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

    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

    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

    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

    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

    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

    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

    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

    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

    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

    于是，没人问他了。

    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

    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

    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

    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

    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

    那人名叫李纲。

    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

    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

    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

    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

    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

    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

    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

    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

    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

    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

    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

    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

    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

    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

    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

    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

    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

    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

    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

    谁会听他的话？

    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

    太学的学生们。

    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

    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

    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

    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

    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

    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

    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

    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看见了自己的同学，和他一样的充满了志气、尊严、良知的学生们。

    他号召大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目的是让新皇帝看看自己写的时事分析。在他的笔下，宋朝之所以沦落到如今地步，是因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宣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这篇文字非常有名，宋朝六贼之说，就从这里开始。这次的学生运动在宋史里的意义非常重大，有公论，它改变了宋朝的历史。

    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给陈东和他的同学们以应得的荣誉，每一代的宋史研究者，在说到这一幕时，都只是极力赞叹了陈东的胆气。

    六贼为祸近二十年，天下谁都看在眼里，居然是由一个白衣学生提出来，这是多么的热血，多么的忠诚！是的，陈东和他的同学们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了不起。但这并不是这件事的全部。

    这篇文字落在不同人的眼里，效果绝对是不同的。

    老百姓看到，会叫好、解气；六贼及贼党们看到，会害怕、怨恨；中立的良心未泯的大臣们看到，会惭愧、无奈，而落在赵桓、李纲的眼里，这就是个巨大的天赐一样的机遇！

    多年来，六贼把持宋朝官场，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六贼即宋朝，这是宋史近二十年来的铁律。如今面临生死关头，赵桓、李纲空有救国之心，却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

    必须迅速打破这块铁幕。

    陈东来得正是时候，稍晚都会误事。他提出来杀掉六贼，根除全体党羽的建议，在之前史书里只承认了他的热、解恨的作用，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功能。

    迅速完成新旧官场的交替，哪怕底下的办事人不变，除掉六贼之后，新皇帝的命令才能有权威性。

    这件事情和各项城防事务混合在一起急剧运行，所有人所有的问题都搅在了一起，想在几天之内就改朝换代，想想这是多么疯狂的事。但是李纲、赵桓也不必沮丧，他们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只要该盟友保持活力，那么开封城里的事就会以疯狂的速度进行。

    金军。

    金军的动作越快，宋朝的改革越快！

    转眼间，三四天过去，新年到了。公元1126年的春节，正月初一的时候，赵桓宣布改元，这一年是“靖康元年”。初二时，北方战报火速传来，金军渡过了黄河。

    率领着开封禁军精锐的梁方平太监，简直丢尽了北宋一系列武装太监的脸，他到了黄河边上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在初二这一天听说相州（今河南安阳）被攻破了，他立即仓皇逃跑。

    他没法不逃，看位置他驻守在黎阳津，那是黄河的北岸，任务是阻止金军靠近黄河，不是阻止金军渡过黄河。一字之差，难度太大了！

    他跑了之后，南岸的宋朝跟着跑。黄河天险，这道开封城唯一的守卫线，就这样轻易丢掉了。金军没受到任何阻碍安然渡河。

    消息传进开封城，初三的晚上夜漏二鼓时，赵佶带着老婆、皇子、帝姬（原公主，赵佶闲得蛋疼，给女儿们换了个“姬”名字），出通津门坐船南逃。

    这次的逃跑实在太突然了，连赵佶本人也没有准备，他只带出来了一个亲信，是蔡攸；几个太监，连一个侍卫都没有。刚开始时坐船，但是开封附近水流平缓，实在太慢了，他雇了一乘小轿。小轿还是慢，想想金军是骑马的，这样的速度对比，他能逃出去多远？

