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一生的愿望，就是在死后能有块神功圣德碑，那上面刻着他恢复了盛唐时的疆界，把燕云十六州、大理、交趾、河套等东西南北各方面的失地都重新夺回。刻着他报了曾祖父太宗皇帝伤重而死的旧仇，覆灭宿敌契丹……

    等等功迹，如果能一一达成，他纵然死去，也会含笑九泉。

    可是人生就是场电视剧，不管情节千变万化，宗旨只有一条——没完没了的折磨主角。人强命不强，宋神宗想拖着宋朝从谷底里往上爬，迎头就遇上了150多年以来东亚地区最大的二世祖集团，那些腐烂骄横的辽国皇帝们。

    提起辽国，这是宋神宗最大的心病。他和以前的5位宋朝皇帝不同，赵匡胤对辽国面露微笑，不怀好意，在他的时代里辽国从来没在汉人手里讨到便宜，他总在自己的国库里转圈，想着用多少钱能买到一颗契丹人头；

    赵光义不用说了，他对辽国大打出手，杀了很多辽国人，也死了更多的宋朝人，虽然处于下风，可始终倒驴不倒架，宋朝是只长满了刺的刺猬，扎得辽国手疼；

    真宗赵恒很奇妙，看着最没用，可情况急转直下，辽国人死也没弄明白，倾国发兵，打了个你死我活，居然变成小弟弟了！

    而仁宗可以保住所有需要保全的东西，在他手里，宋朝一切都没有变化。就算宋英宗这个废物耽误了几年光阴，也能延续着平稳。直到宋神宗登基。

    他突然发现自己矮了好多辈，当时辽国掌权的是耶律宗真的老婆，耶律洪基的妈，那是和宋仁宗一个辈的人，他得叫奶奶，连带着管辽国的皇帝叫叔叔……这是什么命啊，最要脸最争份儿的人居然偏偏掉了份儿，儿皇帝都不算，竟然是孙皇帝。

    神宗大怒，对群臣大发了一通脾气，说我管她叫阿姨成不，和他儿子论兄弟好不好？满朝文武都沉默，人人看着地板找蚂蚁。神宗狂怒，他前几天才和这帮人讲过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说出去了，他就和辽国人不共戴天，成了死仇。

    关于赵光义是怎么死的。我们现在知道他是箭伤复发，医治无效。可在宋神宗以前，这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是官场里的禁忌，就算知道了也不能说。

    宋神宗第一次当众证实，他的曾祖父死于辽国人的箭伤，当时他悲愤落泪，有仇不能报，反而称兄道弟，这是多大的耻辱！

    现在兄弟也当不成，竟然是孙子……而这些满口仁义道德，动辄念着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等口号的大臣们居然对此无动于衷。

    尴尬中当时的第一君子站出来了，伟大英明的司马光。他代表众多的仁人志士对宋神宗说，名份只是小事，重要的是平安。和辽国都是亲戚了，亲戚间叫几声奶奶是应该的。

    ……名份是小事，真想请他翻阅他自己写的的开篇总章。

    如此这般，都已经是往事了。宋神宗投入到振兴国家、威服四夷的事业中去，对这些意气之争渐渐地不大上心，可并不代表他不再把辽国当回事。相反，辽国始终是北宋君臣心里最大的噩梦。这个噩梦之深，并不因为近50年以来宋、辽的平静，以及党项人的崛起，李元昊对四邻拳打脚踢，宋辽两国同时鼻青脸肿而改变。

    这也怪不了宋朝人，这是中国从古至今，到现在还没治好的顽症。

    中国有个习惯，只要你曾经达到达什么高度，就会永远是什么高度。明星永远是明星，从没有过气这一说。作家永远是作家，不管你有多少年没出过新书。具体到战场上，只要被打败过一次，就有80%的可能成为终生苦手，比如足球上的恐韩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我绝不会像传统论调那样说“各种因素”、“因人而异”等等腐词滥调，凡事必须叫真，必须得有答案，这才对得起自己的努力和读者的时间，就好比现在写的王安石变法，一定要找到谁对谁错。

