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有一个最牛的MSN签名:我是一只趴在窗户上面的蚊子，前途充满了光明，却无法找到出路。蜗居于北京这座魔幻城市一隅的我们，遭际正像那只蚊子，横亘在我们与城市之间的玻璃，除了人情冷暖，还有那些冰冷的制度屏障玻璃。逃出去，成了追求品质生活的必然选择。如果这座城市待你不仁，为何还要留下来忍受白眼？

    实际上，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这是北京摆脱“臃肿”困局的大势，也是全中国二三线城市纷纷崛起的大势。顺势而动，才是明智之举。

    打破“环京津贫困带”困局

    美国《资本论》专家华赞说：“文明的发展，现代化的实现，不是国际大都市的建立，而是小型农村的发展，国家的模式应该巩固中小城镇，以此分散资源和发展，让人们共享文明的成果；不是将资源和发展集中在大都市。”

    这和吴良镛教授的“大北京地区”的概念本质相同，主张鼓励周边区域的发展，来缓解大城市的压力，同时达到区域的整体腾飞。

    但是，“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美好景象却没能在北京周边地区发生。中国社科院于2006年对外公布的《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让人忧心忡忡：

    在河北与北京、天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有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欧洲的城市”与“非洲的农村”同时出现在半径100公里的区域内。像这样在首都周边还存在着大面积“环京津贫困带”的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的。

    专家分析，这反映出与上海相比，北京对天津和河北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空吸”现象。

    何谓“空吸”呢？《辞海》的解释是：流体在一个中间狭窄的管道里急速流过时，狭窄的地方的压强就低于大气压，如果在这个地方用细管接上另外的流体，接上的流体就会被吸入。而北京的“空吸现象”，则主要指北京与周边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周边地区的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这又使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

    “对面村落的鸡会经常到这里来串门，对面谁家吵架了我们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近得就像一个村，但是心里感觉可是天上地下，远着呢！”保定涞水县遽家蘑村的人经常看着北京郊县的郑家蘑这样说。北京一方的富庶优越与河北一方的愁苦与困窘，并不是迈过边界上的那座小桥、跨过那道田埂、越过那块界石、钻过那副横杆就能改变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专家分析认为，这是北京对周边地区，尤其是河北，长期以来“索取大于给予”的政策所致。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教授孙久文说：“对北京与河北的关系，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河北地区应以满足中央政府和北京城市发展的各种需求为目标，而中央和北京市应当对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上有所回报，这显然是停留在80年代的思维。”但事实远比孙教授形容的更糟糕。

    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作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根据《河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的内容，从2005年开始，河北省相继投入了4188亿元用于生态建设，以此成为京津两大都市的生态屏障。而且“因为2008年奥运会要举行了，河北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来构建生态环境，对首都的环境改善也意义重大”。

    京津冀，唇齿相依，难解难分。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也在几年前就提出，但一直都流于口头表态，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合作几乎没有。《燕赵都市报》记者王荣娟于2006年对此问题撰写文章《环京津贫困带困局：差距逐步扩大》：

    “河北与京津的‘对接’恐怕更多意义上，是为保障京津的生态、保京津用水。”与北京毗邻的村民们对一体化的感觉具体而且现实。现实也正是如此，北京人喝的每五杯水中，就有三杯来自河北的潮河，天津的很大一部分用水也都来自河北。

    “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北京为用水而给我们所做出的补偿。”虽然几年前，就有经济界人士提出“生态补偿”的概念，但河北方面相关部门尝试与北京寻求的“用水补偿”却从未得到过明确的答案。

    “不要再提补偿了，我们都麻木了。”涞水县水利局许多人士对这个问题谈得都有点不耐烦了。自从拒马河截流工程开始后，就不断地通过上级部门与北京协商，报告写得都不愿再写，专家组团也到当地考察过多次，双方的协调会也召开过，“都说对‘受灾’的群众应该补偿，可就是没有下文。”姬山说，地下水位越来越深，现在打一口井的费用得10多万，老百姓根本打不起，县乡财政本来就吃紧，工资有时都发不出来，无法给予补贴，吃水都成了困难事，更别提发展了。