    于是，再乘船，昏夜之中，他们搭乘了一条搬运砖瓦的小船。这时，太上皇和皇后已经饿得不行了，可是御膳房没跟来，啥吃的也没有。

    一个船工很好心，分给了他们一个炊饼。

    这是赵佶一生中少有的传奇浪漫之夜。他经历了坐船，改轿，再坐船，吃炊饼之后，在雍丘（今河南杞县）附近再次上岸。

    这一次，他骑一匹名叫鹁鸽青的御骡，向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飞奔，直到鸡啼时分才看到了一点点的灯火。滨河小市到了。

    在这里，一位老婆婆招待了饥寒交迫的徽宗一行。出人意料的，徽宗竟然非常的轻松幽默，老婆婆问他是哪里人，他这样回答：“赵姓，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

    听他这么说，卫士们都笑了。赵佶看了他们一眼，自己也笑了。稍提一句，他逃出开封之后，闻讯追来的亲信们逐渐赶了上来，最先到位是侍卫。

    黎明时分，他们到达了商丘，这里是宋朝四京里的南京。这一夜，赵佶足足驰骋数百里之遥。在这里，赵佶胃口大开，想在早餐时吃鱼，为此，他亲自到市场上去买，和卖鱼人互相砍价。他觉得很快乐，觉得生活重新变得清新。

    比他日复一日地当皇帝、住皇宫有趣得多。

    在泗上附近，大队人马追上了他。有宇文粹中、童贯、高俅等。他们各自带来了庞大的护卫，其中以童贯为最，他有三千多人的胜捷军。从这里开始，赵佶重新拥有了班底，他们一路向南，最初的目标是维扬（今江苏扬州）。

    回到开封城，赵佶南逃，给赵桓、李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尤其是童贯等人的追随。实在是太妙了，不用动手清理，开封城里的官场自己就出现了巨大的空白。

    在此基础上，新皇帝趁热打铁，对剩下的六贼动手。第一个目标是太监李彦。这个死太监在作恶的时候无所顾忌，公然明抢百姓的土地，这时报应临头，他的下场也最是干脆。

    杀头，抄家。

    第二个目标是前首相王黼。以王黼之奸，可以说百死莫赎其罪，但他的身份实在太高了，前首相，这在宋朝是块地道的免死金牌。

    赵宋有祖训，北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大臣。

    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靖官场！一个非常罕见的，堪称宋朝头一份的小动作计划出炉了。王黼被贬黜了，他被降为崇信国节度使，永州安置。这是官方的命令。

    这很平常，很合法。

    他走到雍丘（今河南杞县）南二十里的辅固村时，被突然出现的强盗杀了。这非常遗憾。宋朝官方集体叹息，王首相的命真苦啊，一百七十多年了，宋朝的宰执群落里只有他一个死得这么难看……事过很久之后，开封府的聂昌公开宣称对这件事负责。

    第三个目标是梁师成。隐相大人没有随徽宗南逃，他知道自己的根基只限于皇宫城墙之内，离开大内，他什么都不是。而留下来，他心里也有底。

    新皇帝赵桓一直是个苦命的孩子，在皇宫中活得特别的憋屈，隐相大人曾经多次伸出友谊之手，不仅帮了忙，还时常抚慰赵桓寒冷的心灵。

    说实话，梁师成做事是很有风度的，如果不是个太监，就算真是苏轼的私生子，也不辱没这个老爹。有这一层情分在，他相信，新皇帝会放他一马。

    事实也是这样，赵桓真的有些下不去手。不管陈东、李纲还有别的大臣们怎么推波助澜，他总是把梁师成的死期往后拖，直到历史的时针再拨过去九天，才是隐相的末日。

    六贼里，其余的三个这时都不在京城里。

    蔡京先一步被贬过了长江。朱勔见势不妙，率先逃回了自己的东南小朝廷。童贯追着赵佶，不仅躲在了太上皇的阴影里，更有亲兵卫队保护着。怎么处理他们，实在让新政府挠头。

    不能杀，无论是下诏论罪杀，还是派人去暗杀，都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后果。这些人会拥立赵佶在江南半壁河山里成立新政权。到那时，赵桓反而成了儿皇帝，各种混账命令传过来，听是不听？听了，会造成第二个花石纲时代的宋朝，照样烂死。不听，一个不孝顺的儿子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做皇帝？

