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拍一部打假扫黑的电影，经典画面就是这样：一头是袭建平锒铛入狱，一头是中国队打进世界杯。画外音是阎世铎庆祝打进世界杯，在人民大会堂威严地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64年,巴基斯坦国家队到中国访问比赛,中国国家队以1比4惨败,全国一片哗然,很多老百姓还念不全这国家的名字。看台上的贺龙气得吹胡子瞪眼,手一挥,解散了国家队。

    贺龙生气是有道理的,中国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百姓刚刚吃饱肚子,而且当时的运动队就是军队,赢不了球就是赢不了战斗,老百姓不高兴,就是反动派。放现在,贺龙这叫尊重民意,是好干部,这份魄力,之后任何一任足协掌门人都没有。当然也有人认为这跟后来伊拉克的乌代类似，没拿鞭子抽，是因为解放军不准打人。

    贺龙从来没当过足协主席,当时足协主席是他带出来的兵。这个兵叫黄中,和三国那老将名字听起来一样。

    黄中其实是个文青,在延安还排过话剧,组织过大合唱,是个人才,是个全才。但他更爱体育,特别是足球,从1955年到1979年,黄中担任了25年足球协会主席并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1年12月,他主持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足球比赛,类似足坛武林大会,那时没有电视和互联网,好多人第一次看到足球长什么样子,就笑话怎么跟猪尿泡长得差不多,除港口城市和广东外,队员水平都很山寨,但大家很爱国,每一脚都是踢向美英帝国主义。

    1952年访问波兰期间,中国队场场皆败,有一场竟踢成1比7。黄中很受刺激,向党表示一定要把足球搞上去。

    1953年,匈牙利队在英国以6比3大胜英国国家队,是世界上最火的球队,类似现在拥有哈维、小白的西班牙,是偶像。黄中当即建议请匈牙利队来访,那时候还不兴商业比赛,这叫“虚心向人家学习”。

    1954年,他又组织派出中国青年队去匈牙利,那时候也不叫“留洋”,叫走出去“向老大哥学习”。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球队水平提高很快。1958年,中国足球队和刚获得奥运会冠军的苏联国家队在广州战成1比1。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黄中大胆地安排了中苏匈三国对抗赛。中国队以1比0战胜匈牙利队。赛后,黄中十分兴奋,一一拥抱队员。他动情地说:“如果打不好,那是我的决策失误,给第一届全运会抹黑！”虽然时空条件有很大的变化,不能张飞打岳飞,也有可能是友谊球,但私下想起来,相对水平也超过现在的国足,不信搞个商业赛咱们赢一盘巴西?

    总之，黄中在当年的功劳是很大的。其实当时群众没什么乐子，足球的火爆远远超过现在人们的想象，类似现在的超女快男。1964年输给巴基斯坦后，黄中又受刺激了，火速召开了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提出了“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和大运动量训练”，也就是后来大家批评的“三从一大”。但当时这一训练方针是合时宜的。

    黄中还推出第一个完整的联赛竞赛构架，他，才是真正的联赛之父。其他人就别冒充了。在此之前，全国七八支球队就是领导一拍脑门高兴了，就招呼过来干他个十场八场，这叫备战备练为人民，和当今朝鲜也差不多。

    对了，许海峰夺奥运首金那一刻，电视上第一个冲上去拥抱他的那老头，就是黄中。

    后来的主席叫李凤楼。名字取得帅，球也踢得帅，和广东的李惠堂共称“南北二李”。不是被护球的李毅和被活埋的李振鸿那种水准。李凤楼的功劳是精心起草了《裁判法》，当然，李老现在还活着的话，会被气晕。

    这就是中国足球史前时代的三大掌门人：贺龙、黄中、李凤楼，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假赌黑，有点默契球也是政治需要，而且那时互联网没发明，人心也纯洁，即便假大家也不晓得。所以一路相安无事。

    直到李老退了后，有一个重量级人物出场了。他叫袁伟民，因为女排三连冠，被胡耀邦提议连升四级的功勋教练，他于1986年成为中国足协主席，其实就是为了扭转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现象的。本书的前面讲过，他于1987年看到全运会上“辽鲁是一家，2比2平前八”的假球后，愤而辞职。这时，他还是个热血小伙。

