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常被后人与秦皇、唐宗、宋祖相提并论，出现于诗词文赋和人们的日常记忆中。汉武帝时代，国家强盛，政治稳定，是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外交家张骞，就是在武帝建元３年（前138年）出使西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就是在武帝征和２年（前91年），完成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也出现在武帝时代。

    汉武帝代表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明，也留下了许多难解的千古疑团。班固称颂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雄才大略，开疆拓土，还“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前无古人；司马光却说他奢华无度，酷刑重赋，“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截然相反的两段评论，却是同指一人，武帝早已魂消魄散，后人始终无法断定汉武帝英明神武还是遗臭万年。

    武帝年轻时，经常聚集一批无赖子弟，逐兔射鹿，远游嬉闹，肆意践踏庄稼，百姓无不切齿痛骂。有一次，武帝盗用姐夫平阳侯名义，在外面胡闹，当地地方长官前往劝阻，武帝的随从甚至想鞭击地方官。官员大怒，率人将几位恶少扣留。最后，武帝亮出信物，才得以脱身。

    但顽皮嬉闹只是少年天性，汉武帝的远见卓识不久即显露无疑。

    公元前140年，即位不久的武帝发布诏书，要求各级官吏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进谏之士，鼓励天下吏民直接给皇帝上书。武帝从中选拔了董仲舒、主父偃等贤能之士。数年后，武帝命贤良学士上书对策。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而使并进。”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理论，颁布“推问孔氏，抑黜百家”的诏令，在建元五年设置五经博士，建立太学，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公元前127年，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诏令诸侯王在封国范围内分封所有子弟，由皇帝给予名号，一改此前嫡长子继承的办法，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数年后，又借口诸侯祭宗庙所献黄金分量与成色不足，削夺106人的王侯爵位，是为“酎金”事件。

    当然，汉武帝最令后人称道的功绩乃是抗击匈奴。此时，汉朝名将辈出，卫青、霍去病、李广、公孙敖等人多次征战。至公元前119年，汉军直捣匈奴单于王庭，大破匈奴兵，直追到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内之肯特山），封山而还。此后，匈奴再也无力来犯。

    数年后，为得到西域的汗血宝马，汉武帝派10万大军，征服了姑师、楼兰、大宛，结果不过得到数十匹上等好马和数千一般马匹。所失大于所得，穷兵黩武，至此达于极致，留下千古骂名。

    数十年南征北战，大汉建国七十余年来所积财富消耗一空。为解决财政问题，武帝又露出了大手笔的风范。先是在全国实行盐、铁、酒的专卖，继而又扩大对商人的征税范围，并重赏揭发偷税行为者。而后又实行均输、平准两策，贱买贵卖，平抑物价；使用五铢钱，统一币制。

    但大规模的战争耗费甚巨，又占用劳力，影响生产，终于引起百姓的激烈反抗。

    晚年的武帝颇有反悔之意，下《轮台诏》罪己，说“方今之计，在于务农”。遂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任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轮耕增产。这些政策，总算稍稍挽回了局面，奠定了汉室中兴的基础。汉武帝征伐匈奴，使中原百姓免遭兵火之灾，居功甚伟。无此，则中华文明极可能与古希腊、古印度一般惨遭野蛮民族的奴役与破坏，躲过民族文化的一大劫难，终得以绵延数千年以至于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