    “没有投入如何保住成果？”张家口市林业局造林科科长刘洪涛也很无奈，为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张家口地区退耕还林、荒山造林都需要大笔的投入资金。据了解，目前退耕还林国家在八年内每亩补贴140元，或者200斤粮食，荒山造林每亩只补贴50元。“如果没有发展后续产业的资金，补贴时间一过，没了土地的农民靠什么生活，如何更好的生活？”据刘洪涛介绍，当地即使发展经济果木，但因为经济条件限制，也只能进行一些初级加工，收入有限，更不用说一些没有经济效益的生态林了。“没有后续产业，就没未来。而在这些方面，我们没有得到过任何‘补偿’。”

    环京津贫困带的产生，虽然有历史原因，但这种难言平等的“对接”也难辞其咎。

    牺牲他人，成全自己，这是自私，亦是贪婪。美国作家艾本斯坦将这种行为归结为“势利眼”的重要表现之一，恐怕也是对北京这座城市最恰当的点评。

    若将“环京津贫困带”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腾飞相比较，则更突显了上海开阔的“老大”风范，和北京势利的“老板”态度。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其快速发展带动了相邻的江苏、浙江等相关地区的快速发展，其周边各个主要城市也主动和上海接轨、协调，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和带动。“长三角”在上海的带动下，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经过20年的合作，“长三角”旅游发展走向了良性循环，而京津冀地区的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据统计，2004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的生产总值为1.6万亿元，尚不及“长三角”的一半；2004年“长三角”地区接待境外游客的数量是京津冀地区的1.8倍，创造的旅游收入则是京津冀地区的3倍。

    学界趋于一致的观点认为，若要破题北京“空吸现象”，北京的经济发展应以创新经济、现代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咨询为主，而把制造业让给天津和河北，这样才能凸显京津冀地区经济互补的优势；京津冀之间要发展为相互的竞合关系，推动地区合作发展。而要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现象，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加强京津冀地区合作发展就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缓解城内外来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水资源的严重紧缺，北京过去那种蛮横地蚕食周边土地，机械地向外扩张的方法，显然无异于饮鸩止渴，只是在近郊多几座“睡城”而已。因此，即便北京再势利、再自私，使京津冀地区实现平等对接，让周边城镇真正分担她的一部分职能，已势在必行。

    首钢搬迁至曹妃甸，三元集团等向承德抛出的合作绣球，都是顺应了这种趋势的改革举动。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指出，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呈现出六大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城市密集区的战略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也就是说，城市群将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之一，对个人而言，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周围，将出现更多的发展机会，二三线城市将变得越来越活跃。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按照“以大带小”的原则，“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长极”。

    2010年3月21日津保铁路正式开工建设，这不仅将打造滨海新区通往西北部的重要客货通道，还将连接京石客运专线、京沪高速铁路、津秦客运专线等三条线路，加快推进环渤海京津冀区域高速铁路网建设，缩短京津冀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加快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进程。未来，还将建设以北京为中心，以京津为主轴，以石家庄、秦皇岛为两翼的城际轨道交通网络。按照规划，到2020年，京津冀地区城际轨道交通总里程达到710公里。

    2010年5月19日，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官员透露，《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已经上报国务院，有望年内出台。目前，从北京开车到曹妃甸，不到3个小时。高速铁路修通后，仅需50分钟，属于典型的“一小时经济圈”。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中，按照“8+2”的模式，以北京、天津为双核，一小时能到达的城市包括：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张家口、承德8地市。

    北京的定位正在经历“去经济化”。北京市发改委前副主任王海平说，北京将从实际出发，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大格局，积极参与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去年北京和河北首次签署了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的备忘录，确定双方将在交通基础设施、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等九方面进行深度合作，该协议被认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破题之作。这意味着北京在与兄弟省市的合谋发展方面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大城市的困惑

    新加坡《联合早报》于2009年11月24日刊发时事评论员马玲的文章《滚雪球的大北京大上海》，作者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感到大城市病日益明显：

    “从六环路的东头跑到六环路的西头去办事，车开出去就是七八十公里。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在380万辆左右，道路几乎条条拥堵，办事的时间大都消耗在路上，中国的首都已被称为中国的‘首堵’。”

    作者参观了江苏小城张家港，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这个昔日的农村水乡，怎么能这么美，似乎比现在中国的任何城市都干净、宜居。街上看不到一丝废弃物，随着张家港市多年对吐痰、扔烟蒂的重罚，保护环境已成为市民的习惯，不仅地面整洁，天空也很干净。当地人言，任何污染都是这个城市的公敌。”

