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4-1045年之间，是宋、辽、西夏三国的国运分水岭，同时也是宋朝进入黄金时段的破晓时分。

    这个黄金时段的生成，就源于宋仁宗的决断。从这些决定，和其产生的后果，能隐约看到他35年的生命里，隐藏得非常深的能力和个性。同时，这个黄金时段里沉浮着太多的明星，中华五千年文臣的代表、儒家的大成者，都在这个时段里产生。

    按说是星光璀璨，无与伦比，也的确在历史的长河中占有绝对的制高点，就连在评书演义中，这些人都是出镜率最高的。但是真正看清楚他们之后，很多眼镜片就会摔满一地。

    名与实之间，非常的相映成趣，基本成反比。

    好了，我们这就开始。我不能保证精彩，也不能保证有趣，如果很不巧我做到了，那也是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一切都实话实说，让我们从宋仁宗赵祯开始。

    总体来说，这个人一直是半透明的，仁宗卷快写了30万字了，他是怎样的个性，有多大的能力，还是看不清。

    先推卸下责任，这不怪我。他今年35周岁了，13岁之前隐藏在他父亲宋真宗赵恒的影子里，24岁以前又被他养母刘娥彻底笼罩，好容易亲政了，又有超级多的大臣、君子、小人来搞事，满天下一直在折腾，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反而出镜率少得惊人。

    想分析，也无从谈起。

    于是历代史书和学者们就给他送上了很多的头衔——懦弱、懒惰、昏庸甚至好色。那么他又是怎么从一次次的内外动乱、财权纠纷、党争帮派里存活下来的呢？每一次都平安度过，是他天生就戴着玉皇大帝给的不死金牌？

    开玩笑，一次不死是偶然，两次不死是幸运，三次不死就只能承认他是超人，不管他的内裤有没有穿在外面。何况他还每次都做到了不动声色，让各方各面的苹果自动掉到他的手里来。

    赵祯的不作为行为在庆历新政中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到了辽、夏战争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非常令人发指，几乎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对他很抓狂。

    战争爆发在那年的十月份，就在爆发的前夕，他答应了李元昊的求和。宋、夏议和议了一年多，在这个紧要关口居然达成了。而且条件还对宋朝非常的苛刻。具体如下：

    每年岁“赐”西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另常“赐”银2万两，银器2千两，细衣着1千匹，杂帛2千匹，茶1万斤；恢复互市榷场。至于西夏的回报，只有李元昊的“臣”字自称，以及送回在三川口之战中被俘的名将石元孙。

    这简直太不对等了，就算答应，也不能这样赔本！何况这是大好时机，为什么不联合辽国狠狠的痛打西夏，往大里说很可能让李元昊亡国灭种，彻底干净，小一些也能让党项人元气大伤，回复到原始社会，重新全族变土匪。那是多么解恨又理想。

    可赵祯居然狼狈到了仅次于割地的赔款状态，真是懦弱加可耻，搞什么嘛，昏头到白痴！我想大家都抱有这个看法吧？

    那么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假设赵祯突然英明神武，至少精明强干，他抓住了这个机会。要么在同一时间出兵党项，配合耶律宗真的军事行动，要么不答应李元昊的求和，耗下去，等更好的条款。

    考虑下结果。出兵打仗，应该会胜利，李元昊毕竟不是铁木真或者完颜阿骨打那样的大角色，输了，甚至本人都死翘翘，这个结果对宋朝好吗？

    两个结果。

    一、辽国从此独大，至少恢复宋、辽对峙。以耶律宗真占便宜不要命的性格，加上这次灭国级的大胜，再考虑到这人之前就对宋朝的瓦桥关土地发生过浓厚兴趣。信不信下一个打击目标就是宋朝？

    二、李元昊死，西夏亡。这很好，党项人会不会绝种呢？那片土地上会不会再出现个李继迁？那个幽灵一样的党项影子再四处飘荡起来，想想那是连宋太宗赵光义都搞不定的人物。让赵祯怎么才能安枕无忧？

    所以出兵打仗没有半点好处，何况还不见得必胜。

    再说耗下去等更好的条款。这事儿看上去半点错都没有，不过稍微合计一下，就会发现是个猪脑袋才会想出的蠢招数。

    请问你等什么？

    过了这个时段，李元昊无论是输是赢，都不会再紧张对宋朝的关系。输了一了百了，死人不需要和平，不死的话也落寞了，彻底当土匪去，直接就是个抢，还罗嗦什么？赢了，我连辽国都不放在眼里，你宋朝算什么东西？

