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爬满虱子的锦袍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天流云 本章:第五章 爬满虱子的锦袍

    河干海落,竭泽而渔,眼看着全国都在吃亏空,最后都吃到皇帝的老本了。这日子还能再过吗?赵祯想来想去,刀已经砍在了脖骾上,必须得想出改变的办法来。

    在这样的局面下,历史迎来了一个经典时刻。

    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的九月三日,宋仁宗把朝廷里的两府大臣,以及知杂御史以上的官员都召集进皇宫,一直把他们带到了天章阁里。天章阁,这座以前用来安放皇家御制文集,以及追忆前列皇帝的宫殿,从此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名声,意义非凡。

    那一天,登阁的人除了四人年龄稍大之外,都非常的年青。四位老人,是晏殊、范仲淹,各52岁;章得象、杜衍,各65岁。他们是两府的首脑。其余的三司史王尧臣40岁,富弼39岁,欧阳修、王素36岁,韩琦35岁,王拱辰、蔡襄31岁。都是年富力强,心雄天下的年纪。尤其是韩琦和富弼,他们与异族在不同的战场上肉搏厮杀,堪称年青才俊,国之精英。

    登阁之后,先由皇帝率领,参拜了太祖、太宗、真宗三位皇帝的御像,然后来到书桌前,上面已经准备好了笔墨纸砚,大家对国家的现状都有所了解,现在就把你们看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写出来。

    以振兴国家!

    那一天,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等人心情澎湃,或在当天,或在回家深思之后,都写出了自己的见解。历史中,根据各自的名声,以及后来在改革中起到的作用,把范仲淹的意见列在首位。他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把问题的所在,及改革的办法,具体细化在十个方面。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

    这十个方面、30个字,看着很枯燥,但稍微想一下,就会不寒而粟。这样想——一个国家,难道可以赏罚不明、胡乱恩典,拿官职当赏钱,科考乱七八糟,随便谁都可以当上司,不种田、不织布、乱派徭役,外加没有信用,毫无纪律吗?!

    这还是一个国家吗?

    这时的宋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逐条细分一下,真正明白范仲淹讲的是些什么事。

    第一,“明黜陟”。这条讲的是改变宋朝当时做官最重要升迁制度,即“磨勘”。

    这是指宋朝的官员,只要不犯错,文官每三年一次,武官每五年一次,可以把政绩呈交京城考课院审查。可以官升一级。

    毛病显而易见,考的不是谁有多优秀,而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于是想升官,就别犯错。可做事难免会出错,于是就别去做好了……宋朝的官场就变成了佛教《金刚经》里的神妙境地——“使人坐荆棘丛中,动即被刺,不动即不刺,所以动不如静也。”

    都这么静,国家的事谁去办?

    所以范仲淹第一条就要改这个。从官员的办事精神上去革新,从奖惩条例上调动积极性。具体的做法是:把太祖、太宗时期的保荐制度和真宗的磨勘结合起来。看一官员的优劣,不仅要看他是否出错,更要看他的成绩,这个成绩就由上级部门,宰相、枢密们来确定。

    同时规定,做官要分出京、外两种的区别。京官里,经保荐的3年一次磨勘,自己申请的,要达到5年才准磨勘。这针对的是富家子弟,这些人有门路,就是要压制他们。

    还有就是完善出惩罚条例,无能即是错,考课院以后会专门评定官员们的才能等级,是凡无能的……别怕,不是罢官,是另外安排。

    第二,“抑侥幸”。

    说侥幸,只这两个字,范仲淹就得罪人了。不仅是官员,还有皇帝。因为那本是皇帝的恩典,从伟大慷慨的真宗皇帝赵恒开始。

    从他开始,宋朝官员们每年都热切地盼望着年关附近的南郊大礼,还有皇帝的生日。那两天,宋朝从两府大臣到各路的提点刑狱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请,请恩荫我的儿子侄子们吧————从此,这些官崽们就正式当官了。

    并且恩荫制度还有丰厚的等级观念在里边。比如翰林学士以上的官员们,每做一年,就可以恩荫一人。请想象年少中举,30岁以前就进入两制的高材生们,只升不降的官场生涯,做个20多年有什么难处?那就是20多个不经科考就进官场的二世祖!

    再凭着老关系往上爬,长此以往,宋朝的官场是个什么样呢?