    于是，在“对比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生活品质”之后，马玲产生了这样的困惑：“更美好的生活到底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

    最后，在分析了“大北京地区”和“大上海地区”的发展趋势之后，马玲认为从中心地带的大城市走出去，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就像向日葵追逐阳光一样，人们总是会在发展机会与生活质量这个“鱼与熊掌”的抉择中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虽然发展机会多，但对一般的打工者而言，要想在大城市安居颇为不易，不仅房价高，物价也高。随着城际交通的越来越便捷，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将会越来越被人青睐，比如像上海周边的张家港、常州、昆山这样的中小城，其比上海宜居。北京周边虽然还未出现张家港这样高水平的小城，但临近北京的河北诸多小城小镇像燕郊、廊房、涿州、香河等地，已经成为北京许多打工族的落居地。”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离开北京？首先肯定是因为在城里过得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根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Mercer）2009年7月7日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北京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比去年提升11位，一跃成为位居全球第九的“昂贵城市”。

    美世公司又于2010年5月25日公布了“2010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对全球221个城市，依据10个项目，包括基础设施、政治和社会环境、医疗福利体系等作了调查。维也纳名列第一。亚洲城市中，新加坡排名最高，居第28位，日本的东京、横滨、大阪和名古屋分别列居第40、第41、第51和第57名。中国香港排在第71位，上海和北京则分列第98和第114名。

    对此，我们可以对北京城内的生活有个更直观的了解了：生活成本位居全球第九位，但在你付出了如此昂贵的生活代价之后，得到的却是全球第114名的生活质量。

    从2008年初到2009年底，知名作家余世存就从北京跑到了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大理，一座20多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过了近两年的半隐居生活。“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饭局，为了聚会，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见面之后，接触的又多是一些垃圾信息。”余世存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有当代的都市病，比如抑郁症、亚健康，“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

    在大理市郊，余世存租了一套民房，“每天睡觉到自然醒”，看书、写作、种菜、晒太阳。“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

    而在“逃离北京”的问题上，余世存显然不是一个人在作战。凤凰网评论员彭远文在他的文章《宜居城市从可以睡大街做起》中，以自己为例写道：“我在北京当了房奴，过几年想来也可以还清贷款，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把北京这个城市当作自己的家，会在这里度过自己的晚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在这里没有享受到平等的权利。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你这么讨厌北京，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这里？我的回答是：因为这里机会比较多，但这里之所以机会比较多，正是因为不平等。”

    彭远文认为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越来越不宜居，但年轻人还是一拨又一拨地往城里跑，原因就是大城市机会多。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

    教育、医疗等条件只有在大都市才好；农民外出打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发达城市才可挣到钱。2008年的雪灾，聚集在广州火车站的几十万民工，即能说明这一问题。大学生毕业，多愿留在大都市从业，很少有人愿意到农村、乡镇或偏远地区去。离中关村不远的唐家岭村聚居了5万名来自各地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被形象地称为“蚁族”。

    在英国，其社会保障体系异常健全。伦敦大医院里高水平的外科大夫，在乡村诊所里也可以找见；村村有邮局，寄信不必到镇上去。他们已没有城乡差别，城里人乡下人一样都能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且因乡下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城里人甚至向往乡村生活。所以说，“真正的文明不剥削环境，也不剥削土地”。

    美国规划师丹卓·奥斯曾在中美土地规划国际会议上感叹：“我们（美国）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对城市来说弥足珍贵的郊区，所以占用郊区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中国，你们在用郊区的土地扩展城市，城市扩张和占用土地的规模与速度令人感到震惊！”

    2008年8月28日，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指出，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3.33比1是什么概念呢？用国家来形容，就是一个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国家和一个人均收入只有3330美元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差距。

    “我们总认为，经济向城市、大城市，特别是东部的大城市集聚的发展，是导致中国今天区域间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原因，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造成经济集聚和收入差距在城乡间和区域间扩大的现象同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阻碍了要素的流动，尤其重要的是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当中最重要的是阻碍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流动。”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在《中国大城市需要松绑》一文中如是说。

