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公元一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丢了灵州，王汉忠成了替罪羊，让人觉得很冤很愤怒，但是仅仅两天之后，另一位替罪羊就闪亮诞生，冤枉愤怒之外，还让人奇怪得想拿脑袋去撞墙。

    得闹明白些啊，就算要人家死，也得给个理由先？但就是没有，并且事情的起因只不过是一封信。于是这件事在宋朝史上就非常的有名，简称“一封信引发的血案”……

    事情从一个叫任懿的人开始，他是个刚刚通过科考当上官的幸运儿。但是非常不巧，他家里死人了，于是只能扔下官职回家奔丧。就在狂跑的道儿上，可以理解，他一定是心情极度悲伤焦急，所以就丢了点东西。

    就是这封信。

    然后开封城里的参知政事副宰相王钦若大人的脑袋就开始要搬家。因为那封信是王钦若主持科考时受贿的证据。

    前面说过了，宋真宗时期对科考舞弊的重视力度空前，“弥封制”、“锁院制”统统出炉。就在这样的严打浪潮中，王钦若顶风作案了。事情经过如下：在前一年，就是公元一零零一年的科考中，王钦若是主考官，于是他就被锁进去了。但是宋朝很人性化，各位进院的考官们可以单独吃各自家里送来的饭。结果王钦若的送饭家人就带进来了一个消息。说他的夫人李氏，已经做了一笔买卖，请丈夫来配合一下。

    这时就能看出来任懿实在是个聪明人，想使盘外招吗？那得有手段，更要有创意。才不直接去找主考大人呢，这样太简单粗暴了，会吓着大人的。那么最稳妥、最善良同时也最有效的中间人是谁呢？

    主考大人的老婆就最理想了。

    不过那可是有诰命头衔的极品夫人啊，你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地考生就想随便见着？还得再达成交易？做梦不是这个做法……于是再想个办法。

    那就是和尚。

    自古贵妇多信命，她们的身边少不了各种各样的出家人，这些神佛的使者们随时向她传达命运的暗示，结果每一个暗示就都成了命令。然后再由她们去命令各自的丈夫们，于是“神佛”们的意志就变成了现实。

    现在王大主考的老婆就是这样，任懿的贿赂就是由两位与她走得很近的高僧传进王家的深宅大院的，再由送饭的仆人传进了戒备森严的科考重地。

    成交，而且事情顺利，就算有弥封制，王钦若仍然让任懿如愿地考中了进士，当上了官。于是他就再通过仆人——李氏——和尚——任懿，这条单线联系的关系网索要事先约定好的那笔钱（白银二百五十两）。就在这时，任懿的家里死了人，他急着奔丧跑出了京城，但是和尚的追债信却如影随行追上了他。

    此人信用良好，立即按合同交钱。只不过接下来再跑，就把和尚的追债信给丢了……

    之后他们就尝到了当名人的痛苦。王钦若就不用说了，大宋朝权力中枢里的人，天下谁不知道？任懿更是这样，“一举成名天下闻”，他是发达之后再发达，这封信让他登峰造极了。

    追债信变成了检举信，很快就送到了开封城里，宋朝的各位御史大人们立即摩拳擦掌，两眼烁烁放光。天天办案子，可是宰相犯事可真不常见，尤其是科场舞弊，收受贿赂，这个罪名一旦成立，不管是谁，就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时候说一下王钦若的相貌吧，此人很矮，其貌不扬，而且脖子上还长了个大瘤子，日后被人称为“瘿相”。根据他的行为，估计早就有人替他计算过，这个瘤子能给玩刀的侩子手添多大的麻烦。太棒了，现在马上就能实验了！

    于是御史们公推自己的老大，御史中丞赵昌言来办这个案子，工作的精神只有四个字——“从重从严。”而且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让皇帝坐不住了。

    赵昌言要求提审王钦若。

    开天辟地了，大宋朝自建国以来，别管出了什么事，从来都没有审讯在职的宰相的先例，尤其是这个人和当朝皇帝的关系还不一般。

    赵恒亲自接见了赵昌言，说出的话非常温馨、人性化。他说：这事不合常理。王钦若和朕的关系很密切，要是缺钱直接说话就是了，怎么会收考生的贿赂？而且他是副宰相，事情没弄清楚就下令逮捕，是不是不合适呢？

    答案是合适。御史里的御史，中丞大人根本不买皇帝的账，赵昌言牢牢地记着宋朝御史的天职——对同事要像寒冬般无情。一定要把王钦若扔进牢房。因为事实俱在，前面的犯案经过，完全就是任懿的供词！