    所以要改。范仲淹提议,以后转运使和边防上的文官,到任满两年才可以提请恩荫;两府以及两制高官,每次大礼时只许申请恩荫一人,并且必须是亲生儿子,连侄子都不行,从此下考场去;阁馆要职,也不许两府、两制高官的子弟们轻易进入,不仅要考,更要经过保荐才可以。

    第三,“精贡举”。

    范仲淹作为过来人,发现在文、武两途,宋朝现在都人才断档了。人才,来自科考;科考,取决于考题。而考题,就决定了人才平时都学什么。

    全国各路,无数的学子们,都还在背诵四书五经,学作诗词歌赋,这样的“人才”对治理国家,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无非都是以仁治国,与民休息,勤政爱民之类的老生常谈,说白了,就是在背孔夫子孟夫子当年的语录。对于抵御新生的胡汉杂交品种的契丹,还有奸诈狡猾的党项,半点实用价值都没有。更别提怎样为国家生产财富,让民有钱,国有钱,大家都过好日子这样的终极大问题了。

    要改,要从底层教育模式上改。

    不过具体详细起来,就采取了模糊观念。

    “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先取策论次考诗赋,少一些虚夸词饰之臣。”这让人看着迷糊,这是方针,而不是细节,怎样实施,根本找不到依据。

    如果非要说细节,倒真是有一个,堪称魄力非凡。

    把弥封卷制度删除,以后的考卷都要露出考生的实名。理由嘛,是看不见名字,就失去了乡里举荐选才的本意了,以后谁还会为朝廷选才,怎样鼓励民生士气呢?

    至于作弊,你们考官是干什么的,监察院、开封府是干什么,只要仔细察,狠处理,就一定能刹住歪风斜气!

    为了节省篇幅,更为了清晰内涵,下面的七项新政,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等六项为一类,余下的一项自成一体。

    “修武备”。它放到最后才说。

    那六项之所以能归纳到一类里,它们有个共同点,择人,选什么人来当官。这件事在中国古代,不仅是宋朝的梦魇,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晚期,满清时,都是无解的毒咒。它的官方说法,就叫做“吏治。”

    怎样来治理官吏。

    这一条基本无解,因为人这种动物天生的本能,就是追求生活的完美。而完美的生活,怎能抛开物质的享受呢?不必讳言,就算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都是每时每刻都要注意的地方。在宋朝,仁宗年间,它就具体工作表现在了这六项里。

    “择长官”——选出合格的官员。范仲淹的办法是以人治人,从上至下,由两府宰执来选荐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路级干部10人,大州的知州10人;两制官,即翰林学士、知制诰来选一般州郡的知州10人,以此类推,层层推荐,环环相扣,直到最小的知县。

    这样利害相关,选出来的人应该能靠点谱了吧。

    “均公田”——为了让官员清廉,给他们田产,但是问题也产生,田地有好有坏,你给谁好的?官员的田紧挨着老百姓的田,侵占了几亩、几顷、几十顷的,也很正常吧?于是纠纷出现,官员跟百姓打,官员跟官员打,天圣年间刘娥愤怒了一下,公田就取消了。

    范仲淹建议恢复,怎样消除不公呢,参考上一条,吏治好了,大家才会好。

    “厚农桑、减徭役”两条顾名思义,是农民的事,可官府的责任更大,怎样让农民专心种田,国家要有奖励,更要少折腾,给农民干活的时间。

    最后的两条“罼恩信、重命令”很让人无语。人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一个国家呢?居然早上说一套,晚上做一套,根本就是朝令夕改,而且毫无处罚,这不是国家的法令世界,是孩子们在玩过家家!

    怎么办?一个字,罚!见了血的猴子才知道恐惧,才能认真干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综上所述,问题很严重,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范仲淹的方案说白了就是“责任制和处罚制。”用举荐制度把官员层层捆绑,再设立些以前没有的处罚制度,让官员们稍微懂点事。

    如此而已,管不管用,甚至有没有比原来的制度更不妥的地方,要从以后的实践中,才能看出。这时能肯定的,就是处罚的力度不是够不够重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力度的问题。

    连处罚的具体条款都没有,你让犯事的人怎么害怕啊?!

    现在来说“修武备”。这一条,按说范仲淹是最有发言权,而且肯定言之有物的问题,因为他刚刚从战场归来。宋朝的边防问题严重到不能再严重了,辽国不去说,党项人已经变成了西夏人,开始和宋朝分庭抗礼了,这在太祖朝、太宗朝,甚至真宗朝都是难以想象,决不可能发生的灾难!

    要怎样解决?

