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上海不同，晚清以来，这座城市从未像上海那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商埠存在过，城市平民的生活也从未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过长的政治化历史严重地遮蔽和剥离了北京作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号化的“首都”。
于是，政治成了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人和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
有一项关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座城市居民总体阅读习惯的调查，结果发现北京和广州期发量最高的都是都市日报，上海是生活服务类周报，深圳是文摘类杂志。在北京销售量最大的报刊类别是新闻类报纸，这一类别的报纸包括以《北京晚报》和《京华时报》为代表的都市报，以《参考消息》为代表的国际时政消息报，也包括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综合类周报，这一类报纸在北京，无论是进入期发量前30名的报刊种类数量，还是占前30名期发总量市场份额都明显地高于其他城市，以11种和54.35%的市场份额占据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
爱参政议政是北京人的特点，而社会生活的广泛政治化，也使这座城市形成了其独有的性格：自居天朝的“正统感”、“耻于言利”引发的服务业落后，以及强烈的门第意识，等等。天朝心态
有人说，上海人排外，是因为他们崇洋，以“虽是土鸡生的蛋，却是洋鸡孵的蛋”为豪；燕人排外，则是因为他们媚上，以“天子脚下，舍我其谁”为荣。
自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至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复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在五百余年间一直是中国的首都。清末民初，满汉杂处，而且大量来自外地的官吏、教员、学生、文人遍布九城，形成了近代北京独有的公共空间。
正如作家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一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门了会不许你走正门。”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爱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点儿风水，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子曲，懂得养鸽子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体面地活着，在吃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
这座城市的最大特性，是居住者阶层区分极为鲜明。政府官吏和知识分子，几乎组成了另外一个城市。完全可以想象，多数来自外地的知识阶层与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隔膜，北京作为首都又是怎样将举国的目光吸附在政府更迭、要人行踪和大学风潮上。与上海和南方的理论研究注重实用、围观、可操作性相比，北京的知识分子特别热衷于那种整体的、宏观的、战略的和方案的研究。那些身处国家机关和权力中心的知识分子，处于“中央的”信息圈之内，便潜移默化形成了一种“中央思维”，往往不自觉地用政治家的思维模糊了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
顾颉刚就于1925年感慨道：“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弄得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做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连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
正是这种天朝心态，在政治中心的巨大官场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北京人成了中国最崇尚政治的一群。
话剧中常四爷就因议论时政而入狱，王掌柜也不断地提醒茶客“莫谈国事”。数百年的政治中心，目睹着潮来潮去、城头变幻，北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的风吹草动息息相关。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这几乎成了所有北京爷们的共识，“天朝心态”也就不足为奇。
