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宋神宗下令废止青苗法。这条命令一出，王安石立即请病假回家，不再上班。另一面反对派们欢声雷动。

    努力终于有了效果，新法被打败，秩序恢复了！这是真的，截止到这里，新法只出台了三项：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其中青苗法是重中之重，只要它倒台，其余的不攻自破。

    一般来说，这事儿就是定局了。圣旨都下了，还能有什么变动？可是别忙，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法令，都要有一个过程要走。那就是所谓的法定程序，得由主管行政命令的宰相们下令，由翰林学士们拟旨，才能在全国颁布实行。就在全国的富豪级家族、士大夫阶层、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大臣弹冠相庆之时，有一个人有了个小想法，就是他的这点小想法，改变了整个历史进程。

    赵抃，前面说过的在政事堂里拿王安石开涮的那位副宰相，他作为一个标准的士大夫，认为马上就公布废除青苗法的法令实在是不大合适，因为面子问题。

    这些新法都是王安石一手促成的，他现在还在京城，从官场行情，从以往惯例来看，他是注定了要在近期就辞职出京的。等到他走，我们再颁布废除法令，这才是一个有修养有品味的士大夫做事的方式。

    两个首相曾公亮、陈升之看着他实在是哭笑不得，兄弟，都什么时候了，政坛即战场，你死我活刻不容缓的买卖，你怎么能突然间变态呢？

    可不管两位首相大人怎样劝解、命令，赵抃就是不同意。本来嘛，仁人志士是不同于某些泥腿子南方佬的，记不记得伟大的导师孔夫子的贤徒子路是怎么死的？就连在激烈的肉搏厮杀中，都要把被打歪的帽子扶正了，哪怕因此而被杀死，那也是正义的死法，华丽的死法，符合道德情理的死法！

    时间就在宰相们的争论中一天天地过去，一共过去了多少天呢？请大家镇静，那居然是整整10天！事后想来，或许是赵抃真的很有底气吧。想想也是，一来圣旨有了，这是最高指示；二来宰相们都是自己人，尤其是从前和王安石关系很好的曾公亮、陈升之，他们俩比赵抃还要急。可以说是同心同德，铁板一块。

    于是就尽管放心大胆地吵，无所顾忌地拖吧！

    直到10天之后……这10天在宋史里的地位独一无二，它决定了北宋的命运，让整个汉民族的兴衰成败都与之紧紧相联。10天之后，神宗皇帝突然间180度大转弯，他又转而支持王安石，不再说新法的任何不是了。

    反对派们惊呆了，这样的变化实在是太不可理喻，到底出了什么事？

    宋史里给出的答案一共有三个。第一，吕惠卿捣鬼。这个“阴险小人”明白自己的一切前途都和王安石和新法挂钩，于是想方设法地指使很多人在皇帝面前说王安石的好话。这许多人，指的是太监。而太监在神宗朝里的地位，嘿嘿，那真是重新崛起，非同凡响；

    第二，就与太监有直接关系了。话说神宗从来没有出过开封城，青苗法的好坏只能从文件里分析，从奏章里调查。这时他终于坐不住了，悄悄地派了两个亲信太监，张若水、蓝元震出京，秘密调查青苗法到底反响怎样。

    这两个太监回来说一切都好，尤其是没有摊派，一切自愿。神宗心里有底了，决定把青苗法推广全国；

    第三，有一个人恰好在这时来到了开封。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定位没有异议，历代史书里口径一致，把他归为“奸邪”。他的奸邪之路就从这次进京开始。

    他的名字叫李定。

    李定的简历就有问题，他是王安石的学生，考中进士后，分配到南方秀州做判官。这时由审官院长官孙觉（王安石的老朋友，后来的敌人）推荐，成为京官。进京后他接触的第一个人是知谏院里的谏官李常。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的百姓对青苗法有什么看法？”

    李定回答：“他们都很喜欢。”

    李常立即摇头，警告他：“现在这是京城里的热门话题，你要看住嘴，别胡说八道。”

    李定没说什么，转身出来就找老师王安石。说：“我只知道据实说话，不晓得京城里动不动就让人闭嘴。”王安石大喜，这时他正愁没人支持，突然间从南方来了第一手资料，简直是喜从天降。

