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之中本有《春秋》，但由于《春秋》言词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30卷。《左传》的作者是谁，历来颇有争议。汉代时司马迁、班固皆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丘明在口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汉书·艺文志》），故用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氏传》。清代今文经学家们则认为《左传》是刘歆托名改编。近人认为根据传文和结束年代等方面分析，《左传》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的，可能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事的过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比《春秋》多出17年。若按叙事时间论，则到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下限比《春秋》多27年。所记鲁国君主也比《春秋》多1位，为13位。文字增加更多，共计约18余万字，内容大大丰富了。

    《左传》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经文有而传文缺，或传文有而经文无。故后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体例上比《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以称其为《左氏春秋》。

    《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征引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如春秋时的几次大的战役：齐楚召陵（郾城）之役（鲁僖公四年）、晋楚城濮（濮县）之役（鲁僖公二十八年）、秦晋濮（陕县）之役（鲁僖公三十三年）、楚晋（郑县）之役（鲁宣公十二年）、齐晋鄢陵之役（鲁成公十六年）等等，《左传》皆有生动详实的记载，为研究春秋时大国争霸的历史提供了史料。又如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之事，是西周王室兴衰的生动写照。因此，《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书籍。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公羊传》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

    《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内容和特点在今人看来大同小异，二者都重视阐释《春秋》之“大义”或“宗旨”，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因而史料价值远远低于《左传》。从经学的角度看，二者则各有所侧重。《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谷梁传》则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及三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谷梁传》和《公羊传》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三传与《春秋》合刊，均被列入十三经中。

    《春秋》与三传文字洗练，记事简洁明了，行文井然有序，对后世文学家、史学家影响颇大。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左传》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其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左传》文字优美生动，在文学性方面较之《春秋》有很大增强，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堪称为文史并茂的历史、文学名著。司马迁发扬《左传》的传统，为世人留下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司马光著，体裁、手法均深受《左传》影响。