    只要有一个具体的参照物，如对国家有利这一点上，就一定有答案！

    回头说恐惧症，我认为之所以会形成，在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敬祖情节、惯行思维这两点致命伤上。敬祖情节让我们始终有着牢固的家庭观念、价值观念，这没什么不好。

    可是只能止步于私德。上升到办公做事上，就实在要命了。它让我们怀疑自己，总是觉得前人、祖先比自己强太多。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历史里，万事开头都是要以古人当如何说起。

    具体到宋朝恐辽情节上，神宗有过一段遭遇。他的雄心壮志曾被人嘲笑——以太祖神威，终生不能攻下太原；以太宗之能，尚有燕云之败。你小小年纪怎能口出大言，要威服契丹？

    具体到全民族的心态上，表现在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在中国仍然要讨论“古不如今”，还是“今不如古”这样的白痴问题。

    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吗？不需要讨论吗？其实只要看讨论的结果就有答案。即便得出了“今不如古”的所谓正解，难道还能时光倒流，回到从前吗？

    大到时代，小到个人，都是没法复制的。历史的车轮无法后退，能做的只能是着眼现在，眼前的一瞬间才最重要。敬祖情节必须见鬼去，中国人的心灵才能轻松点。

    而惯性思维，是比敬祖情节更可怕的东西。

    打败过一次，就会留下阴影。听着很泄气，可历史上是真实。比如北宋史上的燕云大败、雍熙北伐大败、君子馆全军覆没等败迹出现后，宋人的心理一下子就全完了。由柴荣、赵匡胤以不败战绩培养起来的民心士气突然间说不见就不见了。

    哪儿去了呢？

    为什么同样是战争，同样是失利，看外国、异族人的战争史，有很多打了100多年、200多年，只要不胜利、没达到愿望就一直战斗下去，直至家园恢复，荣耀回归。这里边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堂堂中华上国，号称最讲气节的民族，为什么总是艰难奋起，却迅速萎缩呢？

    我无法不想到我们每一个国人的成长历史。回忆一下，当一个民族的每个成员，在成长的岁月里都被灌输谦虚谨慎为美德，进而达到“温、良、恭、俭、让”的完美社交品德时，会是个怎样的局面。

    这局面就是直到20世纪末几年时，中国的一少部分父亲，才会对儿子说：“儿子，我为你骄傲。”在球员的休息室里，才出现教练员对球员们大吼：“你们是最强的，我们一定会赢，你们做得太棒了！”这样肯定又自信的西方式话语。

    两相对比，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几千来一直格守的群体性格是多么的内敛低调，多么的灰色！这是种可怕的惯性思维，当胜利时不敢追逐更大的胜利，当失败时迅速地转入苦守，从来不去想怎样反击。

    这样的性格特点，在宋朝以前我们是没有的，五胡乱中原、五代十一国时是汉人的命运最悲惨的时候，可从来没有放弃过反抗，放弃过追求。可是赵光义上台之后，这问题就突然出现了。我个人对此有些解释，可要放在宋史完成时作为总章归纳。

    现在要留意的是，宋朝全体军政首脑对辽国根深蒂固的恐惧。

    辽国派来了一个叫萧禧的使者，带来一封信。里边全面回顾了双方近80年的真挚友谊、欢乐岁月，为了让欢乐继续下去，提议把两国的国境线重新规划。

    老调重弹，还是趁着宋朝和西夏掐架的机会来勒索，而宋朝的反应也和32年前一样，从一开始就全体紧张了，尤其是宋神宗本人，他迅速开动了自我折磨程序，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宋朝的西北边境线，一方面不断地向河湟地区增兵移民，消化这块庞大的新得地；一方面保持对西夏的压力，时刻准备出击，也时刻提防着西夏人的反弹。在这种局面下，突然间辽国铁骑杀了过来，一时间刀光血影，尸体遍地，宋朝军民像蚂蚁一样被踩死……这完全是可能的，这些年来东北方的防线早就腐烂了，一点都没经营。