    那时的条件，不定会怎么苛刻呢！

    所以看似不作为，其实时机拿捏得妙到毫巅，并且从根子上断绝了西夏和辽国对宋朝再次动武的理由。其实多简单，对于宋朝来说，这两个蛮族邻居是地道的恶邻，又穷又横的主儿。他们的东西宋朝半点都不惜罕，根本没有抢和计较的必要。

    如果要说有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一样——燕云十六州。得到这个，才真正有意义。除了这点之外，一切免谈。

    好了，综上所述，赵祯的对外策略已经分析完成。大家觉得怎样？我们再回头研究下他在庆历新政时期的表现，看看不动声色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智慧和打算。

    他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和外战方面一样。麻木得就像那不是他的国家、他的子民一样。简直是放任着君子们去表现，再随便小人们来掐架，一概不闻不问，彻底隐身。直到危及到了他的皇位时，就是夏竦的谣言，他才动用了点权力，让君子们发寒。

    千年间有无数人要问，你既然大张旗鼓的要新政，为什么又撒手不管，让君子们四面楚歌，变得灰头土脸？这不仅是拿范仲淹等人涮着玩，更是拿宋朝的前途开玩笑！

    那么我们再换个思维想事，让赵祯牢牢地站在君子们一边，欧阳修他们说什么，他就做什么，那样的局面会怎样呢？

    “进贤臣”，好，君子们都涌到身边来。这些人天天叽叽歪歪地说三道四，核心内容就是皇帝坐稳了别动，我们怎样指挥你就怎样办事，对，是个木偶就正确了。至于君子们的表现嘛，进奏院事件中，和欧阳修主动胖揍御史台，都表现得很清楚了。

    好斗、无节制，连起码的伦常概念都没有。这样的君子要来干什么？尤其是针对国家具体难题时，根本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而这些事情，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表现出来的。从新政开始到范仲淹外放，不过才8个月而已。历代史书都在埋怨、嘲讽赵祯的始乱终弃，可为什么就不看看新政者本身是什么货色呢？

    好玩的是，继续换角度思考。这些人之所以敢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原形毕露，无所顾忌，是因为什么呢？如果换成是李世民那样的皇帝，就算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胆吧。呵呵，这就要拜赵祯的不作为所赐了，就是要让你们表现，为什么要压制呢？那样得花多少时间才能看清楚你们！

    至于在党争中他的立场，为什么要支持“小人”们，把君子们定性为党派呢？那可怪不了赵祯，是欧阳修的文笔太伟大，每当读到他的传世大作《朋党论》，我都会想起一个镜头。周星驰演的《武状元苏乞儿》，苏灿沦落到乞丐之后，遇到了乞丐中的神秘人物，夸他，“见阁下举止动态、神气骨骼，无一不是乞丐中的上品，实在是乞丐中的霸王啊！”

    苏灿满怀希望地问，那又怎样？

    回答——还是乞丐！

    晕倒吧，欧阳大才子说得再美妙，那也还是朋党，有了这东西，就会形成势力，有了势力，就会和皇帝争权。尤其是这帮人已经在强迫着皇帝“退小人”了，并且还把小人一一指出。

    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支持？

    何况政治斗争就像荒原上的生存法则，您得去斗。这么伟大的贤人君子如果连几个小人都搞不定，我怎能放心把万里江山交给你们去管？

    所以听之任之，是这时最好的管理手段。事实也证明，赵祯从来都没有失去对局势的掌控力。并且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就是所谓的新政，对这个本来立意就不高明的改革事件，赵祯的处理结果是那么的让人称道。如果稍微懂点历史的话。

    自古以来，关于改革有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改革，兴旺；不改，渐亡；模棱两可，乱。”

    查遍史书，改革彻底的国家，经过阵痛之后，都会焕然一新，得到重生的机会。比如战国时的秦、赵等国；不改，一以贯之的国家，好比各个朝代里都有过的某一超长时段，如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所谓的盛世一直延续下去，尽量求稳，求温和，可留给下一代的都是超级烂的大摊子，基本没法收拾。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可怕的就是最后的5个字。

    模棱两可，乱。

    这个例子不必去别的朝代里找，20年后的宋朝就是最大的经典。到时再细说。现在要强调的是，赵祯属于第二类，见势不妙，立即收手，不玩了。宋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新政各个条款逐渐作废，回到了“不改，渐亡”的路上。

