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克立的“台湾之行”可真干脆，一九五零年，来台，两个月后入狱；二十五年后，一九七五年出狱，入老人院；七十九岁，离台、带着老战友老难友的骨灰离台。曾心仪写彭大将军：

    矮小衰弱，背部微驼。他背脊长骨刺，会痛。有风湿病，视力极差。他说，身上还有很多毛病。他走路时，有点摇摆不稳，即使他手持手杖，我也十分担心他会跌倒。他的身体看来是太衰老了，我实在很担心如果跌倒，骨头会散掉。

    我和他谈话，觉得他思路清楚，反应尚灵活。有些年轻人在思考和反应上，显得比他还迷糊多了！我不确知，他对很多事，人、地、名，记得颇清楚，是他的记忆力好呢？还是经过多年侦讯造成几乎可以背出很多事来？或是因为他的时间大都在牢狱中度过，因而把精力和记忆都花在那些过去的事情上？

    中和敬老所每个房间里，放了几张双层床。曾长云生前的睡铺，现在住着一位讲台语的老人。语言不通，对老人们来讲，似乎不成为很大的问题。老人家彼此谈话的机会并不多。我虽然很想和彭克立及其他老人多谈谈，但是他们谈话总是简短得一句、一句，谈话似乎会使得他们虚弱的身体容易疲劳，因此我也不太想干扰他们。

    彭克立的睡铺离曾长云的睡铺隔了两间房间。双层床的下层睡觉，上层摆个人的用品。每个睡铺、每个房间都显得拥挤、杂乱。似乎，每位老人毕生的随身物就只有这些简陋、陈旧、简单的东西……

    我用生硬的台语和现在睡曾是曾长云睡铺的老先生交谈。他对我的语言似懂非懂，我原担心他或是有其他路过的老人阻止我拍照。使我惊讶的是，看见我照相的老人几乎都没有反应。仿彿，他们的悲欢喜怒感情已经沉落到生命的底层。

    彭克立曾为香港签证迟迟未发下来而显得焦虑。他能否顺利出境，显然对我们的谈话有影响，也影响到他对透露他与李鸿等四人案的内情。当我得知他即将启程时，我去见他，向他道贺就要看到三十八年未见面的两个女儿（他的妻子于数年前在老家病逝）。我心里却没有真正的喜悦。他是李鸿等四人案中唯一活着能说话的人，却在离开台湾前没有为公开本案内情稍微再尽一点力。他告诉我，辅导员和另外两个人将开车送他到桃园国际机场搭飞机。我怀念和他谈话、相处的每一分秒。本文写作过程中，得知他已抵达湖南老家。在我为《孙立人研究》做采访工作中，彭老先生已是一位相当友善的受访者；虽然，他也像多数“孙案”受害人一样，仍有疑惧、有自我封闭的倾向。采访“孙案”所接触到的事实，以及采访工作所遭遇的困难和压力，在在都显示出：我们都是在这个腐败大环境里生活。是什么摧毁了人与人之间可贵的情和义？是什么使感情自然流露变得困难、不自然，要抗拒看不见、无比的压力？我每想到彭克立要经过刻意安排，假装在火车站巧遇孙将军，用这种方式才能见到老长官；每想到两位老将军在人群熙攘、有着监视人员随侍的情况下见面，就忍不住热泪盛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