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五月份，就在宋朝的第二宰相沈伦刚被罢免之后，辽国突然犯边。这一次的规格和上次的瓦桥关一样，是辽国皇帝耶律贤自将中军，辽国所有的名将大臣几乎全部到齐。

    但是他们这次选的地点不太好，是满城（今河北保定西北），也就是上次崔彦进等人手捧阵图的地方。这一次满城的将士们还是没按常理出牌，他们面对辽国的皇帝，根本就没想着守城，而是冲出去在城下与契丹人狠狠地拼了一场，硬生生地把辽国皇帝击退，并且箭如雨发，把辽国太尉耶律希达当场射死。之后更发挥老传统，在半路设下了伏兵，把辽国的统军使耶律善布给围住，可惜辽国人太多了，马上就有人来救。

    结果包围圈被击破，到嘴的鸭子又飞了。不过没办法，来的人是宋军的老熟人，辽国的南院大王兼枢密使耶律斜轸。

    就这样，辽国人很没面子，他们在当月就灰溜溜地回国了。

    再过两个月，雁门关传来捷报，潘美与杨业在关下击破来犯的辽军，阵斩敌军三千余人，并追击入辽境，击破其堡垒三十六座，俘获其老幼万余人，牛马五万匹。

    北疆接连大胜，宋朝全境都松了一口气。这把自去年以来瓦桥关之败带来的阴影大大消除了。但是真正让宋朝人，让赵光义兴奋的事，却与这两战无关。

    回到五月份，就在满城之战刚刚胜利的时候，宋朝的国都开封城里突然来了一群陌生的异族人。这些人装束奇异，风尘仆仆，虽然神色沉郁，但是难掩其高贵强悍的本质。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王族，是虽然没有帝号，但统治广漠草原已过百年的领主。

    这些异族王者在大宋君臣心目中一直是传说般的人物，他们自从唐末以来，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原王朝的国都里，但是现在他们万里迢迢，从宋朝的西北边疆入境，俯首低眉，给赵光义带来了他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东西。

    这些是党项人，他们把自己世代居住两百余年的祖居之地，夏、绥、宥、银、静等五州献给了大宋。这片土地，就是“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平原，好不好？真好！但能不能要？得小心。

    党项人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一说出自羌族；一说出自鲜卑。以羌族为源，他们的先祖在南北朝末期被载入历史，原居住在黄河河曲一带。到隋末唐初，他们西面的吐蕃人开始兴起，成了他们世代的仇敌，他们被迫迁徙。先到了甘肃的庆阳，之后再分出一部分迁到了陕北的米脂、横山一带定居。

    陕北一部的党项人部族，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和拓跋氏。拓跋，为其中最强者。

    另一说以鲜卑族为源，主要说的就是拓跋部的族出源头。

    拓跋鲜卑的原居住地是东北额尔古纳河东南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一带（几乎与契丹同源）。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他们乘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势力衰微之际，南下至现在的内蒙古呼伦贝尔湖一带；到了二世纪的初期，又迁徙到河套、阴山一带；公元三世纪中叶，拓跋鲜卑中的一支，迁到了河西地区，建立了南凉政权；四一四年，西秦灭南凉，拓跋鲜卑归服于吐谷浑。

    隋时，吐谷浑被隋重创，被逐出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原住地，拓跋鲜卑乘机发难，联合其他党项诸部，并吸纳了羌族的几个部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党项部落联盟。

    唐末，黄巢起义，唐僖宗向普天下所有种族求援，当时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率部参战，战功卓著，升任夏州节度使，封夏国公，并赐李姓，其军队被命名为“定难军”，从此第一次在汉地正朔朝代中拥有了名衔封地。

