异甚至互相抵触，但全国的户籍制度也是基本统一的，因为户籍制度牵扯到宪法赋予民众的最基本的自由权。中国的《宪法》也有这个规定。

    所以，我们说户籍改革，改的就是这个。根据国外特别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先进国家的经验，户籍改革就是要消除这种户籍特权，消除户籍制度造成的不自由，就是要把户籍制度改革得更加适应市场经济，让户籍制度的运作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让《宪法》里规定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不被户籍制度弄得形同虚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如是表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这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启动。

    不管遭遇多大阻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始终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在这一大趋势下，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个高处，当然不是像上海这样生活成本高昂的地方，而是利润高、幸福感强的所在。如果你不能得到正确的回报，为何还要强留下来继续被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