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的才华，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神话。他的名字，都被称为“坡仙”。当然，那是在他叫苏东坡之后的事了。

    东坡，这两个字一点都不美妙，这是他个人的一次惨痛记忆。不过也正是自那以后，他的文采、书画才超凡入圣，达到了有宋一代，才子第一的程度。

    至于他的才华是怎么来的，每个时代的教育家都会强调，跟李白一样，“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也不管人家李白是不是愿意，就下这样的定义。苏轼就很坦诚，他成年之后曾经交过一次底。说“书到今生读己迟。”

    做事要有天赋，他的学问是从前生带来的。

    传说他的妈妈，程氏夫人生他的时候，曾经梦到了一个俊俏的和尚，向她顽皮地眨着眼微笑。妈妈，我做你的儿子好吗？苏轼由此而诞生，这也是他后来一生中都喜欢与和尚为伍的一大原因吧。稍微长大，他的父亲把他和弟弟苏辙送进了眉山当地的一座道观里，跟道士张易简读书，主要学的是声律。

    这是个关键点，是苏轼的造化，更是中国人的幸运。就是声律学的重要。它对苏家人的影响，可以说，成也声律，败也声律。

    声律，就是作诗赋词的技术。一个读书人，怎么能不会作诗呢？但就是这样的尴尬，老苏就倒在了这上面。他什么都强，就是不会作诗。每次科考都是勉勉强强地凑数交上去，其结果自然是被考官扔进废纸篓。苏轼就不同，他的声律功力睥睨千古，傲视当代，让宋词只要流传一天，就永远会有人记得眉山苏氏。

    这就从苏洵有自知之明，把儿子送给别人来启蒙有关。不然苏轼和苏辙就又是两位大儒，而不是坡仙与宰相了。不过不管是什么，他们都得先跟着同学们一起迈进贡院的大门，吃几天考生饭再说。

    要说科考，在大家的印象里，估计就是在一座像省级监狱的高墙之内，排列着像一排排进口猪舍一样的低矮小房间，没有窗户，没有大门，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唯一的出口就是标准的铁栅栏，走进来就上锁，每天只会递进来些吃的喝的。

    除此之外，严防烟火，因为就算有火灾地震了，这道铁门都得到交卷时才能开！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在宋代比较特殊的就是时间和一些制度。

    比如说主考官欧阳修就得在贡院里至少呆上50天之久。至于为什么，请看他的工作量。他得出题，还要阅卷。每届至少一两千名的考生，每个考生都有声律、墨义等各种答卷，都得由专人抄写，让字迹不可辨认，光这一项工作，得多少个工时才能完成？

    所以说考试嘛，不仅是考学生，更是折腾老师。而折腾，就更是宋代科考的一大特色。

    印象里考生们不许走动，只能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一直憋着写字，直到交卷。宋代不这样，比如某考生在答卷时有疑问，不光是对题目的疑问，就算自己的学识哪处叫不准了，都可以去请教主考官。这叫做“扣帘”。

    欧阳修在这一届里就被扣了，扣得他瞠目结舌，终身难忘。

    那时是黄昏，欧阳修己是半百的人了，一介书生，既是近视眼，更有糖尿病（史书记载），累得实在懒得动弹，可一考生“扣”过来了。

    ――学生打算在文章中引用尧舜的典故，但不知尧舜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请先生指教。

    轰的一声周围彻底笑场，欧阳修目瞪口呆。这就是宋朝这一届科考之前，通过乡试的学子们的功夫！更绝的是都这样了，那个考生还在帘外毕恭毕敬地等着。

    欧阳修想了想，很正经地回答――这个……嗯，是有点难度，我看你还是别用了吧。

    到了阅卷的时候，乐子就更多。比如说某位考生的大作里就有这样的词句――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意思想必大家都能理解几分，可是有必要在说事论理的文章里玩这样的词句游戏吗？欧阳修这次存心寻这人的开心，给了6个字的评语。

    ――秀才刺，试官刷。

    然后用大红朱笔从头到尾像刷墙似的抹了个全红，有个名目叫“红勒帛”，再批上“大纰缪”三个字，贴到外面的大墙示众，以儆效尤。

    以此类推，欧阳修砍掉了绝大多数的“优秀”考生，也把人都得罪了。三年才有一次科考，大家都是按照老规矩，老要求来复习的，你凭什么这样难为人啊？！

    考生们想不通，发榜之日在大街上就把欧阳修给拦住了，那情形就像农民工找黑心工头要债一样，污言秽语，推搡叫骂，要不是当天遇上了巡街的禁军，大才子欧阳修就得进医院。就这样，他回家后，院子里还被扔进了一大堆一大堆的问候纸条。

