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竦被辞退之后，首相陈执中跟着下岗。这是个仁宗年间典型的官员，谈不到什么了不起的能力，甚至当上了首相，是国家政权的最高层领导了，也想不起来他做过什么大事。

    历史长河里一粒可有可无的沙子而已。

    要是一定要说他升官的秘诀，倒也有一个。他眼光蛮准，真宗赵恒晚年时神智不清了，刘娥又只想着自己当权，于是赵祯虽然身为唯一的皇子，可就是没法当上合法继承人。陈执中独自上了一道奏折，居然把赵恒打动了。

    一个月之后，太子诞生。他的终身富贵也从此注定。这就是宋朝平静时期的官员的缩影，您可别看着一个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就认定了他们光芒万丈，有时就是些无聊的官场投机蛀虫。

    所以他们走马灯一样的来回换，你上我下的，基本上我都会省略不说。之所以说了这次，是因为他的下岗是有价值的。按照次序，文彦博加昭文馆大学士头衔，成了帝国首相。这是个命中注定要处理大事的人，他刚上任，大事也真的来了。

    宋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六日，黄河在澶州府商胡（今河南濮阳东北）决堤，决口宽近一里，浊浪排空黄水滚滚，横漫中原北部。这是空前的浩劫，黄河改道了，中国有史以来只有8次，这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河水改向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横贯河北平原，汇入御河（今南运河），再经界河（今海河）入海。

    这种级别的灾难，别说是古代，就是现代科技也没有应对的办法。想想我们在汶川地震时的凄惨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回到当时的宋朝，巨灾面前，只能听之任之，黄河的水席卷中原，它想怎么流就怎么流，能做的就是等它流够了，再说别的。

    水量变小之后，救灾行动开始。按说这是号称明星无数的仁宗朝名臣部落的大好时机，满怀激情地为人民做贡献啊。

    对不起，纵观整个事件，就是个经典的笑话，完全可以用西方的一个老段子来概况：话说午饭时间到，两位律师走进餐馆。侍者躬身笑问，请问想吃点什么？答——少啰嗦，只管拿来菜单，让我们就吃什么再争论一番。

    完全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继续吵。

    庆历八年的这次救灾行动就是这样，一个个明星出场，印象中都是经天纬地之才，那么看一下他们都说了、做了些什么。

    前面说了，黄河这次改道途经大名府，那里有位大人物，庆历新政的死对头、前宰相贾昌朝。他提议要恢复旧道，让黄河走原来的路。具体做法是用京东州军来修黄河旧堤，引河水回东流，堵住商胡口。这样才能一劳永逸，让各地区恢复到决口前。

    反对方是另一位前宰相丁度，这是位从现实出发的理智人。他提醒，这个“劳”，得劳到什么程度。从前天圣年间，滑州也决过堤，远没有这次的严重，还准备了3年多才动工。现在商胡口的局面，再加上天很快就要冷了，得怎样动员民众，才能达到“永逸”的目的？

    所以永逸，根本是不实际。

    他的想法是先放一放，甚至把河道再挖一挖，让水流得更多些，更快些，哪怕淹得更严重也无所谓。这样转过年来，材料、人员也准备得差不多了，再去打怎么堵口子的主意。

    丁宰相很稳重，贾宰相很气愤，老丁，你完全是看似妥当，实则误国！他拿出了精心准备的一张图，上面标注着黄河分流于漯川、横陇、商胡等地段的位置，根据全盘地理地形的考虑，唯有恢复旧道，堵塞商胡，才是唯一的正解。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说需要1000多万贯经费，动员民工、士兵10万人，日夜加班，100天就可以完工。

    100天就彻底解决问题，太诱人了！皇帝很动心，灾民很激动，但是大臣们不这么想。每个人都是顶天立地的，都有自己的主张。

    在以后的日子里，涌现出了N多种治河方案。有贾氏的恢复旧道，有丁相的缓缓处理，更有高人来了个旁河减水法。要用一条黄河的支流把成灾的洪水泄走，这样既不大动干戈花费千万去修故道，又顺应了大自然，不拗着黄河，人家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这样才会平安无事嘛。

