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北京确实“求贤若渴”，并抛出了重量级的诱饵——人才进京即落户，连带着“鸡犬升天”，人才公寓自然不在话下，甚至还有100万的奖金鼓励。看上去无比美妙，是政府为人才编织的“北京梦”，而且货真价实。

    只不过，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在“人才”前面加上“高端”二字。这个货真价实的“北京梦”只属于极少数精英分子。而这个精英的标准，在北京看来，是可以进行微妙地调整的，留与不留，仅凭北京的需要，这一点在“奥运人才”的后续安排上可见一斑。

    “皇帝选秀”

    2010年7月20日，北京市公布了“引进国内人才专项工作计划”，835个高端岗位面向国内集中招聘。被录用的外埠人才本人及配偶、子女户口都可迁入北京。这意味着北京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面向全国的招贤纳士，而且以“肥美”的北京户籍做钓饵。

    这么心急火燎的原因有二：一是北京立志于2050年成为“世界城市”的目标，促使其急于拉拢各类金融人才、管理人才、会展人才、文化创意人才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人才；二是作为首都的长期优越感，让北京并未真正意识到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紧缺，北京市人口计生委甚至还于2007年1月25日搬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这尊大金佛，声称正在“请示相关部门，建议适当减缓引进人才落户北京的速度”。

    成为“世界城市”，可以说这是北京作为首都和中国大城市的未来发展大计，自然要使出浑身解数。于是，北京迫不及待地开出了一系列优厚条件，甚至故意忽略“常住人口总量1972万，提前10年突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常住人口规模”这一严峻的事实，大大咧咧地表示“为把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这次北京提出，对于最终录取的人选，户籍地不属于本市的，除本人之外，其配偶、子女的户口也都可以迁入北京”，俨然是一副刘备顾茅庐的姿态。

    其实，数月之前，早在2010年5月16日，北京的“海聚工程”就已启动。该工程共推出529个海外人才需求岗位，其中工作类占到479个，创业类50个。国有企事业单位提供岗位215个，占了整个需求总量的40.6%，非公经济组织的岗位占到59.4%。

    据《侨报》的报道：“这些岗位主要分布于市属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大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等，如北医大，同仁、天坛等三甲医院，北京现代、百度公司等企业。”且“对入选‘海聚工程’高层次人才的人员，北京市将给予每人10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同时，为其解决好在京出入境手续办理、子女入学、医疗服务等方面的问题，还将采取扶持措施支持人才干事业。”也就是说，只要这批人才愿意到北京，政府将在诸多方面给予本人和其家庭以“特别服务”。

    中科院也于2010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人才会议”上透露，“已在全院设置了近500个‘千人计划’岗位，拟在全球选聘国际一流人才”。“千人计划”是政府批准的一项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计划用5至10年时间吸引千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并建立40至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目前中科院共有70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对这样的人才，中科院在经费、住房、工作条件、实验室、研究生助手配备等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

    另外，2010年2月初公布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出，示范区引进的高端领军人才可以直接办理本市户口。范围包括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亦庄园、德胜园、石景山园、雍和园、通州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以及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批准划定的其他区域。

    但是，你可能早就看出了其中端倪——北京把这些“橄榄枝”殷勤地抛给了谁？

    《2010北京市引进国内人才专项工作计划》的835高端岗位是力图“引进一大批熟悉国际化市场运作，能够带动首都新兴学科、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人才和产业领军人才，同时吸引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创新人才”：其中要求引进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比例高达76%，本科生及以上仅占23.2%；而在职称方面，高级职称占57.0%；中级及以上职称占14.1%。从年龄结构看，分布呈现“中间力量”的特点，即35至45岁年龄段需求最大，计划引进635人，占总需求人数的76.1%；其次是45岁以上，占13.4%；而35岁以下只占10.5%。