    那还等什么，只能谈判，迅速地谈判，本着友好协商的综旨，绝不互利的原则，去换取老朋友不发脾气。四条指令紧急下发出去。第一，由少常少卿、判三司开拆司刘忱，秘书丞吕大忠为使者，陪着萧禧到边境上和辽国的谈判团见面；第二，由大臣韩缜带着国书去见辽国皇帝耶律洪基；第三，派人紧急赶往洛阳，向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元老咨询国家安全问题。

    第四，他命令王安石立即回京。

    在他想来这是动用所有力量了，国家有难，新旧党必须、也一定会同心同德为国出力。想得很美，不久之后各方面都有了回音，他一个个看过去，顿时觉得头晕目眩，哭笑不得。

    先是国境线上的消息，刘忱和吕大忠临走前，他特意亲手写了诏书，告戒说：“虏理屈则忿，卿姑如所欲与之。”

    意思很明显，辽国那边都是野人，道理说不通就会动粗。爱卿不必吵架，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好了。

    可是刘、吕两人把他的话扔到了九霄云外，两个都是死硬派，爱护国土人人有责，和辽国谈判团一见面，立即就掐是水深火热，你死我活。双方回顾历史，追溯源头，把大地图铺开，一寸一寸地讨价还价。一大堆的地名，比如黄嵬山、冷泉谷、天池庙、牧羊峰、梅回寨、瓶形寨、蔚朔应三州边境等等等等纠缠了几天几夜，终于都顶了回去。

    辽国人情急无奈，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分水岭。

    虚的乱的咱都不说了，把细节都删除，就以分水岭为界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刘、吕两人一听就火了，新的一轮较量开始，我们再来。结果又吵了N久，双方终于接近崩溃，都吵不动了。这时理智回归，想到了一个新问题。

    ——喂，哥们，问一下，分水岭……到底在哪儿？

    双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一会儿后，各自收拾行李回家。吵还是很想吵下去的，只是资料严重不足，连地名都搞不清，吵个什么劲嘛。

    边境协商就此结束，等刘忱和吕大忠回到京城后，发现路更远的韩缜早就回来了，比他们快得多。原因很简单，韩缜去了辽国都城，可被耶律洪基给凉那儿了，一直没见着人，想继续等下去？对不起，外交有政策，宋辽两国互派使者，最多只能在对方的国都里呆10天。

    逾期必须走人。

    宋朝的君臣恼火之余变得更加紧张了，辽国人很明显是玩真的，传统礼仪都不守了，别的事一定也会干得出来。不过说实话，他们还真是多虑了，在这个时期别说是宋朝人，连辽国人甚至耶律洪基的老婆萧观音想找他都费劲。

    辽史记载，耶律洪基有匹宝马名叫“飞电”，风驰电掣瞬间百里，载着他在广阔无垠的辽国大地上疯跑。那速度让他的侍卫都追不上，往往跟着跟着人就不见了，然后只能在各大深山幽谷里去找。萧观音为这事专门写了封正式书信，劝他注意安全。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她实在应该注意自己的安全。别以为有才、还美就没人打，扫丈夫的兴在哪个时代里都很危险。

    焦急中宋神宗盼来了元老院的回音，韩琦、富弼、文彦博都有了各自的回复。由于内容比较雷同，加上韩琦马上就要死了，我们只看韩琦的意见。

    韩琦一直很痛苦，王安石改革以来，只要有新法出台，他一定会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一连声地喊：“泣血！泣血！”

    也就是说，他哭出血来了。这时终于盼来了皇帝的咨询，他在激动之余强撑病体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的意见全面地说了一遍。

    在中国人想来，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都是由点及面遍布全身，所以头疼医头、脚疼治脚永远是错误。基于这个原理，韩琦认为外侮必须和内政联系起来。