    怎么说都说不通，赵恒急了，他直接把赵昌言，乃至整个御史台都调开，换成翰林院的侍读先生来审理这个案子。结果这次的结果就非常令人满意，任懿改口了，新的供词是：他在考试之前，通过自己的舅子认识了一个考官，这位不姓王了，而是姓洪，叫洪湛。但是就此打住，仅仅是认识了啊，可没别的事。之后他还是找到了那两位高僧做中间人，不过高僧们怎样走的门路，把钱就给了谁，他就统统都不知道了……所以收钱的考官，可能姓王，也可能姓洪，但也可能不姓王，更不姓洪，到底姓什么，实在是不知道啊。

    而且更加奇妙的是，上一次交代案情时所涉及的王钦若的门客、仆人都失踪了，再也没处找，等于是无法取证。

    但是办案人员是绝对尽职尽责的，他们绝不和稀泥，而是准确地给出了最终的答案——受贿者就是……洪湛！种种迹象都表明，就是他收了任懿的钱！

    于是就这样定案了，任懿、两位高僧等行贿的被严肃处理，充军发配；受贿的洪湛被判处死刑，最后宽大处理，被除名免官，流放儋州（今海南）；最初审案的赵昌言也有罪，他的能力尤其是态度实在太让人失望了，根本不适合做御史，被撤职，从此成了闲散官员。

    回望历史，这件事和王汉忠事件都表露了赵恒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决不仅仅是不公正，或者昏庸。昏庸有很多种，比这荒唐一万倍的事件在中国的历史中也比比皆是。就像每一个皇帝，哪怕是汉武帝、唐太宗那样的千古一帝，也都有自己的小毛病，可是之所以会那样做，就耐人寻味了。所以要想，赵恒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两件里受益的王超、王钦若，都有一个特点，即对赵恒有恩。王钦若不必说了，王超在真宗朝屡立战功，在赵恒的心中，绝对不是王汉忠这样的京城守将所能比；再看洪湛，此人在不久前曾经做过一件事，应该是他的取死之道。

    赵恒事先派去勘测绥州城到底能否筑城，回来报告说筑城有七个好处二个害处的那个官，就是他。

    综上所述，再加上后来赵恒的人生表现，他的动机就非常明显了。那就是他太看重过往的感情，以自己心灵的好恶来判断事情的对错。

    他不理智，他在清醒中做着错事，但是毁坏的程度却总在控制之中。他的这一特性，也给他治下的宋朝最终定性。

    李继迁也在忙着给自己定性，因为人世间的真理就是——不是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了，是你做到了什么，你才是什么。

    于是他铆足了劲，继续做。

    灵州打下来了，而且没费什么劲，下一个目标是哪儿？按说应该是西边了，但是别急，我只要不向南就对吧？现在我向……东。

    东边，很遗憾，那还是大宋的地界。这时有必要提一下当时的党项、宋、辽的三方交界地了。党项的定难五州向东，正是宋朝的最北方边界，那时称做“河北”，最前端的丰州已经顶到了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伊金霍洛旗和准格尔旗。但是那里李继迁说死都不敢去，因为那是辽国人的地盘。

    敢进，他就会把宋朝和辽国都惹火。

    于是他的目标就只能向下稍微偏移一点，就是麟州。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上一次打下清远军之后，就直奔这里的原因。

    说一下麟州，这是个极有传奇意味的地名。在《杨家将》里，杨家第一代英雄火山王杨衮（真名杨信），他的驻地就是麟州，还有杨门女将里最强的穆桂英，她的娘家穆珂寨也能在这里找到原型。它们分别叫“火山军”和“神木寨”。这一片土地从唐末开始，就一直动乱不停，直到宋朝建立，也一样时刻经受着契丹人的侵袭，所以这里的民风极其强悍，边民们的战斗力丝毫不比宋朝的京都禁军差。

    但是这些对李继迁根本无效，就算上次在这儿被曹玮痛扁的记忆他都不在乎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灵州城一样嘛，打了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只要不断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于是他就再次努力。他带来了两万名党项骑兵把麟州城团团围住，就像当年赵光义围幽州一样，是四面围，半条活路都没给城里人留下。看着是不是也很蠢？他要的是地盘，并不是城里人的命，那为什么这样赶尽杀绝，逼着城里人跟他拼命？

    这正是他高明的地方，也证明了他的确是有备而来。这正中了麟州城的要害，因为这座城里没有水源……只要把城里的人都堵住，宋朝军民的命运就只有两条。一，在城里活生生渴死；二，出城来和党项人决斗。

