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流云方寸间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天流云 本章:第八章 流云方寸间

    终于写到了神宗朝,我有一个愿望,要把这段历史,这段在中国古代最乱、最无法辨别真伪的历史说个清楚明白。

    涉及到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蔡京这些影响历史进程,转变整个中华民族国运的人,我再不想重复之前所有史书和近现代著作里的含糊其辞。说什么“变法的初衷是好的,王安石的学术是高超的,只是用人有误而已;神宗皇帝是有理想的,勃然振作的,只是做得太急,所以效果不好;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尤其心术之正无可质疑……”

    这些都是废话,是废物才能说得出口的。历史是门学问,它决不是什么任人妆扮的小女孩儿,谁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成。

    因为史实就是那些,如果得出的结论有问题,只有两个可能——1,资料掌握得不够;2,揣着明白说糊涂,是另有目的,才刻意写成了歪史。

    比如近代民国时号称圣人的梁启超,他写的《名人传记》里有一篇是《王荆公传》,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力挺王安石的,其结果也是把王安石提到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最高明最纯洁最无私最超能的政治家的地位。

    我有两点质疑。第一,这篇文章里错误很多,神宗朝的现在没写,先不论,在刚刚写完的英宗朝里,韩琦、欧阳修是怎样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梁启超在文章里对两人的评价是“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

    韩琦、欧阳修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地方是不对的。这话雷人不?更何况开篇时就把赵匡胤贬得一无是处,“……以区区一殿前都点检,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变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日未旰而事己毕。”我在太祖篇里己经详细地记叙过赵匡胤称帝前南征北战之功,在梁启超那儿都归零了。

    之所以这样,归咎于第二点,即写作的目的。

    梁启超是当时的新政改变派,在呼唤着变法,来改造满清,他处处为王安石唱高调,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找依据树形象,是有自己的目的。再比如与梁同时代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写的,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他爱苏轼,视苏轼为偶像,他自身的生活色彩和追求也和苏轼暗合,所以在歌颂。

    我不一样,我只是个草根,生活在和平年代,写宋史除了满足聊天的欲望和买自行车的钱之外,别无所求。所以不想去歌颂什么,或者贬低什么。

    我只想写出每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国运的历史人的真面目。虽然这很难,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历代研究宋史的人的噩梦了。《宋史》是中国历代史书里最杂乱、最不可信的一部,很多人从情感上把它归罪于第一次使汉民族全面亡国的蒙古人。因为蒙古人野蛮粗俗,不尊重战败国的文化,随便乱写,反正他们能打,写错了能把他们怎么着?

    这样说,就冤枉了他们。其实都是汉人自造孽自身受。就跟北宋亡于金国时,金兵只在撤退前才冲进了皇宫一样,此前所有的抢掠,都是在外城开价,由宋朝的汉奸们自己搜刮一样。

    《宋史》的错乱也根源于此。

    研究宋朝,最好的资料是各位皇帝的《实录》,这是官方最权威的资料,记载着帝国每一件重大的事情,乃至于皇帝、大臣的每天言行。其它的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个成于元朝,一个在宋室南渡之后,从根本上就没有足够的准确性,所以宋人的各种私人笔记,也成了官方信史的一部分。

    那么提问,各位皇帝的《实录》都完好无损,是不是宋史就一清二楚了呢?不,仍然是不。从第一本《太祖实录》起,就被一改再改,面目全非了。其中改得最可怕的,就是从神宗朝起。

    《神宗实录》前后一共被改过三次。

    第一次在元佑初年,由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写的过程中就吵成了一片。黄庭坚说:“如公言,盖佞史也。”

    陆佃反驳:“如君言,岂非谤书?”

    这里有个参照点,陆佃此人曾经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不赞同新法,连他都看不过眼黄庭坚等人对王安石事迹的篡改,这本《实录》的可信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次修改在绍圣改元时,当时神宗的儿子哲宗在祖母死后亲政,怀念父亲的事迹,要为神宗正名。他命令国史院把范、黄、赵彦等人找回来,问内容的依据都在哪里。这几个人的回答超级雷人,“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都只是些传闻!

    哲宗大怒:“文字己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

    于是命蔡卞等重修,蔡卞版的《实录》取材于王安石的私人日记《日录》,他把元佑版本涂改很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成稿后,是第二次的《神宗实录》。

    徽宗时想第三次改,可惜金兵入侵给耽误了。直到南宋时绍圣四年,才由范冲再改。范冲是谁呢,他是范祖禹的儿子……这30多年来元佑党人被折腾死了近三代人,怒火积怨己经上升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还能期望谁能公平公正地说话吗?