    这条路有远忧，无近害。宋朝的好日子到了，在此后的3年时光里，即公元1045年、1046年、1047年，宋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国际关系也很好，没有任何不如意的地方。翻开史书，只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都与皇帝的好心情有关。

    第1件，赵祯出宫打猎了，这是破天荒头一次。那时是十一月的深秋，天高云淡，云气舒卷，他骑着马在野外奔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真正快乐的日子；

    第2件，发生在皇宫深处。宁静祥和的日子里，某一天，他突然对曹皇后微笑了一下。皇后，十三和滔滔已经长大了，我为十三主婚，你为滔滔作主，让他们成亲，你看好吗？

    皇后的笑容温柔但微微有些辛酸。好，这是好事。她从来没有拒绝过皇帝的任何要求。

    要说明一下，十三，是一个孩子的小名，他的本名叫赵宗实。这个孩子从小就在皇宫中养大，至于理由，一来他是皇室宗亲，二来因为仁宗始终没有儿子。至于滔滔，她是个女孩儿，姓高，北宋名将高继勋的孙女。之所以能嫁给宗实，是因为她的妈妈是曹皇后的亲妹妹。

    记住这两个孩子，这时他们是仁宗、曹皇后寂寞生活里的快乐，以后是宋帝国的主宰，不论是男孩儿十三，还是女孩儿滔滔，都让整个国家因为他们的意志而改变。

    除了这两件事，剩下的就全都是官员升迁罢免的列表名单了。如果要列出来的话，几乎每一个名字都大有来头，很是光芒四射，但是那样就太枯燥，也太无序了。看史书，要透过表面看本质。这些名单又杂又乱，人员变动时刻不停。其中也有规律可循。

    从这时起，仁宗朝在官员方面就没有主线了。再没有像吕夷简那样的超级权臣诞生，也没有范仲淹那样的道德楷模出现。就连富弼、韩琦那样强硬，有原则的人物都绝迹了。

    为什么呢？人生为什么会变得这样乏味？理由非常美妙，说实话，真是当时黎民百姓的幸福，也是后来每个时代里老百姓的盼望。

    终极解释——因为没有条件了。无论是生出权臣的土壤，还是出现标兵的机会，都彻底消失。这不难理解，只有出现了战争，才会有英雄，只有出现了争斗，才会斗出来权臣。

    现在一切平稳，赵祯用他的手段让每一个臣子都没机会做大，更没机会表现。每个人都规规矩矩的上下班，做好本职工作就好了。

    不知别人怎么想，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美妙的局面，无论是对皇帝还是对平民，几乎都是最好的了。不折腾，这3个字很简单，可千真万确地是宋朝百姓们最大的愿望，也是古往今来，哪怕是现在，中国人最普遍的心声。

    这个局面，结束在宋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的十一月份。终于又出事了，相当严重，是宋朝最忌讳的造反。

    这次造反的规模是仁宗朝里排名第二的，其实就实力而言，应该是第一。尤其是兵变主脑的准备工作非常到位，远远比排名第一的那位仁兄在行。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现役军人。

    这人叫王则，出生在河北涿州，从小孤苦，其命运就是北宋禁军里一个普通兵的通用档案。本来都是好好的良民，可是一场饥荒过后，就没法在本地生活了。逃荒在外，饥不可耐，正要行凶，结果朝廷招兵。于是就当上了国家的正规军。

    其实当北宋的正规军，待遇是非常好的，甚至可以说非常理想。因为太人性化了，不仅他自己可以衣食无忧，就连他的家属也可以从军，住在军区大院，从军队里领钱领米领布过日子，时不时的还可以背着领导，或者帮助领导出去做买卖，赚些外快。非常好吧？这是当年的老兵赵匡胤给后来同行们想出的最佳安置方案了，应该满意了吧？

    可王则不这么想，这个人闹事决不是什么官逼民反，迫不得已。他有崇高的理想，严密的组织，以及庞大的同伙，甚至还有强大的洗脑工具，从思想上就和其他的暴徒不同。

    他信佛。这点应该说是个很普遍，也很正常的事。千百万人，无数人都信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千百万人都信，事儿就大了。

    有两点要注意。第一，中国历朝历代用信仰这个东西来造反的事层出不穷，上有汉代的张角，下至满清时的太平天国。可见这东西很管用；第二，佛教，就算文盲都知道，它是宣扬善良，追求平静的宗教。为什么还能用来造反杀人呢？

    这就和中国老百姓的素质有关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请问那些信佛的，有几个人是真正看佛经的？又有多少是听当地神汉、巫婆一样的“传教”者来鼓吹，才去信仰的？