    年维泗上来了，这人懂球，可是没运气。1990年亚运会，中国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亚运会四分之一决赛中遇到泰国队，中国队以0比1败北，泰国的小个子球星披耶蓬进球。主场、弱旅、国庆节……这样三个因素，实在让所有球迷无法接受，于是高丰文引咎辞职，年潍泗也引咎辞去了中国足协主席的职务。

    说到这里就得打住一下，中国足协主席不是没有引咎辞职的先例的，比如年维泗。加上愤而辞职的袁伟民，一个是黄老的弟子，一个是民族英雄，这都敢辞，所以后来这些主席，脸皮是可以做新款足球的。

    话说年维泗辞职后，也没人敢接手(看来中国足协主席一职，好多年前就是烫手山芋了)，袁伟民迫不得已又出山。当时他再次出手的原因据说是上级领导下命令，要他不准有畏难情绪。官至副部长的袁伟民这些年已熟稔官场游戏，知道既不能当逃兵也不能当炮灰的方法是――当远离前沿的督战官。

    所以，袁伟民就发明了世上第一款官名：专职副主席。

    这款名字一时引起报社记者们的议论：有专职的，还有业余的副主席吗。后来被告知，“专职”是语法上的强调，表达重视。很久之后，大家才发现后面还有深意，袁伟民根本不管事，足坛闹翻天他也不理不闻，死人了也不管，才晓得这“专职副”是为了让他是“业余正”。

    理解袁伟民的苦衷，他管得了王俊生，管不了王福生，王福生是前卫寰岛老板，而前卫寰岛的老板是公安部。他甚至也管不了王健林，王健林的老板是大连市政府。有的惹不起，有的是熟人，球场的“三从一大”到了官场，就变成听从、服从、跟从和大智若愚，三从一大。

    说到这里很想总结一下，又总结不出什么来，只好建议大家就努力理解“足协主席”是干什么的了。再没了粗线条的贺老总大手一挥，稍息立正，解散。只有，一切尽在不言中，要是“言中”了，就“严重”了。

    分析中国足球，不如分析中国足球历代主席。

    “史前时代”的贺龙、黄中、李凤楼是把足球当成革命事业看待的，有浓重的军事气息，举个例子，那会儿美帝苏修卡我们的脖子，我们就把别人的飞机拆散了一个个零件研究，发明自己的飞机，虽山寨但火力巨猛，按承载能力只可以安一门炮的我们安上三门炮，两机相遇时我军飞机飞得晃晃悠悠，但一梭子打过去，黑夜都晃成白天了，弄得美国航空兵很怕飞到中国上空。防空体系方面，美国飞机时不时会被我们的高射机枪打下来，是因为我们的防空兵勤学苦练出了一种黑夜打蚊子的功夫。

    足球也是这样，当时有个叫李宙哲的朝鲜族前锋，他过人的功夫当时是一绝，经常从中场一直盘带到对方门口射门，这是因为他是在小树林里练的盘带，每天早上5点起床就绑着沙袋带球在树林里跟树丫子练盘带，树丫子比人腿密，所以练出的那份眼力和控制力非常人所能比。再早的李惠堂、孙铁头都曾在海水里练过远射，因为海水里阻力大可极大训练腿力，头球则是把皮球浸了机油，重量增大很多，开始顶一下头就晕了，后来习惯了，争顶时无人敢近身……

    这些不是野史，而且也有科学性，看过《一球成名》的人知道，其实皇马的球员也经常在游泳池里进行力量训练，英国球队头球了得，也是在沙袋群中连扛带挤一头一头地练，才练出来的。

    如果当时就这么练下去，虽成不了巴西、西班牙，也可成朝鲜。足球发展的道路有很多种，究其实质只有两条路：刻苦训练+科学体制。史前的中国足球占了前一条，后来为了拥有后一条，把前一条扔掉了，而科学体制却没建立起来，最后煮成了夹生饭。

    每当看到改革开拓者的王俊生就想起“夹生饭”这个词。作为首任的“专副”，他不能违“业正”之意，又得行“专副”之实，大家明白这层意思，举个例，这就跟中石油、中石化领导是一样的，又得听发改委的，又得假装顺从市场规律，而老百姓怨声载道，所以二者每回只得深夜零时像小偷一样涨价。

