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龙应台以亲身的母职经验写下，从长子华安八个月大、弟弟华飞出生到华安八岁，孩子成长的点滴、生养的喜悦与痛苦、母职与个人事业的冲突……让我们看到，原来，龙应台是这样做妈妈的；华文界这一枝极具影响力的笔，是这样教育她的孩子的。而今，书里的安安与飞飞已是十九岁、十五岁的青少年，他们如何看待母亲对他们的影响呢？在十周年纪念版出版前夕，华飞与华安分别写下他们与母亲共度的童年时光。（编者）

    放手

    在抽象思维和大视野、大问题上，她好像懂得很多，但是德国生活里的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华安懂得多。因为这种「分裂」，我就常常和她有不同意见，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因为有这样不进入「状况」的母亲而觉得羞愧……

    童年彷佛很近，然而幼稚的记忆是模糊的，片段的印象也没有时间的顺序，我很难找出一条逻辑清晰的线来叙述。儿时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少，但个别的场景分明，大部分的时间都环绕著母亲，但是因为太多，印象就朦胧成一团。

    我们之间一直有成长的「拔河」

    我的父母亲太不一样了：父亲扮演了一个放任自由的角色，但是对我的成长细节没什么理解，相对之下，母亲就变成集责任於一身的严格的教育者，但是又充满温暖。母亲和我最大的歧异在於，我只在乎好玩，她却很在意什么是我将来需要的才能或者品格。譬如弹钢琴，在母亲面前假装练琴练了八年，其实根本没练，今天也全忘光了；这场拔河，我是赢了。譬如游泳，母亲说游泳重要，所以我就努力杯葛，总是用最慢的速度走向体育馆，好几次，我走到的时候，游泳课已经下课了。被母亲逮著时，她会连拉带扯地把我塞进汽车里，一路「押」到游泳池，但是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总是老鼠赢的机率高。

    我承认自己是个顽皮的孩子。琴弹得不好，泳游得不精，我也没法倒过来「指控」她说，「当年我小，你应该强迫我啊」，因为我记得那么清楚，当年她就说，「好，现在我不强迫你了，但是你长大以後不要倒过来埋怨我没强迫你喔。」

    尽管我们之间一直有这种成长的「拔河」，母亲却仍然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用她的语言来说，「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跟我接触的德国人总是说，「安德烈的思想和举止特别成熟」，我大概不得不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教了我如何作深刻的批判、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於现象如何敏锐静观。当然，并非事事美好。我超强的「敏锐静观」能力，往往不是用在该用的地方，譬如课堂里枯燥无味的讲课，而是在不该用的地方，譬如课堂外头唱歌的小鸟。接连四年的成绩单上，不同的导师却都写相同的评语：安德烈不够专心。

    跟什么都「放手」的父亲比起来，母亲简直就是我和弟弟的「家庭独裁」。今天我能够理解了：她对我一方面极其严格，督促我努力学习、认真做事，一方面却又极其讲究自由尊重和理性思考。这两种有点矛盾的态度来自她自己身上两个成长印记：一个是她本身在台湾所受的教养──保守的、传统的，另一个却是，她是一个成长在一九六年代末、七 年代初的知识分子──崇尚自由和理性。

    华飞所记忆的童年和我作为「老大」的是有差异的。他记忆中，妈妈有很多的口头威胁却从来不曾真正对我们「动武」──那是他的部分，我可记得她的梳子，还有那一支细小的鸡毛掸子，手心打得可疼，有时候也打屁股，还有，总共有两次，她甚至打了我的脸。

    当然最多、最鲜明的记忆，还是那些温馨甜美的时光。周末，一整个晚上我们三人围在床上一起朗读、讲故事，整个晚上。从《安徒生童话》、希腊神话到传统的中国民间故事，从花木兰到，我们的视野地平线简直是一种无限宽阔的开展。母亲和我们这种亲密相处方式，说起来就彷佛是现代亲子教科书里会鼓吹的一种知性教育范本，但是对於当时的我们，也不过就是晚上与母亲的温存时刻，而且，为了不睡觉，讲故事朗读的时间，能拖多长就拖多长，愈长愈好。

    就在我写的此刻，更多的回忆一点一滴地渗进我的思维。以我和弟弟、和母亲的关系来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两个人是我的「家人」，反而比较觉得他们是我的挚友。对我的朋友们我是不太愿意承认的，但实情是，我是在和华飞的日夜厮磨中长大的，而母亲，更曾是我的宇宙核心。一个典型的下午，做了功课（或说，我假装做了功课之後），我们俩一定是在母亲的书房里流连。每当「底笛」和我在书房里乱搞了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母亲就会从书桌上抬起头来说，「喂，看看书怎么样？」