    进入五代，天下分崩离析，中原动荡，可是河套之地牢牢地掌握在党项人的手里，还把陕西北部的盐州、延州两地并入，变得更加庞大。

    到了北宋初年，这一片土地已经在党项族人手里经营了近两百余年，牧场广袤，牧养无数牛羊，出产名种战马，与汉地交界，胡汉两种生活方式并存。其中党项的农耕极为发达，与宋交界的七里平等地，放眼望去，皆是党项人的储粮之仓。尤为可贵的是，其南部更出产当时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的上等青盐，且产量巨大，一年能出产近一万五千斛……这是一片多么富饶神奇的土地啊，历数中原诸州，能不能再找出另一块物产如此齐全，地域如此广大的土地呢？

    能吗？！

    如果你是赵光义，这样一份旷世厚礼从天而降，你要不要呢？

    要？还是不要？

    在当年的大宋朝堂之上，能瞬间把这问题返回到最初的取舍点上的，不是一位超敏锐的政治高手，就是一个品牌纯正、无可救药的傻子。

    抛开定难五州的丰富物产不说，光看它的地理位置，就必须得牢牢抓住，绝不放手。

    银州——今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党岔镇；

    夏州——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红墩间乡白城子村，回到五胡乱华时代，这里就是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的都城“统万城”；

    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城川镇；

    绥州——今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

    静州——有些争议，指认最多的是今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李自成故乡）。

    翻开现在的地图，这些地方都压在大宋国都开封城的左上方，直接威胁到关中平原。关中，赵匡胤曾经设想迁都到这里的长安。这样，问题就简化了，如果定难五州有人作乱，大宋国陕西境内的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等六路经略都将不得安宁，其辖区的金明、塞门、承平、平戎等三百七十余砦，屈丁、安定、定远、安塞等三百五十堡更要时刻备战。

    所以，谁如果想不要它们，那他纯粹是个疯子、傻子，甚至是一个卖国贼。

    但是请留意，这时如果有人神情呆滞、目光闪烁、全神贯注地思索，还在念叨着要还是不要，那么这个人就真是太……不好说，不能说他有多聪明，起码是很理智。

    因为你用最笨的办法想一下啊，这样的好地方，为什么当年的太祖皇帝赵匡胤就没伸手呢？再往前数，为什么连天可汗李世民也仅仅是在那儿设立节度使的职位，并且随便当地人“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置”呢？

    因为“羁縻”。

    “羁”——马络头，即“马嚼子”。有了这东西，人类才能驯服牲畜。引申到政治手段上，就是派出军队去硬性压服。

    “縻”——牛缰绳，和“羁”差不多，“马用羁、牛用縻”，但这里就泛指温柔亲切的软招子。不能总打，得在适当的时候，用经济、物资，甚至皇帝的女儿们去安抚一下。

    只有这样，又拉又打，简称胡萝卜加大棒，才能勉强把彪悍难制，又地处僻远的异族人收服。而且小心，这些人时刻都会背叛。就算到了明、清两代，边疆的改土归流都从没消停过。

    但要说明的是，以上种种，都不过是常识。赵光义自幼读书，他父亲、他哥哥当年在战场上抢战利品时，都特意给他一车一车地往家里拉书，这点小科普对他来说真是太儿戏了。高明的人要往深里想，历史只能代表历史，不然魏晋南北朝时，那些胡人还敢梦想到中原来撒野吗？

    赵光义抛开陈旧的历史概念，仔细地分析起这批西夏人无偿送礼的原因。

    来的人是西夏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他带着自己的全家老小献地归降。明说了，就是想在开封城里当个京官，再不回去。但是里边却另有文章，严格地说，这时他已经被西夏人抛弃了。

    原来的领袖是他的哥哥李承筠，两年前死了，儿子太小，只好由弟弟，也就是李继捧来接任。可惜他不是赵光义，在那片必须很强很暴力才能生存的土地上，没人服他。没办法，篡位就要分生死，眼看危机临头，他突发灵感，想起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世上流行过一种保命法则。