    更有甚者，等过些日子，仁宗朝的吵架王欧阳修回京城之后，斗争瞬间就会炽热火爆了起来，他永远是独树一帜的，唯一正确的。他会数着人头，挨个敲过去——你们这票烂人，都闭嘴，听我说！

    反正高潮复高潮，争吵何其多，河患始终在，民生尽蹉跎。欲知后事怎样，咱们慢慢说。事先声明，不是我想慢，是他们吵架的欲望太高，过程太长，这时是公元1048年，到了1060年，这事儿都没有结果！

    还是先看眼前的事吧，在河患初生的这段日子里，京城里最牛的人，最炫的事，是宋朝史上流传最广，传说最多的桥段。

    包拯包大人隆重出场！

    这个人的名望、事迹是诸葛亮那个级别的，他不仅是人，更是神，行走在阴阳两界，无论对方是谁，他都是一张铁脸相对，他的智慧就是个无敌型的放大镜，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隐私，都别想逃过他的眼睛。当然最最让人神往的就是他的力量。

    只要你有罪，就肯定罪有应得。不管你是谁。

    好了，现在让我们从头来看，他真实的履历生平。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他不是像传说中父母早死，由嫂子养大，所以要称她为嫂娘。相反，他的父母都健在，和他生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包拯在天圣五年时考中了进士，那一科人才鼎盛，号称是“宰执榜”。从状元王尧臣，到韩琦、吴育、赵概、文彦博等人，都先后荣登东西两府，成为宋朝的顶级朝臣。

    尤其是因为宋、夏战争而异军突起，以超年轻的资历就进入西府的青年才俊韩琦。与这些人相比，包拯的荣耀来得太晚了。中进士之后，他以父母年老为由，辞官不做，回归乡里。一直奉养双亲，直到二老谢世。接着再守孝3年，前后共10年之久，才出山做官。

    他得从头再来，从知县开始。这时让我们的心态变得功利些，他的确是晚了吗？不见得，那一榜的同学中是有人先于他发达，可后来只要他进入官场，上升的速度就超级惊人。原因何在？是他能力超强吗？还是不见得。他在知县的位置上只留下了一个可以记载的例子。就是那个著名的杀牛案。

    某人养了一头牛，被人偷割了舌头，这人就来报官。可是毫无头绪，也没有证据，得怎么办呢？那年头又没有指纹追踪之类的高科技破案手段。包拯也很无奈，他告诉报官者，回去杀了那头牛吧，反正它也活不成了。注意，牛没了舌头必死。

    牛被杀了之后，又有一人来报官。根据宋朝法律，私自杀牛者有罪。这时包拯问这位热心公民，你干嘛要割了那头牛的舌头，再来反告？你跟人家有那么大的仇吗？

    那人服罪。

    接着他升官，从知县一跃变成了端州府知州，并且兼任殿中丞。这样的升官幅度之后，他的表现仍然只是清廉，在盛产端砚的端州当官，直到卸任，没有带走任何一块。

    他根本不需要带走什么，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下一站是御史台，他已经是一流的京官了。综上所述，见仁见智。如果要往功利上想，这真是一条别致又正统的登龙术。包拯完全摸准了中国古代儒家理论的人才鉴定标准。

    “非孝子不忠臣。”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父母孝顺，才会对君王忠诚。这一条百试百准。

    可是做人要厚道，无论如何，包拯没有迷恋权力地位，抛弃了所有的享乐和威风，在乡下奉养父母。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敬。他的人生标签无可挑剔，就是道德的典范，纯洁的化身。所以把他升入御史台，完全是件好事，整风运动开始。

    第一枪，就打中了皇帝心中最爱的最爱。

    话有点绕，其实很简单。皇帝心中的最爱是张美人，张美人的最爱是她的伯父。该伯父名叫张尧佐，其实并不亲，一来只是她父亲的堂兄，非亲兄弟；二来张尧佐很薄情，真正做到了见死不救。

    张美人的父亲刚死时，一个小官，没有家产，遗孤们身在外地，举目无亲。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奔伯父，可张尧佐拒绝。理由是他当官的地方太远，在四川，你们走不到的。于是孤儿寡母，只好改行当舞女，才勉强活了下来。