    他立即带李定进皇宫，去见神宗，把南方的推广情况介绍了一遍。之后神宗也大喜，从此他再也没有怀疑过。

    李定的奸邪之名就这样产生了，是他附合王安石，去迷惑神宗皇帝，让新法这个毒瘤从此施虐天下，没法收管。可是换个角度想一下呢，先不说青苗法在南方的推广效果到底怎样，就说他进京之后见李常。知谏院的功能是什么，是防止宋朝出现权臣，出现一言堂，保持住言论自由的政治风气。

    那么身为谏官，你有什么权力要别人闭嘴？何况事后找茬报复，实在没有工作上的失误，就拿李定家里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破事恶心人。

    李定的事先放一放，个人再重要，除非是王安石本身，不然和熙宁变法的总格局相比还是无关紧要，我们可以另开一章，集中讨论下新法里各位“小人”的真假问题。

    简单来说，宋神宗改变主意的三点原因就是这样了。按惯例，我们动用下现代人的思维，以跟王安石、司马光都没有一毛钱关系的立场，再加上近千年来各位大师学者们无数口水仗打出来的成绩，来辨别下它们的真伪，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点是假的，第二点是真的，第三点保留性参考。

    第一点，吕惠卿捣鬼。也许吕惠卿有这个心，我们再认为他有那个胆，可是他的能力有多少呢？从宏观上看，连王安石在熙宁三年二月左右都没有绝对支配宋朝官场的能力，他一个小小的新法研究室主任有什么办法左右皇帝的意志？

    再退一万步讲，想想濮议中宋英宗、韩琦、欧阳修等顶级三人组，在皇宫内院里灌醉曹太后得到议亲诏书，隔不了两天，就被外界的御史们查出真相的往事。如果吕惠卿敢做这样的手脚，反对派还能不吵闹得满世界都知道？

    所以可以肯定，没吕惠卿什么事。

    第二点，神宗派两个太监秘密外出打探消息，这是千真万确的。说来这是神宗的一大绝症，北宋帝国在最接近完美复兴的时候，就是一个太监败坏了千载难逢的时机！

    让宋帝国从前进一步海阔天空，后退一步万丈悬崖的一线天阶段突然掉了下来，而本来，宋朝己经把胜利抓在了手里……

    这时派出的这两个太监，第一有名有姓，第二神宗亲口承认了。在不久之后，文彦博出面替反对派说话时，宋神宗说出，派了两位内侍出京，回报说没有扰民的事。才引出了文彦博那句貌似悲愤填膺大义凛然的反驳——“韩琦，三朝宰相而不信，却信两内侍！”

    要是没有前边的分析，只看这句话本身，反对派是多么的无可奈何，忠贞不渝啊！

    第三点，关于李定进京一事一直都有争议，主要在进京的时间上。有说他是在事发一年前，熙宁二年时进的，可青苗法出台己经是熙宁二年的九月，考虑到古代法令的推行速度，在此后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就能遍行江南了？

    然后李定还要从江南到京城，在本年度以内参与吵架过程，这样的速度一般来说需要京广线、京郑线这样的现代快车设备才能完成。

    何况宋神宗只为一个稍微查一下案底就知道是王安石嫡系的人的话，就既定这种级别的国策，那他真是个疯子！

    所以李定顶多只是加重神宗重新启动青苗法、100%支持新法的砝码。至于真正让他回心转意的决定性因素，应该还是那个梦。

    由王安石进京所提出的，和他密谋确定下来的大宋国运走向的秘密宗旨。如果否定了青苗法，中止新法的进程，那些就都谈不上了，国家又会回来仁宗晚年、英宗当政时的颓废糜烂局面，甚至连那时也不如。因为至少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大臣分成两派，彼此水火不容的状态。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年青时代的宋神宗在坚定之中一直存在的犹豫不决，这不是说他的本性中夹杂着软弱，细思量，其实是种心高志大的人通常都会得的病——追求完美。具体体现在他身上，就是一边企盼着变法图强的美好结果，一边又想着尽量安稳，别出大矛盾，别让国家伤筋动骨。

