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来时是一块许愿石,满足了宋神宗所有的愿望;王安石走时变成了一块肥皂,经过反复搓洗,他自身变小了,混合着众多的污垢泥沙俱下。
留给神宗皇帝的,是一个相对干净健康的宋朝。
面对这样的局面,宋神宗显露了非常高超的心智。他的所作所为,真切地体现出什么才是纯粹的中国人。证据是两个概念。
第一,请问职场中,最有想法的是谁?很有趣,不是一把手,通常是二当家。他们隐身在一人之下,外面广阔精彩的天空,都隔在一张窗户纸的后面,与他们无缘。这个过程越长,他们的想法就会越多。
觉得老大太笨,自己被埋没。
于是乎只要机会到来,他们都会疯狂地表现自己。不管是多年压抑一朝释放,还是才华暴发不可遏制,其行为都是井喷效应。
可宋神宗不是这样,他的行为非常符合中国最传统、最高深的审美观点,即第二条,花未全开月未圆。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
花全开之后就是枯萎,月满圆之后就是损蚀。只有将开未开、将满未圆之时,才是最美丽、最长久、最值得回味的时刻。
“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七个字是清朝末年挽回满清命运的汉臣曾国藩一生的信条,同时也是从远古就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心底里的准则,直到21世纪的现代仍然根深蒂固。
比如中庸思想。
不要“左倾”冒险,也不要“右倾”极端,力不可以出尖,思不可以不成圆,之后世界才是和谐的,人生才是幸福的。参照这一要点,宋神宗做得极其出色,他在王安石的背后当了近八年的二当家,突然面临一片巨大的天空时,想到的不是张扬自己,而是平衡。
在他看来,王安石之前做得太猛太狠了,八年过去,纵观全局宋朝需要微调一下。怎么实施呢?当务之急是找个新宰相。
以中国之大,俊杰浩如烟海,无法胜数,可千万人之中,唯有这一个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前首相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吴充。
吴充是个老资格官员,标准的宋朝高官,同时也是职场中的另类。在生活中,总会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学问很高,人品很好,向任何人微笑,但没人能走近他三尺之内。在他们身上,冷淡和礼貌融为一体,在一大群人之中,显示出绵里藏针的个性。
吴充就是这样,他面对司马光时表示尊敬,可不趋附;面对王安石时,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公开阐述新法的不便。这样的一个人,天生地造在这时上台,给宋朝各部位矛盾轻轻地淋下点清水。
以吴充为主搭配的领导班子,都在为这个思想而服务,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上了首相的吴充突然间摇身一变。以前的谦谦君子,那轮未满的圆月、未开的鲜花变得尖锐了起来。
他向神宗建议,把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反对派从外地招回来,连同当年与王安石势不两立的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也一起回京,大家一起商讨国事,力图振作。
振作你个头啊,这些人扎堆回京,结果只会有一个——废掉新法,走回头路。
神宗很失望,吴充,你怎么会这样呢?之前几十年的修养都是假的?也是做过枢密使的人了,怎么也算是有工作经验的人,怎么会突然失常?
其实不需要奇怪,这就是一把手效应。谁当上首相,谁就会原形毕露,性格里一直以修养、矜持、道德来约束的本真东西,都会自发地跳出来,彻底还原自己。
而世界很奇妙,它有自己的周期变化,除非您是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乾坤人物,不然,不必皇帝来打压你,逆流者自己就会撞中礁石。
吴充撞中的那一块,名叫蔡确。
蔡确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王安石上元夜骑马进皇宫事件里,他义正词严地教训了王首相,连带着把皇帝也顶得够戗。而顶人,是官场中、人生中非常高难的技术,大家可以向身边看一眼,不管顶的技术高低,只要是敢顶人的,都受人尊敬。
最起码没人敢轻易招惹。
蔡确是北宋神宗年间的顶人高手,顶王首相让他得到好印象,顶吴首相使他得到了光辉的前程。他这样说:“汉朝时的前两位宰相萧何、曾参是冤家,曾参接班时却不改动萧何的成法。现在新法是陛下亲自建立,由上一任首相王安石协助完成,下一任首相吴充就要以私仇败坏,这是什么品德?何况来回变动,让下面的老百姓怎么适应?”
一句话,吴充你的人品有问题!
吴充下课,接任的是王珪。王珪是神宗朝里的一大活宝,这人号称“三旨宰相”,即上朝“取圣旨”,在朝“领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一位非常难得的贴身秘书,至于首相的权威、责任、义务,他全都扔到了一边。
其余的官儿跟他也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些废物,想介绍他们都不知从哪儿下手。为什么会这样呢?
到南宋时圣人朱熹出世后有句话是经典的答案。那时朱熹的弟子问:王安石为何没能第三次拜相,继续改革,反而让一群乌合之众立于朝廷?
朱熹一笑。这位圣人有个爱好,他身在南宋,资料不多,可把北宋的每一位皇帝、每一个大臣都尽情品评了一遍,其中就有这时满朝皆废物的评论。
他说:“神宗已经尽得荆公伎俩,何必再用?熙宁十年之后,事无大小,都由自己做,所谓的大臣,只是把一群庸人留在身边,随时指使而已。”
一语道破天机,这才是王安石走后宋朝政治格局的真相。同时也是中国历史里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除开国皇帝和第一任宰相之外,任何一位强势皇帝身边,都没法同时生存一位铁血宰相。
就连王安石也不例外,一旦宋神宗羽毛丰满,他就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一点,是宋朝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的最大区别,它主导了整个北宋的命运。
神宗当家做主之后,事情容易了很多。王安石在金陵开始隐居岁月,司马光在洛阳闭关……哦,不,是半埋在地底下著书。新旧两派的党羽连同他们的党魁一起集体休息,剩下的人都成了尽心尽职的办事员,在王安石创建的各种新法里面老实工作。
只是无论他们怎样努力,神宗左看右看,总是觉得他们不顺眼。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乱了,站在高处往下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秩序井然、功能齐全,可是无数的办公职员闹哄哄地蹿来转去,在各个办公室乱走,根本分不出谁是哪个部门的,应该干什么活儿。如果谁有心情抓住其中一个人问:你是哪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