    按说这样的长辈，基本上可以无视，当做没这个人就对了。可是奇怪的是，张尧佐就是有本事让侄女失忆。自从她进宫之后，他就攀定了这门亲，不知说了些什么话，美人就被洗脑了。从此以后，以伯父的升官发财为己任，为乐事，终生奋斗不息。

    效果很显著，截止到皇祐二年（1050年），伯父已经从遥远的四川边陲小地一介推官，升到了帝国两府高官之下第一人，三司使，掌管天下钱粮。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答案。第一，张尧佐很无耻；第二，张美人很善良，并且健忘。可这不是包拯所想的，他看到的是帝国的危机。之所以称其为危机，完全是由“真理”来告诉他的。

    真理就是儒家学说。虽然说超级博大，可是也能精简成一句话，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这个大前提下，没有任何势力被允许抢走他们的特权。包括其它的诸子百家，以及皇帝的老婆、亲戚。

    尤其是张美人这样年青貌美，出身贫寒（等同于没有修养，没有见识）的妃子，和她无耻加无能的伯父。让他们当权，必将祸国殃民！

    于是包拯决定弹劾，这时他的身份还是相当的低，只是刚从御史台转到知谏院的一个普通官员，要说事时还得拉上好多的同僚。插一句题外话，包拯在言官系统里还是蛮吃香的，因为他的队伍站得好。

    在我们的普通思维里，包拯是和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君子站在一起的伟人，是好朋友。可惜错了，他在庆历年间被提拔进京城，是由当时的御史台长官王拱辰推荐的，上任之后猛烈抨击新政，拆范仲淹的台时，是一把罕见的好手。

    通过和新政君子们过招，包拯的热身运动做得很到位，这时准备向张氏集团发力。为什么要说集团呢，那就是张美人的力度了。

    纠正一下，这时的美人已经是张贵妃了。她的权势和欲望都水涨船高，很让封建社会里男权至上的士大夫们不顺眼。他们回首前尘，展望未来，觉得身上发冷。这个张贵妃，已经有了刘娥的影子。

    同样贫寒的出身，同样的热衷权势，仁宗的男人指数又比不上他的父亲，宋朝很有可能再出一个天圣级的太后啊！这点并不是危言耸听，有很多的内幕在坊间流传了很久。

    比如说，宰相文彦博在四川时就和张尧佐来往密切，进京之后，和张贵妃内外勾结。除了贝州平叛的内部信息之外，还被皇帝抓了现形。某年上元节，皇城头观花灯，张贵妃衣着特别，万众瞩目，乃是一件罕见的灯笼锦。皇帝问，哪儿来的？

    贵妃很诚实，文彦博的夫人送的。

    再比如说大臣王拱辰，这位前状元也不干净。某次皇帝到贵妃房里散步，突然见到一排定州出产的红瓷器，鲜明耀目，华贵珍异。一问，也老实交代，王大人送的。皇帝很愤怒，举起手里的柱斧，一个个亲手砸碎。

    这些不算，她还开始没大没小了。话说国家等级森严，什么人享受什么排场，这是儒家理论里比天都大的规矩，名为“礼仪”。可是该贵妃就不当回事。某次出行，她一定要用皇后的峦驾伞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施展全套女性魅力，没完没了的磨皇帝。

    皇帝受不了了，对她一笑，你去找皇后借吧，她给你，你就用。结果这女人真就去了，而曹皇后也很有趣，你要，我就给。

    于是张贵妃喜滋滋地回来报告，皇后借我了耶，却不料皇帝突然沉下了脸，国家典章有秩，你僭越失礼，当什么都是儿戏吗！

    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赘述了。举出上面的例子，我只是想请大家想深一层。张贵妃的确在逾礼，不守本份，可是问题很严重吗？这个女人贪图小利，爱慕虚荣，哪点能和当年的刘娥相比呢？

    刘娥直到赵恒死后，才走上了前台。之前哪怕手握国家大权，都从不显山露水。这份深沉的忍刻，在男人中都极其少见。何况再往深里想一层，上面的每件事都表露出来了赵祯的为人底蕴，每次张美人想要出格时，都被他当场震慑，从来没给过她好脸。