    思来想去，蔡京和童贯先放过，等局势稳定些再计较。至于朱二世，他不够瞧了，富二代的钱在关键时刻摆不上台面，他的实职官阶也太低了些，尽管把他一撸到底，不管怎么狠整他，都没有任何后遗症。

    朱勔被免去一切公职，放归田里，等待处理。

    处理完六贼，李纲意气风发，他觉得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了，可以做些事情了。他去见赵桓，不久，新皇帝颁布了诏书。

    钦宗陛下仿效真宗陛下故事，御驾亲征，迎战金寇！

    多么振奋人心，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满城百姓惶惶不安，突然间新皇帝如此振作，可以说是点燃了大众的生机之火。

    甚至可以说，是点燃了汉人生存的信心。

    当时，李纲站在议事大殿之外，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这个结果，但不能评论，更轮不到他去颁布。按照宋朝惯例，他连在这个时刻上殿议事都没资格。能在这时和皇帝在一起的，都是宰执大臣。并且惯例还包括，如果宰执大臣们不下班，那么谁也不能进去。

    李纲在外面等了很久，宰执们一直没有出来。很显然，里边正发生着什么，直觉告诉他一定要出事。事实果然这样，他通过一些渠道打听出来，大殿里刚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

    皇帝不亲征了，皇帝要立即出城逃跑，到襄（今湖北襄樊）、邓（河南邓州市）去避难。

    朝令夕改，食言而肥，这还不如没有亲征的诏书。可想而知，外面的军队、百姓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怎样灰心丧气，很可能立即往城外涌，跑得比皇帝还要快。

    到那时，什么都晚了。

    李纲立即上殿，结果被值班的挡住，别乱来，要守规矩。李纲火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标准的滚汤泡老鼠，一窝都要死，还讲什么规矩！

    他进去了，见着了高高在上的宰执大臣们。这些人号称是传说中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礼仪之上邦的国家的最高首脑。代表人是白时中、李邦彦。这两个人是当时宋朝的百官之首，就是他们劝赵桓逃跑的。

    白时中，字蒙亨，寿州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进士出身，官衔履历一大堆，都是次要的，体现不出什么，真正关键的是他能在六贼当朝时步步高升，那只有一个可能——做蔡京的亲信。

    李邦彦，字士美，怀州人。他是个难得的妙人，他爸爸是著名的银匠，家里巨有钱，小李吃喝玩乐之余非常向往文化生活，每届科考时河北考生路过他家，都热情招待丰厚资助。这样，他积攒下了最大的官场人脉，他就被保举进太学院当上了学生。从此，他进入官场。

    李邦彦的太学生活比陈东成功过一万倍，他迅速走进了赵佶的生活。赵佶要新奇，他有当时最新的花样；赵佶要市井，他从小就在市井勾栏之间长大。可以说，所有纨绔应该掌握的专业他都精通，他一个人就可以满足赵佶全部的需要。

    凭这些，他当上了宋朝的首相……立于当时人文之巅的宋朝最高首脑，居然是这种货色！

    李纲这时所要面对的人，就是这种货色。和他们能讲什么呢，哪怕再浅显的道理，都得翻来覆去地说。查阅资料，看他们当年的对话，简直就是用来杀时间的。

    杀对宋朝来说一刻千金的时间。

    李纲先是按捺住性子，对赵桓讲大道理：“陛下，您父皇把社稷交托给您，你一走了之，这合适吗？”为这句话喝彩！李纲一下子让所有人哑口无言，直接站在了道义的最高峰。

    赵桓真没话可说了，白时中跳了出来。逃跑是他最先挑起来的，眼看成了决议，突然被李纲搅事，他简直冲天大怒。

    悄悄说一声，历史上、现实中，总会有这种人，他们对外面非常懦弱，对内部却极端血腥强硬，大到各个朝代晚期的当政者，小到某些窝里横的普通人，他们冲天大怒时的嘴脸非常好玩。

