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出了口恶气，可神宗的心情却好不起来。想想更窝火，明明对方只是一群渣滓，很轻松就能灭掉的废柴，居然在最关键的时刻绊了他一跟头。

    这时再杀了他们，还有什么意义，毕竟挽不回西征的胜负、永乐城的失败。这样的念头在神宗的心灵里每日每夜不断地盘旋，侵蚀着他的健康，同时庞大的帝国里无数的官员们还不断地让他闹心。

    比如章惇先生、苏轼先生。

    这两位大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事件里不断地闹出幺娥子，把神宗气得一愣一愣的。先说章惇，这位神宗年间最猛最狠的男人挑刺时也挑在了最敏感的时期里。

    五路征西夏没能达到目的，坏事就坏在了后勤上，粮食、棉衣、箭镞等都没能及时运到前线。事发后神宗怒不可遏，决心一定要找到最直接的责任人。就算时过境迁没法补救战事，也得杀了这混账泄了这口恶气。

    但是在宋朝当了皇帝，也没法活得随心所欲。想想开国之祖赵匡胤想要个手工编织的竹篮子都得层层把关等两三个月，杀个官员得走怎样的程序？

    神宗想了想，特事特办，他亲自写了个御批，下令中书省以最快速度处斩某漕运官。

    第二天，宰相蔡确、王珪率领百官上朝，他第一时间问：朕昨天御批的事，都做好了吗？

    蔡确老神在在，回答——今天正要和陛下说这件事。

    神宗立即满脑门的黑线，看见没，果然又啰唆。

    ——又有何疑？

    ——祖宗以来，国家没杀过士人，您不想开这个先河吧？

    神宗郁闷，不是吧，杀个有罪的小官也要抬出太祖太宗等老爷子压俺？可是……祖宗的话是真理，没法不听的。

    于是他退了一步——不能杀，那就把他刺面流放到偏远山区去。

    蔡确犹豫，皇帝在让步，是不是臣子更得有风度？正在想，突然间章惇站了出来，说了句话——刺面啊……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此人。

    神宗一时间很惊喜，爱卿赞同朕吗？你太可爱了。但转念一想就发觉不对头，强悍的公务员章惇先生除了对王安石之外没对什么人露过好脸，怎么会突然间变成这样？

    ——卿何出此言？神宗问。

    ——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大怒，原来是这样，成心顶我！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么精密、庞大的西征毁在了无能的后勤小官身上，难道没有罪吗？

    他声色俱厉，叫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换到任何朝代，对面的大臣们都得跪下磕头了，可是站在神宗面前的宋朝官儿们个个无动于衷，尤其是章惇，此人不紧不慢地又回了一句。

    ——这样的快意事，不做也罢。

    神宗彻底被撅得没话说了。

    再说苏轼，坡仙大人在元丰年间完成了一生的蜕变，和从前截然不同了。在那之前，他只是个脑子超灵、读书超多、记忆力无比好、情感很杂乱的小伙子，蜕变之后，他才变成了名垂千古的苏东坡。

    是一次锥心之痛和两次严重欠扁的猪头行为，让他进化成功的。

    在那次痛苦之前，苏轼连个三流的诗人都算不上，看看他写的那些狗屁诗吧，怎么看怎么让人烦。比如《初发嘉州》。

    ——朝发鼓阗阗，西风猫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容，钓台寻暮烟。町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标准的记叙文，标准的六副对联组成了一首没咸盐的所谓诗。这一水平的东西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里就是些地摊货，随便扔进明清诗人的集子里都找不出来。它最致命的毛病就是立意太水了。

    整首诗里除了“佛脚”二字能确定在乐山大佛之外，其余所有的意境和文字，都可以任意安在中国各条水道上。可以说是在长江上坐船，也可以说是在珠江上坐船，也可以说是在黄河、辽河任意一条河上坐船。

    但是这场痛苦过后，苏轼突然间蜕变，成了一条遨游八表无所羁绊的苍龙，俯视人间无数诗人，独立一方天空。

    那是在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二十日的夜晚，苏轼在梦中忽然回到了眉山老家，故院厅台，归来无恙，他突然看到了自己死去了整整10年的结发妻子。