    再举个例子，当年延边队跟上海队生死战，明明延边队是用身体把传中球挡出去的，当值裁判却判罚点球，延边人民当然生气，后来看录像也证明这不是手球。延边被黑了，但比分是不能更改的，上海方面更是得罪不起的，王俊生只能像土改中误伤了农民的干部一样，站出来安抚大家，高度赞扬延边足球有着光荣传统，还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道歉信，最后表示延边队有保持职业球队的道德，不要闹。

    在人民看来这就很扯淡了，不道德的是裁判和足协，受欺负还不准闹，后来被足球伤了心的延边就不怎么玩足球了。而这个涌现过数不清有才华球员的地方，后来居然有了个别赌球和打假球的人，现已被协助调查。

    还有一个例子是，当年“3号隋波”事件引起全国哗然，据揭发有一份录音带证明球员是有过接触假赌势力的。受不了压力的王俊生派张吉龙去调查那份录音带，经过艰苦卓绝的调查，结果终于出来了，足协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其实，录音带里只是一个女人在跟球员调情，里面全是淫词秽语，不便于向社会公布。意思是中国足协不仅在为假赌黑负责，还得为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负责。

    淫词秽语是有可能的，但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他不说。像“渝沈悬案”这种动用了数百万资金牵涉到6家俱乐部的大案，王俊生显然知道靠足协这个无调查财务权利的圈外局级单位是做不到的，强行调查的话，人家随便叫来一街道片警，三下五除二铐走秦小宝们也是可能的，因为妨碍财务保密制度和监管规范。他不是不知道，是故意的，得做个样子给新闻界看，又得造成“看，足协没这个权力”的无奈样子。比如，如果崇文区计划生育办公室来查中国足协财务，他能觉得对方有这个权力吗?

    王俊生的聪明和口才是出了名的，老足协的人这样形容：面前有一块炭，俊生正在跟大家阐述炭是黑色的，这时总局领导电话来了说这其实是白的，俊生一定可以急转弯说这是白的，还可以通过一番论述让与会者真诚地信服，炭确实是白的;如果领导又打电话说，嘿嘿，仔细又瞧了一眼，其实炭真是黑的啊。俊生就能找到办法说这是黑的，而且与会者会觉得自己真傻，炭是黑的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就不懂呢，非得俊生来提醒，特别自责的样子。俊生就是这样能说会道，变向时，连转弯灯都不用打。

    王俊生也曾是有理想的人，否则不会大力去搞职业化，但不要把他当成改革派，那不过是因为当时小平南巡讲话要求“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神州大地处处开放，足球成为体育的排头兵。

    在王俊生任期内出现过“保卫成都”、“保卫北京”、“红岩惨败”、“渝沈悬案”这些大案，他的态度可以在后来出的书里找得到：“这些事我们都问过当事人，但他们说从来不干这种事，没有证据我要公开质疑，要负法律责任的。”这是废话，别说还在外面，就算进局子的人也会说自己没干那事。他也觉得假球黑哨让中国足球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他没办法，只能在书里还特别伤感地提起由他推出的那帮怯生生的足球宝贝，“如今也多已嫁作他人妇。多年后，当她们开着小车前往F1赛场时，是否还能回忆起当年的虹口体育场，是否还会用她们美丽的双眼瞟一眼多灾多难的中国足球?”

    所以王俊生只是足协的假肢。

    他是激情的、保守的、坚强的、软弱的、开放的、封闭的、人性的……最后黯然隐退，查一下，“92一代”的大多数单位里的改革派领导多是这样的命运。

    2002年9月17日，在北京一家不知名的饭店，老王举行告别晚餐。阎世铎指挥在场众人合唱了《送战友》等歌曲，歌声中老王悄然落泪。在足协工作了10年之后，王俊生终于离开了这个最终让他声名狼藉的地方。

    上面这段是报载，从中可以知道一个情商非常之高的人物出现了，他可以把离别弄得那么有诗意，可以把前任弄得潸然泪下，可以把一个人的退场搞成另一个人的登基……他叫“阎世铎”。其实他是个诗人。