    “海聚工程”的529个岗位需要的则是一流的海外人才；中科院的“千人计划”指向更明确，所有“好吃好喝”的都只留给面向全球招聘的“国际一流科研人才”。

    所以，当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流动调配处处长王岚说，“我们一直在解决人才进京的同时，也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包括他们的子女、配偶都可以落户北京。从1999年到现在，我们已经从海内外引进高层次人才三万多人，这些人都解决了配偶子女进京问题”。这时，你完全没必要诧异——北京那么多城中村里大规模的“蚁族”又是如何“滋生”的呢？登记在册的763.8万流动人口，又是如何为了一纸北京户籍挠破头皮的呢？

    你真的没必要诧异，因为从1999年就开始实施的“引人人才落户北京”的政策，针对的从来都是真正的“高端人才”。

    何谓高端？

    百度百科对“高端”一词的释义是“事物的最高层次。高水平的，与低端相对”。如果你更习惯于依靠数据得出结论，那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张文，对这个“高端人才聚集区域”的描述，或许能让该词条更具体化：“为开发区服务的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有24人，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40余人，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23人，省（直辖市、自治区）部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以上获得者43人，国家863计划、97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火炬计划等项目或课题组负责人28人，具有正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272人。”

    这就是高端人才。如果你不在此列，那么只能看着他们在北京如鱼得水，而你继续苦苦挣扎。这就是首都的“优胜劣汰”制，也是你在选择踏入这座城市之前，就应该清楚的事实。

    北京，为高端人才打造了一个“北京梦”。

    在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者杰夫·代尔看来，这个梦的外部结构是这样的：

    北京是中国真正的金融之都，这座城市“不仅是各金融监管机构的总部所在地，也是中国多数大型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在中国经济中，政府仍以多种形式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使得北京处于商业活动的中心位置”。

    “北京拥有国内最有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利用这种资源吸引了大量研发投资。中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上的贡献全部来自北京，微软(Microsoft)和IBM等跨国公司选择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

    北京是“中国最具活力的艺术园地”——虽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艺术家们已无法再开出天价；不可否认的是，北京文化上的吸引力也“部分源自于其首都地位”。“中国最有意思的音乐创作地也在北京，当下最火爆的当属垃圾摇滚，有着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狂放风格”。

    这就是北京，占尽天时和地利。你如何能不被她吸引？

    “北京梦”的内部核心，就是政府抛给高端人才的种种“诱饵”——北京户口（有些人为了成为“北京人”，甚至愿意在黑市出15万高价买一个假户籍，这张纸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且配偶和子女均能入户，何其兴哉？高薪，一旦被选中，如果答应“过门”，立刻就能一次性得到100万元的奖励，这是“蚁族”可以梦到的吗？住房，北京市发改委2008年就提出了外来高端人才“在京可享受青年公寓”的政策……

    这个由政府所描画的“北京梦”，说白了，其实就是一场“皇帝选秀”，前面有荣华富贵等着你，但你必须经过层层选拨，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攀龙附凤的。

    而为了认清这个事实，30岁的惠惠花了十年。

    “北京，十年的光阴，我一直奋斗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惠惠说，“眼下正在办辞职，还没想好下一步怎么走，可能先回老家看看吧。”30岁的惠惠透着无奈与失落。

    1999年，惠惠从浙江的一个小城市考到了梦寐以求的北京，“虽然念的是三流本科，但我还是开心得不得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坐地铁，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年轻时相片中的灿烂笑容，“说不出啥感觉，就酸酸的。”

    2001年，惠惠在学校的联谊会上认识了浩子，相处几年后两人结婚了。“结了婚，面临的生活问题越来越多，最关键的就是房子。”惠惠说，2006年结婚那会儿本该买房，但当时认为北京的房价就是泡沫，而且刚毕业出来工作没多久，两人的月薪加一块儿就8000多元，底气不足，所以没有考虑，反倒认为租房是另一种美好的人生经历。