    一切都在皇帝的掌握之中，无论是张贵妃本人，还是张尧佐，或者文彦博、王拱辰，都没法做到祸国殃民。危险根本不存在，包拯这些人想折腾，纯粹是吃饱了撑的。

    包拯的弹劾行动层次分明，很有节奏感，和皇帝对张氏集团好感的增加成正比。注意，这里不止是针对张尧佐一个人，所谓的张氏集团，不管事实上有没有，包拯们认为有。

    张尧佐先是当上了三司使，包拯们很愤怒，但是弹劾是要理由的，找什么呢？集思文议，找到两点。第一，张尧佐不懂业务，他靠裙带关系上位，严重阻碍了三司部门的正常工作；第二，最近黄河改道了，开封城还地震，这也是张尧佐闹的……

    不知道这些人的脑袋是不是被门框挤了，先说此人是个笨蛋，接着又说他能影响地球的健康，连黄河改道这种级别的灾难都是他引起的。这还是个凡人吗？

    文理不通，发回重写，皇帝看都懒得看，就扔一边了。初战失利，包拯们强忍怒火，回家休息，慢慢想，一定会有办法的！但是左思右想，办法就是没有。

    本来嘛，张尧佐本身也是正牌的进士出身，混得不大出彩，可也没有劣迹，凭什么不能当三司使？说他不懂业务，这么多年那么多了不起的名臣、能人，都当过三司使，哪位做出过什么业绩来了？国家该冗兵、冗吏、冗费还是不停地冗，说句难听点的话，都是一种型号的废物！

    关键时刻，还是老同志出马。御史台方面的老牌弹劾名人何郯大人的母亲年老，他申请外放当官，就近照应。临走之前，和皇帝聊天一般地说。张尧佐升官太快，下面的人事摆不平了。您要是真喜欢他，就把他当您亲舅舅李用和那样对待好了。

    只加官，不给权，一世的富贵享受着，不显山不露水，难道不好吗？

    赵祯有点心动，真的挺好。同一时间，包拯升官了，他从御史台转到了知谏院，当上了院长大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他尽管没什么办法，但是老调不停地重弹――抄掉张尧佐，抄掉张尧佐，抄掉张尧佐，抄掉张尧佐……

    他成了宋朝版的唐僧。

    这种压力下，皇帝让步了。在皇祐二年的闰十一月六日，张尧佐终于下台，不当三司使了。胜利，巨大的胜利，包拯们应该狂欢，应该自豪，应该变成正义的化身了。

    且慢，这几位气得满头青筋，血贯瞳仁，都想杀人了。

    因为张尧佐丢掉了一个三司使的位置，却换回了四个超级隆重的头衔，每一个人都是宋朝官员们苦熬终生都盼望不到的殊荣！

    改命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同时赐他两个儿子进士出身。一日之间，身兼四使，这在宋朝开国100年间从来没有过。

    灾难，灾难真的来了。宋朝官场震动，每一个官员都发出了共同的呼声，这比黄河改道还要让人忍无可忍，皇帝，你怎么能这样呢？！

    从这一刻起，在庆历年间，因为新政君子、小人之争而势同水火的御史台、知谏院再一次联手了。他们发誓要斩断张尧佐，张贵妃，再加上张氏集团里的其它同伙们的爪牙，给宋朝官场来个大扫除。

    具体行动是先各自为战。包拯代表知谏院上了一本，名字就叫《弹张尧佐》，里面充满了骂人的话。如张某“无功受禄，不知羞耻。”“真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连带着皇帝也被泼污水，您三十多年的清德今天败坏，怎样面对天下臣民？

    御史台方面的力度更大，现任御史中丞王举正上殿当面对皇帝说，我弹劾张尧佐，您不同意，我直接辞职。这里要小插一句，就像欧阳修从来不抽皇帝耳光一样，包拯也从来不干辞职回家的事，再怎么折腾，也别想动摇他生存的根本。

    台、谏官步步紧逼，皇帝很沉得住气。这样的事儿不新鲜了，想当年废掉郭皇后时，孔夫子的后人，加上当代楷模范仲淹一起挑事，不也集体报销了吗？所以赵祯坐得很稳，他把意见都压了下来，不反对，也不同意。让时间去消磨一切。

