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知道大家都想知道知道这“古希腊美女”到底是个十马样，不过老黄晚生了几年，远生了几米，无缘得见古希腊美女。毛主席哼哼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既然老黄没去古希腊调查，也就没有发言权了，在此略过“古希腊美女”不表。
（怎么样？毛主席的大棍子多吧？随便一根就能救自己于重围之中）
听说文革期间曾有过一个时期，人们日常交谈时都必须先引用毛主席语录，而且要引用得切合实际。下面是老黄听来的一个有关文革的“红段子”，说的是一个人到商店去买东西，跟售货员进行了如下对话：
——客人：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人民服务”。我要买根针。
——售货员：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要买什么样的针？
——客人：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要买根绣花针。
——售货员：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我们不卖绣花针。
——客人：毛主席教导我们，“歧视农民，便是歧视革命”。你刚刚卖给前面那个人了，为什么不卖给我。
——售货员：毛主席教导我们，“情况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刚才那个人买的是缝衣针。
……
那时的情况有没有这么夸张，老黄不知道，但足以说明断章取意地引用毛主席语录在那时是很风行的，（断章取意地引用名言格言在（中国的）哪个时代不风行?）
老三跟静秋的酸辣情话，也不时穿插着毛主席语录和当时的流行语。老三的那句名言“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文革中的一条流行语。
有人以为静秋的“谁叫你拿毛主席的大棍子打我的？毛主席的大棍子多得很，对付任何情况都能找到一根”是作者加进去的“艾米腔”，其实不然，只是静秋的想法。“打棍子”“戴帽子”是当时的两大术语，意为不摆事实，不讲道理，直接就给人加罪名。
但看得出来，艾米对“文革”那一套是很熟悉的，把那个时代写得活龙活现，叫人看不出是出自一个生于77年底的小姑娘之手，这是艾家人的功劳。
艾米的奶奶当年是背诵毛主席语录的积极分子，虽识字不多，但记忆力过人，能背诵“红宝书”里面的每条语录，被居委会树为标兵，经常被邀现场表演，表演的方式就是听众任选一条语录，只开个头，奶奶就能不喘气地给他背到尾，还能翻山越岭把下面紧接的几条背出来，经常是背得掌声雷动，encore不断。
此等殊荣，奶奶终身难忘，时常拿出来摩挲回味。
后来背语录的风气过时了，奶奶英雌无用武之地了，十分落寞，只好强拉艾米做小观众，把艾米佩服得栽倒在地。奶奶见孺女可教，便扔了唐诗宋词，以毛主席语录代之。艾米从小博闻强记，听说学龄前就能背诵百十来条了。
艾米的父母，相识、相爱、相许于“文革”年代，但一个是“红五类”子女，一个是“黑五类”子女，爱得十分艰辛。艾米从小就是个“包打听”，最爱打听父母的事，而她父母一向“弱爱”她，女儿问，父母就答，所以艾米从父母那里听到不少有关那个年代的故事。
艾米的父亲，对“文革”十年期间的中国文学做过专门研究和讲座，艾米自然瞟学了不少。艾米出国后，曾用了两学期时间，修读《中国“文革”十年史》《“文革”十年文学史》，撰写的学期论文很受任课教师赏识，列为该课必读文章。这些在写时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黄的命运恩赐先说到这里，现在接着说老三的命运恩赐。）
话说我们的老三彼时正处于“首遇妙人的惊喜”之中，脑子即便不呈浆糊状，也呈胶水状。老黄这样说，是有凭有据的。“凭”是老黄的亲身体验，“据”是静秋的侧面描述。
虽然静秋能把“心里那双眼睛”和“脑子里那双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一点不漏地记住，但老三就没这个本事，彼时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记得一个“心口发痛”。
老三的浆糊至少被静秋拿出来敲打过一次：当老三对静秋夸口说他对她一见钟情的时候，静秋考了他一下，问他记得不记得她那天穿的什么衣服。
可怜我们的老三，每次赶考都是洋洋洒洒，挥笔而就，整个一“文曲星”下凡，但这次是真栽了，搜索枯肠也想不起静秋那天穿的什么衣服了，眼看心爱的女孩嘴巴就要撅起来了，我们的老三急中生智，诡辩道：“被你的漂亮照花了眼睛，哪里还有心思看你穿的什么？”
肉麻自然肉麻，但彼时静秋已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遂笑逐颜开，放了老三一马。
我们的老三糊归糊，做人的基本技巧还是没糊掉的，还知道跟静秋拉拉家常，也知道心疼静秋，一把接过那个鼻涕拉糊的欢欢，抱在手里，像抱着个宝似的，因为那家伙是静姑姑刚刚抱过的。以老三那时的思维状态，别说只是一个鼻涕拉糊的欢欢，就算是个冒烟的炸药包，只要是静秋抱过的，老三也一定会梦幻般地抱在手里，舍不得放开，把那导火索燃烧的嘶嘶声当作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但老三这一梦幻，就把他首遇妙人的许多情节都梦幻掉了，搞得老黄无从写起，只知道他像一个梦游的人，惯性使他做着彼时彼地彼场合应该做的事，但他的心已经“脱离了肉体的枷锁，穿过嘈杂的人群，静静地向着她的心跋涉”。他的眼睛“像被加了锁，锁在她的方向，钥匙已然丢失”。
在大妈堂屋里昏暗的灯光下，隔着整个堂屋，和堂屋里坐着的人，老三注视着坐在角落的静秋，她的“大半个侧面”对着他，“三分之一的脸被暗影遮住”。