    例子很多，想找的话，我们身处现代，随便向四周望一下就能找到。如果说古代，就看这时的王则，他之所成功地当上了佛教造反团的大统领，就有两件法宝。第一，他有文化知识，写出了《五龙经》、《滴泪经》这样“佛”经，还有神秘莫测的各种图谶。

    这非常不得了，懂得揣摩大众心理，再写出实际作品。抛开水平高低的问题，他已经做出了和各个宗教开创人同样的事。很高明，但这并不能作为大众受骗上当的可原谅理由。

    恶魔给你铺了路，也得你自己走上去。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国民素质问题。稍微有点知识文化，就该知道佛经万卷，那有什么狗屁的《五龙经》、《滴泪经》？

    更刻薄的话不说了，再说他的第二件武器。祥瑞。

    回顾宋朝历史，赵祯的老爸赵恒在晚期玩过超级创意、超大规模的祥瑞游戏，弄得国内国外所有人都目眩神秘，五体投地。这个王则就继承了些遗泽。他经常光着膀子上街，让大家看他的后背。

    上面有个“福”字。本来是他老妈在他逃荒前给刺上去的，为了能在多年以后，无论怎样变样，都能认出来。无非就是个防伪标志，可在宗教光环的笼罩下，就有了神圣意味。

    这是天生的，是上天弥勒佛下界接释迦佛拯救众生的标志……

    王则的信徒越来越多，以贝州为根据地，以河北为范围，教徒就像细菌一样不断裂变、感染、繁殖，短短几年时间，就达到了一个饱和点。

    不得不反了，不然就要漏馅。事实也真的露馅了，他原本是想在庆历八年的正月初一这个万象更新的新日子里来个造反大吉，先切断澶州的浮桥，让河北的军事重地瘫痪，同时在德州、齐州等地行动，最后的目标是河北的首府大名。这样就会把整个河北路都占领。

    计划很好，可是有人临阵发抖，把他出卖了。一个信徒跑到大名府，直接面见当地的最高长官贾昌朝（超级复杂的庆历官员升迁，他被外放了）。逼得王则提前行动，日子是庆历七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很有讲究，体现了他现役军人的军事头脑。

    这天是宋朝例行的冬至日郊祀大典，皇帝要率领百官到城外去拜祭天地神灵。全国其它的各大主要城市，负责人也得搞同样活动。王则就在这一天突然动手，在贝州城的天庆观里把知州以下的全体官员一锅端，谁也没跑了。

    贝州得手，王则的行为变得古怪。全国还有那么大的面积等待他的解放，他居然先忙起了家务。他要先安内，才去抑外。一系列的花样就搞了起来，先是国号出现，叫安阳。年号也有了，叫得胜。紧接着就是征兵，贝州城里12岁以上，70岁以下人人有份，大家都去军资库领东西，铠甲兵器随便挑。为了更加接近正规军，每个人的脸上又都被刺了字。

    字数有点多——“义军破赵得胜。”口彩相当地好！

    接下来他又设立了全套的朝廷班底。宰相、枢密使甚至三司六部都一应俱全。更绝的是贝州城里的街区道路都改名了，他自己住的地方叫中京，以他为圆点，向四面八方辐射，城里每一座楼房为一州，名字都和宋朝大地上的著名州县一样。城墙上设有四位总管，各自负责一面。正东的城头上“佛”字大旗招风招展，等待他的教民们向他靠近。

    他最先等来的消息是澶州、德州、齐州的教徒们动作有点慢，都被宋朝当局给逮住，扔进班房了。

    接着就发现有大批的正规军出现在城下。佛教造反团真是荣幸，他们比李元昊得到的重视度都高。中国所有朝代中，宋朝处理内乱的力度是最大最及时的。这次是正中铁板。

    这次宋朝派出了10万禁军，外加一位战场上的隐形强人。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知成德军、权开封府尹明镐。

    这个人大有来头，他的官职生涯和庆历君子们很相似。前一段是中进士、当小官，一步步熬资格。后半段他遇到了君子们共同的“贵人”——李元昊。没有西夏战争，君子们是没法冲破吕夷简的铁幕，跳上政治舞台的。

    战争中明镐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李元昊在三川口之战中，先打破了宋朝西北第一要塞金明寨，战后就要重修。谁都不敢去，包括西北方面的正规军。这时明镐站了出来，他只带了100多名骑兵，自己征集材料、督促工程，只一个月，就把金明塞修复。接着又在当地招兵，训练了300名弓弩手。