    那么辽国人为什么会来找事呢？是因为王安石。

    王安石执政期间做了太多的错事，实在难以尽数，韩琦站在辽国人的立场上，总结出来7点，来证明辽国人来找事是很可以理解的。

    1，高丽国来进贡了。

    高丽在哪儿？现在的朝鲜加韩国，从地理位置来看是在辽国的背后。这让辽国人太不安了，完全是后院起火，宋朝的手伸这么长，是不是有颠覆辽国的企图？

    2，攻占河湟，夺西夏52砦。

    这是对辽国的友好邻邦动武，难免让辽国人心惊害怕吧。今天可以打吐蕃、党项，明天是不是就要轮到我们契丹人？

    3，植榆柳于西山制约蕃骑。

    这是辽国人最受不了的，辽国之强全在骑兵，宋朝栽了那么多的树，简直比长城还要讨厌。

    4，实行保甲法。

    这也很要不得，中国人开始成天地打打杀杀，弄得全民皆兵了。这么大的备战工作没完没了地干，当邻居的没有安全感嘛。

    5，筑河北路城池；6，设都作院大量生产先进武器，比如神臂弓、新式战车；7，河北路新置37将，武官们的权力突然见涨。

    以上种种，招致天怒人怨。别说外国，连我们内部也达到了“农怒于畎亩，商叹于道路，长吏不安其职。”的程度。要想让外国人安静，一定得先从根子上把自己的毛病改好。

    韩琦建议，把王安石的一切政策都删除，回到改革之前，辽国人自然就老实了。嗯，如果还是不老实呢？韩琦的解释非常振奋人心，按他的预测，只要内部的问题完全解决，辽国人只要敢来，一定可以打得他们逃回沙漠里去，“一振威武，恢复旧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连以前的旧仇也都一起报了。

    说得非常好，大家鼓掌！只是很奇怪，比如仁宗时，那时没改革，您韩相公也正当青春年少，那时怎么没能做到这一步的呢？别说辽国，连新兴的小土匪李元昊都没搞定。

    说完了这些话没多久，韩琦就死了。他的死是当时的君子集团无法估量的损失，于是乎死的过程和结局都变得规格高档。

    死的前一天晚上，有一颗巨大的星星从天而落，刚好砸在韩家附近；死后百官集体歌颂，韩琦的一生是忠厚朴实的一生，死后家里连余财都没有。

    ……没钱，昼锦堂是怎么盖的？数千里的良田都是谁攒下来的？把这样的财主忽略掉，让以后的岳飞上哪儿去打工呢？

    韩琦死了，宋神宗很伤心，派士兵给他造坟，亲自写了碑文，题名是“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这个名目很有玄机，两朝指的是哪两朝呢？英宗朝是定了，另一个是仁宗朝还是神宗朝？

    只能是英、神两朝。韩琦是英、神两宗的恩人，是仁宗朝的罪人。扶植赵曙、支持濮议，只要他稍有人性都没脸在地下再见仁宗。

    其它的还要再说他什么呢，总结他的一生，身为北宋史上知名度排进前十甚至前五的名臣，留给我们的记忆是……在文臣中军功最高，在武将里文彩最好，文臣武将都算上，官做得最成功。这是非常奇妙的，他的一生里打压长辈如吕夷简，阻挠同僚如范仲淹、富弼，欺负小辈王安石、苏轼，甚至连仁宗皇帝、曹皇后都敢去勉强。

    刻薄到了这种程度，临死前还当了一回辽国代言人，为什么还能得到忠臣良相的好名声？个中奥妙非同小可，每一个想在官场上有所发展的仁兄都应该引为典范，仔细钻研。

    回到正题，神宗长叹一声把这份奏章扔到一边。就算真是对的，也不敢照办。按韩琦所说，那是把全身的铠甲都脱光光站在虎狼面前。只要让对方相信自己手无寸铁还生性善良，狼就很高兴，不张嘴咬人了？真的这么做，可真是位“大勇”之人啊。

    迷茫中，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故人自远方来，安石进殿。

    王安石回来了。近6年的无私合作让双方无话不谈。只有面对他时，宋神宗才说出了心里话。以下是史书记载里他们的对答。

    神宗：“辽国人来要土地，怎么办？”

    王安石：“不给。”

    “他们坚持，怎么办？”

    “慢慢谈，拉长时间讲道理，备战。”

    神宗突然心慌：“要是真的打起来呢，怎么办？”