    如果王俊生是在领导授意下开荒的小农，阎世铎就是在前任基础上把小农场诗化成农家乐的文艺工作者。

    他的来历是这样的：1982年中国输新西兰时，作为外行的他正在一所普通中学一边翻看着排球手册一边教着校女排训练;1997年中国队在金州以2比3惨败于卡塔尔时，他正在金州以北40公里的一个地方苦读着《列宁传》里的“炮打名言”;2001年中国队在五里河出线时，他正跟米卢在前线把酒言欢。他是工农兵大学生，他是领导秘书，他就任足协掌门人的第一句话就是：“无论前方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义无反顾走下去！”这句话是抄朱镕基总理的。

    当他被令离任，再一次念起莎士比亚的诗句：“当爱情的小船被风浪打翻，让我们友好地说一声再见。”经查，莎士比亚没这句。

    以诗开头，以诗结尾，中间是口号。这是阎世铎的全部。在打假扫黑过程中，这个人不得不提，因为他经历过“11比2”，甲B五鼠，澳门开盘，活埋，绑架，追杀，青岛帮崛起，关联关系，G7革命，“11·17”……比如说处理甲B五鼠事件时，他重复过之前在深圳大剧院的口号：“杀无赦，斩立决。”可是浙江体育局把材料交上来后，此事不了了之，后来一想是我们太当真了，因为那口号发布的地点是深圳大剧院。阎主席是个文艺工作者。

    关于赌，阎世铎是有经验的，上任后他对副手们说“我现在不出牌，一出牌就吓你们一跳”;后来他还抽扑克牌决定过甲A二、三名;他的豪赌是停止升降级，豪赌世界杯，单方面认为没有升降级压力，就不会有假球黑哨。可中国的假赌黑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升级的，被称为“休克疗法”。把升降级本身当成黑幕之源，是他的创造，这如同把汽车当成车祸的根源，就取消了汽车。当然最大的赌局是世界杯进一球、平一场、胜一场。国足队员都不好意思回国，吓得孙继海差点化妆成老太太。

    和王俊生一样，阎世铎脱不了上书房的压力，不一样的是，王俊生很多时候累于盘根错节的关系，阎世铎是因为太入戏，他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的，以至于把自己都感动得落泪。那年国奥兵败(甚至也传出有假赌黑)，武汉球迷准备在见面会上集体炮轰他，可阎世铎一见球迷们就率先拥抱着一个带头的大哥哭起来：“兄弟啊，我对不起你们哪。”弄得大家都哭成一片，都说阎主席其实是个好人。

    他第一个说出要切掉假赌黑毒瘤，杰作是惩办了龚建平，放走了一大群，就像一个肿瘤科外科大夫，切掉的是一根盲肠，最后导致肿瘤转移。那次打假他拒绝透露其他裁判是谁，还说“这是好事，促使以后我们去开足球博彩，促使我们去踢卫生球”，中国足球确实踢的不是足球，而是卫生球。最终全盘失控。

    全盘失控的原因是这个诗人，以为假赌黑仅是个道德问题，而不是职业体制问题，所以在那场风花雪月的G7革命中一度跟徐明推杯换盏地表示一定要将改革进行下去，亲昵地称罗宁为“阿罗”，都是忽悠的，为了配合情绪。他摆脱得了王俊生那样的盘根错节，却摆脱不了官场游戏，最终“杀无赦”，变成“无杀，赦”。

    阎世铎是典型的空降干部，俯视苍生可以，接地气不行。翻看历史，才发现G7和假赌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这次风暴后黑的却越发黑，因为阎世铎纵容甲A末年1200万假球案代表的所谓官方势力，去打击企图造反的在野势力，当两败俱伤后，权力真空，王珀、尤可为出现。

    这不怪阎世铎，而是体制。他其实挺酷的，在足协最后的生涯他其实很烦躁，由于之前忽悠得太多又兑不了现，就不想接电话，更不想接徐明们的电话。那天徐明打N多遍手机他都不接，查到他办公室座机打过去。足协座机没来电显示，阎就接听，听到徐明的声音，赶紧大声说：“喂，喂，怎么信号不清楚啊，我在高速路上，听不清……”挂掉，然后把话筒搁一边。

    这头的徐明愣了一会儿，迷迷糊糊问了一句：“座机也会信号不好，阎主席难道是抱着座机上高速路?”