    他想错了，他真的没料到，为什么给一个亲戚一些荣誉性的，没有半点实权的头衔，就能让整个官场集体抓狂。

    这事真值得深思一下，难道就真的只是出于义愤，要维护朝廷的升官秩序吗？不见得吧！但那是后话，在9天之后，闰十一月十五日的正朔朝会上，台谏官员们就全体爆发了。他们在下朝时，把百官都拦住，今天齐心协力，一定要让皇帝听我们的！

    王举正、包拯各自率领着自己的精英团队，共7个人，重新回到大殿，把要回宫的皇上给拦住了。久经战斗、总被狠K的赵祯立即就明白了要发生什么事，他实在是有点烦，再不想拐弯抹角了，直接替他们找到话题――又要拿张尧佐说事？节度使只是个粗官，有什么好争的？

    话一出口，风云变色。北宋仁宗朝里最强有力的，简单粗暴型的言官从此诞生。隆重介绍，唐介出场。这人本来是上殿7言官里排名最末的，这时从后面挤了出来，一句话就让皇帝摔倒――“本朝太祖、太宗都当过节度使，恐怕不是粗官吧？”

    赵祯惊怒交集，一不留神，被抓住把柄了！正想着怎样挽回，事态已经进一步恶化，这些人扔下他，扑向了殿廊下站着的宰执大臣们，主攻目标就是文彦博。你们不守祖宗规矩，只知道巴结贵妃，结交外戚，无耻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还不辞职，有什么脸站在朝堂之上？

    眼看着天下最庄严的议事大厅要变成上演全武行的菜市场，赵祯当机立断，宣布退朝。这是皇帝的特权，也是最后的招数。言官们没办法了，总不能学寇准，把皇帝硬按到座位里，让他老实听讲吧？

    当天就这样散了，赵祯慢慢地走回皇宫深处，一路上从激动到懊丧，从气恼变好笑，多大点的事儿，众位爱卿，你们就不能操心点别的正经东西？

    他决定先让步。张尧佐被剥夺了宣徽南院使和景灵宫使，保留剩下的两个，并且保证从此之后，后妃之家，不得进入两府执政。

    同时为了警告台谏部门，命令他们从此再想上殿说事，先到中书省找宰相要通行证。这样两边各打50大板，就算息事宁人了吧。

    他真心地希望，别再折腾了，天下有那么多的正经事。黄河还在泛滥，国家还在亏空，老百姓的情绪也在变激动，这才是国计民生的大事啊！

    但这是一厢情愿。无论是张贵妃，还是言官们，都还是我行我素。张MM这边视荣誉为生命，枕头风不停地吹，我要四使，我要四使，我就要四使嘛~~~~~~，那边言官们磨刀霍霍，张尧佐只是个小开头，真正的目标还在后头！

    于是事情激化，某天仁宗悄悄地恢复了张尧佐的宣徽南院使，包拯立即就火了，他冲上金殿，这次豁出去了，他要求把张尧佐赶出京城，到外地当官去，省得总是不死心，早晚出大事。皇帝很耐心，跟他好商量，结果被强迫洗脸。

    包拯喷了他一脸的唾沫……那天他再次回到后宫，张MM满脸笑容地迎上来，还想说什么。赵祯终于失去耐性，指着脸说，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言官吗？！

    张尧佐事件至此结束，皇帝做出保证，以后再给张尧佐升官，会先争求台谏官的意见。这话出自皇帝之口，已经可以说惊世骇俗了，一国之君，不能独断专行了耶！可包拯们并不满足，斩断张氏集团的行动只是取得了最初一步的胜利，更大的战斗在后面。

    他们瞄准了宰相――文彦博。在他们看来，这个人是张氏集团里做恶最多，危害最大，必须打掉的大毒瘤。为了达到目地，他们精心准备了一份弹劾奏章，由风头最劲的御史唐介出面，要来个趁热打铁，赶尽杀绝。

    奏章写得很精彩，说文彦博由贵妃推荐为相，执政以来，“独专大权，自三司、开封、谏官、法寺、两制、三馆、诸司等要职，皆出其门。”彻底把持了朝政，让百官敢怒不敢言。

    所以要罢免，为了让皇帝省心，他们还提出了替代者，由富弼出山，来当宰相。

    赵祯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不仅是在骂文彦博，更是在骂他。你连老婆都管不住，宫墙都不顶用了，居然和外面的大臣勾结到这个地步，你还是个男人吗？