    这时候苏氏兄弟已经在繁华的东京街头游玩闲走了。他们是幸运的，比他们的父亲幸运太多了。苏洵之所以总是落榜，除了声律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文章的底蕴和之前科考的标准严重不合拍。而作为他教出来的两个儿子，如果还是遇上之前的考官们，想想结果是怎样的？

    父子三人把家还，六行长泪落涟涟，一个字，惨；两个字，很惨；三个字，非常惨！

    这就是这届科考的重要性和幸运点了。没有欧阳修，就没有三苏名扬天下；而三苏不来，欧阳修也没法妆点起文学盛世的门面，他要改变天下学子的文风，就更是一句笑谈了。简单地讲，公元1057年的正月，是三苏的幸运月，苏轼、苏辙都顺利通过了礼部试，就等着殿试时大显身手了。闲来无事，初到帝都，想想人世间最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就在房门的外面，能想像20出头的青年会闷在房里，一动不动吗？

    苏洵与苏辙很可能一静到底，苏轼却一定会悄悄地溜出去，把开封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走遍，看清这举世无双的繁华盛景。

    首先是回忆，他从西南方的四川来，正好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到都城的精华。即东京城外城13个城门（包括水门）中的正南方“南薰门”到内城，即皇城的“宣德门”这条御街。

    进城之前，他首先看到的是一条宽约120尺，植满垂柳的护城河，以及那条蜿蜒曲折，像一条游龙一样凹凸不平，不规则地建在护城河岸边的外城城墙。这道城墙很怪，让人看着高深莫测，很多人不喜欢它，因为不够平整漂亮。

    包括后来的宋徽宗赵佶。他把这道城墙给拆了，重新砌了一道整齐的方矩型城墙。可惜在女真人的石炮打击下，很快它就塌了。只有到了那时，人们才会想起原先这道老墙的设计师――宋太祖赵匡胤。这道老墙在军事上有特殊效果，它的不规则，能缓冲猛烈的攻击力！

    这道城墙的里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封城，人口超过盛唐时长安城近10倍的人间天堂。

    千年显赫大梁城，苏轼走过周长48里232步，也就是22436米的外城，进入周长20里，也就是9200余米的内城。在他眼前展现的是一条无与伦比的，古今罕见的长街。

    这条街笔直宽阔，长约七八里，宽约200余步，也就是307米，直抵皇城的南面八口宣德门。惊人的宽阔，被分成了5条通道。最中央的一条，给皇帝专用。两边的水路，都用巨大的条石砌成渠岸，岸边种满了桃、李、梨、杏等果树，沟里是成片的莲花。

    每年花信风吹过，五彩缤纷的花儿就都开了，这条长街就变成了花的河流，一路芬芳伴随着百万居民。

    岸边是一排红漆栏杆，它既是水路的屏界，更是一道标志，它划出了左右两条人行车马道，名叫御廊。这条御廊就是北宋繁华的象征，它布满了店铺、民居、官署，还有很多杂七杂八，说不上高雅的去处。它们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中国历代王朝中独一无二的北宋风格。

    苏轼随着人流慢慢地走，眼前先出现的是内城朱雀门前的龙津桥。这是御街三段景的头一段，这里的商家很多，但货物的档次不算太高，算是平民消费区，主要经营时鲜果品、笔墨纸张。这很对苏轼的胃口，他会选些果子吃，再挤进人堆里看看字画条幅的功力，然后撇撇嘴再挤出来走路。

    四川最不缺的就是水果，苏轼最强的就是书画笔墨，这些东西都不在他的眼里。他的兴趣很快就被一座亭子，两座道观所吸引。

    亭子名叫“看街亭”，说来这真是仁宗皇帝的悲哀。据记载，宋朝的皇帝除了应付外敌御驾亲征之外，就只有赵恒当年去四处烧香拜神了，其他的都没走出开封城周围100里。他们贵为人间最富有、最强大的皇帝，所活动的空间只有周长5里，也就是2300余米的皇城。除此之外，就只有坐上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就一直在用的那辆玉辂，一路吱吱呀呀地在御街上转两圈。