    现在流传下来的《宋史》就是根据范冲版的实录而成,前两版的和王安石的《日录》都己经散落人间,再也没法搜寻了。所以说,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人能把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来说个清楚明白。我所能做的,就是把现有的资料层层剖析,分出真假。

    然后……扔开所有的套话废话,把我想到的都告诉大家。

    神宗赵顼是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客观地说,与前面的五位相比,他是最不起眼的一个,我是指他即位之前。在他前20年的生命里,没有任何一件拿得出手的显赫事件。除了他出生时的祥瑞。

    比较恶搞,他出生时祥和的光芒照耀产房,大群的老鼠出现,吐出了大片大片的五颜六色的气体,多得就像厚厚的云层(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

    我无限的崇敬神宗他妈,未来神勇无敌的高太后,她当时没被呛死;更对宋朝的史官膜拜N次,谁都知道这是瞎话,他居然能想到用这个,真不是一般的人物。

    接下来的事就是说赵顼是个好学生的各种例子,比如理解力强,能举一反三,尊师重道,上课前给老师行礼,再或者注重仪表,酷暑时节仍然穿戴整齐。等等等等,实在让人很烦。这些要是宣传他是沈阳市铁西区轻工街某小学的尖子学生倒是蛮够。

    历代的史学家们应该钻研得更深些,才会挖掘出这人的很多的与众不同处。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会有自己的人生,看着每件事都有偶然的成分,可背后都隐藏着必然,每个人都如此,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深刻印迹的宋神宗陛下更是这样。

    他即位时的年龄和赵匡胤当年离家出走时是一样的,都在20—21岁之间,这注定了他初期时超强的信心,我命由我不由天,想做什么都必胜!

    至于他的性格,与前五位皇帝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为什么会那样的强硬不屈。赵匡胤抛开不算,他天纵其材,无法估算。赵光义之所以会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是因为在成长期间他哥哥外出游荡,家里他是老大,没说没管的养成了独立精神。

    赵恒挺惨,强硬的父亲总会有乖宝宝型的儿子,他的温和宽厚一方面是天性,另一方面也是从小养成的家教。

    赵祯更惨,他妈妈刘娥纯粹就是个暴力型的,赵光义怎么说都是父亲,管外不管内,刘娥可好,每天恨不得28小时监视,各种调教终于成就了一代仁宗……

    英宗陛下就不用说了,30年里战战兢兢患得患失,心理早就失常了。这样的人对自己用心太多,身外的事,包括儿子都会放得宽些。

    神宗的成长就是这样,一方面环境宽松,一方面教育更平民化。这是个最重要的区别,培养一个皇帝,和培养一个贵族子弟,用的不是同一本教材。尤其是他生长在开封城区里,比赵恒、赵祯都更接近民间。

    他知道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至于怎么改……那是另一回事。

    前因先说这些,看他当上皇帝后最先做了些什么。第一件事,怎样给他老爸送葬。不管赵曙同志这一生活得怎样,他至少是位皇帝,是历史上最富裕的宋朝皇帝,总不能随便埋了了事吧?那样影响不好,您不孝顺的。对此神宗先把三司长官叫来。

    来,查查帐,看看我们有多少钱。只见三司搬过来像山一样高的账本,陛下您瞧,这里一笔笔都是进账,都是钱。神宗很高兴,下面的一幕就足以让他吐血。账本里都是钱,库房里却连根毛都没有!

    以刚刚过去的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为例,年总收入是116138400两,非常好,要知道后来明朝一年的总收入只有几百万两而已,但是支出却是……123043100两,己经入不敷出有赤字了。这还不算完,还有零星的支出,术语叫“非常出”的115021200两,几乎是全年的国民收入总值!

    这也就是说,一年的支出是当年收入的两倍。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至于怎么搞成的这样,以后细聊,现在是年青的神宗捧着脑袋在龙书案上卧倒,搅尽脑汁想办法。

    办法只能是节约。英宗的治丧费和神宗自己登基的恩赏钱都大幅度缩水,只有以前仁宗的三分之一。勉强咬牙把这些钱花出去,剩下的神宗紧紧捂住,他发布了两条命令。第一,从现在起请大家把裤带勒紧了,国家没那么多钱乱赏乱花;第二,大家做些你们最爱做,最擅长做的事——进言。