    白时中怒吼道：“李纲，你觉得京城能守得住吗？”

    李纲反问：“天下城池还有比都城更坚固的吗？宗庙百姓都在这里，舍此而去，到哪里可以安身立足？何况现在金军临近开封，这时出逃，能跑得过金军的骑兵快马吗？”

    白时中无语，转而挑剔开封城防的漏洞，说哪里有缺口，哪里的壕沟太浅。当然，他也承认，这些缺陷很多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为艮岳等形象工程让路，但是危险存在，开封守不住。

    李纲陪着一个负责城防的太监去实地考察，回来报告说没问题。赵桓才问到谁可为将。

    李纲说：“平日里朝廷用高官厚禄养大臣，这时大臣们应该站出来。比如白时中、李邦彦，他们是宰执，应该由他们出战。”

    白时中一下子爆炸了，他觉得李纲实在是赤裸裸地害他，这是陷害，是不讲道理！于是，他非常愤慨地反问：“李纲，你敢出战吗？”

    这句话是李纲梦寐以求的，他当然敢出战，顺势要求宰执的身份，身份不到，命令不通。李纲被封为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在金军马上临城的紧要关头迈进了宰执行列。

    这时是公元1126年的正月初三日。注意，是白天。

    折腾了半天，到午饭时间了。赵桓心神不定，不放宰执们出宫，大家吃完午饭后再聚到一起。这时，李纲发现又有点不对头。

    这是种直觉，就像他在殿外感觉里边要出事一样。忐忑中，他给钦宗讲了个故事，故事很有针对性，是唐朝的安史之乱。

    李纲说，当年唐明皇李隆基最大的失误是一听潼关失守，立即放弃长安，躲进四川避难。结果，宗庙社稷陷于叛军之手，要好多年的挣扎才能收复。如果他当时不跑，招集天下兵马勤王的话，唐朝就不会突然间衰落下去。

    归根结底一句话，当此时，只看君王有没有直面敌人坐守孤城的胆气。如果有，那么天下臣民就会相应地勇气倍增；如果没有，君王大臣都逃跑，小民们为什么要拼命？

    赵桓默默地听着。没等他回答，突然间有个内侍跑了进来，报告了一个最新消息，“皇后、国公已经起程，出宫很远了。”

    那是赵桓的老婆、儿子，居然把丈夫、父亲扔在后边，悄悄地逃出都城，跑出去很远了。赵桓立即就跳了起来，他又慌又急，对李纲等人说：“你们不必再挽留了，朕已决意出京到陕西去，到那里招集西军收复都城，绝不能再留在这里。”

    果然，怕什么来什么，李纲的预感又一次成真了。到此地步，他还能怎么办，难道能像寇准那样紧紧抓住赵光义的袍子，说啥都不放你走吗？

    寇准是少年天才，是赵光义赏识的臣子，他李纲算什么，一个被整个朝廷厌恶的电梯王，一点威信都没有。他只能跪倒声泪俱下，继续给皇帝分析后果。

    “如果您逃了，哪怕把都城交给我，谁能听我命令？纵然听令，精兵不是外出，就是跟你逃跑，都城用什么来守卫？如果陷落了，以金军残暴，几天之内就会残破到燕云十六州的地步，那时您再回来收复，还有什么意义？”