    如果要拍一部打假扫黑的电影，经典画面就是这样：一头是龚建平锒铛入狱，一头是中国队打进世界杯。画外音是阎世铎庆祝打进世界杯，在人民大会堂威严地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2000年，阎世铎将要去足协打假扫黑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在打假扫黑，他对新华社记者说：“不杜绝田径界的兴奋剂问题，我就下台，宁愿去北京前门卖大碗茶。”当时敢把“马家军”拉下马的人，还不多，但此人在袁伟民和崔大林支持下做到了，并把中国田径队从38人减到26人。因为这个原因，作为重点项目的中长跑在悉尼奥运会上颗粒无收。

    这就是传说中的谢亚龙。

    和阎世铎一样的是，谢亚龙是秘书出身，这种演技的训练过程必然使他们随时可以挤出一身正气，但阎世铎性格更开朗，想象“别致，信号不好”时，流氓假仗义也是一种可爱;谢亚龙身上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性格封闭，可能是经历造成的，他温文尔雅，偶尔会突然发作，娓娓而谈，但有严重语病。

    2006年广州女足赛，看台上有球迷大叫“谢亚龙下课”，亚龙同志开始没什么，后来想钻回休息室，看台上有人大声用粤语叫“谢亚龙，下课”，亚龙同志忘记党的教育，猛地抬起头怒喝“你说什么”，那人见他有反应，心中大喜，用手指着他骂“滚，下课”，亚龙气急了，用手指着看台上再问“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群众们球看得无聊，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发泄，一万多人一起开始骂“滚，下课”。

    彼时情况很壮观，上万人在上面骂，亚龙一个人在下面对骂，右手上指，左手叉腰，估计这就是“叉腰肌”的来历。好在其手下赶紧将其拉走，否则结局会很不堪。

    后来就是在女足兵败奥运时，他开会深情寄语：女足姑娘肌群中最缺练的是叉腰肌。姑娘们茫然地想着叉腰肌在哪里。网友就说，连谷歌和百度两位大神也不知什么是叉腰肌，悬赏30分求解“叉腰肌在哪”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一个医学、人体解剖学以及体育运动的新课题。

    这些都不重要，这些只是笑料，在打假扫黑中就算说出括约肌也无所谓，只要干出实事。我们来看看谢亚龙任期内的假赌黑事件都有哪些：

    2005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集中打击足球赌博犯罪活动;2006年4月11日，公安部又和体育总局联合下文，对足球专项整治，进行三项打击。

    赌球好像在一系列打击下没有动静了，专家还善良分析，这跟足球萎靡不振有关。这说明专家的逻辑是：足球火就是赌球的原因，足球消停了，赌球也消停了。全然不顾欧美足球火，赌博却不像中国这么猖獗，马来西亚是世界四流，一样赌博泛滥。

    话说谢亚龙因此很开心，一次座谈会上洋洋得意地说：“我们肃清了过去不好的东西，大家已经看到了新的气象，对中国足协在处理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果断性、坚定性，大家已经开始有了好评，应该说，这是实实在在走出步子的一年这是实实在在走出步子的一年。”

    大家集体鼓掌，拍得连指纹都看不见了。

    而此时，尤可为、王珀、王鑫、许宏涛等人正在悄悄崛起，其中尤可为正在厦门成批量制作11场假球，而广药队正支付20万给王珀打假球，王珀又去番禺下注10余万。当时有很多人提醒谢亚龙其实赌球比过去更嚣张，但他认为这只是小小苍蝇碰壁。2005年中超联赛有过很多负面传闻，包括“球霸事件”，压力之下2006年年初谢亚龙对新赛季提出要求：“人的一生只能活一次，来到世上能做点儿事不容易，不能犯下罪恶！”

    但是……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

    其实谢亚龙同志心里知道这个现象很严重，而且实在不知该怎么打击这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跟一个叫崔大林的同志一起把自己关在房里拍脑门，拍呀拍，快拍出脑浆子的时候忽地就觉得有个治本的办法——不可能一个人自己跟自己赌，得靠关系，那就切断关系。比如把整个联赛分成南北两块，如果过去一年是100场假球，因为关系减少，就可变成50场了，推而广之，要是切成东西南北联赛4块，就变成25场了，要是切成东北、东南、西北、西南、正东、正东……那就只有12.5场假球了，要是……