    2008年1月，小宝宝降生了，租的房子不够住了，面临再次搬家的窘境。房子、孩子、工作让两个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所有的矛盾逐渐凸显，在2009年大规模爆发了。“他开始酗酒，夜不归宿，我也整日烦躁，不停地埋怨这埋怨那，大家所有情绪化的东西，其实就集中在户口，收入，被歧视，房子。”无数次的争吵后，两人在2009年末选择了离婚。

    “2010年2月，无意中得知浩子他离开了北京，去深圳闯荡了，我想自己也是时候递交辞职报告了，下定决心带着宝宝离开北京。”惠惠说，“从刚到北京那会儿的白t恤红裙子、长发飘飘，到现在所谓干练的短发、职业化的笑容和着装，北京真的改变了我很多很多，也让我认清了很多很多。北京永远是有能力人的天堂！只是它不适合我而已，而我认清这一点用了10年，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奥运人才的尴尬

    2009年8月22日16时30分，位于北京北四环学院桥西北角的奥运大厦大院里，北京奥组委机关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宣布北京奥组委依法解散。而4000多名曾经为奥运会挥洒了青春和汗水的工作人员，“在经历了混乱繁琐的赛后收尾工作和难尽人意的赛后安置双选招聘会之后，正面临着失业的困境”。

    这4000多人，通过社会招聘而来的工作人员被称为“P1”，共1000余人；与之相应的还有从各单位借调来的“P2”，共3000余人；以及奥组委的实习生“P3”，这800多名在校大学生均是北京奥组委从10余所高校选拔录取进入组委会实习的，期间享受奥组委正式员工的待遇。

    周华是奥组委最早一批通过公开招聘的工作人员。2002年底，奥组委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这样的公开招聘在国内以前的大型赛事中实属少见，竞争十分激烈。“三千多人应征四十多个工作岗位”。

    经过笔试与面试，2003年初，周华成为这40名工作人员中的一员。“奥组委一发布招聘信息，我就想亲身参与进来。”周华说，为此她放弃了外经贸部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

    而让于小天选择奥组委的，不只是奥运情结。2006年，刚刚走出学校的他，在广东一家知名电器企业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这年12月底，他辞去这份工作回到北京发展。对于户口不在北京的于小天来说，留在北京工作是自己的夙愿。

    但是，奥组委正式宣布解散，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离开。于小天感到事突然没了，身边的那些人也没了。“再也不会有人叫你去做什么事了。你只管呆在家里就行了，真的是挺难受的。”于小天说。如何找一份新的工作，是他要重新面对的问题。用于小天自己的话说：“感觉一下大龄待业青年。”

    也许是正面宣传的力量过于强大，外界普遍以为奥运人才早已被政府机构和大型国企尽数收入囊中，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宝贵遗产妥善使用了。事实却不竟然。

    2008年3月28日，北京奥组委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9家大型企业和北京市国资委，就奥组委工作人员赛后安置问题签署了《赛后人员安置协议》。这九家公司包括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卡中心、泰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等。

    一时间，各大媒体都竞相报道，大力宣传。这条消息出来后的一天，于小天接到家人电话，看到这条消息的家人以为于小天在赛后将“板上钉钉”地进入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奥组委的一位实习生也听到类似的传言：“听说他们P1中80%会进中石油和中海油。”

    事实是2008年10月17日为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举行的专场招聘会上，中石油为奥组委提供一百多个工作岗位，中海油提供十多个工作岗位，与1500人的80%相差甚远。

    虽然招聘会共提供岗位1753个，前来应聘的奥组委工作人员只有1500多人，供需比达到了1：1.17，这在北京举办的招聘会中还是头一次出现。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人岗匹配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有的岗位竞争白热化——有1/3的应聘者向中石油投送了简历，有的岗位却招不到合适的人。而且几乎所有的招聘单位都要求应聘者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对于年龄有40、38、35岁以下的限制。再加上时下盛行的“潜规则”，此次招聘会结果必然是“不可说，不可说”。

    毋庸置疑的是，为做好赛后人员再就业工作，官方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不仅通过行政手段为奥运人才和企业之间牵线搭桥，还以公务员招考形式吸纳了上百名奥运人才。