    德国是一个母亲不熟悉的「异国文化」

    她没变，这个句子到今天她还在说──而我也没变，仍旧不爱看书。希望我「发挥潜能」的这个想法在母亲心中，有时会引发一种极其尴尬的情况。我记得五年级时，母亲收到学校一个通知：如果认为孩子有音乐天分，家长可以带孩子去面试，以便进音乐资优班。母亲以为这是所有孩子都得上的课，因此如约带了我，准时到达了音乐教室门口。坐在钢琴旁的老师，要我开口唱一首最简单的德国儿歌，我却当场吓呆了，一个字都唱不出来，伊伊呀呀不成音调，手指放上琴键，却一个音也弹不下去。音乐老师显然不耐烦了，跟母亲解释，这是有特殊「天分」的孩子才需要来，母亲却觉得，她收到的信明明说是每个人都得来的。

    当然母亲理解错了。

    那是第一次，我发现，德国是一个母亲不熟悉的「异国文化」，在这个「异国文化」──我的「本土文化」里，我比她还行。十岁，我就发现，在抽象思维和大视野、大问题上，她好像懂得很多，但是德国生活里的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华安懂得多。因为这种「分裂」，我就常常和她有不同意见，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因为有这样不进入「状况」的母亲而觉得羞愧。

    今天，我却以母亲的「异国文化」为荣，以这样的母亲为荣。即使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常常有沟通的困难，我想告诉她：不要忘记这些过去的记忆，因为这些记忆，会跟著我们的人生，一生一世，只不过，它们不再像我们儿时那么的明显。你可以说，「孩子你慢慢来」，可是有时候，快快地「放手」或许也是必要的。我知道，这很难，难极了，但是如果你记得我们儿时的甜蜜时光，如果你知道你在我们心中永远的位置，或许，它就会容易一点点。

    华安（十九岁）

    我这样长大

    我们坐在床上，哥哥和我并肩靠著枕头，被子盖在膝上。妈妈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开的。她并不照著书本念，而是用讲的。我们也不断地七嘴八舌打断她：「那孙悟空身上总共有几根毛呢？」「猪八戒用鼻子还是用嘴巴呼吸？」她永远有办法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且回答永远那么生动那么新鲜有趣……

    十二点四十五分，终於到家。

    村子里的维多利亚小学离我们家大概只要走十分钟，但我通常需要两倍的时间。十二点一放学，几个死党就会讨论：今天走哪条路？每天试不同的路线。我们走得很慢很慢，边走边玩。最「秘密」的一条路，是绕到学校後面，穿过一个坟场，半片无人的森林。

    当然，在小店「写写」逗留一番是绝对必要的。「写写」是学校附近唯一的小店，卖文具纸张还有玩具。我们每天去看有没有新的「乐高」，然後算算还要存多久的零用钱，才买得起。所有维多利亚小学生都熟悉的那个女老板，总是用一种很不高兴的眼光往下面盯著我们看，一副恨不得把我们都抓起来丢出去的表情。最奇怪的是，她的德文姓是「热情」，我们礼貌地叫她「热情太太」。

    一进门我就习惯地大喊，「妈，我回来了！」

    楼上书房就传来一声「好」的回答，然後一定是打喷嚏。妈妈有花粉热。

    不情愿，但是没办法，回家第一件事一定是写作业。一边写作业，一边闻到厨房里传来的香味：好像是洋葱炒猪肝，还有香喷喷的泰国香米饭。功课只有一点点，做得差不多的时候，饭菜大概已经摆上了桌，这时哥哥华安也到了家，大概一点半，也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了。

    饭桌上的谈话，总是绕著学校吧。我很热切地要报告今天老师教的我们的「村史」──村子里有条小溪，我们常到那条小溪里用手抓鳟鱼。「村史」地图把那条小溪画了出来。

    吃过饭之後，就真的没事干了。我就跟著妈妈走进她的书房。我趴在她脚边的地毯上画漫画，她在书桌上写字（要到好多年之後才知道她是在写「文章」）。

    她一直打喷嚏。我动不动就去纠缠她，坐在她腿上，跟她说东说西，一看她又低头写字了，我就又要她下来，跟我一起趴著，看我画的东西。

    现在回想，真不知她那时怎么写作的。

    时间慢慢走，总在这时候华安从他的房间大喊，「妈妈，作业做完了，我可不可以去踢球？」妈妈的反应永远是大惊小怪：「怎么可能？你每天的作业只做十五分钟都不到啊？人家台湾的小朋友要写三个小时呢，德国教育有毛病！」她就离开书桌，拿起华安的本子翻一翻，华安咕噜咕噜胡乱解释一通，妈妈就准了。

    但是慢点，有条件：「你让弟弟跟你一起去好吗？」

    华安太不情愿了，因为他觉得小他四岁的小鬼很烦人，很黏，很讨厌。他跟妈妈磨来磨去，就是不肯让弟弟跟著他。我呢，站在一旁，假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甚至於酷酷地说，「我根本不想去。」但是，唉，心里想死了：拜托，让我去吧。