    每当宋朝有些风吹草动时,进言就会发生。有由皇帝提出的,有臣子们自动发言的,内容很广泛,从对外战争、民间暴动、皇帝休老婆、天上闪流星等等等等,有事就可以争论。这一次神宗要求的是,“论仁宗、英宗两朝积弊。”

    这是篇大论文,其实也是老生常谈,这种课题太常见了。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提出这个议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目的。

    在这时,没人知道他会是“宋神宗”。

    这次进言的焦点聚集在几个人的身上,张方平、韩维、吴奎、韩琦、司马光。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被关注的实力、根源。

    张方平是实力派,他主管过三司,治理过地方,说财政,他是从仁宗朝开始就稳居前三名的人物。他的奏章里开篇词就石破天惊,提出了钱是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没有钱就没有一切。这和儒家的传统思想彻底对立,接着他又提出怎样省钱。

    就是他设计了英宗的葬礼花费,给神宗大大地省了一笔钱。这让神宗很欣赏,只是接下来就熄火了。张方平对国家以后的整体理财思路没有大方针。归根结底,他是个执行者,有各种各样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没有宏观设计能力。

    吴奎,是原枢密副使、礼部侍郎,因为欧阳修在濮议之后被罢免了副宰相职位,他升入东府接替了位置。勉强算他是实力派吧,可是从奏章来看,除了文笔差了点,就是欧阳修本人写的。

    吴奎一味地强调君子小人,什么帝王只要判断正邪之分,让小人滚远点,君子得高官,那么天下自然就太平富裕了……神宗对此打了个哈欠,爱卿说得有理,下去洗洗睡吧。

    韩维是根源派,他是神宗还是王子时的亲信,亲信说的话永远是神秘的,他的奏章可以忽略不记,基本上就是张方平和吴奎的读后文摘,真正的内容是他和神宗背后的交谈,那才是决定性的。

    接下来的是韩琦。首相大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的奏章是一封辞职信。他说,按照惯例,前朝首相负责大行皇帝的山陵事(安葬),事毕之后必须辞职。何况现在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请允许我到地方上养老。

    韩琦今年整60岁,花甲之年了,转眼间庆历名臣变白头。很显然,他辞职的背后有很深的潜台词。这几年里他树敌太多了,再不激流勇退,小心没了下场。

    韩琦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九月间,以使相身份出判相州(今河南安阳)。他的故事还没有完,不久的将来他会再次活跃起来。

    又剩下了司马光,这永远是个独特的人。事后来看,他在这件事上和上面的人都不同,他留了个心眼。他写的第一封奏章简明扼要,只说了三点。

    1,官人;2,信赏;3,必罚。

    他郑重地说,历经仁、英、神三朝,每个时代,他都用这六个字报效国家。字数虽少,却是他平生所学的全部。

    神宗有点发呆,建于司马光的鼎鼎大名,和以往种种的神奇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小看了这六个字,但要从这个六个字里找出来生钱救国的办法,好像还需要个向导。实在挠头,皇帝私下里找到司马光,你来点实在的行不?

    行,司马光才说出了心里真正的话。他指出国家不是没钱,按年度总收入来算,己经是华夏民族有史以来最高峰的时候了,之所以出现赤字,问题在于乱花。司马光提议,要全面核查国家的各项支出,定出来节省的具体部门具体数字。

    神宗的眼睛亮了,这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司马光准确地找到了帝国衰败的焦点。接下来的事更让人兴奋,司马光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和滕元发配合,把现在的财政与仁宗时庆历二年相对比,迅速找出了这些年奢靡浪费的地方。

    接下来做什么呢,20岁的皇帝摩拳擦掌,司马爱卿,明天朕就下令成立设置裁减局,由你任长官,为朕把国家的局面扭转过来吧!却不料如火的热情迎头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司马光安静地说,陛下,我没空。

    啊?为什么?请想像神宗惊愕的表情。

    司马光回复以一脸的圣洁光辉。臣有本书要写,先帝曾经看过的,名叫《通志》。它详细记录了从古至今所有朝代的兴亡之事,用来指导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它是这样的神圣,又是那样的伟大,无论如何我都要完成它……所以,您还是另找别人吧。

    神宗凝视了他很久,终于还是放他走了。这片刻之间,这一对君臣对对方都有了些许的了解。司马光是滑头也是智慧的,他一眼就看出了神宗要干什么,这太冒险了,很像汉武帝早期时召天下儒生进京议事,结果儒生们一拥而上,大放厥辞,把武帝的奶奶窦太后惹火,为首的武帝的两位老师被残酷虐杀的往事。