    先要分析问题出在哪儿。范仲淹从实战出发,归纳出两点。一,禁军都挤在京城里,有事才派往边疆。这在应急的速度上就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二,从京城养兵、派兵,那么在边疆上就始终没有足够的粮饷。不论是抵抗,还是杀进敌方腹地,就都得千里运粮。这一点,其实就是幽燕之战、雍熙北伐、五路征党项等外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改。

    怎样改?

    范仲淹建议在京师附近招募5万名民兵,派往边疆常驻。每年三季种田,一季练兵,自给自足。这样一举数得,把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办法好不好?看着仍旧简单,似乎还是范仲淹的拍脑袋想法。但这一条自公布时起,就让宋朝朝野大哗,一片震惊。所有人一致认定,如果真的这么办了,宋朝就会国将不国,很快就会天下大乱。

    因为他改变的是宋朝安全设施方面的最基本国策——“募兵制”。这个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在水旱年,农民们没生活时,政府出面,把灾民们都收编成军人。给他们粮吃,让他们为国家出力,同时也就没法造反了。当年赵匡胤得意地说,这样做,“在造反时,有乱兵而无乱民;在灾年时,有乱民而无乱兵。”他的天下,怎样折腾都出不了大事。

    范仲淹的办法,却是唐朝的“府兵制”。它让唐朝的军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可危害性也是致命的。军人们有自己的收入,根本不用政府养,于是藩镇林立,大家都是土皇帝!

    新政就要铺开,问题还要先讲。还有些别的事没有交代清楚,因为每当看到这里时,我的脑子里总会冒出一个问号。

    如果范仲淹等人说的都是真话,那么宋仁宗时代,还能被称为中国五千年封建社会里“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时代吗?难道都是乱讲的?

    这是个问题,涉及到了阶级。其本质就像这本书开篇时所写的那句话一样,“快乐就像金钱,世上只有那么多,你多得了,必有别人少得。”

    对某些人来说,这时是“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相应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最不美好、最不富足、最不文明、最不自由”的!

    后一种人,是武官,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奴隶,像奴隶一样的佃农等等等等。前一种人,是文官,是大商人。

    我们必须得先知道富的有多富,牛的有多牛,才会清楚穷的有多穷,怒的有多怒,范仲淹等人的所谓新政,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暂且认为所有条款都完美无缺地被执行。

    说富裕,先说文官。这要找出一个合适的个案来,他不仅要说明宋朝的文官有多幸福,更要能衬托出大商人们有多嚣张。这样一些极品例子,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比如寇准、吕蒙正、宋祁、晏殊等大佬,他们的圈子还是太窄,并且事迹也太人所周知了,总拿他们说事,让人烦得慌。

    我举出的这个人叫石延年,字曼卿,官并不太大,光禄大理寺丞、太子中允,做的实事很多,包括在河北、河东、陕西练了几十万民兵,防备西夏和辽国。他出名的地方,在于他的诗词非常美,画也很高雅,但这些都不是他最大的特点。

    他最为世人所传颂的,是酒量。

    宋朝官员喝酒享乐,花样真是太多了。寇准包起大幕,喝到烛泪流满地,跘人跟头,一场酒局下来,赏给舞女们的钱,是普通人家几年的积蓄;吕蒙正寒酸了些,他喜欢独饮,只是下酒菜特殊了些,他喜欢鸡舌。

    吕府后巷里天天遍地鸡毛,鸡尸成片……宋祁、晏殊两人很风雅,富得不露痕迹,没几个人看过他们喝酒的样子。石曼卿则不同,他的喝法在人类史上也不多见。

    披头散法,赤脚戴枷喝,叫囚饮;爬大树上蹲在树杈上喝,叫巢饮;全身脱光光,跳进一大捆稻草里,在里面躲好了,伸出头来喝,喝完了再把头缩回去,叫鳖饮。各种动物喝法都玩腻了之后,他也能像神仙那样飘逸潇洒。

    某次,他和另一位酒坛大将刘潜去酒店,脱落痕迹,举杯即干,喝了一整天。天晚后,两人站起,一揖相别,终局没交谈一句话。第二天,开封全城轰动,该酒店昨日有二仙对饮。

    这样他喝酒的名声就传出去了,常在河边走,终究要湿鞋,一个非常特殊的酒局在等着他。

    事情最先从住宅说起。这就要先说说宋朝的城市规划特点,它和以前所有的朝代都不一样。从前,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城市特点,就两个字。