    年青的他没意识到，什么叫改革。那是要让国家刮毛洗髓，脱胎换骨，远比伤筋动骨强烈一百倍！不这样，怎么能改变100多年以来的继定习俗，抢回来被各种特权阶级垄断霸占的国有资产……这件事他始终都是不懂的，因为他永远都在追求着完美。就在这10天之内，他都另做了一件事，来拆王安石的台。

    与司马光有关，他任命司马光做枢密副使，把只有名誉、拟旨等特权的翰林学士，提拔到了国家最高领导集团里。

    司马光的反应是很好玩的，他非常珍惜这次的机会，为了完美的形象，他像每一位大佬上任之前那样上表请辞。另一方面，更加珍惜马上就要失去的翰林学士的资格，那是能拟旨啊，有非常绝妙的好处。

    在王安石请病假不上班的最初几天里，神宗下旨劝他回来。写这份圣旨的差使就落在了司马光的手里，司马光是这样写的——“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也就是说，司马光用皇帝的身份这样教训王安石——现在士大夫们沸反盈天，怒不可遏。老百姓们骚动不安，想入非非，这种局面下你王安石还要辞职回家，抽身走人，躲清静。以你自己来说，这是非常合适了，多幸福。可朕的国事，己经形成的烂摊子，由谁去收拾！

    请大家换位到王安石的角度来想事，不说这份诏书里指责的罪名成不成立，只说司马光前后两次的要求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上一次，司马光写私人信件要王安石退位。这一次，以国家公文形式要王安石出来办工。老大，你真神仙，到底要我怎么做啊？！

    有人会说，王安石不该生气。两次有区别，上一次是司马光自己的意思，这一次是替皇帝说话，所以前言不达后语，也没什么奇怪。

    不，细想很卑劣。

    第一他可以不写，宋朝的两制官有权不写自己认为有错的诏书；第二，他写时为了泄私愤加重了语气。弄得后来神宗得替他擦屁股，请王安石出来继续变法时，得亲自道歉。

    ——“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

    堂堂一国之君，以官方文件向臣子道歉，这是两制官的奇耻大辱，换谁都得自动辞职。司马光不，他写得非常来劲，还要继续。神宗实在没办法了，派人通知他，你现在是枢密副使了，主管的是军事，这些民政条例与你无关，赶快闭嘴。

    司马光仍然不，臣现在还没去上任，还是翰林学士，这是份内的事。

    结果王安石出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代表政府同意了司马光的辞呈（惯例，上任前先推辞），把他的两府之梦打碎；第二件事才是向反对派大反击，以制置三司使条例司的名义驳斥这段期间反对派的种种言论，向全国显示自己的合法地位。

    从这时起，到熙宁四年年底，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宋朝发生了数不尽的争吵，无数的官员浮沉升降，各种新旧法的颁布废除，总之乱得跟一大堆乱麻一样，不过经过精心梳理，还是能找出一根贯穿始终，为什么当年一定是这样发展的而不是那样形成的主线。

    青苗法的成败是变法派与反对派势力消涨的一大分界点。从这时起，司马光被压制在两府高官之外，韩琦的权力萎缩到大名府一城之内，稍后一段时间，欧阳修也退休回家，彻底休闲。开封城内能叫得响的仁、英两朝名臣，只剩下了一个人。

    文彦博。

    这个人在仁宗朝显示了足够的强硬，在英宗朝隐忍得非常成功，刚柔两方面都修炼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在神宗朝的表现非常微妙。他再也不会喊打喊杀不可一世了，但是发挥的功能，却比韩琦这次正面攻击青苗法更加成功。

    搞掂这些名臣，王安石的日子没有变得好过，而是突然间陷进了暴风雨一样迎面砸来的板砖里。这次的打击和名臣们用声望，用经验，用各种有风度有面子的方法，通过皇帝来打压王安石完全不一样了，这些人是什么话都敢说，说什么都合法的。

    宋朝的台谏官们。

    这一批的台谏官是英宗死后，重新提拔上来的，非常符合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的审美观点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拥有同一个奋斗目标。那就是神宗朝以前的宋朝是完美的，是和谐的，是只适合微调，绝不能大动修改的，王安石你是错的！