    想到此处，估计两人在房间里高兴得蹦跳起来，那样子活像两只快乐的青蛙。但崔同志是先冷静下来的，毕竟是老同志经过风浪，他扯住谢同志半空中的后腿，咳，这件事还不成熟，还得多看看各方面反应。不表态，走了。

    这件事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果真有媒体率先报道出来了，因为谢同志一直惦念着这个南北赛区专利发明，就单方面写了一计划，而且在足协内部很小范围讨论了一下。大家知道，中国足记是经常在足协晃来晃去的，有人就把这份报告复印下来发在报纸上。

    崔同志当时正在新疆考察，对此毫不知情。等他回来时发现报纸上竟然有他俩密谋的创意，大怒之余庆幸没有把八大赛区说出来。于是驱车赶到足协，把一叠报纸砸在谢同志桌上，“瞧一瞧，你都整了些什么”。这事因为民间和足协都反对，就搁浅了。民间反对是因为这太弱智，足协反对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商业利益。

    从他上任开始，假赌黑已经非常可怕，尤可为从正西飞到东南又飞到西南，王珀从正西飞到正东，又飞到正北，甚至有的还飞到新加坡……谢同志某种程度该高兴，这也实现了他大八赛区的旨意。此时据国家体彩部门统计，每年流出境外的赌金高达1500亿，而民间机构认为，高达5万亿。

    这个数字上的巨变，谢同志浑然不觉。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上网能搜索到谢同志打假扫黑的新闻并不多，这是因为他总结前任失败教训后决定不去管这些，这些破事既不带来名也不带来利，那就交由副手去管吧，他要去能出成绩的前线，这样才可以有政绩。

    遗憾的是中国队出成绩的时候不太多，他得碰，加上他耐心又不太好，所以从女足到国奥到国青到国足，跑了个遍。巧的是，凡他去现场的比赛中国队都输球，而且还喜欢到更衣室发表讲话，弄得各支球队都怕他，但又不好意思让他出去。于是中国足球各级球队就一路败到底，连缅甸都有点儿打不过了。不过有个喜欢赌球的队员认为这是好事，凡谢主席来到赛场，就压本队输，屡试不爽，这比研究盘口还准确。未知澳门庄家发现此心水没有。

    到了2007年下半年，不知为何，谢同志忽然间也诗兴大发，比如他曾去过亚洲杯，耻辱性兵败后还赋诗一首(跟阎同志不一样的是，他喜用古诗)。当抗日英雄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被他吟出，舆论哗然(私下也说有些场次不正常)，但他不为所动，坚持“要允许失败，就是要在失败的基础上站起来”。

    时间在推移，信心在崩盘，后来由于国际足联赛程有变，世界杯和奥运会足球冲突，他就牺牲世界杯力保奥运会，又是豪赌奥运，一个叫李承鹏的评论员在《足球之夜》里，根据他上任以来的表现给他打了不及格……此事让谢同志大怒，半夜命领队把足夜记者赶出香河基地，而且又连夜给央视体育频道负责人打电话，哭诉“你们是党台，是不是想搞我”。终于把李承鹏彻底封杀掉。

    一个足协的同志悄悄说：谢主席过去还没哭过，这次，真的怒了。这才想起，无论年维泗还是王俊生还是阎世铎都曾为足球哭过，但谢主席没有，直到这次被说了当养猪场场长挺合适的，才哭。

    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每个足协掌门人自己定位的使命不一样，所以怒点也不一样。大家都知道，袁伟民是为打假扫黑辞过职的，王俊生稍差，但也是为黑哨误判写过道歉信的，就连阎世铎至少也在剧院里高喊过“杀无赦，斩立决”，口号虽空但情绪饱满。只有谢亚龙，他几乎从不对假赌黑说过或做过什么，他来才不是为了打假扫黑抓赌的，估计是内心有洁癖，不碰这些脏事。他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率中国国奥打进鸟巢，这才是政绩，这是他的梦想。所以在假赌黑前他都扮鸵鸟，他的吉祥物就是鸵鸟，然后打进鸟巢，算是实至名归。