    这300人不同寻常，名叫清边军，在当时号称“最骁悍”。

    第二件事是他升职后，作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去负责边防事务。在那片，他郁闷了。具体地说，他感觉回到了东京开封！只见街上游兵散勇一堆一块，穿得花里胡哨，个个喜笑颜开。至于为什么这么高兴，往他们身边瞧。

    美女如云……军队里面居然夹杂着大批的妓女！

    明镐头疼，进退两难。要士气，还是要纪律？这在宋朝的仁宗年间没法得到统一，尤其是当时西北方面最大的长官夏竦就是根不正的顶梁。他巡边的时候都带着小妾呢。就在犹豫中，军队里出事了。女人永远是导火索，有人争风吃醋动了刀子，不仅杀了大兵，还砍死了好几个妓女。

    出了人命，明镐却高兴了。有人来告状，他只回答了一句话，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死了人吗？他杀？呵呵——“彼来军中何耶？”

    谁让你们到军队里来的？

    就这一句话，所有的妓女们都不见了，大兵们想留都留不住。人家是来赚钱的，生命都没安全，还有什么搞头？

    综上所述，明镐是个胆子大，很灵活的官员。在有战争经验的庆历君子们集体下台的情况下，他的资历让人很期待。毕竟是也是从前线回来的。

    简短地说，攻城开始，官军要做到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贝州城。要知道，这是叛区，河北路遍地都是王则的信徒叛党，仗只要打得温吞水，很有可能就会遍地起火，那时你们在包围贝州城，小心被“佛”教徒们反包围在河北路！

    所以要快，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国家的威严和力量。

    但是明镐再次郁闷，悄悄地说，他这人一生的命运都有点纠结，总是这儿出点问题，那儿也不大顺当。这时他就感觉被王则玩了。禁军攻城，无论是手段还是器械，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但要命的是他们面对的是宋朝自己精心修起来的贝州城墙，外加同一手段训练出来的正规军。

    各种手段都用过，明镐决定来个绝的。这一招儿，据我不完全统计，是从古到今从来没人用过的。就算是辽国的萧太后、金国的各个完颜，或者铁木真子孙们，也都没法想象。不是说他们做不到，而是时间耗不起，并且贝州城毕竟不是开封城，根本不值得这么搞。

    明镐召集了两万个民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贝州城墙的外面堆起了一条土质长城。这条长城不仅是高，而且超厚超宽，它先垒起来一定的高度，接着就向贝州城推进，直到和城墙几乎相接。

    没办法，只能是几乎，再近点对面的大刀长矛就招呼过来了。

    到了这一步，可以说是赢定了吧，明镐这时为了必胜，又把另一种高精尖武器推上长城——敌楼。人躲在楼里，楼向城墙移动，这样冲过去万无一失。结果就死在了这个稳字上。

    王则早有准备，敌楼他也会做，还在里边小改了一下。他的楼里没人，只有大堆的干柴火种，和官军的顶上之后，一支火箭射过去，就让城里城外的人看了三天三夜的烟花。

    全烧光了，一连三天三夜都扑不灭！

    在这种情况，宋朝只好换人，明镐变成副手，一位仁宗朝真正的大人物登场。他的权力应该说没有吕夷简巅峰时那样大，他的名望也没法超过范仲淹。但是他的执政能力、时间，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三度任相，跨度有50年之久。

    在这期间，正是宋朝的多事之秋，天灾人祸，甚至连皇帝的身体都出了毛病，他得独当大局。但基本上没有犯过错误，没有欺压同僚，让仁宗朝这个兴旺、平和、人性化的形象能够保持。

    这人名叫文彦博，字宽夫，生于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他是真正的世家子弟，世系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证据就是他的姓氏。

    简单地说，文氏最早可考的祖先是春秋时齐国的陈公子完，以其死后的谥号为姓，姓敬。到五代十一国时，犯了卖国贼石敬瑭的讳，改姓文，后晋灭亡，又改回敬，宋朝建立，仔细查了下，原来赵匡胤的祖先里有人叫赵敬，于是又再改成文。

    这样折腾说明了什么呢？第一，文家几千年来一直在当官，哪怕是异族沙陀人时期；第二，文家非常尊重领导，无论是原则还是细节，从不马虎。

    这些都遗传给了文彦博，这个人一生都没有背离这两点。一定要记重，他是真正的世家子弟，永远彬彬有礼，永远高高在上。在朝廷中，就像是一股来自亚热带的风暴。很温暖，有着让人乞盼的珍贵雨水，但是同时也风力强劲，随时刮得你四脚朝天。