    名臣们倒了之后，他们提出各种疑问，其中最鲜明、最经典的一句是——以前认为是好的，现在都变成坏的了。像韩琦、司马光等等公认的仁人君子，难道突然间都变成了奸邪？一个例外的都没有？！

    这句话对没有改革经验的神宗皇帝打击非常大，刚刚缓过来的改革热情差点再被浇湿，其实别说是他，就连后来千百年间的历史学者们也同样被震撼了。是啊，难道都变质了？一个好的都没有？

    从宏观上看，根本不可能嘛。

    于是王安石的作法，新法的功能，斗争的正确与否都被画上了问号。其实这非常简单，现代知识告诉我们，判断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参照物。比如你在散步，相对于静止的花园树木，你是动的。和与你同速行走的朋友，你们又都是静止的。

    同样的道理，韩琦等名臣是君子，那是相对于旧时代，和吕夷简等“奸邪”来说。到了神宗朝，新法变动时，他们不和时宜了，不是奸邪、绊脚石是什么？

    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宋朝当时的言官们看不清，或者利益相关，懂了也不说。后来的史学家们看不清，尤其是近现代的人还这样说，悄悄地讲，那也没什么奇怪，世界上永远有阶级存在，永远圾士大夫的同族人生存，历史作为一门学问，总是会成为工具，被一代代的人所利用……

    简短节说，在半年的时间里，孙觉、李常、张戬、王子韶、吕公著、程颢等台谏官被贬出京城，赵抃这位追求风度的副宰相辞职到杭州当官，司马光也被罢免官职，出任永兴军。首相曾公亮也以年老辞职了。

    至此，变法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是后来的败因也在这里深深地种下了。提问，在双方对立的局面下，把敌人都赶到下面去，是个理智的做法吗？

    要知道，不管你的法令有多高明，总要中下层的官员去实行。以后发生的事证明，新法，几乎每一个新法，都在执行时走了样。这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吗？和这些贬到地方上的反对派官员们有没有关系？

    上面列出的人名很少，宋朝的地域是广大的，有人会说，他们完全达不到在下面捣鬼，阻挠新法的作用。可是官官相护懂吗？尤其是学同样的文章，考同样的题目，作同性质官员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是有一同方向的。

    何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等人的号召力有多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千百年后思量，这些王安石不见得不懂，但迫于宋朝的国情，除了贬职之外，根本别无办法。

    杀了他们？疯了吧。

    留在京城里闲养着？小心这些人每天说话，舆论从京城辐射全国，效果比不贬强不到哪儿。那么说来说去，只有贬出去一途。怎样，还有人羡慕宋朝这个文人的天堂吗？人类最困难的事就是勾通思想，与这些没法动一根手指，又思想超级强大的文人们勾通，想想都是个让人疯狂的事情！

    为此，新法的推行才有了些微调。一些历来不被史学家们注意的次重要型的新法，才在这时浮出水面。还是那句话，只要静心思考，就会发现熙宁变法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特定的意义。

    为什么它的顺序排列是这样的，而不是另样的。

    比如说在熙宁三年年底，先把王安石提到首相的位置，确立他百官之首的权威。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政务、军事等头等大事都扔在一边，最先做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以及后来考生们的学习课本。

    具体做法是从此之后，不再考诗赋了，当官彻底与吟诗作对无关。四书五经也不必倒背如流，抽段默写了，考的是经义、论、策等讨论文、议论文，要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

    这样做的目的，被历代史学家们忽视了，那绝不是王安石书呆子冒傻气，在百般忙乱的政务之余还要再写些莫明其妙的文字。它们连同王安石所写的《进洪范表》、《老子》等文章都有一个最显著的目的。

    ——改变宋朝官场上的意识形态。

    一直都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太急了，他没有做最重要的一个先期工作，那就是“吏治”。不把官员们的素质普遍提高，那么哪怕新法尽善尽美，也别想执行时上下如一。

    可是有两点因素制约着王安石的速度，让他不得不快。第一，周边的邻居们让宋朝危机四伏，大祸眼看就要临头，可司马光、范镇等君子们却格守着孔夫子兵家乃凶器，圣人不喜欢的总原则不放，这点不需争论，就算在神宗去世之后，宋朝和周边所有国家，除了辽国之外，掐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了，他都能王安石、宋神宗累吐血才抢回来的土地白送出去。