    2008年10月16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专门面向奥组委的工作人员。这次选拔工作，北京市为奥组委工作人员提供100个主任科员以下职务的公务员职位，600人参加了这次考试。

    但是，于小天并没有得到参加这次考试的机会。因为根据《公务员法》及北京市相关规定，于小天没有北京户口，也不拥有硕士学位，不具备报考条件。

    对于这批奥运人才的“失业”问题，Ft中文网专栏作家龙溪微微撰写的《奥运会后“变脸”？》一文中这样写道：

    “他们中不乏海归、硕博等高学历，也不乏良好的工作履历，很多人当初辞去原单位待遇优厚的工作，只为圆自己心中的奥林匹克梦。

    “为了让这批人安心服务两个奥运，北京奥组委很早就启动了赛后安置工作，提前与几十家央企和国企签署了赛后人员安置协议。这消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也给不少奥运人吃了定心丸，以平均每天12-16个小时的强度，心无旁骛地投入赛事筹办工作中。但之后的赛后安置和双向选择工作，却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国字头企业是当初媒体宣传的最大卖点，却在某种程度上‘忽悠’了奥组委应聘者。据悉，某大型国有能源型垄断企业分公司向十一位奥运人抛出了橄榄枝，不料人员审批手续上报后，总公司领导却改变了主意，一句话就把要约变成了废纸。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某国内著名体育用品经营公司。一位应聘公关职位的奥运人透露，在一面和二面结束半个月后，他被告知要等到11月底领导出差归来才能进行最后一轮面试。又是一番苦苦等待之后，该公司的最终答复如下：大家的英文能力都挺强的，各方面的能力都挺棒的，但考虑到没有在相关公司工作的经历，进来之后需要有很长一段适应期，我们就不如招聘应届毕业生合算了，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先不招聘了。

    “总之，也许是金融危机的缘故，也许是强扭的瓜不甜，很多与奥组委签署就业协议的企业纷纷上演‘变脸’，或是提供虚假招聘信息，或是提供条件较差的低级岗位或偏远岗位，个别企业甚至在大张旗鼓面试之后就没有了下文。简言之，就是缺乏最基本的诚意。”

    此外，尽管大部分调用人员都顺利返回原单位报到，支奥经历成为他们履历表上光辉的一笔，但部分人员面临原有岗位被取代的“冷板凳”现象，不得不重新加入市场择业大军。

    想要留在北京，谈何容易？即便是攀上了“奥运会”这根高枝，也前途未卜，只因北京的门槛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高得遮天蔽日。

    据《京华时报》2006年9月15日报道：日前，北京市2008环境指挥部召开奥运立法工作动员部署大会，针对奥运期间放假、机动车限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入境等首批65个奥运立法需求项目，确定初步处理意见。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北京市将对四种不同情况的流动人口实施控制。对于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的农民工，预计有100万人（仅计算建筑业），对这部分人可由建委协调施工企业整建制劝返回乡……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消息一出，就在社会各界引起反响。反对的、愤怒的、申辩的、澄清的，不胜枚举。虽然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卢映川在2008年8月2日的“北京市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否认北京市政府“奥运期间劝返民工回乡”的传闻，“我没有听说专门清理限制外来农民工的事情”，并向外界解释说“这些劳动者的流动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但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题为“奥运ABC之B：农民工何去何从”的文章，仍然值得我们思考：“不可否认，没有450万的农民工，北京不可能这么快速、低廉地建造起巨大的体育新场馆。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每个农民工的月收入为996元，但他们的地位并没有保障：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只是暂时被容忍待在城市里，并没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

    这些都是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去面对。如果你说连奥组委的高级人才都并非个个皆能因为奥运会在北京找到立锥之地，凭什么在北京盖了几天房子就可以留下来？那你的感觉不可谓不敏锐。

    因为这就是北京在用人问题上一贯的姿态：愿者上钩，优胜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