    结果多半是哥哥让步了，我们一高一矮就抱著球，出了门。

    球场非常简单，其实只是一块空地，加一个老旧的门。一下雨就满地黄泥。华安的伙伴们已经在等他。我们开始死命地踢球，两个小时下来，头发因为泥巴和汗水而结成块，鞋子里满满是沙，脸上、手上、腿上，一层泥。可以回家了。

    有时候，哥哥铁了心，就是不肯让我跟，妈妈也理解他，不愿勉强。她就会带著我，可能还有「小白菜」──我的小小金发女友，走到家对面那个大草原去采花。都是野花，采了的花，放在妈妈带来的竹蓝里，带回家做植物标本。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个本来装蜂蜜的玻璃瓶，她用剪刀在金属瓶盖上啄出几个洞。草原上的草长得很高，蚱蜢特别多，蹦来蹦去。我就一只一只抓，抓到的放进玻璃瓶里。原来那些洞，是让蚱蜢呼吸的。

    玻璃瓶里装了几十只蚱蜢之後，我们就回家。我把蚱蜢再一只一只从瓶子里倒出来，倒到我们的花园草地上。也就是说，我开始饲养蚱蜢。

    可是好景不长，很快我就发现，蚱蜢把我在花园里很辛苦种下的番茄都给吃掉了。

    有时候，妈妈带我们在草原上放风筝。草原那么大，草绿得出水，我们躺下来，看风筝在天空里飞。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躺在那里。

    然後就是晚餐时间了。晚餐，通常是由我们的匈牙利管家煮的。她常做匈牙利炖牛肉给我们吃。

    妈妈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开的

    吃过晚餐以後，妈妈准许我和哥哥看一点点电视，大概半个小时到一小时，绝不超过。对这个她特别严格，一点不心软。时间一到，妈妈就出现了。像个母鸡一样，把我们半推半牵带到浴室。「刷牙」的仪式是这样的：浴室有两个洗手台，她放一只矮脚凳在一个洗手台前，那就是让我踩上去的地方；我太矮，上了矮脚凳才看得见镜子。她就靠在浴缸边缘，看我们刷牙，洗脸，换上睡衣。哥哥转身要走，她就大叫：「牙套──」哥哥矫正牙齿三年，我听妈妈叫「牙套──」也听了三年。她总是用德语说「牙套」这个字。

    洗刷乾净了，接著就是「孙悟空时段」。我们坐在床上，哥哥和我并肩靠著枕头，被子盖在膝上。妈妈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开的。她并不照著书本念，而是用讲的。我们也不断地七嘴八舌打断她：「那孙悟空身上总共有几根毛呢？」「猪八戒用鼻子还是用嘴巴呼吸？」她永远有办法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且回答永远那么生动那么新鲜有趣。同时跟我们看图，让我们认识故事里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和造型。

    听到猪八戒「怀孕」的那一段，我和哥哥笑得在床上打滚。然後哀求妈妈：「再讲一次，晚一点睡觉，再讲一次……」

    再怎么耍赖，睡觉的时刻还是逃不掉。讲了二、三十分钟故事之後，她就把书阖起来，一个人亲一下，然後就关了灯，轻手轻脚带上门。

    搞得妈妈无法工作，给我们莫大的成就感

    我们在黑暗中，听她轻轻的脚步声，走向她的书房（也要好几年之後，我够大了，才知道，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她才能开始写作。）。

    她一走，我们就从被子里出来，开始捣乱，「躲猫猫」的游戏正式开动。我们悄悄开灯，玩「乐高」积木，或者大声讲话，或者躲到衣厨里去，就是想等她发现，等她来。没几分钟，她不放心，果真来了。假装生气地骂人，把我们赶上床，关灯，关门，又回到她的文章。她一走，我们又像老鼠出洞，开灯，钻到床底下，唱歌、说笑……等她来。

    她又来，这回有点气急败坏了，把我们从床底下揪出来。

    她不太知道的是，她愈是气急败坏，我们愈兴奋。搞得妈妈无法工作，给我们莫大的成就感。

    这样来来回回好几回合之後，都过十点了，妈妈会气得拿出一支打毯子的鸡毛掸子，做出很「狠」的样子，「手伸出来！」我们就开始绕著房间逃。她怎么也打不到。见她老打不到，心里的得意到今天还记得。当然，也要等到长大之後，才发现，唉呀，她不是真的打不到啊。

    最後，我们自己把自己给累倒了。倒在床上，精疲力尽。

    模模糊糊中，感觉有人进来，那是工作了一整天的爸爸回来了。他轻轻地推门进来，走到我床边，摸摸我的头，弯下身来在我耳边很轻很轻地说：「晚安，孩子。」

    华飞（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