    只为了“睦邻友好”！

    可怜王安石在做事之前，必须得把那个大宗旨大秘密藏住了，不然弹劾他的力度会比现在强烈一万倍，他会成为万恶不赦，灭绝人性的战争贩子。第二，以宋朝宽松仁厚的官场风格，也不允许他什么事都没做之前，就来个空前巨大的整风运动。理智的作法是先做出来功绩，有了威望，才好下命令。

    所以必须急着让新法显出效果。

    这时不同了，借着变法派阶段大胜的局面，为了以后一劳永逸，才下达的科考改革、课本改革。这两样实施之后，王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官场人员绝裂了。

    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型人才，新考试考出来新一代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和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们拥有同样思想，同样欲望，和他怎么想怎么别劲的官员们。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诚然如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这在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场人物里，都是不敢想像，从来没任何人敢做的事！

    为的，是一个统一思想，全民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关于这一点的必要性，我们身为现代人，都深深地知道，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的。

    由此看来，这项一直被认为是次一等，不那么重要，甚至多此一举的科举改革、课本改革，还是那么的可有可无吗？

    那么也就应该意识到，苏轼等人反对这项新法的内部意义是什么，两者间的矛盾有多深，那绝对不是坐在松树或者兰花丛中，捧着早春的新茶，讨论文章，遣词造句那么优雅！

    接下来仍然不能进入增涨国库收入、改善国家经济环境的第二项支柱型新法的推行里，还有另一件事要注意。那就是社会治安状况。改革不仅触犯了某些人的特殊权益，更让整个民间都不适应，这时，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对者。

    有用舆论造势的，更有铤而走险的。想想宋朝之前一小股或兵或匪的造反者，都得动用京城禁军出去平叛的往事，如果真的出现各地烽火，乘火打劫的事，得怎么办呢？

    别急，王安石及时推出了保甲法。

    简单地说，保甲法就是全国居民，每10家结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500家为一都保，各自选出负责人（保、大、都保长）。以大保为单位，巡行乡里，捕捉盗贼，用民间的力量，来维持当地的治安。

    这是当时最初次颁布的内容，讨论这个法令的优劣点，其实一瞬间就能看清楚。第一，中国人习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如说用开封城里的禁军去地方上平叛，都有出工不出力，或者搂草打兔子，既当官兵也当强盗的事发生。

    那么用当地人管家门口的事，是不是比较有效果呢？考虑到身边就是自己的老婆孩子，相信每一个巡逻的保丁们，都会尽心尽职的。

    第二，要巡逻要抓人就得有设备有功夫，这就要定期的给保丁们培训。他们的武装由国家配备，定时定期到一起训练，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个必然的结果——战斗力大增。这才是王安石设立保甲法的最终目的。

    干掉偷走宋朝空前丰厚的国库数值的最大盗贼，军队数量，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为裁军作准备，为裁军之后国防、国内治安更加安全作准备。

    唯有保甲法。

    有人会说，这纯粹是疯头了。让世代扛锄头的农民当兵打仗，是脑子进水了才想出来的蠢办法！这是不让正经农民干农活儿，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除了让庄稼荒芜，减少收成之外，还让一惯老实听话，说什么是什么的乖乖宝农民们变得凶狠暴戾，没法控制了！

    这就是反对派抨击保甲法的主要论调。

    那么提问，历史上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用？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答，只要稍微知道些历史事件，答案脱口而出。

    近现代流行崇拜曾国藩，他身为文人，扬名的却在武事，也就是平定太平天国。他的军队是由什么组成的？所谓湘军，就是他的湖南老乡们，清一色的乡下农民组成的。

    不是农民他不要，因为打仗要的就是身强力壮、朴实忠诚的人，只要稍微有些滑头的，面临生死恶战时，不是逃跑就是投降，这一点百试百灵。

    其它的例子还有无数个，比如最近的时代，我们新中国的开创者们，他们的军队由哪个阶级哪种人组成？谁都知道，“工农红军”，其中贫苦的农民战绝大多数。

    回到宋朝，几十年之后就有个再鲜明不过的例子，岳飞。他就是个没受过任何官方培训，纯粹在民间自学成材的河南农民。

    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保甲法的可行性，它的远景规划有多美妙就明白了吧。何况自从它实行以来，有一个好处立竿见影地就出现了。宋朝的治安状况。