    转时也很烦，基本上只能看到马屁股。这时仁宗就会叫停，他登上这座看街亭，俯览皇城外的市井生活，民间百态，算是一次难得的放松。

    不知那时，他是自豪，还是羡慕……

    看见道观，让苏轼有点犹豫，我喜欢和尚耶，不过好奇心战胜了犹豫，他还是走了过去。准确地说，是走向了街东头。

    西边是延真观，接待四方道民，是个宗教大旅店，实在没什么看头。东边的五岳观，那就真是非同小可了。五岳，中国人都知道是五座名山，名山里都住着神仙，比如东岳泰山就是管全人类转世投胎这项超级重要的工作的。

    权力超大，道教的狂热鼓吹者宋真宗赵恒就想出了个好办法。为何不把五岳尊神都请进京城呢？就在御街上安家落户，朝夕与他作邻居。于是这座五岳庙就成了北宋“最为雄壮”的道观。苏轼边走边看，摇头叹息，真是不来东京，不知天下之大，不看这座道观，不知皇帝能作出啥！

    接着走，他就看到了竞争对手扎堆处，宋朝的国立大学——太学。这个所在目前来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要到20年之后，才能扩大为生员3000人的巨大学府。当然，那是神宗陛下和王相公的作为。这时苏轼看着这衙门，嘴撇得更歪了。一群手下败将，礼部试第二名在此，你们哪个不服气？

    以前学的都作废了，以后就跟着欧阳老师和我走，自然少不了你们的功名富贵……呵呵。再往前走，最精彩的地段到了。查年纪，苏轼这时只是个21岁的青年，真是犹豫，到底该不该在街上小拐个弯呢？

    只要从太学的旁边拐进去，就是一团胭脂粉香，莺声燕语的旖旎风光。烟花柳巷到了，宋朝的学子们很香艳，他们每天读书时就能听到道士们的吟唱声，和妓女们的打情骂俏声。阿弥佗佛，罪过罪过，还是快点走过去吧。

    第一段终于走过去了，它是御街最长的部分，共有5里。接下来的这一段，就是让人最神往的州桥段落。

    州桥，还记得《清明上河图》里那道弯弯的、狭窄的虹桥吗？下面河水滔滔，桥上面车水马龙，居然还有作生意搭起来的大伞篾棚，生意做到了见缝插针。但这和州桥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比较的不入流。

    州桥，又叫天汉桥，意喻它就像天上银河的桥梁，又宽又大，请想像它是连接307米宽的超级长街的桥！苏轼向下看，滔滔的汴河水从桥下流过，不过没有船只通行。因为它是石柱支撑型的桥梁，不像虹桥那样横跨两岸，二来再向前就是皇城和各个衙门了，船只的流动性太大，对安全有威胁。

    再向四周张望，能看到它正处于子城的中心点，御街和东西御道的交叉点上，是名副其实的市中心。

    这时苏轼应该有些懊恼，他还是初到京城，不知道州桥之美是在夜色阑珊时，他来早了。入夜之后，这里才会真正的活起来。那时，桥面上灯火明亮，挤满傩床，会变成苏轼这个中国最著名的贪吃鬼的天堂！

    所有你能想到的美味小吃这里都有，你想不到的宋朝人也会做出来。

    从华灯初上，到半夜三更，不管你什么时候来，这里应有尽有。煎炒、熬炖、蒸煮、凉拌，鸡皮、腰肾、鸡碎、旋煎羊、白肠、鲊脯、烧冻鱼片、獾儿、野狐、盘兔、旋炙野猪肉、野鸭……等等等等，吃腻了荤腥，州桥上的时鲜果品更是上乘货色。

    如果您身份高贵，不屑于挤身民间，州桥附近更是酒家连片，以桥南端与曲院街接口拐角上的遇仙楼正店为最，号称“台上”，是东京城首屈……那个三指的地方。因为如果要去酒家，东京城最好的选择毫无疑问是“樊楼”和“任店”。

    去樊楼，要先向东转，它在皇城的东华门外。事实上它比皇城还要醒目，查资料可以显示，己故的柏杨老先生很可能说错了，他在里嘲讽中国封建年代时，说全国的建筑物都非常低矮，不许超过皇宫的高度。

    可北宋仁宗年间不这样。樊楼是一座“三层相高，五楼相向”的庞大建筑，考虑到当时是砖木传统结构，说三层，实际上是指楼梯上的三层，也就是说，它是座四层楼高的酒店！皇宫的规格虽高，但就以举行大典的天安殿为例，也高不过它。

    五座四层高的楼体彼此连通，层层都有飞桥栏杆，栋与栋之间明暗相连，苏轼站在夜色中，仰头望去，会看到每间阁子的窗口都挂着珠帘绣幕，透出温暖的灯光，每个屋檐的瓦栊上也都挂着一盏灯，远远望去樊楼就是梦幻般的一团光雾。