    赵桓犹豫了，李纲说的都是实情。这时，天佑宋朝，李纲来了救星。赵桓的两个叔叔燕王赵俣、越王赵倔来了，他们也劝赵桓不能逃跑。

    赵桓又一次安静下来，他想了想，提笔写了两个字：“可回。”押上御印，交给内侍，让他们追上皇后，都召回来。

    皇帝不逃了。这时是公元1026年正月初三的下午。

    到了晚上，赵桓又变卦了，理由很可能是皇后、国公继续跑，根本不听他的命令。这直接打击了他的信心，让他回想自己是怎么当上的皇帝。

    是他老爸拿他来挡灾的。现在李纲等人说啥都不放他走，明显也是在拿他挡灾。他就那么衰啊，谁都能欺负他算计他？

    还有没有天理了？！

    想到这些，他再也忍耐不住，连夜下旨传令给宰执大臣们，告诉他们自己在明天凌晨时分出发，国家托付给李纲，让他当东京留守，李棁为副，这个都城谁爱守谁守，反正别再来烦我。

    李纲接到命令时已经是深夜，宫门上锁，别说是他，就算是老牌宰执到富弼、韩琦、王安石的地步，也别想在这个时辰见着皇帝。

    那好吧，就等到天亮……天亮时李纲上朝，一夜的煎熬让他火气大旺，像个点燃了的炮仗一样往里走。迎头正看见一排排的卫兵、内侍在搬行李，几乎整个皇宫都在大搬家。李纲气晕了，激动中再也管不了什么君臣体面。

    他想出了个肯定管用的招儿。

    李纲站在皇宫里鼓动兵变！他大声问：“你们这些禁卫，是想逃啊，还是想守？”这句话问在了点子上，禁卫军都是京城人，家里老小都在城里，这时跟了赵桓逃跑，家里人可不能算在队伍里。抛家弃业的谁愿意？

    ——“愿意死守！”

    得到这个答复，李纲走进了大殿里，先没去见赵桓，而是走到了宰执大臣们，也就是白时中、李邦彦的面前，说了句话：“陛下之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

    这时，外面禁卫们的呼喊声还没停息，李纲料准了这帮无耻的废物没胆子敢跟自己叫板。事实也是这样，见到身边的禁卫瞬间反抗，不仅是宰执们，连赵桓都傻了。他由着李纲摆布，先是对禁卫们亲口宣布不逃了，这换来了更加巨大的欢呼。

    李纲带着赵桓登上了宣德门城楼，命令文武百官士卒将士都聚在楼下，他和吴敏在片刻之间草拟出一份圣旨，上面写的都是对金军开战的宣言。他站在城头大声宣读，每一句都换来了一声士兵们的承诺。

    士气激发起来了，但还不够。

    必须得有奖赏。李纲跟赵桓说了一会儿，赵桓给出了以下的赏格：宋朝官方出银一百万两、绢一百万匹、钱一百万贯，文官自朝请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共三千道诰宣贴为奖赏，激励抗敌有功之士！

    奖给谁，怎么奖，都由李纲做主。同时，白时中罢相。

    到了这一步，宋朝终于明确出了一个态度：迎战。

    不管内部怎样分歧，总算是统一了口径。但是到底是否正确，不仅是当时，就连到了几百年之后的现代，仍然争论不休。

    应不应该逃跑呢？如果不跑，历史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人都说，李纲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死活不让钦宗离开京城，甚至还在事后把徽宗也拉了回来，结果被金军一窝端，全都死梗了。

    李纲害人啊！

    那么就逃跑吧，逃了之后金军第一追不上（真的追不上？），第二中国那么大，逃到哪里都有生机。比如说到陕西有强大的西军，有临河靠山的坚城，都是开封比不了的；如果还想再远点，可以到四川嘛，像唐明皇一样，沿着栈道进成都，谁都无可奈何。