也许这个角度的静秋呈现出她的最美，也许这个角度是老三第一次有机会以业余画家的眼光审视她的美时所取的角度，总而言之，这个角度给老三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的审美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它让老三看见了一个“眼睛微凹，鼻梁挺拔，轮廓分明，沉静端庄的少女侧影，象一尊古希腊美女雕塑”。
学过几天绘画的老三，深知角度与光线的重要性。他在医院为静秋作画时，选择的就是她的侧卧位。那幅画，老三在失明前就毁掉了，老黄无缘得见。问静秋，也只说“画得挺像的，就是有点显胖”。
老黄是个画盲，但印象中以古希腊神话为题材的绘画的确有不少是侧卧位的裸体女性，或许是因为侧卧最能体现女性躯体的曲线吧？而那些画中的美女，的确不是瘦骨嶙峋的病态美人。如果按照现代审美观来看，那些美女至少得上三五个减肥班才能跟“美女”二字打个擦边球。
不知道坐在大妈堂屋里的老三有没有想象一下静秋裸体侧卧的画面，彼时的人不象今时的人这么大胆，即时是在内心也没这么大胆，那不仅是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年代，也是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年代，我们只知道老三于彼时彼地就立下一个誓愿：我要画她的像。
想画静秋像的还不止老三一个，静秋的学校里就有一个教体育的老师，时常要为静秋画像，不过彼时的静秋对自己的外貌缺乏最基本的信心，都坚决推辞了。你可别认为老黄昏了头，拉出一个体育老师来作画。这个体育老师可不是一般的体育老师，原本是学绘画的，但在那个颠颠倒倒的年代，不知为何被安排教了体育。这个体育老师在“文革”期间经常被人请去画毛主席像，而在那个年代，能画毛主席像的人，一定是很了不得的，因为那可是伟大领袖的像啊，画得稍有走样就可以被打成“反革命”，下到狱里，判你个死刑。
可见静秋的美是经过了专家考核的，里没有正面描写静秋的美，是因为艾米认为有些美是无法诉诸笔端的，还不如为读者留出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各显神通，施展自己的想象力。
事实证明，艾米这一写法非常成功，咱们读者心里，谁没有一个生动形象的老三静秋？咱们的想象力是如此丰富，又如此逼真，以至于无论多少影视候选人推荐出来，都会有人反对。
是从静秋的角度来叙述的，而静秋并不知道自己的美，只知道自己的丑。艾米的叙事方式，是静秋知道的就写，静秋不知道的就不乱猜。这种写法客观中立，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容易造成悬念，给人很强的真实感，但这对那些习惯于“无所不知”式叙述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个考验。
中国文学史上的小说，以“无所不知”式叙述居多，所谓“无所不知”式，就是叙述者无所不知，无处不在，飘飞于故事之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同时知道故事里每一个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这种写法，读起来比较容易，因为不用去揣摩人物的思想，作者都帮忙解释过了。但读者读到的，并不是生活本身，而是作者对生活的阐释。
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都只能经历自己的生活，而无法同时经历别人的生活，我们只能从别人的言谈举止当中来认识那些人。但说出来的不一定就是事实，看见的不一定就是真相，同一个人可以有多张脸孔，同一件事可以有多种解释。要真正认识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真理是很难的，我们不得不揣摩，推理，思考，判断，然后再拿到生活中去检验，可能最终都无法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故事里的静秋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美的，她对自己的外貌非常不自信，如果彼时的静秋知道老三在从侧面审她的美，一定会羞愧难当，即便把脖子扭断，也要换个角度，因为静秋的侧面是经常被人审为不美的，主要是因为她的头从侧面看“前突后绷”（“绷”=“突出”），不是当时流行的扁平状。
当时的女孩认为“前突后绷”的头不好看，说突出的额头象“洋鬼子”，而突出的后脑勺梳出来的辫子不能垂直于脑后，往往会溜到前面去，甚至说后脑突出的那块是“反骨”。静秋虽然生了个“前突后绷”的头，但她酷爱长发，小时候没长发，常常把妈妈剪下的辫子绑在脑后过把瘾，进了中学就一直留长辫，虽然两根辫子的确爱溜到前面去，但总好过没有。
静秋哪里知道，这个让她惭愧之极的头型正好符合老三由“古希腊美女”熏陶出的审美观，她头型的弧线，弧得令他心旷神怡，他“从来没想到中国女孩能有古希腊美女的头型”。
从此以后，老三的眼睛就像生了根，总是“盯”着静秋。他从二队回来，对小别重逢的静秋是“一直盯著她看，盯得她心里发毛”；他给静秋放毛线的时候，是“放著放著就走神了，只盯著她看，忘了放线”；跟静秋的第一次江边约会，他恳求静秋“先别扎辫子，就这样披著，让我看一看——”；他在护士寝室里看见了静秋的裸体，气喘吁吁地说：“你——真美，发育得——真好，你这样斜躺在那里，象那些希腊神话里的女神一样。为什么你不喜欢——这里大？这样——高高的才——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