    他在前面出场过。按顺序来说，第一次是三川口之战败后，懦夫黄德和临阵逃跑，反而诬告刘平通敌卖国。赵祯很愤怒，派人把刘家200多人都绑了起来，派御史台的人去前线实地调查，只要罪名成立，立即全家斩首。

    派去的人就是文彦博。要说黄懦夫的跑跑行为还是很靠谱的，他上边有人，力量大到了文彦博把事儿都弄清了，把黄懦夫连同其同党都抓起来，要就地砍头时，中央又派来了特派员。又一位御史驾临，命令他马上移交犯人，带回开封处理。

    谁都知道这里有猫腻，而猫腻的背后通常就是势力。文彦博当时只有34岁，一根官场小浮萍罢了，他敢怎么样，又能怎么样？结果让整个官场震动，文彦博一句话打发回去了自己的同事，有事我担着，当场就把黄德和一伙砍掉。

    很正义，很威风，很君子。

    但是如果你认为文大人和范大人、富大人、欧阳大人他们一样，坚信着一些真理，终生都追逐着道义，那就大错特错了。文大人做事很稳，绝不会冲动，更不会像君子们那样动不动就玩玉石俱焚的游戏。他有50年的辉煌仕途！

    第二件事是真正的战功。麟州府之战，宋朝打的其实是军备、粮食、水源之战，面对李元昊的围困，得把东西交到边防军的手上。

    历史记载，这是张亢的功劳，他千难万险突破了重围，但军功章应该有文彦博的一半。他把当时残破的驿路修好，把物质交及时地交到张亢的手里。

    这是反击的最初始点。

    言归正传，回到贝州城。人和人的命运就是不一样，明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了整个朝廷的蔑视和不满。只是一座州郡城市，10万禁军，1个月了你还拿不下，真是废物得相当罕见。必须换人，但是谁去呢。皇帝很发愁，金殿上站满了人，不是没法上阵的，如“小人集团”，就是不敢用的，如“君子集团”。目光游移，最后他叹了口气。

    ——卿等日日上殿，无所谋，何益？

    你们都是一群只知签到，半点本事都没有的蠢材，天天站在这儿，有什么用呢？这时文彦博站了出来，臣愿往。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不和任何人抢功劳，只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并且谁都不烦他，他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连皇帝都非常放心。

    临走之前，文彦博在中书省和枢密院都转了一圈，像是在跟同志们告别。忘说了，他这时的身份是参知政事，帝国的副宰相。有意无意间，他和当时的枢密使，军方名义上的最高首领夏竦互相对视了一会儿，大才子、老滑头、死不要脸的夏竦先没挺住，在文彦博温和亲视的凝视下有了点不自然。

    大家心知肚明，明镐的失败里就有夏竦的努力，现在换我上战场了，你在后方老实点。

    这时的夏竦很快乐，生活完全满意。比如他很奢侈，已经回到了东京，地球上还有比宋朝的东京还奢华的地方吗？比如说他喜欢害人，这时害得也很尽兴。

    明镐是现在进行时，之前他已经害人害得天下皆知，万人侧目。石介石先生只是写了一首长诗，里边骂了他几句而已，他发挥一字千金的威力，已经连石介再加君子党都搞倒了，应该满足了吧？不，那只是开始。

    搞人，是件天长地久，没完没了的享受，哪有这么简单。石介在长诗事件之后半年就病死了，天下都很惋惜，这至少是位难得的学者。可夏竦很警惕，他突然间向朝廷提出，石介根本就没有死，他的所谓死亡是个阴谋，他借机潜逃去了辽国，目的是为富弼送信，里应外合颠覆宋朝！

    看着很传奇，效果很震撼，不管怎样，这涉及到了最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在这件事上，仁宗第一次显得残忍。派人，去把石介的坟挖开，里面要是没有尸体，尸体不是石介本人，夏竦说的就是真的。

    破人坟墓，恶毒殊甚，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人神共愤的事。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来证明石介和富弼的清白？

