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笔下的“大江大海”，在抽样上的缺失，不限于下层，在“厢堂之高”的层级上。她因为读书太少，太缺乏文献上、史料上的训练，缺失更多。“庙堂之高”的层级上，以国民党大员为主，他们或躬与其事、或扶同为恶、或愧而知悔、或怙恶不悛、或迷途知返、或一死了之……样式繁多，足以警世，但是龙应台竟悉所不及，有了这么大的遗漏，还侈言江海云云，就闹笑话了。“庙堂之高”的层级才是祸源，不谈祸源、只谈尾闾，又怎能了解真相呢？谈谈祸源吧，先从蒋介石、蒋经国开始。

    □你很会点唱。蒋纬国最该知道的一句歌词是“哥哥爸爸真伟大”。这个蒋介石的假儿子，原是戴传贤的真儿子，偷偷过给蒋介石，以其无能爱现，一辈子占了不少便宜、也受了不少窝囊气，最后连太太都不能保，眼睁睁的看太太被蒋介石下令打毒针处死，这也是家庭悲剧啊。

    ■如果龙应台只会写“一九四九”的“小咖”，写得完整，也足称道，但她写得又是前半截的前半截。

    □看她写王晓波他们，就思过半矣。看多了龙应台的文字，你会越看越气，因为那种文字，只会在“现象”上游走，并且是片段的“现象”，龙应台太偷懒了、太闪躲了，她只用片段的“现象”引发悲情，而躲避用全面“原因”去追究悲愤。她写王晓波的母亲：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罈骨灰。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他带着弟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去找剩下的番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里。

    多么“傲慢与偏见”啊，什么政权枪决了王晓波的母亲，使他们全家凄惨至此，这个“原因”，为什么龙应台一个字都不追究？并且，要追究起来，其实是一幕连续剧，光从王晓波的成长史上，就可串出完整的“一九四九”故事、完整的两代故事。王晓波在台大，追随殷海光；可是殷海光被人迫害死了，他又倒向迫害殷海光的人，他直到我们对抗白色恐怖的硬仗打过以后，他才“迟来的勇敢”，叫出他母亲的名字。王晓波今天仍是我的朋友和小弟，但我一直不谅解他做了“殷门叛徒”，认为他从悲情转到悲愤的过程，太迟太懦弱。但是，比起龙应台来，这位国民党宪兵军官的儿子比国民党宪兵军官的女儿正点得多，至少王晓波没跟外国人跑，他是了不起的爱国者，虽然爱得醉眼醺醺的。

    ■龙应台写王晓波时又带出一个郑宏铭：

    我约了郑宏铭，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济化宫，那是一个山里的庙，听说供奉了三万三百零四个牌位。有人从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所有阵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个一个用手抄下来，带回新竹，一个一个写在牌位上，为他们燃起一炷香。

    郑宏铭的母亲找父亲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零年代才听说，随着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国神社里。母亲就奔往靖国神社。

    龙应台又在写“现象”，不写“原因”。

    □为什么不多写一笔，追究一下日本人怎么“靖国神社”了台湾人？为什么不把事件写得完整一点，写写伟大的高金素梅如何带队“奔往靖国神社”，向日本鬼子“讨回英灵”？为什么只窝窝囊囊的欲说还休？为什么不多一点悲愤、少一点悲情？啊，你会死去，但那位嫁到德国的女士，会使你死不瞑目。

    龙应台在《两个小男孩》一节中写王晓波与郑宏铭，但忘了使小男孩换掉开裆裤。她应该完整的写出王晓波他们的下半生，不露小鸡鸡的下牛生，才能彰显出时代的悲剧。王晓波是这一悲剧的典型人物，茌苦难中、挣扎中、迷失中、摸索中蠕动，如今是老鸡鸡了，为人热心勤勉、鸡鸣不已。但龙应台都按下不表，此不足以知王晓波、亦不足以知“一九四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