    宋朝虽然不至于砍头,可活罪也难免。在这种时刻,他只想“不问苍生问鬼神”,至少也要站在一个超然的位置上,可以咨询,可以交谈,却绝不做第一只飞上枝头的出头鸟。

    司马光走后,下一位是个不请自来的。己经64岁的富弼由儿子搀扶着走进了皇宫,他审请和皇帝面谈。老实讲,对赵曙父子来说,富弼是个搅牙的人,他是仁宗派、太后派,从来不是现任皇帝派。

    他来干什么呢?神宗猜不出,但他很敬重有原则的人。悄悄地说,神宗和赵曙完全不同,人间世就是这么的怪,“子不类父”竟然很常见。

    汉武帝父子相异、李世民父子相异、赵光义父子相异,赵曙父子也相异。赵顼这一生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把百姓平民也拉到了士大夫同样的关心层面,这不止是在宋朝,就算在整个中华历史中都极其少见。

    他接见富弼。

    富弼老了,白发萧然,身躯羸弱,腿脚还有病,行走坐卧都要人扶持。可他的精神信念却和从前一样,没有半点的改变。他凝视着年青的皇帝,说了这样一番话。

    陛下,人主之好恶,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知道了,就会有人来迎合,在政治上会投机取巧,在物资上会搜刮百姓,国家就会动乱;您所要做的,要像上天对万物生灵一样,让百官由本性做事,谁善谁恶就都会显露出来。那时,赏罚分明,国家自然平和安定。

    大家认为这番话怎样?要说明的是,它在宋史中没有多大的分量,它被忽视了。历史证明,宋朝就亡国于此。宋徵宗赵佶喜好花鸟鱼虫,只这些零碎的“小东西”,就把中国的经济、民生彻底搞垮!花石纲、艮岳、九鼎等等等等,都是蔡京等六贼迎合赵佶的产物。

    在公元1068年时,神宗领悟出了这番话的真实质量,他被眼前的这位庆历名臣所震撼,这不止是对方指出了皇帝心术的根本要点,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富弼为什么会特意进宫,对他讲这番话。

    赵顼的这次求言是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作准备,富弼站在官场的边缘,冷眼旁观就洞查了真相,这是怎样的智慧与经验。为了这一点,他才问出了下面的一句话。

    这句话里凝聚了有宋以来100余年的沧桑与苦痛,但凡有点血性和自尊的宋朝人都日思夜想怎样改变它。那就是军事。宋朝自幽燕之役、雍熙北伐以来就一直没能扭转的屈辱外战记录。

    赵顼是个有志气的人,祖先的难堪就是他的耻辱,他公开承认赵光义是死于契丹人的箭伤,他不认可真、仁两朝以金钱买和平的方式,他要夺回燕云十六州,荡平西夏吐蕃,让宋朝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领土,这是一个让汉人热血沸腾地追求了100余年,近来己经冷却了的一个伟大梦想……这时突然在一个20岁的青年人身上苏醒!

    赵顼曾经身穿金甲戎装去后宫见曹太后——奶奶,我这样装束可好?出身武将世家的曹太后惊喜交集,一时间心里百味俱全,没法说出话来。

    这时他向富弼提问,以卿看来,边事当如何处分?

    刚刚说出那番至理明言的富弼缓缓地回答——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20年口不言兵!

    神宗一下子愣住了,这……这就是答案吗?以富弼之忠良,绝不会口出宦言,可这竟然是终极答案?!他一下子沉默下去,在富弼离开后很久,脑子里才形成了两个问号。

    一,为什么大臣们知道了却不做?

    这是指司马光,相信能看清国家问题的肯定不止这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就是都不出头为国分忧?

    二,布德行惠。这是指真、仁两朝所一直奉行的内外政策。不管是对内部的士大夫阶层,还是对外国的辽国西夏,都要既温和又打赏,无止无休地当老好人。

    这难道都不能改变吗?

    这些问题困扰着赵顼,说到底他是位皇帝,是个定大方针大方向的人,现在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改革,改变现有的状况。可是要怎么改,却需要个大掌柜的。

    那人必须得深刻理解现有状态,对每一个问题都明查秋毫。这只是第一步,他更要把扭转乾坤化为每一步实实在在的布置,让每一个平凡的官员、百姓都能理解并实施。绝不能像20多年前的庆历新政那样,精确地点出问题,却含糊了解决办法,最后一无所成,唯一的亮点就在于快速收手,没有后遗症。

    这样的人在哪儿呢,查遍开封帝都,百年所养的官员精英尽在于此了,一个个都让人失望……这个人到底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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