    而人类忍受缺水的极限是多少时间呢？这是个恐怖的念头，或许只需要半天的时光，战士就将失去战斗力。这让李继迁越想越得意，并且总是抢劫别人粮道的他这次也不会再让曹玮钻空子了，剩下的还有什么？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曹玮现在并不在麟州城里，他升官了，是麟、府、浊轮部署，负责整个周边的安全。城里守卫的人是知州卫居实。

    这个名字和灵州城的裴济一样，此前默默无闻。但历史马上证明了宋朝的边关守卫者们绝大多数都是英勇尽职的好男儿。

    面临险境，卫居实想到的是进攻，事实上这也是麟州城的唯一活路。这一点曹玮更加清楚，在党项人刚刚围城时，他就派来了援军，是金明巡检使李继周。但是很遗憾，初战失利，李继迁的包围圈纹丝未动，李继周撤退了。

    之后曹玮就沉默了，但这实在不能怪他，里面有个秘密。上一次他之所以能突如其来地劫断了李继迁的粮道，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军队的复杂成分。

    很多是内附的熟户，就是已经投降宋朝的党项人。就像刚才的李继周，他就是个熟户，以前和以后都对宋朝忠心耿耿，但是这时呢？李继迁已经又一次摇身一变，成了党项人中兴的偶像，一颗前所未见的党项牌的太阳，那些貌似养熟了的党项人还会出力吗？或者说曹玮还敢在战场上使用这些人吗？

    此一时彼一时，都成了问题。于是险要关头，卫居实只能靠自己。战斗从最开始就进入了搏命阶段，每时每刻都关系着水源和生命，史书称麟州城“屡出奇兵突战”，而且卫居实出重赏招募勇士在夜晚顺长绳悄悄滑出城外，偷袭党项人的营地。

    很有成果，黑夜之中李继迁的人马分不清敌我，自相残杀，伤亡惨重。但是时间却是麟州城最大的敌人，卫居实已经不分昼夜的战斗了，可是一天一天地过去，水……麟州城还是没能夺回水源地。

    这时远在开封的皇帝赵恒也坐不住了，麟州危急，李继迁竟然打进了宋朝国境，这在事前绝对没法想象！匆忙之中，他只来得及用最快的速度向麟州全城传旨，令军民人等合力守城，有功者重赏，环、庆都部署以下的高官任选！

    但这都是假招子，这时就算把大宋朝西府枢密使的头衔加到卫居实的头上去，难道就能让李继迁打半个寒战？真正的决定性的力量来自北方第一重镇太原，以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雨中的麟州城得到了上天的恩赐，接下来并州、代州副部署张进（最强方面军的副统帅）突然出现，他是亲自率军赴援的，到时战争才进行到第五天。李继迁再次露出了贪狼本色，强敌来到，他根本没敢接战，立即就撤退了。不过也难怪他，就在这五天里，他的兵已经死了一半，都一万多人了！

    这就是当年麟州之战的惨烈，五天之内见分晓，攻击的一方都死伤过半，防守者的处境更加可想而知。尤其凶险的是，卫居实和李继迁都不知道，张进是私自带兵杀过来的，他没有皇帝的诏书！

    太原府的重兵是不奉诏绝不允许动用一兵一卒的，以潘美当年的威望，在救援张齐贤时，还被赵光义硬生生地从半路上挡回去，想想张进冒了多大的风险？庆幸的是，事后赵恒没有责备，而是特意下诏奖励张进，这是个巨大的鼓励，宋朝边关将士的枷锁似乎从这时起又松动了一些……

    但这只是个美丽的错觉，宋朝的军人们几乎是立即就清醒了过来。事情的起因是北方的前线总帅王显因为年老辞职了，得有人接替他。人选没有争议，是按顺位上浮的。

    王超。

    此前他就是王显的副手，这时被从西线紧急调回，到北方重操旧业，他的副手是王继忠和韩守英。至于西线，自有王汉忠替他背黑锅。

    记住这些名字，包括已经辞职，退出军界的王显。此后历史的走向与他们紧密相联，牢不可分，尤其是王显。他自己都不会料想到，一个曾经的枢密使头衔竟然能对宋、辽两国的战局，还有不久之后东亚地区最大的那次对抗与媾和起了那么重要的作用。