    而此时，大江南北已被地下庄家铺就一个巨大的网，不仅中超中甲联赛，连乙级联赛和青少年联赛都赌。

    谢同志的结局大家都知道的，他最后一句名言是：我其实到中体产业的年薪，不是150万呀……有人说他没撒谎，因为，是140万。

    忘了交待谢亚龙的来历，他小时候练短跑的，后来读了大学，再后来当干部时下放到陕西安康当官，安康一段成为其重要经历，在这个背靠大山的地方他悟出很多人生哲理，也做了一些有益或无益于人民的事情。不过当时绝想不到多年之后，他会成为中国足协掌门人，成为一个搅动公众话题的人物。

    安康这地方地杰人灵，多年以后还出了两个敢作敢为的人，一个叫周正龙，一个叫朱巨龙。这也是搅动公众神经的事件，而且跟中国足球差不多，一个不是老虎却当成了老虎，一个不是足球却当成了足球。

    周正龙、朱巨龙、谢亚龙。都是龙的传人。

    说一下南勇。1998年8月22日陕西国力客场输给了云南红塔。赛后陕西队主教练贾秀全暗示自己队内有人打假球，在央视记者的追问下，贾秀全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3号隋波”，这就是中国足坛有名的“隋波事件”。随后足协的通气会上，记者突然向南勇发问，那时南勇上任伊始，还是个雏，一下子被问得结结巴巴，连续说了18个“这个”，活像复读机。这个镜头通过电视直播出来，许多球迷都惊呆了。

    那是南勇第一件糗事，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这个人事司司长出身的干部很快调整了自己的重心，滴水不漏，城府极深。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知道他干什么也不知他在想什么，即使知道他想什么(当然，除火星人外谁都做不到)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改变想法。这个朝鲜族人酒量极大，后来因胃出血一次，就不喝了，改成散步了。他喜欢一个人走路，看上去走每一步都在想问题。有人说他是朝鲜名将南日的孙子，后被否认。

    他，就是个政工干部。阎世铎经常夸自己懂政治，其实跟南勇比起来，他只是个演说家，谢亚龙经常说自己钻研文件，和南勇比起来他只是个政治爱好者。在足协内部拥有的实力，只有王俊生可以跟南勇相比，可王俊生耳根子软，决断时也不像南勇敢下杀手。

    中国足协创造了一个政治奇迹：谢、南同为一把手。这个双核制后来也被朱广沪用在国足上了，很失败。很多记者习惯把谢当成一把手，南当成二把手，可事实上无论从级别(均为正局)还是管事的范围，还是在总局领导心目中的地位，两人不分高下。有段时间南勇像拥兵自重的鳌拜，企图跟活像索额图的谢亚龙较劲，一时几乎得手，谢亚龙哀绝之际来了一桩大好事，中超联赛的冠名商爱福克斯出大问题了。原来一年赞助600万欧元，可是给了一小笔首付款后，这公司就消失了。在中超裸奔之时帮了大忙，而负责搞定此赞助的人，就是南勇。

    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件，现在想来也想不明白南勇怎么会中招。让我们费劲地介绍一下，爱福克斯公司是做网络电话的，英文注册名是IPhOX，爱福克斯是中国足协的翻译法，听上去像爱发克斯，这家公司官网的服务器注册在德克萨斯州，其母企业是在英国，这家公司本身是在英国南部小岛泽西岛的圣赫丽镇，据测量，该岛距英国一百多公里，其实离法国更近。

    这是一家奇怪的公司。它消失后打电话去美国德州，那号码无人接听，打电话去英国，那号码已被取消，上网查官网流量，只有22个人曾经上网注册过，估计是初建技术测试时搞上去的。后来又发现，这家公司根本就没有电话，要找它，就得注册它的前呼号码(类似中国的17951或17909)，但这两个前呼号码，也是被取消了的。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竟跟中超签了每年6000万以上人民币的合同。而中方签字人是南勇。

    按照规范说法，南勇这是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虽然把中超当成国有资产有点给国家抹黑的意思，但理是这个理，所以当时处于下风的谢亚龙一时高兴得蹦跳起来，又像只青蛙，后来想到形势复杂，虽崔同志不在，也自行扯着后腿把自己拉了下来。

    这事搞得南勇一下灰头土脸，在之后三年多的合作中一直处于退让状态，因为谢亚龙要是发飙要求审计，南勇麻烦了。官场上的斗争不用管，但这个爱福克斯确实挺爱发克斯的，因为它造成中国足球之后几年的趋势是：