    之前大叛乱、小造反每年都有，自从有了保甲法，州县之间因为禁军太远、厢兵太烂造成的管制空白立即被填补，终神宗一朝，再没有任何叛乱发生。

    这些做完之后，与青苗法同等重要的新法——“免役法”才出台。要了解这个法令，我们得先清楚宋朝之前一直在用什么法令。

    那就是“差役法”。

    “差”，顾名思义，就是当差。宋朝把所有国民按家产多少，分为九等。这里先不说家产多少随时都会变动，比如家里着火烧光了，或者突然间买卖兴隆赚大了，只说这九等人家都要为国家做些什么。

    九等里，后五等有福了，他们基本上与这件事无关。上四等人家比较惨，他们要为国出力，谁让你们有钱呢？而之所以有钱，就是因为你们聪明能干，国家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

    嗯，忘了说，要让他们当什么差。说来也简单，通常来说叫“衙前”。这个词非常形象明确，就是在各级国家衙门前打杂。具体地说，比如国家收税，收上来的各种物资，粮米绢缎之类。注意，不是钱，宋朝的货币与之前的朝代相比空前发达，可也没到能用货币转换物资收税的程度。

    除了现代社会，没任何朝代能做到这一点。

    这些物资，都堆在衙门里，国家哪有那么多的公务员来管，就由各城乡的上四等户出人来看守。听好了，不白看，看好了不给钱，看丢了你得赔。

    这是看守，收齐了还得运。各位衙前同志们，你们得押运这些物资，架着船赶着驴给京城里皇帝送东西。送的路程远近就看各位的幸运程度了，要是投胎到长江以北，那或许个把月的就回来了。要是很不巧，您是位江南人、岭南人或者广东那边的兄弟，想想来回得多远的路，多大的苦！

    并且还要注意那个总原则，运到了没奖，运丢了你赔……话说两年前，就是熙宁二年时，神宗皇帝偶然间翻看内藏库奏章时，就发现了这么个事。

    一个外地（哪儿的没讲）到京的衙前，任务是“纳金七钱”，连一两银子都不到，这哥们儿居然过了一年都没能交差回家。其原因就是在他本地衙前得到了任务，风雨无阻地送来，被这边的衙门给忽悠了。

    各种敲诈勒索，各种巧立名目，让这位兄台晕头转向应接不瑕，直到回家的路费都没了。而且还不敢逃，小心逃回去全家都有罪受罚。

    想想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吗？让我们和宋朝人换位思考一下，就算股神巴菲特到了宋朝，他正摩拳擦掌准备进股市里痛宰散户，可是衙前任务到了，从此没日没夜地忙，根本就没摸电脑的机会，你让他怎么赚钱，怎么养家糊口？

    截止到这里，问题还没有激化。因为理论上是由四个等级的家庭来分担这些任务，人多力量大，灾难均摊，问题也就小点，可是前面我们说过，宋朝的富豪级家族、中举的人家、出家人、女户（没男丁）、单丁户等都有豁免权，这些人刨除在外，剩下的基本就是第三四等户了。

    这样多的任务，这样密集的中奖律，只能造成一个结果——破产。家破人亡级别的破产。并且这还是次要的，更让人发指的是三四等户破产之后的社会现象。

    谁也不敢发财了。

    除非您能大展神威，一下子从下五等户一跃而起，升为第一二等户，不然只要是稍微勤劳点，赚了一头牛、几只猪，多种了几棵桑树什么的，邻居们官府们立即就来向您祝贺——您是有钱人了，至少是个三四级，呵呵，今年的衙前就由您多费心了……

    号称开明第一、富足第一的宋朝，前100多年，普通的黎民百姓就这样生活着。

    觉得很难很绝望吗？不，这只是众多差役中的一种而已，其它的还有里正、户长、乡书手等“头衔”来帮助下乡到户收税；有耆长、弓手、壮丁等“职务”去负责抓贼；有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名目给正牌子的官员们服务。