    回到王超。他上任之后第一次被皇帝接见，就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希望把莫州、北平寨、定州方向的骑兵大阵前移，达到保州和威虏军城之间；第二，在王显时期，除了骑兵大阵的主力军团之外，一些特殊的将领，比如张凝、魏能、田敏、杨延昭、杨嗣等人都拥有自己的一支军队，被称为“奇兵”，不归三路部署司的指挥。现在王超要求把他们都划到自己的名下，让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北方总帅。

    平心而论，在纯军事角度上，这些要求都不过分。稍微想一下前面的战绩，就能发现王超都说在了点子上。

    第一点，大阵不前移，离边境就太远，如果像上次那样战争突然爆发，根本就没法及时反应。其结果就还是只能由张凝、二杨的部队去和辽军的主力抗衡，上一次是胜了，可不会总那么幸运吧？

    第二点，其实是最基本的常识，统一指挥，只有统一了指挥，才能打集团军作战的庞大战役，这难道有错吗？从这个意义上讲，上一次的胜利只不过是侥幸，是那场大雨，还有二杨、李继宣、秦翰等人自发性的积极配合，才拼出了那场胜利。这不是常胜之道，必须得改。

    但是赵恒全部否决。他很温和地回答王超，说不必急于和辽军决战，保持原状，你上任去吧。然后转回头向各位宰相、枢密使大人们发问——还有别的人选吗？把王超换了。

    别怪赵恒，这不仅是大宋朝的官家们，就算是唐、甚至对外军事战绩最成功的汉武帝刘彻都不见得会同意的要求。用人不疑，可是真要用后不悔就太难了。卫青、霍去病给他带来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后面的李广利就让他追悔莫及。像王超这样当面要权，要是答应了，你信不信他下一步就会连监军都赶走？

    好在这时东西两府所有的长官集体向皇帝保证，王超最称职，只有他了。

    赵恒就没再坚持，但他还是把王继忠和韩守英私下里找来，这两个人都是他当太子时的亲信，他悄悄地叮嘱，说你们都是我的心腹爱将，要尽心，要稳重，要上下一心……

    在下一次宋、辽大战之前，宋朝的将军们就是这样走上战场的。

    时间在逐渐接近那个改变东亚格局的巅峰时刻，但是直到这时，那位主角里的主角，最凌厉风发、光芒万丈的人物却还没有到位。

    直到王超离开京城，赶赴前线后，此人才从开封之南的邓州一步三摇地晃进京城。是寇准，一别四五年，他终于又回来了。不过很可能仍然宿酒未醒。

    这几年里他过的是标准的腐败高官的花天酒地式生活，糜烂奢侈的程度居然都给邓州城留下了千年不衰的传统产业——花烛。因为他好喝酒，而且绝不喝寡酒，要有声有色有歌舞。

    说声，往来无白丁，邓州知府衙门里文人雅士络绎不绝，就像一个超级文化大沙龙；

    说色，寇准在黑夜里说了，“要有光——”于是光明大作，邓州府入夜之后灯火通明，偌大的宅院里就连马厩和厕所都用蜡烛照明（注意，一千年前的蜡烛很贵的），效果要达到第二天起来一看，烛泪要成堆，高到足以把人绊倒；

    说歌舞，就更不得了，寇准喜欢的是“柘枝舞”。据传说这种舞蹈起源于西域、流行于唐朝，是一种集体舞，跳舞的人数少则二十四，多的到四十人，跳起来场面宏大，气势非凡，那叫一个震撼！而舞台通常是巨型厅堂，或者用超级帐篷搭起来的围幕，寇准的酒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喝的，每一次都看得如醉如痴，喝得昏天黑地。一般来说，由于酒局现场的灯光过于明亮，参饮的各位名士根本都分不清当时是黑天还是白昼，他们一旦走出围幕，马上就天旋地转，头晕脑涨，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次都扶着墙进、再扶着墙出……

    这样的生活怎么定义呢？首先要强调，没人敢管他，别看他当时只是个知州了，但是资历太雄厚，他从前是宰相！这一点就足以把他头上的转运使等顶头高官震死。再有，就是他给后来者开了个特别糟糕的头，以后二三百年间的众多退休宰相们，都这一个德行了，不说远的，张齐贤也这样。可是要往好里说，比如说你直接问寇准，这样的恶搞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寇准会先用眼神杀了你，然后他的拥趸们才会极其不屑地对你说——不懂就别问，寇准有扭转乾坤之力，补完天地之手，比三国时有名无实的庞统强一万倍。庞统被强迫当县令时都可以喝酒误事，来发泄不满，我们寇准为什么就不行啊？！