    很显然，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一直是国家大力调控的主要方向之一。“经过多年的建设，中国已经有条件可以分散发展了。中国现在到了注重平衡发展的时候了。中西部也要平衡发展，不能追求超大城市。要将资源和发展包括知识和技术，扩展、转移到农村、乡镇和中小城市中去。”留学归国人士张宗奇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风田指出，把物力财力等统统都投向农村，最终还是难以解决农村的散、空、穷问题。庞大的人口如果一直滞留在农村也不是个事，必须要把他们转移出来，减少农村人口，才是最终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途径。单纯地让农民留在农村是永远难以解决城乡统筹问题的。未来的统乡统筹就是要逐步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里统的问题，而不是目前人口的城镇化，单向地把农村的土地统向了城市，资金统向城市，人也跑向了城市，但人口户籍却还留在农村。

    把农村人口转移出来，实际上倡导的正是“鼓励人口流动”的观点。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而这里城市绝不仅仅指“北上广”。因为这种流动也应该包括从拥挤的圆心走向周边。

    城市与繁荣并不能划等号。美国曾经的大城市底特律，由于汽车产业的繁荣而迅速繁荣起来，曾经达到二百多万人口。但随着美国汽车业的衰落，底特律又迅速衰落下来，目前被美国人形容成了一座“死城”。所以讲，片面讲发展城镇化也是挺危险的，如果一个城镇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工作机会，大量的人集聚起来，问题会更大。长三角、珠三角的小城镇之所以繁荣起来，都是专业镇的发展所带动的。

    二线城市的机遇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套用这个句式：只有小城市没有小机遇。人才从“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流动，实际上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从均衡地布局人口与产业的区域发展战略角度上来看，年轻人离开一线城市是一个新发展趋向，有利于促进各城市间的人力资源分布的均衡，进而带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从个人选择来看，大城市拥有大量经济发展机遇和国际化、世界性的文化氛围，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年轻人对就业和个人发展的需求。但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带来的竞争压力、经济压力等问题也不容忽视。当一线城市无法提供给他们工作的成就感和生活的满足感时，年轻人就会打破对大城市的盲目依赖，回归理性，选择在二线、三线城市寻找对口的就业岗位。”作为一名全球职业规划师，李春雨这样认为，“二线城市的生活节奏相对比较悠闲，但那并不意味着生活平淡，也不等同于缺乏发展机遇，而且现在网络发达，信息不会闭塞。”

    北京虽然是机会多多的大都市，但这座城市的“势利”决定了她无法包容所有人才，即便这个人才可能非凡如马云。北京也照样可能将其错过。因为当北京势利地对各路进京人才左挑右捡的时候，人才也同样有权选择北京。这种选择权适用于每个人，你和北京是双向选择的关系，不卑不亢。

    所以，马云决定彻底放弃北京，回到杭州从零开始创业，并最终打造出了阿里巴巴集团。杭州，相对于强大的北京而言，只能算是中国的二线城市。

    但是，当你在大都市寻找突围的时候，二线城市一点也没闲着，正昂首阔步比照着大都市的规格迈进。192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首超农村人口，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首超农村人口，20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首超农村人口。

    《城市竞争力蓝皮书2009》显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是中国城市的主体力量。中国大城市共有81个，中等城市有113个，两者合计为194个，占据中国294个城市的65.99%。可以看出，两者是中国城市的主体力量。”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兹洛特尼克说：中国已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1/4在中国。中国二线城市的活力，正藏于这194个中国城市中。

    因为互联网，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资讯同步；因为城际快线和城铁公交化，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人流物流同步；因为商业连锁，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消费同步；因为都市圈，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资源互动互补同步。

    每个省都有全国上星电视；28个城市建设地铁规划获批；国际品牌和全国性企业在诸多二线城市找到落点、开枝散叶。二线的兰州、武汉和西安都有全国性媒体；二线的苏州、东莞、宁波、温州的经济实力个个富可敌省；杭州在“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上五年连冠……

    不同步的是，二线城市在因一线城市的辐射性和产业关联性而受惠时，自身的独特优势并不会被夺走：名胜古迹，优质水土和空气，港口，城市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传统产业，相对便宜的投资和安居成本，地方创新等。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二线城市近似不设限的城市，户籍相对松动，“钱多，人才少”，对于投资创业者、创意产业族和产业工人有着“很饥饿”的需求。有能力者较容易获得机会和平台，成为“新市民”中的精英，过上好生活。而工作中的上佳表现，仍然有机会进入全国视野，与大都市的精英同享荣耀。