    其它的，有一些还比较著名，比如县级衙门里的县曹司、押录；州级衙门里的州曹司、孔目，连同各级配备的杂职，虞候、拣掏等等等等，简直数也数不过来，都要由普通百姓去承担。

    长此以往，达到百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最重要的一点，是民间的生产力发展被限制了，而宋朝之所以还能存在，就一直因为它有钱。

    可以花钱去买和平，花钱养着国内有可能造反的各路饥民、暴民。所以就算只从安全角度来看，差役法都要废除。于是王安石新法集团想出了“免役法”。

    简单地说，免役法的总原则就是“交钱免役”。让从前需要当差的百姓，通过交与自身等级相符的钱，买回自己的自由身，去干他想做的那些事。国家用这些钱，去召募想当差的人。

    这个办法好不好？它形成了一个循环——百姓们通过交一定数额的钱，可以得到从前想像不到的空余时间，用这些时间，可以去生财养家；国家得钱，去召募人员当差，可以扩大就业人数，减少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不仅使国家正常运转，还把各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是总原则，我们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是的，没错，这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像。众所周知，我们每天工作，只干自己负责的一摊，每月按照收入的多少交税。这些税，由国家统一管理，召募各种公务员来运营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原则没有错。下面我们看它的细节。

    王安石时期的免役法有两大特色。第一，他把上等户加进来了，管你是豪门大族，进士高官，从此别想高人一等。想逍遥，拿钱来————

    第二，以前没有负担的下五等户，以及单丁户、女户、僧道户、官户、坊郭户，也要交钱。只是视家产多少，与同级别家庭的交税量减半。这叫做“助役钱”。

    除了这两大特色外，还有一点最具有争议的规定，就是每年的免役钱、助役钱和夏、秋两季的税一起交纳外，还要多收20%的钱，用来防备水旱灾荒，以及突发性的战争。这叫做“免役宽剩钱”。

    这两大特色让王安石变成了全体特权集团的死敌，尤其是以前上四等户不管实际由谁来当差，都能隔年喘口气，可以轮换下由别人接替。这回可好，每年两次没完没了，这实在让他们没法适应。

    更别说从前不管国家怎样，是不是闹灾了打仗了发大水了，都一直逍遥自在职业享受的高门大阀们。这把他们的美梦彻底击碎，并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伤害了他们的“尊严”。

    我们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凭什么让泥腿子、下九流一样和我们一样待遇！我们就是要逍、遥、法、外！好玩的是，最先提出反对免役法，成为反对派里最经典言论的，居然是刚刚进入特权阶级的两个四川人。

    苏轼、苏辙两兄弟。

    我们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先说的是小苏——“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好，以他这话，看来人生来就是有种族高下的，他不是生活在宋朝，而是在隋唐以前。那时候不管个人能力怎样，一切以出身论。你是侯门大家，那么生来就是官，不是，那么很遗憾，国家最多有个“九品中正制”，可以豪门推豪门，好官你我当。

    想要说什么读书科考，鱼跃龙门，根本是白日做梦。那么以此为例，你苏辙现在会是个什么人生？

    再看大苏。宋史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说得声情并茂——自古以来，役人必须得用乡户，就像吃饭一定得要五谷，穿衣一定要用丝麻，过河一定要用船只，走路一定要牛马。就算暂时用别的替换，终究不会长久，还是会回到最正确的路上。

    截止到这里，还和他弟弟差不多。最精彩、最经典的在后面。

    ——我们士大夫阶层，离开亲友，拜别祖坟，到四处当官，工作之余，是一定要娱乐的。这是人之常情，自古一样。如果不用乡户人家来当差，我们怎么乐得起来？那肯定要弄到“厨傅萧然”，满眼所见，凌乱苍桑，和别的下等国家的劣等习俗一样（危邦之陋风），不是俺们中央华贵大国的太平盛况……

    让人不禁要问他们哥俩一声，请问兄台才脱贫致富几年，农转非之后就忘本了是不是？一时得意的小人嘴脸！

    苏轼兄弟的话让人很烦，不过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这时还只是两个小毛孩子，对士大夫一族是什么还一知半解，对下面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也知之甚少。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没吃过苦。

