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是不是“伤痕文学”，有人直接就把划进了“伤痕文学”。那么到底是不是“伤痕文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得给“伤痕文学”下个定义先。
如果你认为只要是描写文革时期发生的故事的都叫“伤痕文学”，那么无疑是“伤痕文学”，因为它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如果你认为描写“伤痕”的文学就是“伤痕文学”，那么也可以看成是“伤痕文学”，因为它也描写了某种伤痕——-由生离死别造成的爱的伤痕。
但作为中国文学一个流派的“伤痕文学”，显然是不能这么简单划分的。王安忆最近出版的，写的是文革初期的故事，但似乎没人认为那是“伤痕文学”，说明并非所有描写文革的文学都是“伤痕文学”；余华的，全家人死得只剩下一个，毫无疑问是伤痕累累，但似乎也没被当成“伤痕文学”，说明并不是只要是描写伤痕的文学就成为“伤痕文学”。这两部小说，都是既有文革又有伤痕，说明即便是“文革”“伤痕”兼备，也不一定就是“伤痕文学”。
当然有人要说：是不是“伤痕文学”那么重要吗？无论我们说它是伤痕文学，还是不是伤痕文学，都不会改变它的本来面目。不是有名人说过吗？那被称为“玫瑰”的，难道你换个名字它就不再芬芳了？
此话不假，但只说明改变名称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并不表明改变名称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比如你看到一朵花，你起先认为那是一朵菊花，但经过你进一步观察，发现那不是菊花，而是一朵玫瑰花。那么，那朵花的名称由“菊花”变成“玫瑰花”，虽然没改变那朵花的性质，但却表明你对那朵花的认识有了改变。
名称——概念——事物，是个一环套一环的关系，一个名称表达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对应一类事物。从事物到概念再到名称，是个不断抽象的过程。反过来，从名称到概念再到事物，是一个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平时人们交流，一般是使用名称，如果每个人对同一名称的概念相同，交流就没什么困难，也不会出现误解。但如果交流双方对同一名称却有着不同的概念，交流就会受到影响，艾园的唇枪舌战大多因此而起。
消除误解、平息争论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具体事物拿出来给人看，比如当有人为一朵花究竟是玫瑰还是菊花而争论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那朵花找来，双方都亲眼看一下，基本就能确定究竟是玫瑰还是菊花。当然有可能两个人看见了实物仍然是各执一词，那就只好请专家来仲裁了。
但有些事物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抽象的事物，这种“拿实物出来看”的办法就行不通，那时就得借助于概念，搬定义出来看。这个“定义”可能是约定俗成的定义，权威辞典上的定义，法律上的定义，或者争论双方一致同意的定义等。
对具体的事物和有了约定俗成定义的事物，在判定“是不是”的时候，是不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你说是，他说不是。比如你不能指着太阳说那是月亮，你那样就叫概念不清。但在表达“喜欢不喜欢”之类的看法时，你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说“我不喜欢太阳”或者“我喜欢月亮”，那都没问题。
人们并不是对每个事物都有统一的定义的，有些东西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不可能有统一的定义，权威辞典下了定义也没用，大家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爱情”，不同的人就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有人觉得爱情就是男女交媾，没交媾就是没有爱情，不懂交媾就是不懂爱情；有人觉得爱情就是生死相随，一个死去另一个没跟着死去那就不是爱情；还有的人认为爱情就是为爱人的逝去流泪，没流泪就是没爱情，流泪多就是爱得深，如果泪流成河，那就是爱到了极致。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究竟是不是“伤痕文学”，虽然这个讨论不能改变这个故事本身，也不能改变艾米已经写出来的文字，但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伤痕文学”这个概念，就能更好地把握故事，理解人物。
摘引比较有名的“维基百科”的定义：
“伤痕文学泛指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一种文学创作思想（潮流），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先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主要是表现“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物质上的巨大伤害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反思，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文学现象，在当时中国社会有广泛影响。
正面评价：伤痕文学使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正常轨道；它摆脱了“假、大、空”，使文学重新回到真实的艺术世界；它一反空洞说教的文艺观而强调了感情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它用真实感人的艺术人物与“三突出”模式的脸谱化人物作出强烈比照。
负面评价：伤痕文学作品也有明显的不足。当年许多作品有的因情节离奇、有的因片面渲染鲜血淋淋而引起过争议和非议。”
文中提到的“三突出”指的是：1.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2.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3.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维基百科的这个定义提到了伤痕文学是“1980年代开始”，但没说什么时候结束，给人感觉是80年到某年间的作品，但它自己举的例子却大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品，77年的《班主任》，78年的，79年的《将军吟》，等等，不知道是不是把“年代”和“世纪”的表达法搞混了，比如“二十世纪”其实是以“19——”开头的，而“20——”开头的已经叫做“二十一世纪”了，于是这位同学就把77,78,79等叫做“1980年代”。
上述定义里有几个关键词：“精神内伤”，“人学”，“感情”。这后两个关键词点明了“伤痕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划时代作用，但不能用来界定“伤痕文学”，因为按照这后两个标准，文革后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有很多可以划入“伤痕文学”，因为它们都是回归“人学”并“强调了感情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所以真正的关键词是这个“精神内伤”，而且是“文革造成的精神内伤”。那么究竟什么是精神内伤呢？我们可以借助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来弄个明白。