    在苏轼的眼里，是一片激动、羡慕、欲望又懊丧的光雾……格老子的，俺是刚从剑门走出来的川娃儿，腰里实在没几贯铜钱，这么上档次的地方，让俺怎么进去耍嘛！

    实际上，他进去也看不到樊楼在中国商业进步意义上的独特位置。第一，他身在局中，跳不到历史的大天空里去俯览；第二，食客是注意不到那些细枝末节的，比如樊楼的后厨房，那才是它在历史上留名的价值所在。

    谁都知道，古时候都是些手工业者的小作坊式生产，就好比从前的农民，一家子不分工，从播种、插秧、锄草、收割等等农活儿谁都要做，映射到餐饮行业，就是现在都有的夫妻店。

    与之相对应的是现代的大酒店，那里边分工明确，每个人各自负责一摊。这就是划时代的象征，只有酒店开到了一定规模，社会的消费力也达到了一个高度，才能出现这种分工。

    樊楼在一千多年前就做到了这一点。它的经营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每层楼各有一个主管，由他主持本层业务，樊楼5栋4层，至少要近30个人；第二个是后厨房。一共20层的食客，都得照顾到，要知道那个时代没有煤、气、水、电！

    第三点，就是樊楼的特权了。它之所以这样强盛，是因为它有着国家所特许的酿酒权。每年官府配给樊楼5万斤酒曲，平均每天用曲137斤，可以酿酒5500斤以上！这些酒它可以自产自销，也有权散卖给别的酒店。

    有这些内在的支撑，才有苏轼在楼下看到的那团光雾。

    夜幕下的开封城光怪陆离，它就像个突然出现在历史天空下的奇迹。宋之前没有过，宋之后也再没有呈现，甚至仁宗朝之后，它就有些失色了。这时有个问题要提出来。

    在以前的叙述里，仁宗朝给我们的印象是对外战事失利，不断妥协。对内墨守成规，得过且过。尤其是仁宗本人太宽容，太软弱了，他纵容得自己的臣子都敢当面无礼。这样的皇帝当得实在太失败！

    可为什么开封城变得这样繁华茂盛了呢？这是怎么搞的。

    其中的道理，可以参照历史上和宋仁宗截然相反的著名皇帝，如汉武帝。这是位真正的大人物了，对内对外一律铁腕政策，不管是国内的豪强，还是塞外的匈奴，只要惹了他，没有不倒霉的。让千年之后的汉人都为之自豪。

    了不起的皇帝，纯爷们！

    稍等，去看当时的民间生活，以及国家成色。这里首先要澄清，没人说他北伐匈奴不对，我本人更没有受虐趋向，说必须与异族百年好合，象宋朝这样用钱买和平才怎样先进和谐。要说的是连年战争，威加天下，他本人强如天神之后，汉朝百姓们的生活。

    不用我说，看他自己的《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是条无可奈何的真理，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不管战争是打胜了还是输惨了，对国力、民生的消耗都是惊人的。就算以汉武帝之前的文景之治攒下来的家底，也承受不住没完没了的征伐。还有，这道《罪己诏》不仅是对战争的总结，更是对内政的忏悔。

    他以强权统治国内，用各种办法把民间的钱收归国有，支持他去做那些千秋伟业。这些事情加在一起，除了匈奴被他赶得远远的之外，汉朝人已经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彻底贫穷了。

    在这种对照下，看着开封城里的繁华，才能映射出宋仁宗的智慧。相对于汉武之强硬，来体验宋仁的“柔弱”，他是怎样在外族欺侮、内臣无礼的境地下，把国家治理得这样文明昌盛的呢？

    这是个大课题，可以写出一篇历史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可惜资料实在太少，就算是大师级的人物，也只能是分析和猜想。宋仁宗一直默默地隐藏在幕后，他的臣子们不管是怎样的性格，都可以畅所欲言，没有生命危险的为国家作事。

    狄青除外，他的死，一部分也是他心理承受力差些。

    请问这种施政的手法，是不是很高妙呢？而他的臣子们，也都对他百分之百的忠心，从来没人想过背叛他。你说奇不奇怪？他本是最理想的被篡位者啊！

    抛开这些都不讲，只说他的仁慈和这一城的繁盛，就是对他的子民们的最好恩赐。那么下边就可以看一下，他的臣子们是怎样回报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