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奥运已超越体育赛事的前提下，所有体育和非体育的部门都知道，找到替罪羊，安全、迅速扑灭打假扫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时间有时候是可以跳过的，直接跳过会使我们得到更残忍的认识，跳过2002年和一届让中国人如同梦游的韩日世界杯，直逼2003年7月11日。这一天，在北京304医院，一张白色的床单盖住了龚建平削瘦的脸，作为那场声势浩大的打假扫黑风波的政绩，他是被清除出来，也是唯一被清除出来的黑哨，郁郁寡欢中，终因患骨癌不治去世。
在盖上床单的那一刻，人们发现他的眼睛怎么也合不上，亲人使劲抹了一下，他才闭上了眼睛，大家知道，他是有话要说。在他去世前，他一直愧疚所做的事情，他还想为中国足球做些有益的事情，可他没机会了，只能把所有的机密和不忿，对着太平间惨白的墙壁述说。
在龚建平住院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和他接触，但为他送行的时候，突然自发来了上千人，大家默默地持着小白花，为这个忠厚、内向、内心仍有纯净之地的裁判送上一程。龚建平的妻子索玉华在队伍中嚎啕大哭，她呼喊着：“龚建平，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龚建平留下妻子和女儿，走了。他的女儿在北京一所大学里，学习十分刻苦，没有人知道她是名动一时的黑哨的女儿。
以下事实连时任足协掌门人的阎世铎也知情：龚建平在裁判队伍里是个小角色，在堂口足球正向盘口足球演变的过程中，潜规则使他不得不收取十几万好处费，这些费用比起那些著名裁判，只是零花钱，其中有些还是俱乐部硬塞给他的，非他本意。这跟官僚机构里那些发放红包的故事如出一辙，小角色在大角色收取了巨额赃款后，如果不收取小红包，是会犯众怒的。
龚建平感到害怕，很想主动投案，而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和宋卫平共同承诺，以组织名义保证，只要他交出钱就会保护他，不会让他受到法律制裁。龚建平这时做出一个很勇敢也很傻气的举动，从银行里取出10万元交给了相关部门，而相关部门通过信息，一举拿下了唯一一个出来投案自首的龚建平。
龚建平让有关部门松了一口气，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终于找到一个替罪羊。他的出现，让更大的黑哨，让更大的俱乐部和官员都平安无事，可以结案。这个最简单的官场厚黑定理，龚建平却不明白，他天真地以为组织会兑现当初给他的承诺，甚至戴罪立功继续担当裁判员。
索玉华之所以狂呼“我要为你报仇”，是因为无论浙江体育局还是杭州绿城都没有兑现承诺，他们手中还有其他更大的裁判员名单，而这份名单在龚建平投案后，就蒸发了。
在本书的开头，我们曾书写过三个女人，在索玉华这个女人的思路里，如果龚建平不投案，即使有关部门拿到名单也抓不到龚建平头上，即使抓了龚建平，其他更大名气的裁判更该被抓。陈培德和宋卫平没有实现当初的承诺，是他们无能为力，因为更高级的组织必须用一个龚建平来顶罪，为了给公众一个交待，不能放过好不容易才出现的龚建平，为了保护这个圈子不被更大范围地揭穿，必须封住龚建平的口。
有消息说，有关部门私下也给龚建平做了思想工作，让他闭嘴，如果问题止于他，那以后必有回报他的机会。
龚建平出于足球圈潜规则的控制，闭嘴了。直到去世前都未能开口道出这个圈子的终极秘密。
一直想询问宋卫平，但他避而不见，他也好赌，一掷千万金，呼来豪门醉。对于当初的龚建平，再也不说话了。
在2009年打假扫黑抓赌的浪潮中，倒是陈培德因袁伟民的新书突然发了飙，他直指袁伟民的官僚作风，对足球打假打黑抓赌避重就轻，行政不作为。
陈培德的语言极其锋利：
当年从浙江刮起的足球“打假扫黑”这个中国体坛最大的“风云”，就是在袁伟民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时，不了了之的。袁伟民局长把排球场上的声东击西、虚虚实实的那一套用来管理国家体育，没有正确对待中国足球对群众感情上的伤害。
2001年开始的足球打假扫黑，当时的情形还是很有希望的，我是见证人和亲历者，总局领导当时口口声声说苦于没有证据。我们就向国家体育总局反映，还做绿城俱乐部的工作，让绿城自爆家丑，并提供证据，包括保留着的收钱者(裁判)的黑名单，以及一名裁判的悔过信和退回的现金。我们表示，浙江省体育局不遮丑，不护短，拿自己开刀，会负责任地把省内的绿城俱乐部问题查清楚。
可是国家体育总局有些领导并不领情，骨子里反而认为我们是“添乱子”。
事实上，始于8年前的足球打假，除了浙江省，全国没有第二个局长公开站出来支持的。当年很多人问我，你都59岁了，还那么折腾为了啥呢？我说我就是“为了求真”。我们给国家体育总局一共写了5封信，总局一封也没回复。身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先生，也没有组织各省局开过一次会。这种过于冷漠的姿态，让人感到很不正常。
袁伟民对于当年打假扫黑这些震惊全国的事件，是这样回答的：“有证据吗？证据谁来提供？”
但是，袁伟民怎么能说没证据呢？当时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两次因绿城俱乐部来杭州取证；2002年春节前后，总局监察局同志又陪同中央专案调查组来杭州取证两次。绿城的一切都在调查组的掌握之中，而涉及绿城俱乐部的可不仅是一个裁判!