    十几年之后，神宗死了，他们也颠沛流离过了，甚至苏轼本人还被关在牢里胖揍过，用他那四川口音浓郁的官调嚎叫过，那时他们才懂得人为刀俎，他为鱼肉，暗无天日，生死两难是什么滋味。

    那时，苏轼说出来的话，就和这时截然相反了。因为那时，他己经叫苏东坡。现在抛开这两个缺斤少两，成色不足的士大夫，去看看正牌资深的人物是怎么说的。

    免役法推行的过程非常谨慎，它最初只在京城附近试行，要一年之后，看效果成绩，才决定是否向全国推广。这就给了反对派一线生机。留在京城里的那位硕果仅存的庆历名臣终于走上了前台。

    文彦博。

    他的风格变了，也许是比他还要强硬独裁的韩琦的官场走势给了他教训，纵然强绝一时，可也时光短暂。瞧，才三五年之间就回乡养老去了。由此，文彦博变得温和了起来。可是别误会，当某些一惯霸道的人学会谈心了，他的破坏力就会成倍的增涨。

    在以后，神宗年青的心灵里时刻都被他的碎碎念纠缠着，终于在几年之后崩溃了。

    说这时，文彦博随意找了些经常和皇帝见面的大臣，就像平时聊天那样（宋朝君臣间很随意，经常聊），说起了免役法到底怎样。

    这一点就比司马光高，阿光和吕惠卿较量时聚众开讲剑拔弩张，弄得会场气氛随时爆炸，搞得皇帝也紧张，就算为了朝廷表面上的和谐，神宗都不会当场决定谁对谁错。

    这时文彦博非常温馨家常的聊天，以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形象，对24岁的神宗劝说：“祖宗法令具在，各项完善，擅自改变，小心失去民心。”

    神宗很警觉，瞬间抓住了重点，问出来他和王安石一直愤愤不平的疑问焦点：“更改法制，的确让士大夫阶层不高兴，可是对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

    这时的宋神宗一定以为戳中了反对派的要害，等待他的是胜利。满朝皆是孔孟之徒，那么“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都懂吧？

    在百姓和江山社稷面前，连皇帝都得退居三线，你们这些士大夫算什么？

    却不料真正吃惊的是宋神宗自己，听完了他的话之后，文彦博根本就没像他想像中的那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乃至于羞惭满面重新做人。文彦博的感受是极度的郁闷。

    您是皇帝耶，是官场的领袖，是权力漩涡的暴风眼，怎么能说出这样幼稚，这样理想化的话呢？看来真是初期教育不好，民间散养的，就是和真宗、仁宗那样从小受皇家训练的明君不一样。

    他说出了官场的真谛——陛下，您得清楚，您是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不是和平民百姓管理国家！

    千真万确，这才是统治阶级万年不变的本质。我们就算站在现代人民权平等的大原则上，也没法否认，至少在满清灭亡之前，这就是中国官场上的真理。

    听完这句话，神宗沉默了。这是和王安石一直告诉他的那些管理国家、均富济弱等理论截然相反的东西，到底哪个对？

    宋神宗可以混乱，他身在封建体制内，尤其是活在宋朝中叶，相对平静的时代里，基本上不会知道，历代国家灭亡，原因尽管更自不同，但都有个大的共同点——官僚腐败。

    也就是士大夫阶层腐败。

    身处国家的头、尾两端的皇帝和百姓，他们中皇帝是绝对不想改朝换代的，百姓们有口饭吃，也没有脑子一热就杀人放火造反起义的。从宏观角度来说，坏事就坏在继续变坏，最后集体腐烂的贪官污吏身上。

    所以身为士大夫代表的文彦博，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这样大言不惭地说出来他们天生就是当官，天生就高高在上的话来。

    于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就没有资格混乱了。千年之间，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里有无数的官方人士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他们有理由这样骂。

    因为人家是士大夫。

    如果身为新中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平等，官职不世袭的现代人，还动不动就说司马光是对的，王安石是错的，文彦博英明，宋神宗糊涂等等等等言论……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揭开，跳进去。

    醒醒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