所以我们常常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有这样一位北京青年，留美归国后担任美国某大公司的中国总代理，这个职位在别人的眼里也许风光无限，但他经常处于一种心灵的煎熬之中，因为每做成一笔生意，就意味着他替美国人在中国赚了一笔钱，尤其目睹了部分有权势者在对外合作中的中饱私囊，他更是痛苦异常。为了解脱自己，他最终辞去该职，再度赴美工作。三年前一个小老板给北京一家青年杂志写信，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经商过程中道德在沉沦。由此在该杂志上引发了一场讨论。但广东人却对此事嗤之以鼻，他们说：有什么好讨论的？该干嘛干嘛就是了！
正是天朝心态让这位北京青年油然而生一种“正统感”和民族大义，这是北京人性格中的可爱之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对北京人生活的重大意义。
然而，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所说：“政治的泛化，造成了一种政治化思维，其表现之一，是宏观思维。这是那种居于中心或高层的人居高临下、从大处着眼的俯视角度。”
比如文化艺术现象在北京最容易引起轰动，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北京各阶层对文化艺术强烈的政治关怀。其参与和投入的程度之深，是上海人难以想象的。上海人通常只以“好看”、“不好看”这样的平常心看戏和评论。而在北京，人们则会从政治背景、人事关系、领导人态度等各个角度分析、揣摩、猜测、评论，搞得满城风雨。也确有各种人物在这一过程中或察言观色，或推波助澜，演出各种各样的活剧。
易中天说：“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
北京正是穿着政治的外衣，借助“首都”的身份，才显得活色生香。如果剥离掉“首都”这个符号，那么北京还剩下什么？杨早（《北京的城市性格》）说：“被剥离了‘首都’符号的北京，说好听点，叫做‘文化城’，当年汉花园的一班诗人，径直便叫它做‘边城’。可不是吗？中国的经济中心明明早已南移，如果不是帝皇私欲与边防需要（明），或是意图保持统治者与发祥地的血脉连系（清），何苦将首都放在与江南富庶之地千里之遥的华北，让漕运成为一件耗力费时的大难事？”他认为，“北京是一座‘浮城’，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的，是一座悬空的城市，消费着‘首都’的种种，如政治权威、文化发达、金融便利，等等。”
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必然意味着轻商、轻民生和非生活化的倾向。
对于北京人的轻商观念，杨东平的观点是：
由于北京人牢固的尊卑贵贱的世俗观念，许多北京青年宁可让家长“饲养”而不愿到服务业工作（大宾馆大饭店另当别论）。至今北京的裁缝、修鞋、修伞、修表、配钥匙、弹棉花、卖早点、当保姆之类工作，几乎清一色是南方人，尤以江浙和安徽人为多。一位外地来的“打工妹”感慨北京的钱实在太好赚了，她说：“北京的大街上到处是钱，钱都没脚没脖子了，北京人就是不愿弯腰去捡一下。”比较而言，上海人对自食其力的小手艺人也持一种无所谓的平常心，没有特别的歧视，普通人如果有一技之长（例如会烧菜、会打家具）还会受到朋友、长辈的尊重。在北京，这可能被视为不屑一顾的雕虫小技。
所以，你就不能怪近几年北京人频频跳起来呼吁“限制低素质外来人口进京”，在他们眼中，那些提供他们日常生活的小商小贩，俨然都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下等人”。而这类戏码演多了，也就不好怪全国人民误会，误会北京真会干出“奥运期间驱逐农民工”的事情来了。
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人的商品意识大幅度提高，在全民经商的热浪中，经商开始成为最时髦和荣耀的选择。
但是，北京的商业并不纯粹。因为政治和权力中心的缘故，从历史上看，北京的商业者首先是一种权力商业。在过去，从皇室到小吏，往往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抓钱，京都生意场都是官商的气派。在新时期，官商仍然是北京商人的一大特点。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先生说：“京派新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北京市场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场面却最多。主要是因为北京信息丰富。可以说权力和信息构成了京派的经商特色。”
由于自身浓重的“政治情结”，北京商人俨然像是政治家，朋友聚会就像是政治家沙龙。北京商人侃起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就像高山流水，气势磅礴。因此，有顺口溜说，“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街头多口号，广东街头多广告”。北京人脑袋里装的除了赚钱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闻，胸中存的是独到的政治见解。有人曾戏言说：在北京街头，随便挑几个生意人，其政治水平都够得上外地县长一级的水平。北京商人做生意时，多喜欢带点官味，爱打政治牌。