    ——王弗。

    心灵剧痛，醒来后泪流满面，一首没有任何雕饰的词自动浮上了水面——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后，苏轼的各大代表作如泉涌般出现。同年，苏轼在密州写下了另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首词的意义比上一首更加重大，是东坡一生奠定词性的作品。如果他一直沉浸于追悼亡妻的痛苦里，那么就算再真挚深邃，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只是在婉约伤感的旧体词老路上走得更远而已。

    而“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尘。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份，西北望，射天狼”一出，苏轼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宋词豪放一宗，自苏轼始。从此，词这种起源于小调弹词的市井级出身的艺术，上升到了与唐诗并存的地位。

    天才一旦爆发，就再也无法遏制。第二年，宋熙宁九年的中秋佳节，中国历史上最经典最成功的一首《水调歌头》出世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苏轼正式成为一代词宗大家，地位无法撼动。

    以上是中华民族的幸事，她有这样一位超级天才的儿子，他的才情、激情、哀伤、苦郁，每一种心境转变感悟，都成为中国人永恒的心灵映射，甚至会影响民族的性格。比如他为什么会变成了“坡仙”。

    但是才情归才情，苏轼的正当职业还是国家的公务员，有了这个身份，一般来说衣食无忧，社会地位很高。可是相应地就要有些约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乱讲话。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具化，代表了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搞不好就会犯错误的。

    苏轼不在乎这些，他有句名言，是对弟弟苏辙说的。说他有话不说出来，就像是吃饭时看见碗里有苍蝇，必须得吐出来。

    那就可劲地吐。

    他一边儿“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边儿“左牵黄，右擎苍”，还不忘“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一边儿也随手写了些小诗。比如他看见田里庄稼长得不好，嗯，这是青苗法害的，可以写诗咏叹一下；看到辖区里百姓饭桌上的菜太淡，嗯，这是市易法太过分，必须写诗谴责一下。

    总而言之，他一以贯之地反对新法，并且不遗余力地坚持着。

    其实这也没什么，宋朝言论自由，他身为大臣说什么都可以，何况绝大多数时候皇帝还鼓励大臣议论朝政。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交错了一个朋友，写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

    这首诗记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堪称宋朝版的《妈妈再爱我一次》。

    话说当时有位官员名叫朱寿昌，职位和苏轼这时差不多，稳定在知州一级上。这种级别的官在宋朝多如牛毛，根本没法引人注意。可是，他在历史上却极其有名，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里就有他一份，之后的明清两朝还把他立为典型，由政府号召歌颂。

    这都由于他命苦的妈妈。

    他是庶出的，生母是妾。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这是个注定苦到底，就算儿子考上状元都没法翻身的角色。因为一切的权力和荣耀都在正妻那儿。妾唯一的幸福机会只有一条，即老爷的宠爱。

    很不幸，朱寿昌的爸爸很快就厌倦了这个女人，在朱寿昌很小的时候就把她休了。基本上说，朱寿昌从记事时起就没见过妈妈，他想她，下定决心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回妈妈！

    这个念头一直伴随着朱寿昌的人生，他少年时在找，青年时接了父亲的班当上官在找，过中年了一直没有找到。他一狠心告诉妻子儿女，我不当官了，当官没法随意走动，我要辞官走遍天下，不找回妈妈，我也不回来了（不见母，吾不返也）。

    精诚所至，在朱寿昌年过50的时候，他终于在陕西找到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已经70多岁了，50多年的颠沛流离，让她衰老不堪，更有了几个另嫁的子女。朱寿昌把她接回家去，连同那些子女，他都当作亲兄弟姐妹来对待。从此，他幸福了。

    这件事被广为传唱，就算在今天也一样很感人。苏轼也被感动了，他写了一首长诗倍加称颂，可以想象以他的才华，这首诗的质量、传播都会非常惊人。

    苏轼的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首诗的传播越广，就会越让一个人狼狈不堪。

    李定。

    前面说过，李定作为新法集团的一员，被反对派找出来的污点就是不为生母服丧。当然他有自己的理由，第一他生母被休出家门，根据孔夫子遗训，不为出母服丧；第二，他生母到底是谁，由于她本人已死，李定的父亲也死了，根本没法确定。所以没法服丧。