    王安石摇头：“绝不会。你不要怕，更别示弱。鬼都是怕出来的，过分示弱，对方本不想打，也会开打。”

    神宗的情绪更加低落：“我怕的就是辽国会突然出兵。”

    这是思维的死胡同，什么都为敌人着想，把自己的权力、主动都拱手让出。这还怎么做人呢，起码的生活安全都保障不了，何谈发展强大。王安石郁闷中有些发火，他说：“辽国现在是强盗，抵在家门口抢劫，如果只想花钱免灾，直接给钱割地就是。如果不想，就马上备战，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你是怕我们北方空虚，来不及准备吗？”

    神宗点头，他怕的就是这个。

    王安石把一件件的报告摆在桌上。公元1069年三月，辽国大臣耶律使逊煽动北部准布部落叛乱，辽国花了很大力量才镇压下去；同年十二月，辽国五国各部落又叛乱，辽国动用皇室斡鲁朵才能平叛，这改变了辽国力量的格局。

    在以前，辽国北疆的实力足以搞定任何叛乱，根本不用中央军队出动。比如当年萧燕燕的大姐，足以自立一国；

    公元1071年，辽国北方大雪灾，南方大旱灾，遍地饥民，国力大降；公元1072年元月份，辽国北部又叛乱，乌古敌烈部自立为帝，辽国再派斡鲁朵平叛，一连打了几个月才成功。经此一役，辽国北部很多部落被斩尽杀绝，夷为平地。同年辽国国内大饥荒。

    这些之前，是公元1063年的皇太叔之乱。辽国这样的状态根本自顾不暇，眼看着就会四分五裂，拿什么来攻击军事实力空前增涨的宋朝。

    摆事实讲道理到了这份儿上，还有说不通的人吗？答案是有，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竭尽全力地劝某人别办傻事，可那个人像是发了疯一样，跳着脚的要往坑里跳。

    心理上的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治好的。

    不久之后辽国人又来了，萧禧这次的准备很充足，带来了辽方认定的分水岭地界图，指图划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为了显示决心，他使出了上门要债最常用的一招——赖着不走。

    宋、辽两国明文规定，双方使节互访，留京的最长期限是10天，过期必须走人。可萧禧就这么赖着，人至贱则无敌，作为礼仪之邦，宋朝总不能把他轰出去吧。

    使馆里的萧禧很得意，他的态度、边界上渐渐集结的辽兵，加上带来的这些地图材料，三管齐下，宋朝人这次肯定会屈服。他万万没想到，事情坏就坏在地图资料上了。宋朝当时有一个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水利、冶金等等等等无所不知无所不精。基本上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总共六百年没有人能超过他。

    他是个神话，天文方面他提出了新历法，和现代用的阳历相近；物理学方面，他记录了指南针原理及多种制作法，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欧洲早了400多年；数学方面，他首创隙积术、会圆术，也就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法，和已知圆的直径、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长的方法。凡此种种，都只是他庞大知识的冰山一角，多年以后，他写了一本书，集成了他一生的学术。

    书的名字叫《梦溪笔谈》，作者沈括。

    沈括这时是右正言、知制诰，宋神宗指定他接待辽国使臣。接到命令之后他没进驿官去接什么待，而是远远地站着，出神地想了一会儿，就走了。

    他走进了枢密院的资料室。这是个庞大、巨大、无比大的资料室，里边分门别类保存着自宋朝立国开始直到神宗年间所有的邦交往来公文。在这些堆积如山的资料里沈括整整呆了一夜，天亮时出来他捧着一叠旧纸，那是60多份辽国历年与宋朝签订的边境合约原件。

    上面显示，这次辽国人所要的土地，以古长城分界，只有30余里远，根本不像之前双方认定的数百里土地。宋朝上下大松了一口气，证据确凿，拿给萧禧看，这是你们自己写的文件，还有什么话说？

    萧禧没有话说，不等于辽国人都沉默。沈括跟着他出使辽国，扮演当年富弼演过的角色。不过他的待遇远远没有富弼好，主要原因是辽国的君臣一代不如一代。耶律宗真时期各种花招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充满了技术含量，到了耶律洪基手里，辽国变得简单粗暴。