    但是，成都在历史上被攻破过多少次？远的不说，五代时后唐灭蜀、宋初立国灭蜀，都摧枯拉朽不可阻挡。而造成天险不险的原因，就是蜀中的政府全烂了。

    以徽、钦两宗治下的政府，烂的程度很极品了，一点都不比那时差。凭什么前后蜀守不住的天险，他们就能守住？

    所以，就别事后诸葛亮了，谁腐败谁去死，乃是千古不易之理，根本不关地理的事。人祸才是最可怕的敌人。

    回到开封城，李纲终于有了军事指挥权。他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四下乱飞，开封城里无处不到。开封京城，在近二十年以来已经成了个超大型的风景游乐场，城防什么的都抛荒了，早已不是天下第一名城、坚城。他得组织军民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不管他在不在行，都得亲临一线。

    不然，有些事还真是办不了。比如西水门那儿河道既深且阔，金军如果从那儿乘船进攻就不好办。手边的战略物资又那么少，怎么搞呢？李纲想了想，来人，去把蔡京家的假山拆了，石头都扔进河道里，把水路掐断。

    这样的事很多，尽管蔡京罢相免职了，但数十年积威，换个人谁敢去做呢？

    更重要的是城防人员调配。开封城周八十里，这是多么大的防区，如果真像里所写的，开封城常年配备八十万禁军，那事儿就好办了，城上站满人都能轮班换着来。

    可这时，开封城里根本没那些人。

    徽宗朝二十三年时光里，禁军南下北上打了好多场大仗，不说别的，光是方腊起义和远征燕云这两次，禁军出动的人数只比西军少一点而已，早就打空了。

    再加上刚刚梁方平带着所有精锐出京去黄河北岸喝酒，京城里剩下的全都是老弱残兵。这时，李纲竭尽所能，只能做出下面的布置：

    京城四面，每面配备禁军各两千余人，力量不足由厢军、保甲民兵协助；城内集结四万马步军，作为机动力量，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人，随时支援各方。其中，前军派到东水门（通津门），护卫藏有四十万石粮食的延丰仓；后军派到宋门（朝阳门），保卫京师城濠最浅的樊家冈一带。这两处一个是最薄弱地段，一个是全城人的粮食重地，是重中之重，不能有半点闪失。

    这些，在初五至初八日间完成。做完了这些，金军终于杀到了开封城下。

    比预料的要早，之所以来得这么快，是拜六贼所赐。这些混账东西时刻显摆自己天朝大国的“风采”，每次金国的使者过来，他们都派专人陪同，专门走那些景观大道进京城，把一路之上宋朝的各处关隘路途远近都暴露了。

    这是违规的。

    之前宋、辽两国百年友好，每年互派使者好多次，辽国来人宋朝总是会使出花样，或者晚间上路，或者坐在车里故意兜圈子，想方设法地把异族人转晕，不让他们知道开封城的走法。现在可好，生怕对方不知道。

    这还不是最让人沮丧的。

    最让人心惊的是，无论是李纲本人，还是开封城里的民众，他们都意识到犯了个最大的错误。说起来，李纲真的不是个专业的军事人才，敌军临境，他犯了个最大的原则性失误。

    开封城西北方有个地方叫牟驼冈，它三面临水，一面是坡，地势非常完美，是宋朝京城附近的一个军需重地，有两万匹战马、无数的草料。李纲忘了派人把军马调进城里，更没有处理好那些草料，金军在郭药师的引领下，直接扑了过去，把这些都抢到了手里。

    客境作战，最大的隐患是给养不足，金军孤军深处，这方面更是死穴。可是由于宋朝的疏忽，金军毫不费力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另外，开封城外也是繁华之地，居民都没有疏散，金军可以随便遛马一样出去抢劫。站在开封城头，李纲是自责的，这是他的失误，他人为地把开封保卫战的难度提升了。

    他只有加倍的付出，才能挽回这些损失。但是，要支撑到哪一步呢？李纲深深地知道，哪怕再坚贞的心志，也没法靠开封城本身的力量挺过这道难关。所有的希望，都凝聚在勤王的援军上。

    援军何时能到……他不清楚，唯一能让他庆幸的是，勤王的命令在徽宗逃跑前就发布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