    怒火升腾，但是且慢，赵祯的心胸和这些言官不是一个级别的，他没说什么，只是把奏章放在一边，不理会。

    可唐介却不干，他火上浇油一般地说：陛下，我是激于义愤，才弹劾的宰相。早就做好准备下油锅了（虽鼎镬不避），难道还怕外放贬官吗？

    言下之意，无所畏惧，就是要弹劾到底！

    赵祯终于被激怒了，他下令把两府宰执都召进大殿，国家最高决策层都出面，大家来研究，这事儿怎么办。不一会儿，文彦博、庞籍等人都到了。赵祯出示唐介的奏章，你们都看看，说别的也就算了，居然说宰相的职务由贵妃推荐，这成何体统？！

    大臣们面面相觑，都有点哭笑不得。先不说文彦博和后宫的关系是真是假，光是弹劾的表面理由就不成立。“独专大权……诸司等要职。”这不是在说文彦博，而是在重提吕夷简。当年吕相公用了一生的时间，才能号令百官，文彦博两三年之间就等同了？

    拜托，造谣也是个技术活儿，好歹说点实话行不行？

    回答是不行。唐介就是有本事让当事人无话可说，低头认错，哪怕没有证据。就在大家看文章想心事，分辨对错时，他来到了文彦博面前，大义凛然地说了一句话。

    ――“你应当自省，如果有这样的事，就不能在陛下面前隐瞒！”

    文彦博很郁闷，他能说什么？否认吗，西蜀灯笼锦的事闹大了，整个朝廷都知道；承认？那真是疯头了。关键时刻，枢密副使梁适出面，他叱喝唐介下殿，马上给我消失！

    唐介理都不理，站在殿中央，一定要等出个结果。

    结果出来了，皇帝忍无可忍，把他送交御史台处理。看似很严重，其实很搞笑，御史台是哪儿啊？是唐介的办公室……他的处罚是贬官到外地，先是春州别驾，在他的领导，御史中丞王举正的请求下，调到了英州。

    另一边，文彦博罢相。宋朝是个有品味的地方，只要是丑闻，不管真假，一律处罚。

    综上所述，在中国历史中很有名气，是被历代儒家学子们津津乐道的一大壮举，勇敢的卫道士唐介以一己之力，不畏强权，把堂堂的宰相给参倒了。真是纯洁啊，有力啊，激情四溢啊，万古流芳。

    可为什么我对他们半点的尊敬都没有呢？一方面前面说过了，张尧佐并不是那么的该死；二来就是包拯们吃饱了撑的。他们只看着政敌身上的小污点，却对天下真正的大事视而不见。就拿文彦博来说，在被弹劾敌视的日子里，已经把国家的冗兵、冗费的事情解决了不少。

    他和庞籍建议在陕西裁军，凡年龄在50岁以上，或自愿归农的，都可以回家。这样国家可以节约军饷，民间也有人种地，双赢的局面。可几乎整个朝廷都反对，理由是害怕。这些人都会武功的，都习惯玩刀的，多年以来在军队里游手好闲，这要放回乡里，一旦生活不如意，造起反来谁承担？

    文彦博和庞籍保证，如果有人造反，可以杀他们全家。西北方面35000名士兵解甲归田，那是3万多个家庭的幸事！至于国家，每年节省245万贯军费。这个数目，是不是比每年给辽国、西夏的钱要多出五六倍呢？

    这类的事还有不少，文彦博加庞籍，这是仁宗朝里罕见的一对办正事的宰相班子。就这样被纯洁的言官们给拆散了。

    以上两点，都还只是对包拯们蔑视的小理由。真正要认识到这些言官们的嘴脸可笑到什么程度，请把时间往前拔快3个月，再往后快进半年。

    弹劾文彦博的前3个月，黄河在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一段再次决口，民众死伤严重；往后快进半年，北宋仁宗朝史上最大的一次暴乱就在南方展开。

    这是多么重大的涉及到国家安危，生民存亡的大事，可都被言官们忽略了。集体失明，没见这些忧国忧民的大人们有过任何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