应该说，当时的足球反腐败环境是非常好的。不仅我们省的人大、政协，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更是一致声讨体坛腐败。百来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直指足球腐败，呼吁司法介入，签名附议的42位代表中有13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他们来自21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区。同时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同样是格外一致地对体育和足球喊“反腐败”。
这次“两会”，最终促成了最高检和最高院就“黑哨”问题的表态，促成了司法介入足坛和体育界。遗憾的是，总局和足协始终按兵不动。
我不明白这是总局“叶公好龙”，还是另有难言之隐。现在看来是袁伟民和其领导的中国足协主观上不想有作为，“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这些都是他接受专访时的原话。也许，他也有他的难处，有他的压力，但这些不该成为一个体坛掌门人对此不作为的充分理由。
中国足协不是不作为，而似乎是在封杀证据。我们反复论证过，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手中握有一份相当详细的黑哨名单，其中就有现在大名鼎鼎的裁判员，以及一批涉嫌假球的俱乐部。但是北京奥运会在2001年申办成功后，整个体育总局及下属中心都在为力保奥运前夕的竞技实力和政治安全性而努力，特别是后者，中国特色让这个机构绝不想被全国范围的负面新闻所纠缠，平稳地在北京奥运前移交权力，力保雅典奥运成绩，成为袁伟民头等大事。所以他对媒体反复报道假球黑哨是相当恼火的，他曾对足协掌门人阎世铎下死命令，迅速灭火，杜绝后患，绝不能影响奥运备战。阎世铎是袁伟民的嫡系干部，他对这位有着知遇之恩的老上级言听计从，所以当初在深圳大剧院高喊“杀无赦，斩立决”的他，以其政工干部的敏锐和坚决，背叛了当初的誓言，在出发前往杭州时，就定下了如何让当时的陈培德和宋卫平闭嘴的方针。
而来自袁伟民的想法跟司法部门达成默契，在北京奥运已超越体育赛事的前提下，所有体育和非体育的部门都知道，找到替罪羊，安全、迅速扑灭打假扫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龚建平很冤，也一点都不冤，中国体育主管部门从未想过要打假，始于11比2的这场打假风暴，只不过偶然地因为余东风的鲁莽、甲B五鼠的嚣张，才被迫在媒体逼近下展开的，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诚意，从一开始，就决定以牺牲某一个人的方式结束。
上面的故事，让我们可以理清，中国足球的假赌黑的来历：
一、从1978年亚运会被美联社记者的质疑可以看出，为了彰显“两国人民的情深谊长”，中国后卫不惜把对方的球碰进自家大门，以及让球却引起日本人反感的黑色幽默。这跟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相当关系，一笑之后，甚至某种程度地谅解了它——只是特殊时代的“政治球”。
二、到了被忽略的1994年，当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分水岭年份时，我们第一次知道中国足球是可以跟金钱扯上瓜葛的，虽然无法证明两支球队是否受贿，但全国球迷慨然认定这是外国反动势力诬陷我们——中国和中国足球都在改革，但并不包括价值观。这个谬误一直延续到现在。
三、1995年，改革的中国第一次进入到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到处都在修建高速路、高架桥、铺设漂亮草坪……而“职业”足球队也成为省市领导眼中另一条高速路或漂亮草坪——这是它的幸运和进步，但也是它的不幸和倒退，因为在行政干预下，它越发像经济的二奶，而不是独立的产业。成都保卫战是典型假球战例，与钱无关，与面子和人情有关，打着高尚的城市名义。
四、1998年的夜审陈亦明是一个进步，从成都保卫战全民欢呼，从球迷到媒体第一次开始自发地质疑假赌黑，经过高尚的成都保卫战后的假球泛滥成灾，人们开始正视困扰自己的问题。只是中国足球圈内部并不为所动，所以夜审又是一次失败。
五、1999年渝沈悬案，是积累多年得不到治理的“堂口足球”的大爆发，300万人民币表明，一直无视市场规律的中国足球，开始用非常奇怪的方式渗透进了金钱，甚至人情也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但中国足协第一次也是极其业余的“算盘调查”因无司法援助无疾而终，这注定它会走向可怕的“盘口时代”。
六、黑色幽默在以几何级数增长，几乎在中国国家足球队首次打进世界杯同时，11比2横空出世，余东风这个“堂会足球”的代表人物，用自杀性的方式创造了世界纪录，也宣告一个足球分封时代的结束。我们本来再次拥有机会，可袁伟民为首的体育官员，强行封杀了触手可得的打假机会，但这不怪他，因为他也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
就是这样，中国足球一步步地从“政治球”“人情球”“名片足球”，走向“堂口足球”，走向“盘口足球”，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