    会谈现场像个菜市场，没有隔离带没有隔音墙，一堆一堆的契丹人围着宋朝使臣，足有1000多人，对沈括等人进行无情的围观。谈判的过程没法介绍，第一次数太多了，前后一共6次；第二辽国人千篇一律，就是要钱要土地，至于理由？堂堂的辽国宰相杨益戒能说出这样话来：“你们宋朝人太小气了，几里大的土地都不舍得，还能算是兄弟之邦吗？”

    无耻到这个地步只能用无聊来形容，拜托打劫也要有个响亮的口号好吧。这里要表扬一下沈括的镇定，腹有诗书气自华，学问到了他的地步，面对各种非难总会有办法。他居然在原有的30余里基础上，又让辽国人作出了让步。

    “舍黄嵬，以天池请，括乃还。”

    回来的路上他也没闲着，把辽国的山川道路风俗民情写成了一本书，名叫《使契丹图抄》。图文并茂，献给宋神宗看。

    事情到了这一步，无论如何都接近了尾声。从结果上看，不管是以分水岭，还是黄嵬山、天池等地为界线，宋朝都是吃亏了。花钱买平安，再一次受气。可终究换来了北线的平安，让之前确定下的先河湟再西夏最后辽国的平定计划得以实施。

    可是突然之间事情又有了变化，辽国人再一次反悔，他们派来了一个叫耶律普锡的人到边境上要求重新谈判。从前的结果全部推翻，价码回到了最早时的要价。

    宋神宗长吁一口气，觉得天都阴了，没完没了的辽国人，贪得无厌的辽国人！他召见王安石，问这次又得怎么办？

    这一次王安石也沉默了，他盯着北疆地图默默出神。好一会儿后说了8个字：“姑欲取之，必先与之。”然后拿起笔来，在地图上划了一道线，把黄嵬山以外近700余里的土地都割让给了辽国……

    这太意外了，这还是王安石吗？前些天还振振有辞绝不割地宁愿开战的人，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懦夫卖国贼。

    这成了王安石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宋史上说他这大笔一挥把代北最后一道门户雁门关天险都割出去了，从此之后宋朝彻底没了北大门，辽国人想入侵就和吃饭散步一样的方便。要注意，这个事实——王安石割让领土700里；这个后果——宋朝失去北疆天险，是历代史书都认定的信史，直到现代新中国建立之后，仍然是官方主流史实。

    只不过万事都怕有心人，真相只有一个，只要用心去查，没有什么是查不出来的。这里吁一口气，抹把冷汗，俺真是用了好多的功夫，到处搜集资料，才得出的下面的结果啊啊啊啊啊啊~

    资料的总方针不外乎两条，第一，地理位置。到底割让出去的土地有多少，在哪里，乃至于前面频繁出现的黄嵬山、冷泉谷、天池庙、牧羊峰、梅回寨、瓶形寨、蔚朔应三州边境，还有分水岭这些地方都在哪儿。查清楚了，真相自然浮出水面；

    第二，彻底清查王安石工作履历表。他是什么时间第二次拜相，又在什么时候第二次罢相。还有宋、辽这次领土纠纷的结束时间，三者对照，是不是王安石干的立即一目了然。

    废话少说，马上切入主题，先把最重要的概念搞清楚。宋、辽两国的精确边境在哪里，是怎样划分的。两国边界，以太行山为中心分为两段。太行山以东，宋朝是河北路，辽国叫南京道。分界点是白沟，就是今天的海河及其支流拒马河的故道。

    白沟变成了界河，这真是上上大吉。请想象在茫茫大地上以天然河流为边界，真是醒目显眼，只要它不像黄河那样经常改道，基本上就永远没有争端。

    事实也是这样，太行以东的边界从来没有争执。问题都集中在太行山以西。

    太行山以西，宋朝叫河东路，辽国叫西京道，一眼望去，哪叫山峦起仗沟壑纵横……除非秦始皇复生，再修一条长城，才能明确规定哪儿是宋朝哪里是辽国。

    没法精确规定，就有了各种模糊事态的办法。在太行山的西段，两国都在各自的边境上留出数里到数十里不等的土地，让它荒芜。两国的百姓、军队，不得以任何借口进入。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这片空地，叫住“禁地”、“草地”、“两不耕地”。

