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那边的结果很快就来了，问丁乙什么时候可以过去做术前准备。
她是个急性子，很想知道这个手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回答说什么时间她都能到场，于是那边给她定了第二天下午一点。
她按时去了手术室那边，一个年轻的拉丁美洲女人接待了她，但并没像她期待的那样，告诉她手术怎么个做法，也没领她观摩一下手术室，而是让她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啰啰嗦嗦地问她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父母亲属祖宗三代，边问边往电脑里输，把她问得气不打一处来：“我第一次到你们医院看病就填过这些信息了，你们电脑里没这些东西吗？”
“应该有，但我现在没调出来。”
“你怎么不调出来呢？”
“我可以调出来，但我还会问这些问题，因为我需要核实，这是程序。”
她觉得好笑，你核实什么？难道你怕有人会发神经，冒充我来让医生把宫颈切掉？
但她知道美国人是很重视程序的，重视到教条主义的地步，她不想跟医院闹别扭，只好耐着性子，陪着那人啰里啰嗦。
啰嗦了一阵，那人拿出一个小册子和几张表格，让她自己先看一下，再决定签不签字。
她看到表格上有遗嘱的字样，不由得感到很悲伤，自己可真是一穷二白啊，一点遗产都没有，如果她这次手术死了，就彻底完蛋了，一分钱都不能给女儿留下。她希望她能熬过这一关，不至于死在手术台上，也不至于是癌症，最好能拿到J州那个工作，那样她可以在有生之年挣一点钱留给女儿。
但她往下看了几句，就差点吓死，那都是些啥玩意儿啊！完全像安排后事一样，净是“如果你失去知觉和说话能力，谁替你决定如何进行抢救”，“如果你成为植物人，谁决定是否要继续维持你的生命”之类的雷人语句。
还有非常恐怖的“安慰”：你不必签署这个文件，即便你不签署，我们也会尽力抢救，但我们对你实施的抢救，可能并不是你想要的，也可能是保险公司不赔的，所以请你慎重考虑，事先指定代理人，替你做决定，等等。
她惊慌地问：“我这个手术很危险吗？”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
“怎么Z医生说只是一个门诊手术呢？”
“门诊手术就没风险了？”
“为什么门诊手术还需要全麻？”
“我们不知道，医生说全麻我们就全麻。”
“全麻很危险吗？”
“麻醉都有风险。”
“什么风险？有没有麻过去之后再也醒不来的？”
“当然有。”
她吓昏了，打探道：“那我非得做这个手术不可吗？”
“既然你不知道该不该做这个手术，我们就不要做这个术前准备了，别浪费我的时间。”
她烦了：“你这什么态度？我只是问一下，又没说不做手术，你怎么可以决定不给我做术前准备？”
那人也烦了：“你现在情绪非常糟糕，我们这个术前准备进行不下去了。”
“那就把你的上司找来！”
这是她在美国学到的绝招，如果遇到不讲理的雇员，最管用的就是“把你的上司找来”，十个有八个雇员听到这句话，态度就会软下来。
但这个雇员显然不是那八个里面的，不但没软下来，还把她扔在那里，自己走出房间，消失不见了。
她差点跑掉，刚走到门边，一个中年女人把她拦住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来给你解释一下：是这样的，这个遗嘱只是一种程序，不管大手术小手术，都要搞这一套的，主要是以防万一，把该说的都说在前面，免得以后打官司。你不想签，就不用签。你也不必担心你的手术，宫颈锥切术只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家，休息一两天就可以上班。”
她估计这人就是领导，看人家的涵养，就是不同，说话就是得人心，一下就让她平静下来。
她最终没签那个遗嘱，觉得签了没好处，如果到了神智不清的地步，谁来决定如何抢救都没太大的区别，可能让医院决定还好过让丈夫决定，他为了省钱，或者为了早日跟情人团聚，说不定早早地就叫医院把她的氧气拔掉了。
她把手术的事告诉了姐姐，姐姐说：“我可以过来照顾你几天。”
“不用了，你有两个孩子要照顾，走不开，再说，我这也不是什么大手术，只是门诊手术。”
“但是总需要人接送你吧？”
“我叫丁丁她爸接送。”