    南勇一会儿被谢亚龙商量着去分管国家队，一会儿又去国奥队，一会儿又管联赛，几个副主席就像玩移形大法一样每隔半年就换一个岗位，联赛真空就出来了，尤可为、王珀也大行其道。过去虽乱，虽猫懒，但老鼠总有忌惮，现在猫一会儿被派出去打酱油，一会儿被要求做俯卧撑，一会儿被要求看风景……中国的事情不怕人不管，而是怕换着人管。

    南勇此人城府深，手段狠，但管国家队大牌有其心得(此处不讨论这些心得是否科学)，但谢亚龙见国家队成绩好时，就去管国家队，调整南去国奥队。有一段见杜伊打得不错，又跑回来管国奥队。为了制衡南勇在国字号的根基，专门缔造了“队委会”，队委会其实就是太监监军，最终闹出男领队向女足姑娘扔牙签这类的事情。国字号、女足全线溃败。

    还是说到假赌黑，南勇最后又去管联赛去了，但已为爱福克斯弄得夹紧尾巴，也鸵鸟了。偶尔管管国字号，谢亚龙说什么就是什么，包括豪赌奥运，包括在杜伊福拉多之间的是是非非，从不参言。当年的鳌拜，已是“熬败”。

    现在补充一个事实：当初签下爱福克斯时，谢亚龙就看出这件事不太对劲，所以他没签字，却让南勇签，南勇正为中超裸奔焦头烂额，听到每年600万欧元，饥不择食扑上去，上钩了。

    这就是谢、南争斗史，也是官场现形史。还没有完，因为谢亚龙走后，南勇还没什么实质性动作，一个叫崔大林的人又要来了。

    人说，谢天谢地谢亚龙，崔牛崔马崔大林。此人当初是跟谢亚龙一起办掉“马家军”的，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曾有提及，在之前南北分区也有提级，他是把中国足球变回专业体制的大力鼓吹者，恨不得就变成朝鲜那样，上网搜索崔大林与朝鲜足球，一定会得到很多条结果。所以每每朝鲜足球取得好成绩时，他的兴奋程度可想而知。

    因为这样好管理，也不用怕假赌黑，不用再担心国家队与联赛时间冲突，甚至不怕中超裸奔。被动裸，是没钱;主动裸，是风格。

    崔大林至本书截稿时还未正式入主中国足协主席，如果是，将是职业化以来第二位正职主席，未知是“专正”还是“业正”，这次倒希望他是“业正”，因为“专正”的话，就“专政”了;还有一说是肖天，此人无须多说，原安徽省击剑队队员，管过冬季冰上项目，也是个外行。对于假赌黑现象倒有一个参照：在回应全运跳水金牌内定丑闻时，因不满外界质疑，竟连爆三次粗口。

    在他看来，这些东西，不关你事。

    在中国足协主席们与假赌黑这部分故事将要结束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还没写：年维泗主席，其实他有一个非常神秘的身份，那就是2005年曾作为西藏足球队名誉顾问，那支队当时的总经理就是王珀，那一年年维泗还专门到现场为王珀助战，同去助阵的还有足球名宿，戚务生曾经的好友，王立仁。

    《体坛周报》为此以饱含深情的笔调赞扬了王珀此举。

    对于请来年老，西藏队老总王珀用如此的解释对抗外界的种种猜测，他说：“我们请年老爷子出山担任名誉顾问，绝不是为了让年老来做什么场外工作！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别人来做我们的工作，我容不得纯净的西藏队出现任何被外界污染的情况发生。”王珀义正辞严：“早在首场比赛前，外面就流言蜚语，说我们的某某球员被某某对手搞掂，说某某裁判被搞掂，有德高望重的年老坐在看台上，我想，这些传说中的主角不敢随便在他老人家头上动土吧?”前所未有的升级重压，并没让藏族球员受到足球以外的干扰，他们的心灵，依然如雪山圣湖般纯净。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后事是：《足球》率先披露王珀打假赌球，王珀为正视听奋起还击，赢得官司。《体坛周报》为此特别跟踪报道：也许是出于对西藏足球的热爱，王珀决定用赢得官司的钱建一所足球学校。他说得很真诚，只要是谈到西藏，他身上的张狂劲再也找寻不见。

    而败诉的《足球》赔偿人民币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