    这样是不是就解决了问题呢？恰恰相反，事儿更多了。眼放着一大片无主地，谁看谁眼红。这里不能光说辽国的不是，宋朝人也不怎么样。从边官将军到有钱的财主，以各种借口利用荒地生钱。只不过像辽国这样明目张胆地勒索，就实在是出格了。

    出格的程度有多大，关系到了王安石到底有多卖国。在宋朝的官方史书里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第一，王安石卖了500里。出自《宋史·吕大忠传》；第二，王安石卖了600里。出自《宋史·韩缜传》；第三，王安石卖了700里，出自《宋史·韩琦传》。

    到底哪个才对呢？这就要问另一个人，和他写的一本日记了。这就是宋史的奇妙之处，如此重大的国策，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大事，国家档案处记载的不算数，要以一个私人笔记为准。不许笑，不许怀疑，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以他老爸的名字为证，没人敢不信。

    这人名叫邵伯温，他父亲叫邵雍。邵雍是位活神仙，是让宋朝顶级权力层俯首膜拜的人。他一生钻研的是《河图》、《洛书》、《伏羲八卦》这样的国学精粹，成就那是相当的高，据权威考证，像《铁板神数》了，《梅花心易》了这样用来摆摊算命的专业书籍都是他写的……

    由于他算命极准，理论高深，在洛阳隐居教书时，把富弼、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君子元老们折服，大家想了想，怎样表达由衷的敬佩之情呢？当时这些顶级大佬们正热衷于在洛阳建小别墅养老，于是乎各人集资也给他盖了间。

    取名为“安乐窝”，邵雍于是自命为“安乐先生”。

    先生后来就变成了“子”，称为“邵子”。这就非同小可了，称“大”者，如大尧、大禹、大舜，是千古圣君；称“子”者，孔子、孟子、老子、孙子、墨子，这是几千里最了不起的圣人才有的头衔。

    对，没有错，邵雍就是圣人。

    看下圣人留下的最脍炙人口、最让人怦然心动的事迹。话说宋英宗时期，邵雍已经名动天下，慕名求教的人络绎不绝。某一天，他和几个来求教的人到洛阳城南著名的景点天津桥散步，悠闲自在随意交谈之间突然听到了几声鸟叫。

    邵雍一下子愣住了，接着面色惨然，像是突然遇到了巨大的不幸。

    客人连忙问是怎么了。

    邵雍长叹一声，说这是杜鹃鸟啊，洛阳以前从来没有。现在它们从南方飞来，国家从此有变，不幸从此而生。

    杜鹃鸟和政治有关？客人摸不着头脑。

    邵雍摇头。这些你们就不知道了，万物皆有联系，以为论，世间兴衰有它的迹象可循，不光是人间怎样，大千万物都会有征兆的。你们想懂吗？嗯，我这里有总结出的各篇文章专门论述……

    客人也摇头，您还是直接说好了。

    邵雍说，不出三五年，皇上一定会启用南方人当宰相。那时南方人结党乱政，天下将大乱矣。

    客人大惊，几声鸟叫居然能推算出三五年后的国运，这真是太神奇了，请您务必解释清楚。

    于是邵子不厌其烦，披露真相。他说——国将大治，地气会从北向南；国将大乱，地气从南向北。这是千古不易之理。现在南方之气已经深达洛阳，各位想开封城会怎样？大批的南方人会像杜鹃鸟一样涌进京城，国家在他们的治理下，必将一塌胡涂！

    他哀叹，北方人从此没有好日子过了。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几年之后王安石当政，变法开始。他至少说中了一点，北方的“君子”们的确没了好日子。

    算得非常准，着实的让人佩服。事实上北宋之后的读书人都对他这个预言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成真理。这里我们就不说，这种预言在宋史里超多，基本上都是知道事实之后，反对派编的马后炮。单纯地以邵雍的理论来判断，都能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天下大治，地气从北向南；天下大乱，地气从南向北。”