而且，他们几乎十分相似地热衷于挣大钱，不屑于挣小钱，不知薄利多销之类的为商之道。因此，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餐饮业等，经数年的发展，仍处于质次价高，狠心“宰”人的水平，远远差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甚至也不如沈阳、哈尔滨等北方城市。
就商人而言，关心政治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北京商人常常钻到政治里，这势必导致市场意识的淡薄和迟钝，而商业行为容易随长官的意志变化而变化，对官场负责有余，对市场负责不足。因此，北京人的政治情绪往往对市场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容易染上投机色彩，表面文章做得有余，实干苦干精神不足。企业对市场缺乏敏感，官场考虑有余，市场开发不足。商人缺乏对商业的忠心，官气有余，“商气”不足。
服务落后
北京人“耻于言利”的轻商观念，是服务行业落后和服务人员态度恶劣的根源之一。
对于这一点，有网友不无调侃地说：“在北京，你如果想要享受什么说得过去的服务的话，那还是趁早回家，洗洗睡吧，除非你是他大爷。”
北京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有句话叫，“北京人眼里，离了北京都是地方。上海人眼里，离了上海都是阿乡”。所以，在北京，有头有脸的先不论，就算再不济，也是皇城根脚下的人，也是爷。夏天光膀子在街上晃悠的，还叫“膀爷”呢。外地人去王府井大街走走，不买东西还好，要买，多一半会被气出一肚子气来。尽管王府井百货基本上年年都出劳动模范、服务明星，等级从市到国家，一个不落，但金街、银街的眼神还是那样白多黑少、语气还是那样的高低失调，态度还是那样冷热颠倒。
而最能集中体现北京服务行业质量的，恐怕就属这城里的公交车了，俨然一个微型的北京社会。
许多到北京出差的上海人，包括许多北京人都有过这种难堪的经历：下车时在售票员的逼视下和众目睽睽之中，狼狈地上下搜寻，找不到上车时购买的车票。
北京与上海的公交车控制售票的方法，前者是控制出口（下车时验票），后者是控制入口（上车时购票）。在上海乘车，服务规范的售票员会主动提醒每一位刚上车者立即购票。他们的本事在与，绝不会混淆刚上车未买票的乘客与已经买过（或出示过）票的乘客。这两种办法在提高购票率上的作用估计差不多，没有明显优劣；但是，在上海乘车显然感到比较轻松、友善和自尊，不必像在北京将票攥出了汗，唯恐下车时摸不出来。此外，控制出口对售票员来说比较简单易行，不像控制进口那么费心。
这正是两地管理行为的区别所在：北京是从司乘人员角度出发的，而上海则是从乘客出发的。
直到1980年代初，北京老式的公共汽车上，售票员往往不能坐着工作，而是最后一个上车，在人群中穿插拥挤售票，劳动强度较大。近年来，北京的售票员才和上海一样，在固定的座位上售票——但是他们占据的空间未免太多了。为了方便他们售票，拆除了两个乘客座位，从而使他们可以从后门座位处走到靠近中门的位置无需别人传递而直接售票。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和乘客如此拥挤的情况下，拆除两个座位以方便售票员购票，这在上海是绝不可想象的。
至于北京公交车售票员与乘客的关系，女作家徐坤在她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有过一段生动描写：
吃过饭，他们又乘上公共汽车慕名赶往琉璃厂。一路上，听售票员的报站，牛皮烘烘，嘴里像含块糖球似的，呜噜呜噜，含混不清，又说得飞快，舌头一打卷，一嘟噜，“下一站，XXXX……”就报过去了，啥也没听清，像成心为难外地人。早上这会儿车里人多，看不见外面每一站的到站站牌，陈米松怕坐过站，就问售票员：“同志，琉璃厂到了吗？”
那男售票员一听他是东北口音，连脸都没扭转过来一下，仍盯着窗外看天，半搭不理、有气无力地说：“没呐。”
陈米松只能自己继续费力地透过人缝看到站的站牌。下一站，售票员报的站名又没听清，陈米松忙又问：“同志，琉璃厂到了吗？”
售票员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没呢。自己听着点报站。”
陈米松说：“同志，你能不能把站名报清楚点？”
“怎么着怎么着，有嘛不清楚的？”售票员挑衅似的，声音一下子高八度，仿佛刚才他还无精打采、百无聊赖，现在却一下子兴奋度被提升起来。
“你这是什么态度？”陈米松血气方刚，一股火也窜上来了。
“我就这态度能怎么着吧？”
“你……找你们领导来。我不跟你说话。”
“嘿，我说你这人，怎么着？领导？我就是领导，你说你想怎么着吧？”
旁边的乘客忙劝陈米松：“算了，小伙子，算了，算了。”
毛榛也在一旁胆怯地扯了扯陈米松衣角，叫他不要再说。她真不知道，北京人的服务态度怎么会是这个样。
她还不知道，凡是初来乍到北京的外地人，都会先被北京的司售人员来这么一个下马威。几乎概莫能外，谁都被他们给打击、折磨过。
北京的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最先用他们呜噜不清的北京儿化音，用他们舌头卷曲得特别过分的当地土话，显示他们京腔京韵、生活在皇城根底下的老大自得和优越感，给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一个挤压式的印象，让他们立刻自惭形秽，从此就封住喉舌。