    今天的二线城市已非偏僻角落势单力薄的城市孤儿，而统统归属于大都市圈棋盘，在其中扮演着努力成长的角色，机会一线化，压力二线化。

    2007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实施了一项题为“哪个城市更适合你的工作和生活”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7946名填答者中，52.8％的人认为，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有着更大的发展机会。但与此同时，34.5％的人认为，中等城市的生活质量更高，相比认为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生活质量更高的只有17.8％。

    调查中，20.3％的人同意“北京、上海人才太多，竞争太激烈，其他地方发展机会更大”，28.3％的人更认为“其他城市和北京等超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已经在逐步缩小”。本次调查中，“房价过高（53.5％）”、“生活成本太高（50.6％）”、“交通太拥挤（46.4％）”、“没有归属感（32.8％）”已成为当下人们对大城市诟病的主要原因。

    《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年度报告》2006年度调查的20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排名都相对靠后。研究人员说，大城市虽然发展机会比较多，但是个人居住条件、社区条件、生态环境、公共交通等宜居必备因素相对都比较差。

    除非在北京成家，否则，洪刚觉得自己一定会离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时刻准备着”。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后，洪刚留在了北京市公路管理处，“说起来好像是北京待遇好，”其实小洪一肚子牢骚，“公务员工资年收入也就在8万至10万元，比老家那个小城高了不少，但是一比较最基本的吃住，北京完全没有优势，四环以内的房子均价已经涨到每平方米3.49万元，老家呢，2500元一平方米。”关键的问题是，“你的学历在中小城市更有竞争力”！而抱持着类似观点的人还不在少数。

    职业规划师李春雨说：“我支持年轻人更多地考虑去二线城市发展，这不是盲动，也不是逃避，而是他们的一种理性选择，是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的。选择返乡、移居小城市，是人们多元化生活标准和价值观念的体现。”

    李达今年29岁，已经在北京一家It公司工作了三年多，最近刚辞职。他说，“在别人看来软件工程师待遇应该会很好，但我研究生毕业，在公司任劳任怨干了三年多，月薪还不到5000元，到现在连房子首付都没攒出来。”所以，“在北京我们呆不下去了，房价跟疯了似的。”

    李达和女朋友老家都在河南农村，“不像很多同龄人，可以用父母的钱付首付甚至买房。我们也不忍心用他们的养老钱买房。”过年期间，看到父母日渐苍老的面庞，李达越发自责。

    年后，李达接到了一个在合肥创业的朋友的邀请，希望他能去担任技术主管。他和女友商量再三，决定接受邀请。“那里的房价相对低，我的薪水也不比现在少，而且是我擅长的工作。在北京太累了。”

    李达说，他们的决定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他想尽快在合肥安定下来，再把父母接来养老。“那座城市也很适合老年人居住。这些天北京的沙尘暴，让我对这里更不留恋了。”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将影响一个年轻人的一生，但是李达说时间会帮他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2010年7月29日，多家媒体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年轻人正逃离北上广，称外地人在大城市越过越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我觉得很多人在大城市里宁可蜗居也不挪窝，其实主要是为了面子。其实在二三线城市，可以过得很滋润，房子、车子比大城市来得轻松，何必为了虚名折磨自己呢。”北京大学毕业的小徐如今已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找到了人生的落脚点。

    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的红叶则回到了老家江西景德镇，在她看来北京的生活只是一种经历而已，“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已经亲近这座城市了，也就满足了。但在就业时更多的是要看现实而不是理想，我选择回到父母身边，感觉心里很踏实。在工作中，他们可以给我指导和帮助，以后他们退休了，我也可以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们。在老家，我也没有感到房奴、孩奴之类的压力，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不是每个人都不适合一线城市，正如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二线城市。重拾你的生活，需要的不是逃离北上广的悲情，而是深思熟虑的放弃——一线城市不会因失败者的离开而受损，你终须明白，放弃北上广只是你的个人选择，不仅在选择让生活出现一个拐点，还在选择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机会、选择一个最适合下一代的城市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