    以此论调，北方人天生是天下之主，南方人注定了是奴才，绝对不能当领导人。当了，国家民族就要完蛋。对此谬论实在不想多说，只举一个例子。朱元璋创立明朝就是以南统北，这是错事？这就是邵雍作为大预言家的本事，明朝建立距离天津桥上听杜鹃不满300年，居然没算出来。

    说，你为什么没算出来？！

    这样的本事和论调都传承给了他的儿子邵伯温。邵伯温在预言算命方面没能超过老爸，他另有强项，写书。《邵氏闻见录》，从名字上就知道内容都是看到的、或者听到的。王安石弃地500之说，最早就出现在他的这本书里。

    这本书严格地划分，有前、后卷之别。前卷由他，后卷是他的儿子邵少傅接力完成。父子两代对北、南两宋的事全面记载，内容花样翻新千奇百怪，当成杂谈小说来看，那是相当地不错。

    知道了出处，500里、600里、700里之说不辨自明。现在查正史资料，看看到底割让出去了多少。有个原始资料，是熙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宋朝资政殿上呈给神宗皇帝的一份报告，《所争界至地名白札子》。里边有这样几条：

    1，蔚州地分，本朝以秦王台、古长城为界；北朝称以分水岭为界，所争地约7里以上；

    2，朔州地分，往前已经定夺，以黄嵬大山北脚为界；今北朝称以黄嵬大山分水岭为界，所争地南北约30里；

    3，武州地分，本朝以烽火铺为界；北朝称以瓦窑坞分水岭为界，所争地南北10里以上；

    4，应州地分，本朝以长连城为界；北朝称以水峪内分水岭为界。

    要注意的是武州，之前没提过，它是辽国当时的地名，在朔州辖区内。这份报告可以作为整个边界纷争的基调，这是沈括入辽之前萧禧的要价，就算宋朝全答应了，看看割出去的地盘能有多大。

    无论如何也没有500里，从哪儿算出来的600、甚至700里呢？尤其是宋朝人怎么看辽国人怎么不顺眼，在谈判中问了句话。

    ——分水岭？分水岭上也是领土，怎么分。

    辽国人答，以分水岭上的土脊为准，一概平分。

    宋朝人面无表情——岭上没土的怎么算。

    辽国人诡谲一笑，到辽国去算。

    之后才有沈括带着大批量档案文件入辽，让辽国自己让步。至于后来辽国无耻到出尔反而又来勒索，所能得到的可以在同年年底十一月宋廷批给韩缜的谈判条件里找出根据。

    ——东水岭一带从雁门寨北过分划；西陉地合接石长城处分划；瓦窑坞地合案视分水岭处分划；麻谷砦水窗铺当拆移。

    综上所述，争执集中在两国边境上蔚、朔、应三州交界的5片零星小地段。辽国得到的好处精确计算，在平原地段得到了3处，大的纵深10多里，小的几里多。另外两片是山地，包括面积最大，纵深约30里的黄嵬山北麓和天池庙地区。

    像宋史里所说的，以分水岭划界，把雁门关天险都丢了的情况根本不存在。第一个问题到此解决，看第二个，王安石当时在做什么。

    聚精会神查资料，在熙宁八年年底十一月，宋廷作出谈判批示时，王安石病了。《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明确记录，他病得很重，宋神宗派太监去探望，一天从早到晚来回跑了17次。等他好了，给10天假，没够，又补了3天。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王安石没办公。哪儿来的在皇帝面前手划地图，说“姑欲取之，必先与之”这8个字呢？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割地事件的截止日期。

    宋史里记载的是王安石割出700里之后立即就解决了，可各种资料显示，直到熙宁十年的冬天这次领土纠纷才结束。那时王安石早已第二次罢相近一年了。

    割地事件到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来没割出去那么多的地，用很小的代价换来了战略上积蓄力量攻打西夏的时间；二来这事儿和王安石没有关系。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到底谁才是割地的真正主使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