不就是仗着说了一口北京话吗？有什么可高傲的？
毛榛忽然觉得，又失语，又失落。
谁要是先看过北京天安门的红色，然后再遭到北京人用儿化音的一顿奚落，谁在这块地界上就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能做了。
真的是又失语，又失落。
徐坤说：“这简直是一种创伤性体验。外省人进北京时的创伤性体验。这种创伤性体验，在他们进北京之初、在每一个人进北京之初就在心里打下了，活活被那些臭服务员的一嘴京油子给凿打上的。从此以后每一个外省人就要为成为一个北京人、一个里里外外都散发着北京味儿的北京人而抗争。”
再自信的外省人到了北京，都要经历他在北京的第一课，北京公汽上的售票员是他们共同的老师——傲慢、自大，并且不容于人。这就是与北京相遇的“初夜”，再也无法忘记。
外省人这个时候最理直气壮的回击就是，北京再好，还不是全国支援的？可是这种回击又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女售票员会立即跟上说：那怎么不支援你？
没有一个外省人是得胜的，他们几乎都是落荒而逃。北京城上的无形光环就把他们吓住了，那是一种北京情结，他们都是被自己的北京情结打败的。
若非要论到售票员与乘客的关系，上海显然比北京好得多。在上海乘车，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帮忙的关系。售票员经常号召“老乘客帮帮忙，往里面走走”，或让乘客帮助他“摆渡”（转递售票员够不到的钱、票）。在上海拥挤的车中，靠乘客“摆渡”是主要的售票方式，乘客之间互相“摆渡”（接力）也已成习惯，售票员和购票者都要向摆渡者致谢。而这在北京远未成为习惯，这正是北京售票员占据更多的空间，自己走到中门处售票的客观原因——文化的原因。
门第意识
门当户对，听起来就很老土。但这正是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北京人重门第、重学历、重背景的传统，恰恰与政治化相关。
尤其在北京的上层，门当户对的婚姻仍然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如果你看到一位堪称英俊的男士，他的妻子却显得似乎不太般配，那么你可能会被告知，她是某某人的女儿，那位男士的内心显然很平衡。
易中天用“圈子意识”来概括北京人强烈的等级观，以及各个阶层之间泾渭分明的差别与难以融合。“北京除了大圈子（北京城）、小圈子（四合院）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机关、学校、工厂、医院，一律高墙大院，壁垒森严，自成系统。北京人，就生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圈子意识’。尽管现在大圈子（北京城墙）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渐次消失，但‘圈子意识’却已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积淀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层，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国内知名的调查机构零点集团公布于2006年4月开始中国城市宜居指数的调查，历时近一年时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深圳、大连、济南等20个城市的2553名18-60岁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并根据这项调查公布了《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
其中，在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中，“北京包容性居全国倒数第二”，这一消息立刻受到公众的强烈关注。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沦落到如此地步，恐怕和北京人的优越感和强烈的等级观密切相关。
所谓包容性，是指外来人不仅可获得经济物质条件的满足感，还能迅速融入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生活圈子，安居立业，获得深层次满足感。包容性的调查包括：沟通、就业、就学、做邻居、子女结婚等七个问题。结果表明，在我国的主要城市里，尤其是北京，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包容程度不如表面所见那么高。
一个外来者想要融入这座城市的主流社会，是非常有难度的，尤其是当这个外乡人在这座城市里毫无背景。
刘典（化名）就真正陷入了北京人的门第意识，无法前行，甚至产生了窒息的感觉。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北京女孩，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对方父母却以“门不当，户不对”这个在刘典看来，只可能出现在十点档古装肥皂剧中的台词，来阻止他们继续往来。