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可惜它用了一个非常不适合做文学流派名称的“班主任”来做题目，使它失去了一个用来命名文学流派的机会。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那类文学称为“班主任文学”，那该是多么地误导读者。由此可见，凡是想以新的流派创始人身份流芳文学史的人，在确定题目时不得不格外小心，稍有疏忽，一个名垂文学史的机会就失之交臂了。
《班主任》是个短篇，故事很简单，写一个刚从拘留所放出来的坏孩子宋宝琦被分到了张老师班上，故事就围绕如何教育这个孩子展开。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故事里的几个人物显然是很脸谱化的，张老师是个循循善诱的好老师，肩负着“救救孩子”的重任。宋宝琦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不好好读书，跟流氓团伙的人混在一起，身上脸上都有些因打架闹事留下的“伤痕”。但他无意中干了一件很“文学”的事，从学校的废书库里偷出了一些文学瑰宝，如之类。不过由于他没什么文化，很多字都不认识，他把“牛虻”读成“牛亡”，把“辛稼轩词选”读成“新嫁车的词儿”等等。
团支书谢惠敏代表着另一类人，她是个根正苗红的孩子，政治上很要求进步，但才华平平，长得高却没有打篮球的天分，团组织生活只知道读报纸，对宋宝琦这个人还有他偷出来的那些书，谢惠敏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的，自然当成“黄书”，要坚决收缴销毁。她对张老师教育宋宝琦的方法很不以为然，形成张老师的对立面，俨然两条路线的斗争。
故事里还有另一个女孩叫石红，因为经常跟父母一起学习马列原著和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瑰宝，头脑比较清醒，大概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理想学生形像。
《班主任》的功劳在于成功地塑造了这几类学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文革对孩子造成的影响。至于怎么样教育宋宝琦和谢惠敏这样的学生，还没写到，但张老师下了一个决心：
“他决定，要争取在教师会上发言，阐述自己的想法：现在，我们不仅要加强课堂教学，使孩子们掌握好课本和课堂上的科学文化知识，获得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要继续带领他们学工，学农，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还要引导他们注目于更广阔的世界，使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产生兴趣，具有更高的分析能力，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
不怪刘心武抱怨他的《班主任》遮盖了他后来在文学上的所有建树，这样的作品，让他自己在三十年后回头去看，恐怕都是惨不忍睹。但这是他的成名作，而且是一个文学派别的开山之作，必然会成为“刘心武”的代名词，也必然会被写进中国文学史，让世世代代的中国读者瞻仰。后人提到刘心武，只知他写过《班主任》，而不知道他还写过别的更好的东西。对一个作者来说，那真是一个可怕的前景。
卢新华的也是一个短篇，故事很简单，写一个叫晓华的女孩，妈妈被打成叛徒，她便认为妈妈是坏人，与妈妈划清了界线，提前毕业上山下乡了。从那之后她拒绝跟妈妈来往，妈妈寄来的东西和信件一律退回。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她自以为与叛徒妈妈划清了界线，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之后，她的男朋友在调往县宣传部工作时却被迫与她划清界限，不然就不能去干那项革命工作。晓华主动与男朋友小苏断绝了关系，成全了男朋友。
在跟妈妈决裂了八、九年后，晓华收到妈妈一封信，说组织上已经给她平反了，但她的身体被摧残得厉害，活不久了，希望女儿能回去见上一面。晓华赶到妈妈身边，但妈妈已经去世了。
“伤痕文学”的这两个经典之作，毫无疑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叫“精神内伤”的绝好注解。所谓“精神内伤”，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心灵扭曲”，或者叫做“被洗了脑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班主任》里的谢惠敏比宋宝琦扭曲得更厉害，而且更带有文革的特征。宋宝琦一类不好好读书的混混，哪个时代都有，但谢惠敏这样“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类型的学生，可能是典型的文革产物。
里的晓华，很明显也是被洗了脑了，阶级性跃居首位，人性亲情退居N线，因为妈妈是叛徒，是阶级敌人，就跟妈妈断绝母女关系，八、九年不跟妈妈通音信。这在当今看来自然是叫人无法理解，但在文革年代却很平常，平常到做的人心安理得，甚至为自己的大义灭亲感到自豪和骄傲。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伤痕文学”是描写被文革扭曲的心灵的，尤其是扭曲的心灵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伤害。“伤痕文学”的作者在文革刚刚结束的70年代末，就敢于触及这个还没完全解禁的禁区，其勇气令人佩服，那些敢于将这两个短篇发表的杂志社编辑和报刊编辑，不仅有勇气，也有先见之明，合该写进文学史里去。
如果大家把《班主任》和找出来看看，会发现两篇小说的语言都非常“党八股”，完全是那时的所谓“帮腔帮调”，也就是文革期间常用的那种写法。
两篇小说都按当时的要求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班主任》的最后一句话是：
“这时，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那美好的想法给予著肯定与鼓励……”
而结尾则是：
“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著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于是我们发现了“伤痕文学”的另一个特点：当作者力图揭露文革对故事人物心灵的扭曲的时候，他们的文字却相当生动地揭露了文革对文学创作的扭曲。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伤痕文学”至少具备两大特点：
1、描写文革对人物心灵的扭曲，尤其是这种扭曲对人对己造成的伤害
2、写作上反映出文革对文学创作的扭曲：比如光明的尾巴，人物性格的单一化，人物形像的平面化，语言的公式化、模式化、套话、空话等。
下一集的写作我想请大家都来参与，请你回头看一下，看看故事里哪些人物的心灵被文革扭曲了，哪些人物没有，无论是扭曲还是没扭曲，都请从故事里找出事实来分析说明。至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语言，如果你有兴趣也请一并或专题讨论。我将把大家的留言汇编起来，同时加入我自己的看法，成就下一集,版权归所有参与者共同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