    问题不是不行，而是影响太坏，以至于皇帝想提升他时，都有人站了出来大声喊反对。翰林学士杨徽之，这是位学识品德都无懈可击的老前辈，他完全用事实来说话，把寇准从根子上就全都否定了。

    一句话，寇准不是个贤臣，他最初升官时的路子就不正！还记得吧？他是以天旱为理由，证明宰相失职，把当时的王沔告倒，才当上的副枢密使，从此平步青云的。这在后人看是痛快刺激，可是在士大夫阶层里，这就叫“倖进”，是投机取巧，迎逢皇帝，最无耻的一种举动。

    所以他是回来了，不过职务上还不能太乐观，宰相没他的份儿，屈尊吧，先干两天开封府尹……

    宋朝的开封府，那是个超级有传说有故事的衙门，而寇准，他本身就是个故事和传说。这时轮到了他来当开封府尹，于是传说和故事就突然间泛滥成灾了。

    快年底的时候，来了两个告状的。来头相当巨大，是前宰相薛居正的孙子，刚刚死了的左领军卫将军薛惟吉的儿子。叫薛安上、薛安民。他们要告的人是……他们的妈。

    妈姓柴，是薛惟吉的正室大老婆。柴氏没生育，这两个儿子都是妾生的，但在古代理法上，她就是薛惟吉所有子孙的亲妈亲奶没商量。

    只不过她马上就要改嫁，按说这很正当，古代女子初嫁从父，再嫁由己，男人死了，服过孝了，嫁不嫁的谁也管不着。那么这两个儿子来告什么呢？

    初看是心理不平衡，因为他们的妈，这位柴氏女真的是太非同凡响了，她第一次嫁，就嫁给了前宰相的儿子，第二嫁，居然就嫁给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前宰相！

    张齐贤。

    这时迎亲的马车都跑在道上了。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张齐贤花痴了吗？这时他的岁数也相当不小了，这位柴氏女就算再漂亮，又能怎么样？值得他坏了这么多年的纯洁名头，还连带着把从前的老上级、老领导的名声也都毁了，让自己和死了的薛居正一起难堪？

    别急，自有原因。这位柴氏女可是位“财女”，她把老薛家父子两辈人所攒下的所有财产都打包捆进了自己的嫁妆里，在一千多年前就实现了妇女离婚法、继承法上的先进理念，一个子都没给两儿子留下。这就是让薛安上、薛安民抓狂的根本原因。

    案子到了开封府，寇准一看心花怒放，太棒了！想什么来什么，告张齐贤，求之不得！因为《宋史》上有个说法，寇准这些年一直被压在邓州喝酒听歌，很大程度上是被张齐贤压制的。两个一样有脾气有性格的大佬，早好多年就是老冤家了。

    这时天道好还，寇准是抬头见喜，上任就能出口恶气。但他再不是以前了，这次他做的一点都不过分，直接原封不动地把原告状子转交给了皇帝。

    怎样？一点都没添油加醋，看着很厚道吧，不过事实上他已经最大限度地凶狠了。以开封府尹的职权，根本没法提审前宰相张齐贤，就算他寇准一样也是前宰相都没用。只有皇帝和御史台才能做到这一点，于是他什么都不说，绝不给张齐贤留下任何借机发力，转移视线的机会，就让案件升级，并且扩大了影响。

    赵恒只能受理，下令转交御史台。就这样，这事儿就谁都掩不住了。可是万没想到紧接着就轮到了百官克星的御史台郁闷。

    柴氏根本就不怕事大，这女人超强悍，她以薛家夫人的显贵身份，没定罪之前根本不怕受任何伤害，于是她反咬一口，把薛家的两儿子给告了。

    而且用的手段骇人听闻，她为了一点遗产分割，以及二婚再嫁的破事，居然走到皇宫的大门口，把登闻鼓给敲响了。这里要强调一下，登闻鼓只有在封建王朝的最末尾阶段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到了清朝时，规定除了“必关军国大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这样的案子才能击鼓鸣冤。但这样的形容词得配上什么样的人间奇闻，才能靠上点谱呢？

    所以满清时基本这玩意儿就是个摆设了。

    但是从前不这样，就在赵光义时期，还有人因为丢了一头猪，就敲鼓把赵恒他爹给震出来过……所以柴氏的举动也不算过分，但是在一千年以前，一个贵妇人因为急着改嫁，就敲得惊天动地的，这就实在耸人听闻了吧？