    一时之间，似乎石介真的要尸骨不安，重见天日了。

    话分两头，挖坟行动在进行中，“主谋”富弼已经出事。石介是为了他才出逃的，这人必须先控制住。于是富弼得搬家，从郓州转到青州，静候调查结果。这就算是先期双规了。

    这只是开头，宋朝分派人手，一方面到山东把石介的妻子抓住，带到外地监管。一方面把触角伸进了辽国，查一下近期是不是有军事行动？答案是没有。

    辽国没有反应，是不是反叛行动不存在呢？

    夏竦摇头，他蔑视的目光扫向所有人。我是军方的代表，国家安全的负责人，我要告诉你们，事情有了新发现。辽国是没有集结军队，那是因为石介笨，他没说动那帮野人。现在他又悄悄地潜回了国内，到登州、莱州一带纠集了数万个凶恶歹徒，准备集体造反。

    至于为什么选在了登、莱两州，很简单，富弼调转工作之后，就在那一带……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阴险里已经透出了可笑的味道。以前的那点仇尽人皆知，现在人都死了，就算想报复，能不能有点限度？就算没限度，能不能有点品味？就算您品质恶劣，手段卑鄙，总得有点技术含量吧？！

    哪有出尔反尔，一会儿变一个花样。这是军国大事，是入侵和叛乱，是祸灭九族的大事啊。但是夏竦不管，他摸准了皇帝的心理，万事以国家安危为重，挖个坟有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挖与不挖，就算真的挖出了尸首，他都有话说。

    无论怎样，都伤不了他半根毫毛。

    事情完全按着他的设想发展。宋朝派出了专员去山东主持挖坟壮举，眼看就要挖，实在有人看不下去了。当地的提点刑狱官（负责刑事案件）招集了200多人联名担保。大家曾经亲眼目睹，石介的确埋在这坟里，如果有假，大家受罚。

    那位专员想了想，他转身回京了。这位刑狱官说得对，夏竦不要脸，宋朝还要脸，万一挖出来的尸体真是石介，让国家的脸面往哪里放？

    却不知夏竦根本无所谓，尽管挖啊，听说石介是贫病而死，临死前就瘦脱相了。这时埋了快一年了，要是还能有人认出来，才真是见了鬼。

    在这种情况下，他能让石介长生不死，变成天才的长跑健将，每年在宋朝的各个角落出现，一会儿为富弼活动，一会儿为范仲淹造反，直到把所有的君子们都折腾死。

    折腾不死也能恶心死……

    最后这件事只能是不了了之。石介的家人释放，富弼官复原职，而夏竦嘛，他得意洋洋，无视所有人的厌恶目光，每天昂然上殿，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无耻到这个地步，一般来说就没人敢惹了。那么为什么文彦博敢于警告他，而且他还不敢不听呢？这就要看文彦博到底是个什么人了。无论是之前，还是以后，文大人最拿手的功夫就是修理夏竦这样的劣等人类，只要是耍手段的小人，不管是什么型号的变种，在他手里都灰头土脸。

    有件事可以证明。那是他在进京当副宰相之前，在四川做成都知府时，被御史台给弹劾了。原因呢，是他工作不忘娱乐，没能彻底地清廉到底。说工作，当时是灾年，他以种种办法，成功地控制住了米价，让总是出事的蜀川之地很平稳。

    这就是能力，但同时，他高兴之余，开始欢乐。另一面出现，他好色。但注意，是“宴饮狎妓”，绝没有强迫良家妇女。消息传进了京城，赵祯很不高兴，他派出了一位御史，以回家探亲之名，悄悄地去四川探察虚实。这是个秘密工作，该御史小心出行，没有张扬，一直走到了汉州。

    再往前走，离文彦博就不远了，这时很巧，御史大人他乡遇故知，突然见到了一位久不见面的同乡。高兴之余，喝酒谈天，吃着喝着事儿就变了，一位名叫杨台柳的歌女出现，真是太美了，旅途寂寞的御史先生一时把持不住，就如此这般了一回。

    小事情，不过人生小记忆而已。隔天之后，他正气凛然地再次上路，决心抓住文彦博歪风邪气的小辫子，给大宋官场整整风。

    几天后，到达成都。开始是官面文章，当地官员在文知府的主持下，给御史大人接风。大摆酒席，莺歌燕语，席间少不了众多的舞女助兴。这位御史扳起一张铁脸不动声色地听着看着，就等着一会儿文彦博跪倒认罪，真诚忏悔。

    却不料下一瞬间，他突然间脸无人色，差点昏死过去。

    一位舞女出场，唱了首新曲——“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借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东风万万条。”那是他写给露水夫妻杨台柳的，这位四川美女此时此刻就在他眼前唱歌！