    唐朝末年的藩镇时期，混不下去的节度使可以偷偷地跑到皇帝身边宣誓效忠，然后就能良田美舍安度余生。这不是很好吗？于是李继捧就来了个照本宣科。

    很好，综上所述，宋朝的分析结果立即得出——一，假设李继捧是真心的；二，如果他是真心的，那么西夏部落就已经乱了；三，如果西夏部落乱了，那么就必须得抓紧时间了。

    西夏是块超级肥肉，看看它的四周，东南方是完成了统一大业的宋朝；东北方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民族契丹；西方是繁荣的西域大国高昌；西南方最要命，是他们的世仇，高原上的种族吐蕃。哪一面都是虎视眈眈。你不下手，自有别人下手，你要下手，就必须得抢在别人的前面！

    怎么办？这个时候，难道还允许赵光义犹豫吗？

    赵光义迅速伸手，他赐给李继捧大批金银财宝，给李氏一族在京城盖起了超豪华住宅，然后向党项方面下令，所有李氏族人立即全体搬家，目的地，京城大房子。

    同时派尹宪为夏州知州、曹光实为都巡检使，文武齐备，几乎是在瞬息之间就把当地的“土官”变成了内地性质的“流官”。

    了不起吧，改土归流在赵光义这儿做得就是快。

    政令发出，宋朝人紧锣密鼓去西夏捡便宜，一切也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党项的贵族们百分之九十九都非常听话，他们俯首帖耳离开了自己祖居两百余年的故乡，跟着宋朝的“护送”军队向开封进发。其中李继捧的叔叔、绥州刺史李克文尤其恭顺，他把唐僖宗赐给党项人创业之祖拓跋思恭的铁券御札都带来了，献给了大宋的皇帝赵光义，以此表示全族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眼熟呢？如果把李继捧改成钱俶，把西夏换成吴越，是不是一切就都是夕日重现了？都是主动送上门来，都是举族搬进开封，从此和宋朝的官家们做邻居，一切美满和谐。

    真的吗？

    要注意，这都是对宋朝人而言，请换到党项人那边去思考，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李继捧吗？内迁的消息就像一只筛子，把党项人中最桀骜不驯的人过滤了出来。

    这一天，银州城有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党项青年，他带着几十个随从，抬着自己乳母的棺椁，来到了城门口。他对把门的宋军说，要到城外去给乳母安葬。

    理由充分，况且他的身份也不算太高贵，他只是李继捧的一个族弟而已，当时的官职是管内都知蕃落使。

    就这样，他们出了城，然后从棺椁中取出了弓箭兵刃，纵马狂奔三百余里，逃入草原深处，在现今鄂尔多斯大草原水草最丰美的地斤泽地区扎下了营寨。就在这里，西夏人的反抗开始了。

    这个党项青年的名字叫做李继迁。

    从开始就是仇恨，回顾一下党项人和宋朝人的历史——赵匡胤刚刚登基，当时的党项首领李彝殷就立即遣使上贡，并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彝兴，来避赵匡胤父亲的名讳，同时贡献大批的党项战马。

    到了李彝兴的儿子李光睿，不仅四时上贡，奉献战马，而且还奉命向北汉挑战，来配合宋军的行动。等到赵光义登基，他又主动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李克睿，来避赵光义的讳。

    李光睿死，其子李继筠完全继承祖、父两代的恭顺原则，把宋朝当上国天子崇敬，可惜死得太早，两年之后，党项人的首领就变成了他的弟弟李继捧。

    李继捧更上层楼，把党项全族当了贡品……

    而宋朝人给了党项人什么呢？不过就是一句口头的允诺——“许之世袭”。我准许你们可以在自己的故乡，自主地生活。

    现在，连这句话也过期作废了。

    由此可见，党项人没有半点对不起宋朝的地方，甚至连一点点的失礼冒犯都没有。这是之后千百年间所有的史学家都必须承认的事实。可是上国天朝却欺侮了他们，趁他们出了一个民族败类的时候，迫不及待地抢夺了他们的家园。

    是的，你可以说，国与国之间没有道义，只有利益，赵光义遵循了帝王之道，他的强取豪夺很正常。那么，西夏人的反抗以及他们的报复，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在这之后的百十余年间，无论人家做出了什么，宋朝人也应该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