    封闭。

    以伟大的唐朝为例,长安、洛阳这两大最著名的大都会,其实就是两座超大型的集中营。它们由最外围的高大坚实的城墙围起,最里面又是更加坚固且豪华的围墙——皇宫。在外城与皇宫之间的,就是100多个居民区,叫“坊”。外加两三个商业区,叫“市”。

    坊与坊之间,有若干条横直交织的大街,看着可以通行,但是有严格的限制。首先,坊和市都要由围墙隔断,各自成为独立的分离体。在唯一可以走动的大街上,道旁没有任何商店,也没有普通的民居,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府第,才有资格临街开门。

    很苛刻吗?不,这已经非常进步了。在汉朝,想临街开门,您至少得是万户侯。至于买东西,您可得趁早,尤其是腿脚得快些。市,每个商业区都只营业小半天,黄昏就是命令,全城居民必须立即回家,好孩子早早上床睡觉。

    这样的生活,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了。冷漠。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几乎没有交流的机会,而商业,更谈不到发展。精神和物质都被一道道高墙所禁锢,这才能体现出那些“五陵少年”们的倜傥,只有这么一伙人,是疯疯癫癫,玩得尽性的。

    宋朝不是这样,她是中国所有朝代里最开放,最自由的时代。她是之前的汉、唐、五代等没法比似的,更是之后的元、明、清所没能达到的。我们随便举出个例子,就以开封城里御街北段,自州桥向北,直到皇城宣德门这段路为例,就会知道宋朝的风气是怎样的。

    这段路上衙门林立,有超级大衙门,比如枢密院、秘书省、门下省,也有次一等的,如太常寺、都进奏院、都亭驿,再向前还有神圣无比的景灵东宫、景灵西宫,这是皇家的家庙,里面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神位。就在这样的地方,百姓们就见逢插针地开着各种店铺,每天从早到晚,从晚到半夜,不停地迎来送往,吆喝叫卖,就是这么的闹。

    但是官府不赶跑店铺,店铺不避让高官,双方和平共处,就是个和谐。更不用说离他们不远的附近街区,就有宋朝的最高学府,太学,那里随时都保持着至少2000名学生,朗朗的读书声简直就是大合唱。更绝的是,太学的附近,就是个红灯区,他们的大合唱里总是会掺进去些莺歌燕语,打情骂俏,生动……活泼。

    石延年的事就是这么发生的,他身为朝廷大官,可是邻居没法挑选,甚至不知道对方是何许人也。话说他那时住在蔡河下曲,旁边是座大宅院,高墙大门,看着那叫个森严,里边天天传出来钟鸣鼎食之声,轻歌曼舞之乐。

    石大人听得心里很痒。

    但是不敢随便登门,就算经常喝醉了,也没敢借着酒胆放肆。因为对方的架子真是超大,每天几十个锦衣奴仆出出进进,那派头在当时就是阶层的象征。直到有一天,好奇心终于要害死猫了,他拦住一个锦衣奴仆问,“你家主人何许人呢?”

    回答:“敝主人姓李,方20岁,无兄弟,家里侍妾曳罗绮者数十人。”

    竟然如此奢华!敢情外边几十个男仆,里面还有更多的佳丽……石延年把N多的问号都扔开,不顾身份,向一个下人提出了要求。“我想见见你们主人。”

    那个仆人微笑了,“敝家郎君素来不结交士大夫。不过,他喜欢饮酒。早就听说石大人海量,郎君似乎也有意见您,请大人稍候听信。”

    不多一会儿,仆人回来,有请您过府饮宴。

    石延年很高兴,为了郑重,第一次登门嘛,他全套冠带打扮,虽然不是官服,已经靴帽俱全。终于进了这座大宅,里边厅堂高大,设施豪华,石延年更是不敢大意。他坐等了好一会儿,主人才出来。却见这位姓李的20岁青年没戴帽子,只系了块头巾,腰间是一条勒帛,脚下是一双拖鞋。见面之后,更没有行礼作揖那一套,拱了拱手,就把他带到了另一间馆舍里。

    这间馆舍丝帷锦帐重重叠叠,不见其深处怎样,陈设珠光宝气,极尽纷华富丽。两人坐了好一会儿,像是要石延年熟悉环境,放松心情。之后,才有两位俏丽佳人走了进来,看装扮,她们是侍女,手上也托着些什么,可不是酒菜。不是要喝酒吗?石延年开始奇怪,喝遍开封全城,还没见过这样待客的场面。

    走近之后,石延年才看清她们手上托着两个小木盘,上面码放着许多块红色象牙牌,牌上有字,那些字他都非常熟。

    宋朝当时知名的美酒,以及汴梁城里的经典美味。侍女提示,他可以各选5种。

    片刻之后,香气袭来,10多位歌妓侍妾托着果品酒菜,丝竹乐器进来了,可是没有桌子,她们就站在主客之间。歌声响起,笙管鸣奏,罗绮丛中,香艳袭人,这些美女向石延年缓缓走近,他不知道是要做什么,难道宴席就是这样开始了?