“他有时间吗？”
“他答应了的。”
“你斟酌一下，如果需要我过来帮忙，告诉我一声就行。”
其实她心里非常希望姐姐过来陪陪她，丁丁还小，丈夫又这么木杵杵的，同学靠不上，朋友也都很忙，她连个谈心的人都没有。但她想到姐姐要上班，又离得这么远，还拖着两个孩子，飞过来照顾她太劳累，还是她自己一个人硬挺吧。
她又给韩国人打了个电话，主要是问问麻醉有哪些风险。
韩国人说：“你这个手术麻醉时间很短，没什么风险。你听谁说麻醉有很大风险？”
她把自己跟那个拉丁美洲人的不愉快说了一下，韩国人马上说：“你应该投诉她！”
“算了吧，过都过去了。”
“过去了也要投诉！”
“我投诉她，医院不把她炒掉了？”
“炒掉不炒掉，那是医院的事。但你受到这样野蛮的对待，一定得投诉。”
“我看她那样子和口音，不像是美国人，说不定是拉丁美洲人，也许连正式身份都没有。如果我投诉她，她说不定会被医院赶回去。”
“那怪谁呢？只能怪她自己。你一定要投诉她，不光是为你自己出气，也是防范她今后这样对待别人。如果你不敢投诉，可以把她的名字告诉我，我去投诉。”
“我根本没注意她叫什么名字。”
“没关系，我能查出来。”
她劝了韩国人几句，但没劝下来，也就不想再多说了。如果那个拉丁美洲人因为韩国人的投诉吃点苦头，那也是自讨的。
手术那天，如果不是她再次提醒丈夫，他肯定忘记了。她送了孩子回来，在厨房逮住了他，他正在往午餐盒里装饭菜。
她说：“今天还带饭？”
“怎么不带？”
“我今天中午不是要做手术吗？”
他懊恼地说：“我都忘了这事了，也没安排一下。”
她生气地说：“那你去上班吧，我自己开车去医院，你记得去接丁丁放学，等医院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再开车过来接我。”
他如释重负：“那就这样吧。”
“我把车开到医院去，回来时你接我，那我的车不就留在医院了吗？”
他不假思索地说：“那就叫小温帮忙开回来吧。”
她一听“小温”二字就烦，如果他是叫韩国人或者法国人帮忙，她肯定就答应了。但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温，让她非常生气。早就叫他别跟小温走太近，他都当成了耳边风，一有事第一个就想到小温头上去了。
如果叫小温把她的车开回来，那就意味着他得把小温载到医院去，车开回她家之后，他又得把小温送回实验室。哼，她的hPV说不定就是从小温那里传来的，她可不想看到小温，更不想给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于是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还是你开车送我去医院。”
他没反对，只说：“现在还早，我先去上班，过会回来送你。”
十一点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她往他实验室打了个电话，照例是小温接的，熟人熟路地说：“是叫老板送你去医院吧？我去叫他。”
她气得两眼发绿，这个大嘴巴，又把什么都告诉实验室的人了，难道以为这个手术是个什么光彩事，值得拿到实验室去广播？
丈夫来接电话了，很无辜地问：“喂？”
她提醒说：“十一点了，你还不回来？”
“你不是说十二点手术吗？”
“是十二点手术，但你开回来不要时间？开去医院不要时间？”
“哦，我马上就回。”
她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到一楼等他。他的车一开到门前，她就提着包出去，锁上家门，上了他的车，紧赶慢赶，总算没迟到。
车开到医院门前，他连车都没准备下，以为把她扔在医院门口就完事了，她气得要命，呵斥说：“你不跟我进去？”
“我没地方泊车。”
“这里有代客泊车，你没看见？”
医院里代人泊车的小伙子已经走到车跟前来了，她指挥说：“把车停好，人出来就行了。”
他傻乎乎地下了车，小伙子给了他一个牌子，她招呼说：“好了，走吧，他会替我们泊车的，你待会出来，就凭这个牌子取车，他会把车开到这里来还给你。”
“哦，这么好啊！”
“我们进去吧。”
“我也需要进去？”
“你是负责接我的人，你得在医院的表格上签字的。”
他讪讪地跟着她走进手术大楼，她先到前台去登记，又填了一些表格，签了好些个字，其中有一张需要陪伴人员签字。可能是那堆表格唬住了他，他有点紧张地问：“手术很大呀？”