    这些都说得过去，可是与朱寿昌一比，他的品位就太低下了。两相比较，同样是被休出门的生母，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这就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儿子身上。

    你李定为什么就不能像朱寿昌那样尽孝？不说寻访奉养，连服丧都不做，简直没有人性！

    这样的评论大面积滋生，让李定每天灰头土脸地进出，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资格，实在憋屈死了。这里面就有苏轼的大功劳，他的诗流传速度比现在的微博信息都要快，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本来只属于开封城街头巷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了。

    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定没法找朱寿昌的毛病，只好拿苏轼出气。而苏轼也非常的配合，一篇篇针对变法的诗词不断涌现，简直是在配合李定的报复行动。

    李定把这些诗汇总成集，送交神宗。非常凑巧，当时神宗正在看一份从杭州寄来的公文，两相对照，神宗立即就火大了。

    这份公文就是苏轼错交的那位朋友寄来的。这位朋友我们很熟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括。以沈括之才，说实话，除了诗文一道之外，苏轼还真是全方位地比不上他，尤其是两者当时的社会地位。苏轼是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沈括早就是方面大员，是皇帝钦点的两浙察访使。

    尽管如此，两人相比较还是苏轼比较牛。没办法，他已经是宋朝当时文娱界的第一大利器了，魅力压倒一切，就连沈括也没法抵御。沈括是带着几分崇拜之心去接近苏轼的。

    两人本可以做好朋友，可惜坏事就坏在神宗的一句话上。

    在沈括离京前，神宗特意交代了他一句话：“到了杭州，你要好好对待苏轼。”好，怎样才算是好？领会上级领导的指示是门大学问，沈括带着这个问号出京，想了一路，做出了一个在他想来万无一失的决定。

    首先，一定要对苏轼友善，不能摆上级的架子。有必要的话，宁可把苏轼当上级对待；其次，把苏轼所有的情况都上报给神宗，证明自己用心对待了苏轼。

    本着这种精神，事情就变味了。苏轼面对如此风雅和善的领导，忍不住意气风发口若悬河，对沈括无话不讲，包括他对新法的看法。同时把自己所作的诗逐一向新朋友介绍。沈括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欣赏之余向苏轼提出了一个终极粉丝的要求。

    偶像，你能把这些诗词亲笔抄一份，留给我作为纪念吗？

    行！

    苏轼一口答应。如此一来，沈括给神宗寄回的报告里就附带了苏轼亲笔所写的资料，与李定的一比，说服力急剧攀升，同时沈括发挥了李定所没有的能力，他以极强的文字功夫，给苏轼的诗文加上了自己的注解。

    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湖州。难得的艳阳天，苏轼正想晒一下自己珍藏的书画，一匹快马狂奔而来，给他捎来个信儿。这是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就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儿，苦笑一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真要是皇帝抓人，能跑到哪儿去？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等待他的是御史台的审问。更确切地讲，是李定的怒火。忘了说，李定这时就是御史台的长官。

    面临大险，苏轼的心灵是与众不同的。临走前，他看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王弗的妹妹王润之笑了，一边为妻子抹去眼泪，一边说：“夫人，前朝真宗年间有位隐士名叫杨朴，应召入宫。真宗问他能否作诗，他说不能，可临行时夫人给他作了一首。你想听吗？”

    王润之点了点头。

    苏轼笑道：“呵呵，听好。‘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夫人，今日我也进京，你不能像杨夫人那样写首诗为我送行吗？”

    苏轼越潇洒李定越喜欢，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不然折磨起来还没意思呢。苏轼一路车马颠簸进了京城，住进了乌台大院。

    乌台，就是御史台。这名字有来历，从汉朝起就这么叫了。一来是说当时的御史台里有很多的柏树，上面住着很多乌鸦；另一说嘛，就跟御史们的职业有关。这帮人到处挑错，谁见谁烦，还惹不起，于是统称他们为乌鸦嘴。

    办公的地方，也就随之变成了乌台。

    乌台大院里关的全都是官儿，像苏轼这样的地方领导还算不上高规格。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被特殊照顾了，审讯由御史台最高长官李定偕同舒亶、何正臣等新法集团同僚共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