    于是赵恒就只有再次坐殿听案，接着案情就有了大发展。柴氏说了，她的儿子本是好儿子，完全是一个人给教坏的，那个人就是现任的副宰相向敏中！

    具体情节是向敏中看上了薛家的老宅子，先是以种种手段贱价买了去，然后更打起了她的主意，要娶她过门。而她那么贞洁当然不愿意了，于是向敏中就教唆她的儿子们来反对她，这完全就是个阴谋，向敏中卑鄙无耻，就是想财色兼收，不成功就这样蓄意报复！

    案情突然大发展，有了新料了。这样大宋朝的君臣一方面仔细打量这位柴氏女，看看她为什么就这么有宰相缘呢？这就是三个宰相和她有关系了……一方面就转回头问向敏中，老实回答，怎么回事？

    向敏中脸色惨淡，他承认了的确用五百万贯的价钱买了薛家老宅，但是柴氏他根本没见过，怎么能谈到男女作风问题？而且他刚死了老婆，正在用尽全力地悲哀呢，哪有心情想女人？

    嗯，赵恒想了想，就没再追究。但是要命的是，登闻鼓紧跟着就又响了，还是柴氏，她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一定要把向敏中拉下水一起淹死！

    这下子皇帝可真火了，国家大事、辽国党项，这么多焦头烂额的事都顶着他的脑袋，一个死女人居然也这么的缠着他！没别的，他下令把这女人扔进御史台大狱里，好好地审问一下，她到底错乱了哪根大筋。

    于是恶人自有恶人磨，柴氏在御史台里招了（别说是她，就是苏东坡后来都在这地方挨揍，一样的鬼哭狼嚎），她背后的确有人，是张齐贤的大儿子张宗诲。目的就是要转移视线，用向敏中顶缸，谁让他真的买了薛家的房子。

    这时候一个案底也被查了出来，关于薛家老宅的房子，是太宗陛下当年亲自批过不许买卖的。那时就是知道了薛家的儿孙们不成器，怕他们败光祖业。于是向敏中倒霉，千不该万不该，正赶上一个中年女人急着找男人……于是他就被御史台给弹劾了。

    但是事情远远没完，墙倒众人推，向敏中的冤家们一个接一个地跳了出来。先是三司使里的盐铁使王嗣，此人堪称目光独到，一击必中。他直接点到了向敏中的死穴。他向皇帝报告，说向大宰相犯了欺君之罪，他死了老婆马上就在想女人，已经预订了驸马都尉王承衍的女儿，只差下聘礼了！

    火上浇油，赵恒立即派人去查，结果王家的女儿亲口承认这是真的……赵恒失望透顶，这就是他的宰相，好了，罢免他。

    这样第一个冤家的报复成功，紧接着是第二个，这次是翰林院的学士宋白。此人以前找向敏中借钱，但是宰相大人没借，于是就怀恨在心。这时罢相制就由他来写，他忍住了满心的喜悦，调动起全部仇恨，给向敏中批了八个字，让他背一辈子——“对朕食言，为臣自昧。”

    向敏中捧着这样的诏书，眼泪一滴滴地落下，简直是奇耻大辱痛不欲生！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他，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是在说他目无君父，是个最为人所不齿的小人！

    但是生活仍然在继续，他被调出中央，担任永兴军节度使，之后兢兢业业，负责大宋朝的整个西北战区，直到真宗皇帝的末年，又重回中央，再做宰相。

    这件事里的其他人，也依次受到惩罚，一个都没跑了。张齐贤被贬职去当太常卿，彻底一个闲职，而且东京开封就别待着了，你太烦人，滚到西京洛阳去；他的智慧超人的大儿子被贬得更远，到海州去当别驾；薛家人的处罚看似轻了些，不过当事人肯定痛入骨髓。

    柴氏只被罚铜八斤了事，薛安上被打了一顿板子，一切就算结束。不过柴氏的所有家当都被收没入官，从此无钱一身轻，而且再婚的美梦彻底破灭。别说张大宰相不敢娶了，她的泼妇名声已经随着激昂的登闻鼓声传遍了神州大地，估计就连契丹人都对她没兴趣了……薛家的公子们没法卖房子，只能守着偌大的深宅大院坐困愁城，捧着金饭碗饿死。

    这就是一个欲婚女人引发的血案。注意，大宋的三位宰相就此变成了两个，还剩下了李沆和吕蒙正，但是不久他们也相继出事，就像前面说过的，一切都像是上天的安排，看着是悲剧，但是不这样，怎么来给那位神奇的强人腾出宰相的位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