“我不知道，反正是全麻。”
“干吗要全麻？”
“你这个做医生的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他最见不得有人怀疑他的医术了，一听这话就显出恼羞成怒的样子，但没发作，只拿着他那张表格认真地看，好像怕签成了卖身契似的。
她的手机铃声响了，她拿起一听，是她导师打来的：“预祝你手术顺利，需要人帮忙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她心头一热，鼻子发酸，连声感谢。
丈夫问：“谁呀？”
“我导师。”
“他这时候打电话给你干吗？”
“不干吗，预祝我手术顺利。”
他狐疑地看着她：“不是你导师，是色教授吧？”
“色教授根本不知道我动手术的事！”
“他怎么会不知道？”
“他是我什么人？我干吗要告诉他？你以为人家都跟你一样，什么事都拿到全世界去广播？”
“那你导师怎么知道？”
“因为我每星期跟他有会面，我得向他请假。哼，你别的不关心，这些事你倒挺上心的哈？”
“我不想被人给我戴上绿帽子。”
“你还是多管管你自己吧！”
办完手续，前台人员很热心地介绍说：“陪伴人员也可以跟进去的，里面有地方等候。”
她知道他不会愿意在手术室外等几个小时，便问：“他可以在外面等吗？”
“可以，我们到时候会打电话让他来接你。”
她放了他的生：“你去实验室吧，待会他们会打电话给你。记得接丁丁。”
他好像不太好意思走掉，她又说了一遍，他咕噜了一句“反正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就理直气壮地离去了。
她在等候区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姐姐也打电话来了，她嘴里讲着电话，眼睛却盯着对面一对老夫妇，十指紧扣地坐在那里，不知道是两人中的哪一个动手术，看得她差点落下泪来，人家这才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只要有这么一双手可以让你紧握，什么样的手术都不可怕，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了依靠，就不孤独。想想她自己，真像一叶孤舟，一切都靠自己，连做手术都是单枪匹马。
如果不是有姐姐、导师、韩国人的关心，她真不知道自己怎么熬过这一切。
她很快就被叫进了手术区，但还不是手术室，只是做准备性工作的地方，一个用帘子隔开的小房间，正前面的帘子没拉上，她能看见路过的医生护士。
一个护士走过来，做了自我介绍，核实了她的身份，就给她手腕上戴了个纸手镯，上面印着她的姓名和手术名，发给她一双针织鞋，像袜子一样，但脚底有橡胶样的东西，貌似鞋底，脚尖上还印着一个娃娃头。她想女儿一定会很喜欢这鞋，有点舍不得穿，想留给女儿，但没好意思表现得这么贪财，还是换上了。
护士给她一件宽松长袍，让她去洗手间换上。她去了洗手间，脱个精光，穿上长袍，回到她的小房间。
然后是川流不息地问问题，填表格，不过不是她填，而是护士们填。仅仅是核实她的身份，就搞了不下五次，每个人一来就是先核实身份，还要问她做什么手术，好像总怕哪个神经病会代替她来承受这个手术一样。
这套程序走完了，护士给她打上静脉注射。
过了一会，一个很帅的麻醉师来了，又是提问、核实身份之类，还跟她很友好地聊了一会天。她以为这就是那个将要麻翻她的人，但她搞错了，这个还不是，就问了一通问题，没给她上麻药，就消失不见了。
然后是Z医生登场，背得大包小包的，不像是个即将进手术室的医生，倒像个拖儿带女上公园的老妈。Z医生没核实她的身份，只给她开了一个单子，上面有下次见面的日期，还有一两种止痛药，以及术后需注意的事项，然后也消失不见了。
Z医生走后，又一帅哥登场了，比刚才那个麻醉师年轻，自称是麻醉助理。她不明白为什么搞麻醉的都长得这么帅，难道全麻不是用麻药，而是用帅哥的微笑？
麻醉帅哥也核实了一遍她的身份，还问了她知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手术，她都答对了，帅哥才拿出一个针管，告诉她：“我现在要开始往你的静脉注射液里加麻醉药了。”
她只看见帅哥扎针，但还没看到帅哥拔针，就被麻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