    的确开始了,这在当时叫“软盘酒”。不用桌椅摆设,侍女们轻移款步,游行于主客之间,纤手奉送,难道还不如无知的木头?当天石延年就在这样的温香软玉丛中饮酒,侍女们忽聚忽散,共有5次,他饮酒举杯5次。之后侍女们鱼贯而出,主人也翩然而去。

    酒宴竟然结束了。

    石延年好长时间没返过劲来,与这位翩翩少年相比,自己算是什么呢?所谓海量,所谓囚饮、巢饮、鳖饮,都不过是怪癖之饮、牛饮!只供解渴,哪来的雅致?尤其是想起,以前和众酒友所自豪的,不是喝多少酒,而是喝多少天酒,真是惭愧,惭愧!

    由此萌发出爱慕亲近的感觉,他事后郑重写帖,派人送去,要与李郎君结交。却不料人家闭门不纳,根本就不再来往。石延年很受伤,对这人百思不解,多方查问,才知道对方的身份。

    不是权贵子弟,而是富商大贾,一心一意做生意的人,根本就没把读书、当官、光宗耀祖,挣国家工资那套事放在眼里。宋朝的有钱人就是这么的牛。至于要说,他们为什么这么牛,难道在古代经商,就不用与权贵阶级打好关系吗?

    要知道在清朝时,经商的不世天才胡学岩也要挣到个红顶商人的身份,才能让自己的银行商行风行全国。那么在宋朝为什么就这么的反常呢?这个事以后再说,因为在范仲淹新政的时代,并没有对商业、商人的限制在里面。

    现在提到这些,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即范仲淹的新政,还是彻底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全是用于改善宋朝当时的政府职能,就算触犯了官场上的一些利益,也非常的轻微。他没法像30年之后的那场真正改革性质的变法中,那位天地神明祖宗皇命都不在乎的人,所达到的激烈对抗程度。

    顺便说一下,那个人就在此时的一年前,考中了进士,名次蛮高的,是一甲第4名。现在正在南方的一个小地方当个芝麻小官,教携诸弟,奉养母亲,日子过得很清苦。

    他叫王安石。

    综上所述,范仲淹的出发点很好,方法很柔和,皇帝的决心也很大,一个月之后,新政就开始在全国实行。这个形势是多么的喜人啊,那么请问,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

    问题就出在新政推行的头一条,“择官长”上。

    首先,这是个历史原因。宋朝地方上的最大行政级别是“路”,官职叫转运使,名义是可以管钱、管粮、管军队。这就很要命,因为跟唐朝的节度使差不多了,所以赵匡胤和赵普玩了个小花样,就是让后代子孙一片哀号的“冗官”。

    他们给官职来了个叠床架屋,官上加官,把转运使的权力暗地里分散了,最起码没有了监督管理权,这份权力派给了一个叫“按察使”的官。于是就造成了转动使名义上最大,可没人怕的现象。

    范仲淹提议,让转运使和按察使合而为一,把下属各部门、各官吏的工作情况全面向中央汇报,这样看谁敢不服,敢不用心工作?

    命令一下,人心振奋。不过最振奋的人不是各路的转运使大哥,而是开封城里的当时最有名的大才子欧阳修。这时他升官了,是知谏院的院长,掌握了宋朝二分之一的弹劾权。而掌握这份权力的过程,就是他毕生引以为傲的业绩。

    给宋朝官场洗澡。

    吕夷简死后,他和蔡襄、余靖等君子们同心协力,把吕夷简例年来安插进两府、两制、御史台、知谏院的同党们都赶下了台。20多年的污垢一下子都洗白,怎一个爽字了得!

    结果他爱干净就成了习性。庆历三年的九月份仁宗皇帝开天章问策,十月“择官长”开始实行,十一月时他就接连上书。两封信,一个是弹劾两制官,也就是翰林学士和知制诰,说“今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还得继续清洗。

    一个是瞄准了由两制官推荐的御史台,掌管着宋朝另外二分之一弹劾权的同级部门,“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没有一个人是合格的,不是当时,而是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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