    完了，来整风，却被粉红炮弹打中……还有什么脸说别人？他第二天就回了开封，向皇帝“如实”汇报，文彦博是位品正貌端的好青年，是帝国最需要的完美型人才！

    于是文彦博进京当副宰相。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文彦博做事的风格和能力。说能力，他远隔千里，能准确地知道皇帝的密探的准确位置，并且设计了那出好戏。说作风，他一没有威胁，二没花钱，只是与该调查员同乐了一下，就把危险变成了好运气。这很乖巧，但要是这样想，就把问题看简单了。这件事只是个苗头，以后在中央政府里都能出现了类似的好戏。

    我把它统称为“驱敌为奴大法”，就是要让敌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事。记住，是心甘情愿，绝不是普通的被要挟者恨得咬牙切齿，想杀之而后快的恶劣心理。那样太丑恶了，世袭士大夫的品味，就让文大人不屑用之。与之相比，夏竦坏得明目张胆，尽人皆知，实在是不入流。

    话说这两人当天在枢密院里亲切凝视之后，文彦博带着微笑来到了战场。他相信夏竦应该收敛些了，一来他不是明镐，没那么好欺负；二来明镐也没真得罪过夏竦，只是夏枢密看他不顺眼而已。就拿国家利益泄私愤！该杀，但千头万绪，先得把贝州城和王则搞定。

    这段日子明镐没闲着，他比最初那一个月动作更大了。修长城不行，他想到了挖地道。具体的做法是全力进攻北城，怎么热闹怎么折腾，在南城墙下却悄悄地挖了起来。可这不是一两天就能见效的，于是除了挖地洞，他开始策反。

    这个快，毕竟城里都是宋朝活得很安逸的良民，前面说过，这时候根本就没有官逼民反的事，这是“佛教造反团。”城里城外很快约好了日子，某天夜里，由一个叫汪文庆的人，带着几百个市民遛上了城墙，非常成功，他们把城楼点着了，再放下去绳子，眼看着官兵大批量往上爬，贝州就要光复了……且慢，佛教团员积极性就是高，一窝蜂地扑上来，别说攻进城，就连汪文庆都是跑得快，才撤下了贝州城墙。

    就这样迎来了文彦博。人和人的命运就是这么不同，明镐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失败，一点实际功劳都没有，可各种准备都已经到位了。尤其是地道，几乎同时间挖好。

    文彦博下令，在闰正月初一的晚上，猛攻北城，同一时间精选了200名士兵，钻进了南城墙底下。没有任何悬念，王则等人在北城杀得热火朝天，南城门突然陷落，官兵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要说王则就是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他都想出了一个怪招。他命令把城里的牛都集中起来，牛头冲南，成排站好。然后别管是牛尾巴还是牛身子，往上泼油，点着火了，放缰绳！这就是传说中战国时田单复齐的火牛阵。

    办法是好办法，可惜时代变了，宋朝人什么都见识过，还想用1000多年前的事来蒙人？一位宋军的阿兵哥在大群火牛面前举起了标枪，一枪扔过去，正中头牛的鼻子。顿时一片混乱，牛群掉头就冲向了王则。

    佛教造反团就这样死在了牛的身上。天亮后查点战场，该抓住的一个不少。按照平叛流程，到了这一步，除了安顿市民，恢复生活之外，军事行动就算大功告成了。但是不行，宗教这个东西太敏感，总会让人发狂的。具体地说，王则不同于以前的所有造反派，他的先期准备太充分了，整个河北路几乎遍布他的信徒。

    文彦博请求，就在贝州城把他砍头算了，要是按规矩运送京城，一路上风险实在太大。理智地说，这很必要，平叛的原则就是稳妥。可京城里传来了反对的声音。反对人，枢密使夏竦。

    居然还是他！

    有时事情就是这么的奇妙，明明知道做不得，可事到临头还是忍不住。仔细想，这事儿不是文彦博的威慑力不够，也不是夏竦又有什么新打算。正确答案是本性。

    就像那个老寓言，蝎子和天鹅是好朋友，说好了天鹅抓着它飞过大河去南方。事先约定，蝎子不许咬人，不然天鹅腿疼，结果只有摔下去。蝎子满口答应，可飞起来后，还是咬了一口……没办法，它咬习惯了。

    夏竦就是个天生的坏种。这件事告诉我们，生活中一旦确认了谁的人品有问题，就要永远绕着他走。本性涉及DNA，不是每个人都能改过自新的。

    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的闰正月，贝州叛乱平息，历时66天，首犯王则被押运进京，斩首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