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谋发展

    据相关资料显示：“在1903年至1918年期间，主要的长江轮船航线由四个航运公司大致均分：它们是太古轮船公司、怡和洋行的怡和轮船公司、日清汽船会社和中国官办的招商局。新英格兰的船长和苏格兰的轮机长，在英国和中国的船队中占统治地位。为了避免价格战争，这些大轮船公司常常在内部商谈航运的价格。总的来说，英国和日本的航运业控制着海外和港口间的贸易，日本人在逐渐接近他们的对手（1910年海关记账和清算的总吨数中英国人占38%，日本人占21%，而1919年二者则分别占38%和29%）。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控制了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

    “在汉口，英、法、俄、德、日几国租界沿长江延伸了几英里，这些微型的欧洲城市被沿江大道连在一起，在道路和人行道之间有优美的林荫大道。每个下午，外国的社交界聚集在赛马俱乐部喝茶，然后是打网球或高尔夫球。汉口有18孔的高尔夫球场，是亚洲最好的一个，有阳台的俱乐部房，内设游泳池、游戏室、衣帽存放柜和一间大茶室。还有一个着名的长酒吧间，在长江巡逻的外国炮舰的军官们常常光临此地。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政权的强压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是艰辛。现代采煤工业和将近一半的棉纺织工业操在外国人手中。然而，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一战中的欧洲国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抵制运动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市场。那会儿这么干是爱国，现在则是祸国殃民。抵制麦当劳，下岗的大妈大嫂、打工的贫困大学生，人家跟你拼了，那是给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是当时的两大思潮，爱国心的驱使和利润的刺激使民族资产阶级投资新式工业。当时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家爱国，也能挣钱。电视剧里的主人公，开办染织厂，主要跟小日本竞争。他开染厂能挣钱，比土里刨食来钱快，既抵制了小日本经济侵略又能挣钱，这事何乐而不为？所以爱国心与经济利益的驱使，大大加快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1912年到1919年，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面粉业等轻工业，始终就只有轻工业发展最快。张謇成为民族工商业的楷模。着名的实业家还有周学熙和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张謇甲午科状元，授官翰林院编修，一进翰林院就等于这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了，翰林院为国家储才之地，像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都是从翰林院出来的，进了翰林院几年就能升到个三四品，然后一二品就上去了。结果张謇干了100多天，回家做买卖去了。这是晚清最着名的状元实业家，中了状元不当官，自己做买卖，实业救国，而且他是晚清立宪派的首领。

    翰林院是朝廷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咨议政事的机构，翰林官的主要活动多为朝廷日常性工作。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的，是科举进士名列前茅者。

    土地情结很深重

    这个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只是处于“短暂的春天”，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现在它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当然，民族企业中，重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相比，力量十分薄弱。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虽然不是革命的直接参与者，却是革命的支持者，上海的商人就跟同盟会领袖建立了联系。在不同的城市，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有不同，有些地方，资产阶级比较活跃，有些地方，资产阶级则采取观望态度。

    袁世凯同孙中山的冲突爆发后，资产阶级需要考量自身利益。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不敢公开表示亲近或敌视谁。动荡的局面让资产阶级变得短视。中国资产阶级从产生起，其革命性与妥协性总是相伴相生。

    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绝对优势，一些资本家和地主在向近代工业投资的同时，不放弃土地或其他封建剥削。电视剧《橘子红了》里的老爷在城里面有买卖，乡下还有橘园一大片，如果卖了橘园，把钱投资在工业上不是更好吗？但他认为土地最保险，最起码，地价肯定是不断地涨，不可能有跌的时候。万一工厂经营不下去了，我就把工厂给卖了，绝对不会把地卖了。他就没想过战争一旦爆发了，土地没法背着跑，工厂的机械设备装船运走，到了大后方租几间房又能干起来。小日本一来，这地就全都没了，所以中国人的土地情结很要命。你看比尔？盖茨再有钱，不会说拿着去搞房地产。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不起来，“以末置财，以本守之”，造成了在发展中缺乏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