28岁的刘典是个开朗的江西小伙，2007年在北京一家国企的内刊当编辑至今，善交际，人缘好，经常能赚到外快，因而收入还算不错，但靠他这点工资在北京买房是肯定没戏的。不过，刘典从不以为这是个问题，因为女友艾丽（化名）不仅与他是同事，还是他的顶头上司——这本内刊的主编，收入自然不会比他少，两个人即便在市中心租房，生活也可以很优质。而且比他年长五岁的艾丽，也是看中了刘典的热情和真诚，别无他图。
但是，艾丽的父母态度却越来越明确——反对，坚决反对。起初，看到女儿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外地小子领回家，母亲没有多说话，刘典便以为未来的岳父岳母是默许了。不曾想，当刘典再次登门，表示要和艾丽订婚时，被明确拒绝了。
“因为小丽说她父母很传统，所以我想订婚的事情也弄得正式一点，就特意把我妈从乡下老家接过来，一起上门拜访。”刘典回忆起半年前的事，仍余怒未消，“谁料到，居然让我亲妈被别人夹枪带棍地奚落了一通，一个农村老太太，这辈子头一回上北京，愣是被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很惭愧！”
虽说，艾丽的父亲不过是个小科长，但因为手握实权，所以平时上门巴结的人倒也不少。母亲是某区的妇联主任，做惯了大小报告，更是官威十足。两人将近四十岁时才生了艾丽这一根独苗，所以从小就呵护备至。对于宝贝女儿的终生大事，两位老人步调一致，一定要找个“门当户对的官家子弟”，否则“不成体统”。周围的亲友也轮番上阵，一起游说艾丽，让她不要被情冲昏头脑。
刘典说，自从那次“登门提亲”闹得不欢而散之后，艾丽请了几天病假没来上班，回来之后对他的态度就冷淡不少，两人此后虽然也一起逛街、吃饭，但再也没提起结婚的事情了。
至于今后的路要怎么走，刘典很困惑。他说，艾丽前不久表示她正在准备出国，想去国外进修服装设计。刘典说：“也许这是故事最好的结局，总好过‘门不当，户不对’被踢掉，听起来逊毙了。”对于艾丽要出国的事，刘典只字不提“挽留”，女友也没要求他等她，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想留也留不住，那就随它去吧！”
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梦想，“让自由的人们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善之区。但如今的事实却是，一个外省青年通过自己努力可以得到一个单位的肯定，成为在京城里居住的一份子，却很难让这个城市接纳其为新市民，仍然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排挤，这不仅仅是北京的“户籍之痛”，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之痛”。
全国人民已经一次次见证了北京户籍面具下的“傲慢与偏见”，但这样的戏码还在变着法儿地于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上演，横亘在衣食住行，甚至爱情面前。
一个城市给外来人口设置的藩篱越多，越是能够看出其背后的狭隘和偏执。它的宜居指数和开放精神就值得怀疑。“北京包容性居全国倒数第二”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按照陈独秀在一文中的说法，“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显然，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
易中天认为，“贵族精神既名之曰‘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大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况且，“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才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在天安门广场为真理而献身。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但是，这种贵族精神一钻进胡同，似乎就串了味。天朝心态日益膨胀了城中居民的政治优越感，从而开始嚷嚷着要区别人之素质高低，以达到京城内99%以上都是“高素质”人口的“宏愿”，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也有人说北京服务业的态度比早两年改善不少，但正如广州政府大声叫屈说已经大力整顿治安，但还有人抱怨广州火车站是贼窝、匪巢一样，这实在因为之前过于“劣迹斑斑”了。而且现在依然没人能保证，你一个外省人兴致勃勃跑到北京，就不会被某个服务业的服务人员冷不丁“上一课”，以致像徐坤一样终生难忘，非要把这种情绪宣泄在小说中，广为传看不可。
更不幸地是，让纯洁的爱情在北京人莫名其妙的门第观念和圈子意识里，触礁。北京，确是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而生活在城里的北京人更是“高深莫测”，与他们交往，似乎需要时时防备有暗礁。尽管他们乍看热情，“有事儿您说话”，但你仍需牢记，这种热情也只限于某个圈子内部。如果你不幸站在圈外，请绕道，以免贴上冷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